文武兴邦—走近汉高祖丛书之一
书背（侧面竖书）：文武兴邦—走近汉高祖丛书之一。
孔子云：“四十五十而无闻，不足畏也。”吾行年五八，果不足畏！
降渝自嘲
作者简介：刘降渝，籍贯，湖南宁乡，自由撰稿人。1945-2-19—。
内容简介：刘邦是极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于国有功、于民有德。在中国历史上494个皇帝中，他对汉民族的贡献无人可媲。在他去世38年后的公元前156年10月，汉廷就“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将他定为汉民族的“太祖”。他不仅“拨乱反正”地将“耕战型”的社会引领到“耕读型”的社会形态，奠定了一个新型的国家，更是奠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故司马迁绝无仅有地称之为“大圣”。但由于对史籍的错读和误读，今人却将之说成是“无赖”、“流氓”和“骗子”。作者通过两百条以上的大小考证，尽量发掘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史实”，终于拨开迷雾还汉家高祖以历史的真面目。本书是一本理论性、学术性、可读性极高的书，确有一定尘埃之效。有关学者认为它的出版是学术界值得喜庆的大事。
目录
3、如果没有刘邦，或许没有孔子和儒家 52
4、戏下分封时刘、项的兵力对比不是10万对40万..................................................................... 119
4、“长沙王”、“闽越王”和“东海王”的由来.......................................................................... 129
第四十三章 长沙王吴芮、闽越王驺无诸和东海王驺摇............................................................. 217
2、华盛顿和刘邦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联邦制”.......................................................................... 224
4、“元宵节”、“七七节”、“九九重阳节”的由来................................................................. 248
刘邦近祖何时从魏国大梁徒迁丰邑 刘晓辉 252
编后记 253
序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整体看来，全书确实是一部学术性、理论性、可读性很强的著作。据我所知，作者独辟蹊径、别开生面提出了许多让人不得不深思的问题。
作者书中讲：“经汉初几代人的努力，汉初的帝王将相们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汉刘革命”。汉刘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汉刘革命所奠定的“汉刘文化”是经邦治国的大气文化。它影响深远，波及整个东方，至今不泯。这是中外历史上仅有的文化现象。”
“汉刘革命”是一个与“商汤革命”、“周武革命”并列的前未有的新概念，就我所知这是作者首创。怎样深入理解“汉刘革命”的内涵，确实是值得深深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曾讲过中华文明的内涵是：智慧、包容、求实、创新。作者提出了“经邦治国的大气文化”这个概念，这是泱泱华夏所特有的“治道”文化，它试用于昔日，必将勃兴于未来。
文章讲气象，做人也要有气象。正气、邪气、神气、勇气、大气、小气都是蓄于内而溢之言表的气质。泱泱大国的文化本来就是浩荡而具磅礴之大气的文化。
察人要观气象。我注意到现在不少成功者，一般都具有大气文化的素质，而大气、大志、大业，最终成为“大器”则有必然的逻辑。
小气者只能作“小器”之用，是折腾不出大景象的。所以作者提出的“大气文化”给我们的启示是：做人要“养气”，“养气”就是优化自身。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大气文化”非常重要，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创大业、立丰功的文化。
大气是一种可养而不可学的气质，它明察秋毫，又目光远大。人不大气，决不会有大志；没有大志，决不可能成就大业。所以任何一个走向成功的人士，都必须具备大气、大志、大业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是继承大气文化。前人说“人无志不立”，我以为三者之中，“大气”居首。
作者指出：“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礼拜孔子的皇帝。秦始皇禁学，刘邦兴学，兴儒学！”
多年来我注意到亚洲和东南亚经济起飞，皆与儒学思想息息相关。比如亚洲四小龙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学者就认为得益于儒学。
我曾写过《儒家文明与亚洲经济模式》一文，得到国际学术会上众多学者的认可。所以儒学于经邦治国而言，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我们当前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腾飞，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今在中国、在亚洲及在全世界方兴未艾的儒学热，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文化现象。
最近，基辛格写了一本名为《论中国》的书。美国的帕特里克.克罗宁评论道：“基辛格的论述把儒家理论看作是当代中国决策和大变动的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的结论。”（美国《外交政策》5月17日文章。）基辛格是以政治学的眼光来看儒学的，他认为“当代中国决策和大变动的基础”是儒家理论。基辛格还认为：在过去2000年中，中国有1800年占主导地位，美国只有50年。
儒学不仅影响了东方人的价值观念，而且正在影响着世人的价值观、发展观。现在全世界已建有四百多所孔子学院，西方高度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和方向。
不少学者研究亚洲国家经济起飞的原因，他们不约而同的结论是：凡是重视儒学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就能得到快速的发展。
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文化植根儒学的土壤。我曾讲过一个观点：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儒家文明的沃土上构建的市场经济。
从刘邦兴儒学至今2200多年，儒学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对经济的繁荣有促进作用，并对社会的稳定有不可替代之效。如何弘扬传统文化，谋求更大的发展，是我们当前必须瞩目的重大课题。不少有识之士己注意到了这一点。
作者指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人从此耕读传家，并以诗书传家为荣，儒学也从此绵延2200多年不绝。刘邦提倡并手书其子“勤学习”，是一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治世良药，中华民族代代传承地服了两千多年，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实肇始于刘邦。”
刘邦一反夏、商、周、秦“耕战型”的社会形态而建立了“耕读型”的社会。我国现在提出建立学习型社会、学习型企业、学习型社团，这是“耕读型”社会的继承与发展。刘邦所倡的“耕读”并以“文化”立国，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并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
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取决于有没有好学之风，有没有治真学的氛围。所以爱学习，重教育，是现代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也是立国的支点。
我们常讲国家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国民素质现代化，而国民素质现代化，最重要的是以“科教”立国，重视教育和风化。这不仅是国人的共识，而且是全人类的共识。
作者还指出：“汉初十个皇帝皆谥为‘孝’，他们提倡‘孝道’，尊师重教、选贤与能并以礼、以德治国，奠定并‘统一’中国人的价值观，全球华人至今奉行不悖。刘邦奠定的是千秋之业，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他对文化确有再造之功。”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讲过：一个成功者，最重要的是“诚信、感恩、责任”六个字。汉代皇帝们倡导的孝道文化，是感恩文化。以礼、以德治国的“王道”思想，在当代仍熠熠闪烁着光芒，或许正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在中国，每个追求成功者的要义是：继承孝道文化、感恩文化，继承孔夫子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德。以仁取胜，以义取胜，以礼取胜，以智取胜，以信取胜，以德取胜。我以为所有欲求立足于社会并获得成功的人，都应当首先具备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素质。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作者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十分可贵。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者不仅数十年勤于学习，往往为证实一个史料的真伪，数度行“万里”。这是求真知的决心、恒心和毅力，也是一种艰辛的劳动，的确让我非常感动。
这种学贵乎恒、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求之当世，实属难得。
作者自抑为自由撰稿人，其实他教过书，办过企业。晚年著文，居江湖之远而虑社稷，作者实为一位非常善于思考问题的学者。
他的父亲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教授，是我读大学时非常敬重的老师。作者与我相识多年，交游多年，他的大作问世，我非常的高兴。
总之，这本书确实是一部学术性、理论性、可读性都很强的重要著作。书中的故事情节，读起来也非常轻松有趣，予人的启迪亦颇深。
作者还说：“文物需要“修复”才能还其原貌，史料也需要“修复”。史料的“修复”就是“考证”。合理的考证就是对历史的重新梳理，也才有可能使历史尽量合乎它的原貌。本书涉及考证的大小题目，就在200条以上。”我认为，考证是一项严肃而艰辛的研究工作，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绝不可能有成就。
作者对历史具有高度的概括力，阐明事理时有严密的逻辑分析力，通过大量的考证澄清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史实”。他对秦汉的交替，为政的得失，提出了“文化可以兴国亦可亡国”的观点，并指出“我们当前最大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这些观点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尤其作者对“汉刘文化”的论述精辟，论点鲜明，论据充分，这对我们继承“汉刘文化”精髓的理解，的确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的出版发行，无疑是学术界值得喜庆的大事。作者让我写点读后感，我只能讲一点感受最深的关于文化的部份，供读者、作者参考。
编者按：刘茂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著名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人才学家、地质学家，著有《刘茂才文集》12卷，另有小说及剧本若干，是国、内外具有前瞻性的人物之一。
一个民族不能正确回顾自己的历史，就不能从中吸取养料以壮其民族精神！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的起义，引发了一场全民反暴政的战争。这场战争波澜壮阔，为当时全世界所仅有，也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浩大的正义之战。
经两年又三月灭秦后，又有四年另四个月的“楚汉之争”。从其后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的轨迹看，“楚汉之争”绝不能看作刘邦与项羽夺天下之争，而是推翻暴政后如何重建天下之争，是将天下引向何方之争。
浩瀚的经、史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考的智慧型民族。中华拥有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这个思想库就是我们常称道的“诸子百家”。
先秦及汉初的诸子百家，从不谈鬼神，皆论宇宙天下，故其志弘远，其文磅礴，其气浩然。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早在秦汉时期就形成了，其后人们的眼光，再没超越他们，如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孙子等。
“诸子百家”萌发于先秦，集成于汉初。秦始皇焚书后，倘没有刘邦兴学，没有汉初几代人的搜集整理，我们是看不到这些典籍的，也根本无法想象己死去的几千年的文明。
二千二百多年前建立的汉皇朝，正处于5000年历史长河的中游，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出身于魏大夫之家的刘邦，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和军事素养。他以平民之身，无尺寸之籍，无祖荫可庇，仅“提三尺剑”，以三千人起于沛县，顿时鹤立于千百诸侯之中，六年又七个月后一统天下，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分权、分治、分享”的联邦制国家，奠定了绵延两千多年的规范制度，我民族因之而姓“汉”，自夏、商、周、秦以来，赫赫武功实为第一人。
然而刘邦最大的历史功绩，还不在于“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身经百战重新统一了中国，而在统一后的“文治”。
大乱之后的中华大地，满目疮痍，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人口仅剩十之二三。如何治理天下并将天下人引向何方是汉初帝王将相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刘邦承继了诸子思想，博採众家之长，成功地将上千年的“耕战型”的社会引导入了“耕读型”的社会形态。经汉初几代人的努力，汉初的帝王将相们完成了前所未有的“汉刘革命”。汉刘革命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汉刘革命所奠定的“汉刘文化”是经邦治国的大气文化。它影响深远，波及整个东方，至今不泯。这是中外历史上仅有的文化现象。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礼拜孔子的皇帝！秦始皇禁学，刘邦兴学，兴儒学！
中国人从此耕读传家，并以诗书传家为荣，儒学也从此绵延2200多年不绝。刘邦提倡并手书其子“勤学习”，是一付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治世良药，中华民族代代传承地服了两千多年，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实肇始于刘邦。
汉初十个皇帝皆谥为“孝”，他们以“孝”为荣，提倡“孝道”， 尊师重教、选贤与能并以礼以德治国，奠定并“统一”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全球华人至今奉行不悖。
刘邦将一个分崩离析、战乱不休的氏族型社会“以为一家”地归纳为一个民族型的社会，他移风易俗奠定了汉民族的文化基因，他对文化确有再造之功，他是汉民族的奠基人。
《汉书》称“高祖拨乱反正”。他不仅让仅剩十之二、三，奄奄一息的民族得以休养生息、使“民无盖藏”的经济基础迅速复苏，还在于他默无声息地修复了支零破碎的社会上层建筑。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大部份都是汉初建立的，其后只有继承和发扬。
刘邦之所以伟大，更在于他只做不说，以至于汉家的子孙还不知道他为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做了些什么。在中国的494个皇帝中，刘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是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可媲的。
中国人素以“功德”论人。刘邦对国家有“功”， 他的世功是灭秦的暴政、除项的暴行；他对人民有“德”，世德是与民休息，令民自富，沛然兴学，广施教化，这就是我们至今称颂的“王道”。故其后形成的汉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勇于奋斗、重教育、爱学习、讲和睦，有着无数优良传统的民族！
中华五十六族，只有十八个民族有文字。其中汉民族的来历和形成的过程，史书记载最详细也最清楚，是全世界唯一最清楚的民族史。“汉”族这个称号，来之不易。它是两千两百多年前的华夏民族，以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死伤数百万的惨重代价才换得的称号。我们应当珍视它。人们常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第一个，历史却以崇敬的心情纪念第一个。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刘邦的认识存在两个盲点：第一是他的身世，第二是他的功德。这两个盲点使我们进入了视而不见的盲区，使我们始终无法正确认识刘邦。
司马迁称刘邦为“大圣”，这是《史记》中唯一的、最高的提法。今人由于错读了“无赖”两字，竟将刘邦说成是“流氓”。“大圣”和“流氓”之别，实为天壤！
倘今人有错，那这个错误就犯得相当严重。这是一个民族的错误！更是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就导致了对汉民族奠基人的认同危机，也必然导致对自己文化的怀疑和迷失。
由于历史始终是执笔者的历史，在许多中国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缺乏真正的了解的情况下，文艺界“戏说”，史学界“趣说”，使我们的历史蒙上了层层迷雾而难觅真相。尤其津津乐道地将“传说”、“小说”当成历史，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悲哀！
历史是一门科学，科学总是无止境地探寻亊物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直到无穷。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最欢迎怀疑和否定。人类的一切文明，都来自后人对前人的怀疑和否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怀疑，就没有真相，就没有创新和进步。为寻觅真相，本书质疑和考证的课题就在200条以上。真相面前，没有权威。
倘若读者认为本书所揭示的刘邦接近真相，那么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真相，因为它毕竟跚跚迟来了两千多年。
古人喜欢埋，今人喜欢挖，我们应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对古代的历史重新梳理，从浩繁史籍的字里行间中挖出实际上存在的“道”和“理”，以澄清是非。
本书尽量发掘前人所未见，尽量言前人所未言，讲一讲这样或那样的道理，还我汉家祖宗以真面目！
2011-7-26日
秦皇朝建于公元前221年，汉皇朝建于公元前202年，两者相距19年。
19年间中国出了两个声名赫赫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开国皇帝，从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大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显特征是“氏族消泯，民族形成”。用刘邦的话讲，是“以为一家”。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
秦王赢政与布衣刘邦，都统一过中国，他们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统一”的中国？
他们的“统一”有什么“质”的不同？
刘邦比秦始皇小3岁，他们处于同一个时代，行径却相差太远，这是为什么？
汉政与秦政迥然不同，秦始皇从诸子中选严刑苛法的法家文化来治国，行的是“暴政”、“霸道”；汉高祖却选端庄和谐的儒家文化来治国，行的是“仁政”、“王道”。其中缘故安在？
历史为什么摒弃了嬴政而最终选择了刘邦？
历史的科学性要求我们不仅指出历史是什么，更需要说明为什么。历史需要我们要提出这些问题，也要求我们正确回答这些问题！历史需要我们重新发掘并重新作一番梳理！
考古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科学，是因为它建立在无可辩驳的实物发掘上。例如没有甲骨文的发掘，就没有汉文字学，我们就不可能知道汉字形成的过程。
由于历史不可重复不可检验，由于历史学是建立在文字的史料上，更由于历史始终是执笔者的历史，故与考古学并行的历史学极易成为伪科学。史料本来就不详实和真实，加之对文字的错读和误解，因此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有不同的解读，必然会出现了“学”出多门的现象，谈历史往往也就成了玩“术”。故教历史的老师能说出“历史是什么玩意”这样玩世不恭的话。
从地下发掘实物是“考古学”，从史料的文字中发掘道理是“考证学”。文物需要“修复”才能还其原貌，史料也需要“修复”。史料的“修复”就是“考证”。合理的考证就是对历史的重新梳理，也才有可能使历史尽量合乎它的原貌。本书涉及考证的大小题目，就在200条以上。
科学允许“假说”，真学往往诞生于“假说”。早在两千一百多年前，太史公就告诫过我们：“学者拘泥于自己的见闻，只见到秦朝在帝位的时间不长，就不去详察它的始终，因此都讥笑它，而不愿去谈论它。这与用耳朵去吃食没区别，实在可悲。”
（学者牵於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史记-六国年表》）
科学总是无止境地探寻亊物的原因，以及原因的原因，直到无穷。历史具有强烈的因果关系。没有秦人就没有秦皇朝，没有秦始皇就没有汉高祖，没有秦朝的暴政就没有汉朝的仁政，没有汉朝的兴学就没有绵延两千多年的儒文化。今人谈秦朝，多谈秦始皇征伐天下的武功，名不符实地隆之为“千古一帝”，而不是象太史公告诫我们的要“察其终始”，从而使我们的历史任人随意阉割。
“无古不成今”，没有夏、商、周就没有秦。要谈秦汉这段历史，不仅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存在，还必须对他们之前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否则不能正确解读秦始皇与汉高祖，也不能阐明强秦为何亡、弱汉为何兴、秦汉为何是中国历史大转折点的“道”和“理”。
鉴此，我们有必要回顾远古的社会形态。
2、中国远古的社会形态
笔者所说的“远古”这个概念，是指距今约4600年—3100年左右，包括传说中的五帝和夏、商两代。
距今3700年—3100年的商代才有甲骨文，在它之前近千载的岁月，大致属于结绳记事的朦昧时期，语焉难详，连太史公都说“学者多称五帝，太久远了……有学问的人也难说清楚。”（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缙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
这里说的“远古”，由于没有文字，故又称为“史前期”。“史前期”并无严格的年代划分，只是一个粗略的文化界线。
中国古代，只有黄河称为“河”，长江称为“江”，其它的流水只能称为“水”。如渭水、泾水、汉水、淮水等。所以我们谈“江河子孙”这个概念时，是指长江、黄河流域孕育的华夏民族。
江河子孙大抵是由情而成家，由家聚为族，由族汇成国，故千姓万姓千万国。
司马迁说：“蛇化为龙，不变其纹，家化为国，不变其姓。”我们的姓氏，大多是远古的地名和国名。
孙中山说：“国家者，家族国族之谓也。”今日中国大陆有三千多姓，台湾有1684个姓。远古有万姓，故《尚书》称“协和万国”。
中国远古的社会存在是什么呢？韩非子在《五蠢》篇中说：“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馀，故民不争。”
民少而财货有余，这个社会存在决定了人民“不争”的社会意识。
人民想不想称王、称帝、当官呢？也不想。
韩非子说，尧帝吃的穿的，还不如现在的守门人。大禹当王治水时，手执农具，走在前面。他大腿无肉，小腿无毛，奴隶的劳苦也不过如此。所以他们辞去帝王之位，辞去的是守门人的给养和奴隶的劳苦，不足称道。今之县令则不然，一日身死，子孙富足，人人都看重这个官。所以“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古今的差别这么大，这是由于物质的厚薄决定的。
先秦的诸子们是按照可信的逻辑、一定的理性在思考天下的问题。他们想象合理地给我们描绘了远古的权位观，这是有道理的。
老子对远古的遐想是：“.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80章》）
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各自为生。那时没有商品经济，社会关系十分简单，百姓们用不着去管理。故那时没有国家理念，所谓的“国家”就用“四方”和“天下”来概括。这两个概念是方位的概念，不含人文的理念。故《汉书.百官公卿表》亦称对夏、商两代的官吏一无所知，到周代才有了三公六卿之说。（夏、殷亡闻焉，周官则备矣。）
“或说司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为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同。）
“三公”管天、人、地，真笼统。
从周代“六卿”的“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这些名称看，很难说有与人打交道的“政事”。传说中的圣贤们“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故不以一职为官名。”大事小事几个人也就“总”而“统”之了。直至周代，官吏很少，也无官名，周公是什么官名，我们至今也不清楚。
虽然春秋战国时期有了国家的观念，但由于“天下”这个词使用了上千年，仍继续使用。例如《吕氏春秋.贵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不韦口口声声的“天下”就是“国家”。
到汉代就明确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
这些都是非常可贵的民主思想，中国古代早己有之。我们曾有“原始共产主义”这个词汇，指的就是夏、商以前的远古社会形态。今天我们也只能大致轮廓性地描述一下而己，不可能十分精准。
据汉文帝讲，夏代有1300多国。据史书载，周代有800多国，春秋有一百六七十，战国余七雄，秦、汉归于一。
周代封了八百诸侯，这些侯国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
据《汉书-地理志》讲，“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长十里、宽十里就是“百里”，这相当于我们今天一个县。
一个“公”、一个“候”等就代表一个“国”。 这些侯国是由远古的一姓一族发展而来的。所谓周天子封“侯”，大多只是承认你的现状而己，并没给你丈量土地，立桩标明地界。
周代的八百诸侯中，除了“封伯禽、康叔於鲁、卫，地各四百里”外，其它都很小。据司马迁说：“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上者百里”的百里之侯有多大？古时有护城河与城墙，这些就是一国的标志物。成都有完整的护城河，故举老成都为例。老成都北从万福桥，南至锦江桥，南北不过八里，东西宽一点约十来里，这就是个“百里之国”，在古代是个大国了。
太史公说，齐、晋、秦、楚这些战国末期的大国在周初时都十分微小，封地或者方百里或者方五十里。
（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春秋时的所谓的“国家”有如欧洲中世纪城堡式的“公国”，并没有固定的疆域。既然疆界不明确，难免要争抢，争抢的形式就是战争。一旦你的城被攻破，城外的田地被占领，你这个国也就被灭了。故古时的战争以“攻城掠地”来概括。
人民也没有固定的“国籍”， 随时都可能被别国兼并，上午你还是蔡国的臣，下午就可能是曹国的人。“士无定主，邦无定交”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这种拉拉扯扯、又打又合而大吃小、强凌弱的兼并战争打了五百多年，故“春秋无义战”。
那时这些侯国全属“耕战型”，谁要是能找到个能人能够富国强兵，那他就可以称“霸”。例如齐国找了个管仲，秦国找了个商鞅。
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公，他们都只能称为“公”，还不能称“王”。“王”只有一个—周天子。“公”是“公侯伯子男”五级侯中最高的一级，“侯”是第二级，他们的土地仅一百平方里。
周代是一个“联帮制”的国度。周天子称作“王室”，诸侯国只能称为“公室”。“公室”亦称为“公家”。这“公家”就是国家的代名词，至今沿用。
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那是一个激烈拼抢的时代。弱肉强食吞并的结果，到战国末年八百諸侯只剩七雄，这七雄在战国中期都陆续称王了。
从春秋至战国末年，各诸侯国的社会形态皆属“耕战型”。“耕”是解决民生问题的经济基础，“战”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如何以“战”立国、以“战”守住自己领域是诸侯王整日思考的问题。士人们帮着思考，于是著书立说，提出治天下的政治主张，于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呜”的盛况。
中古的“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这种国家理念是“神治”与“巫治”原始理念。春秋—战国时代以“战”立国的上层建筑，还在原始国家理念的阶梯上原地踏步。它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时，必然含有远古的“掠夺性”经济的成份。“掠夺性”的经济必然建立在暴力和强权上，故春秋战国时的立国理念并不完善，治国方略也很简单，“耕战”而己。能制定奖励耕战的政策和吸附民众，就算大政治家了。
周代的“周天子”，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其后我们将谈到，周代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联邦制”。（第45章1节）这个“周联邦”有如今日的“英联邦”，53个国家、18亿人口，并没有统一的政令军令。周天子没有统一江河子孙，仍是一个氏族型的社会，诸侯们各自为政是战乱的根本原因。
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喻来形容中华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
距今约4600年前、五帝时代以远的“家”，尤如一滴水，水滴开始汇集成“族”。这些以姓氏而聚的“家族”又称“氏族”，就是后来国家的雏形，万姓万族，民皆自治，故《尚书》称“协和万国”。
距今约4200—3100年前的夏、商两代，成千上万的“族”逐渐汇成了小溪似的“国”，据说有1300多个。这些“国”很小，每国仅数百上千人而己。他们如淙淙细流，在缓缓地流淌。它们有的在继续汇聚，有的却消失了。
距今约3100年后的周代汇聚成了800支流“水”。这些“水流”我们称之为“诸侯”。诸侯们在人力的作用下在“合流”，合流的过程就是“兼并”。
距今约2770--2260年前的晚周，这五百年许史称“东周”，又称“春秋战国”。这五百多年是急剧兼并的时代，在“攻城掠地”强权的人力作用下，合流己成己成势不可阻之势。
至公元前221年，秦王赢政兼并天下，建立了秦皇朝。历史终于将千溪万流终归海的重任交给了后起之秀的秦国人。
治国如治水，秦始皇应该因势利导地将这经上千年汇聚而成的莽莽巨流引入千家万户而利天下，但秦皇没有与时俱进地“治水”，他以严形苛法为“堤”来围诸天下之“水”。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57章》他不将生民当作人，尤其将东方六国之民视作“敌”，满眼都是敌。 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74章》
他花十多年功夫修筑的大坝一旦溃堤，这莽莽巨龙顿时跌得粉身碎骨，水沫横飞。用刘邦的话讲是“大风起兮云飞扬”，风云激荡。
又经六年另七个月的战争，公元前202年汉皇朝建立。刘邦善于“治水”，他不仅将横溢大地的“乱水”引入了河床，并顺畅地将江河子孙归于汉家这座“大海”。从人文的角度看，刘邦是华夏治国史上的“大禹”，他善于疏导。
2200多年前，我们这个世界上幅员最辽阔、人口最多的国家就自称为“天汉”，与周边民族交往时，天汉的使者就称为“天使”。“天汉”这个词在《诗经》中就有了，它特指天上的“银河”。
汉皇朝的建立，标志着氏族型社会的消泯，“以为一家”的民族型社会的形成。从此我们这个浩浩荡荡的民族就称为“汉族”。中华56个民族，汉族逾12亿，是孙中山讲的“国族”。2200多年过去了，汉民族仍昂然立于世界之林。
自然经济固有的特征是发展缓慢，在刘邦率先祭孔子、将儒学定为显学以后，儒学就成为上层建筑的主体。由于儒学与小农经济完全适应，它以“忠孝”两字固化了每个人与“国”和“家”的关系，故形成了相当稳定的“耕读型”社会形态，这一“稳”就稳了两千多年。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稳定结构”，至今遗痕尚存。
倘说儒学有功，那刘邦就功在千秋；倘说儒学有罪，罪在刘邦一人，因为是他把孔子请出来供奉的。“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纵观近五千年的民族史，“统一”尤如水之走下，是必然之势。谁来统一，怎么统一，是由彼时彼地的国家理念决定的。
历史是否注定要由秦人来完成统一大业？亦即是说，秦人兼并天下具有必然性吗？太史公早就教我们要“察其终始”，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秦人和秦国的历史。
其实，早在秦始皇之前百年许，孟子就预言了天下最终要归于统一，他的原话是“定于一”。
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孰能一之？）
孟子说：“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不嗜杀人者一之。）
“不嗜杀人者”是孟子对统一者提出的政治标准。孟子说的“仁者无敌”的“仁”，是孔子“以仁为本”的方式最先提出的。“仁”是征伐天下的利器，是他们对统一天下者的期望和必须具备的素质。当代治国的理念是“以人为本”。
事实上，在商鞅政策的驱使下，秦人个个都被培养成了“嗜杀人者”，秦始皇也绝不是个“仁者”。为什么恰恰是既“嗜杀人”又不“仁”的秦人无敌于天下？
孔子、孟子的学说错了吗？秦人的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历史和人文学来看，秦人与中国之人同属“炎黄”子孙。“炎黄”是华夏民族供奉的人文始祖，并不是入类学上最早下蛋的“鸡”。
秦人是靠养马起家的，为周穆王驾车的“造父”为其始祖。按当时西部羌族人的发音，古音“秦”是“马”的意思，故《元和郡县志》说：“乞银者，骢马或马。”“乞银”的合音就是“秦”。
“赢”姓是由远古的舜帝赐给的，其子孙有的居住在中原各地，有些人居住在“戎翟”地区。
在戌翟地区那一支秦人，曾随大禹治过水，后来在今甘肃省天水礼县先后为商纣王、周武王养过马、驾过车。他们长期与羌人杂处，应当混有羌人的血统。
关于秦人最早有年代的记载，见诸《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公元前841年有个叫“秦仲”的，他是周天子管西垂的一个官员，职务是“大夫”。“西垂”即西部的疆土。我们且把“秦仲”称为秦国的一世祖，秦仲大致统领着一个为王室养马的部族，至多上百人而己。
七十多年后到西周末，即公元前771年，秦人的三世祖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到洛阳有功，平王就把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人。当时周平王说：“犬戎无道，侵夺我岐山、丰水之地。秦人如能把犬戎驱逐出去，你们就拥有那块地了。”
当时周平王与秦襄公立了誓约，并封秦襄公为“公”级诸侯，于是秦人有资格与中原的诸侯们互通使节了。（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史记-秦本纪》）
西方宗教里有个“摩西”，他是犹太人的先知，是先知中最伟大的一个，是犹太人中最高的领袖。《圣经·出埃及记》说，公元前13世纪时，摩西带领在埃及过着奴隶生活的以色列人，从埃及来到迦南—即今日的巴勒斯坦建国。
在他六百多年后，中国也有个“摩西”，他就是秦人的三世祖秦襄公。既然周天子给了一块地，于是秦襄公带领秦人这个专门养马的部族，从今日甘肃的天水市向东艰难地拼杀。甘肃的天水距陕西的岐山约500里，岐山在宝鸡以东约130里。他们花了4年功夫，于秦襄公12年讨伐戎族到达陕西的岐山、丰水之间，秦人终于艰辛地获得了立足之地。
这一年是公元前766年，秦襄公占得这块地后就去世了。
最早的秦国，地不过五十或一百平方里，处于华夏族的最西部。
周平王封秦侯是在公元前770年，是东周时才出现的，至公元前207年刘邦灭秦止，秦国只有563年的历史。倘以其一世祖秦仲计，上溯两世加71年，秦人有634年的历史，至秦二世共34代君王。
由于五帝和夏、商、周太久远，无法编列年代，故太史公只编了《三代世表》，只讲明世代传承的关系而无确切的年代，故西周只能定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周武王灭商纣王的断代工程确定为1046年。西周初时封的800诸侯亦大致在这个时侯。
800诸侯在公元前11世纪就立“国”了，而秦人立国在公元前770年的东周初年，故秦国比中原的许多诸侯要小两百七十多岁，是诸侯中的“小弟弟”， 是出现最晚的公侯国。
秦人立国时间晚，又弱小，尤其居于最西部，远离中原，中原之人从未把秦人打上眼。
春秋时期，中原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之人自称“华夏族”。“华夏”之人把周边地区、华夏族以外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族称之为戎、翟、（=狄）蛮、夷。故有“东夷”、“ 西戎”、“ 南蛮”、“ 北翟”之说。
西周末期，戎狄势力很盛。戎有“西戎”、“犬戎”之族，翟有“白翟”、“赤翟”之类。这些游牧的部落就象中原的“族”，虽然不大，也多得不可胜数。西周最后的周幽王就是被犬戎杀于骊山下。由于周幽王为博褒姒（si）一笑，曾经点烽火戏过诸侯，失信于诸侯，故无人救助。
周平王立，为躲避戎人侵扰，于是迁都于东边的洛阳，史称“东周”。养马的秦人就是在这次迁徙中有功而得以封侯的。
尽管从周代开始，戎翟之人就与华夏有过战争，但戎人中有姜姓戎、姬姓戎，显然他们和周人本为同族人。尽管戎翟和华夏在文明程度上有差距，但这对彼此交往并无太大妨碍，例如周襄王曾娶戌翟女子为后，晋献公、晋文公都娶戎族女子为妻。
实际上，不少戎、翟、蛮、夷和华夏族错杂在一起，中国早就不存在纯正血统的“华夏族”。也就是说，今日的汉民族是多民族的混血儿。戎翟蛮夷早不存在，己陆续与华夏民族融合。汉初较大的异族只剩北方的匈奴和辽宁的东胡等，他们是后来的鲜卑、金人、元人（蒙古人）、满人的祖先。
汉人自大的说法是将异族“汉化”，这“汉化”用于文化的交融是通顺的，用于血缘应称之为“杂交”。杂交的后代往往优于父母本体，这是动植物界公认的事实。
早期的秦人是缺少文化的，他们与戎翟之人杂俗，中原之人很看不起他们。
西方的“戎”和北方的“翟”是游牧的少数民族，他们习俗的表征是什么呢？“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是说秦人讲求暴力。
戎狄之教的表象是“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史记-商君列传》）从这两点看，早期的秦人还具有游牧部族的特征。男男女女一大家子同居一室或一个帐篷，难免有不堪之事，这在中国之人看来是不堪入目的。
故太史公说：“当初秦是个小国，偏僻辽远，华夏的诸侯们都排斥他，将他比之于戎翟之邦。他们到秦献公时代开始强大了。他们认为有德义之事，还不如鲁国、卫国的残暴之举。”（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於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年表》）
戌翟之人是什么状况？太史公没说。春秋时有一支戌族叫“山戌”，五百多年后到秦汉时期称为“匈奴”。由于与太史公同时代，太史公就介绍得很清楚了。
他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尽管匈奴与华夏之人有共同的祖先，由于生活环境的不同，使他们与华夏族分道扬镳了。
从人类学来看，我们的祖先和匈奴人都是“同根生”，都是“始祖鸟”下的蛋，人类学上归为“蒙古”种。只是由于大草原和中原沃土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社会意识”和不同的“习俗”，这正如“狼孩”形成的道理一样。
其实，我们华夏族的远祖在朦昧时代，也是以采摘渔猎为生的，这种营生之道我们称之为“掠夺性经济”。我们的远祖也是“野人”，他们从山里出来，来到平川沃土，播下种子的同时也就播下了村庄，过上了定居从事生产的生活，从此进入“农耕”时代。从现代考古发掘来看，这大致是八、九千年以前的事，一万年前人类还在使用石器。所以汉民族没有丝毫理由瞧不起少数民族，正如“城里人”没有丝毫理由瞧不起“乡下人”一样，因为你我的三代人以远，世世代代都是“农民”。
太史公在《匈奴列传》里讲了匈奴人的习俗，由此我们可推知早期的秦人之俗了。
匈奴人以放畜为生，其畜为马、牛、羊。他们没有文字，没有城廓和定居之所。小儿时骑羊，长大了骑马，擅长弓箭，尽为骑士。年景好时以射猎屠宰牲畜为生，年景不好就要侵入华夏攻战抢劫。
匈奴人打仗时，有利则进，不利则退，不以逃跑为羞耻。只要利有所得，则不讲礼义。自君王以下，都吃牲畜的肉。他们以皮革为衣，盖的是毛皮大袄。健壮者吃好肉，老年人吃剩下的。他们尊重健壮之人，看不起年老体弱者。父亲去世，儿子就把后母作为妻子；兄弟去世，都把他们的妻子作为自己的妻子。
（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馀。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史记-匈奴列传》）
华夏之人己进入“礼仪之邦”，自称“冠戴之国”，哪见得这些不洗澡、浑身骚味、披头散发的“野蛮人”？秦人长期在西部与戌翟之人杂处，自然染上了他们的习俗。所以太史公说：“诸夏摈之，比于戌翟。”中原之人是捂着鼻子而钭视秦人的。
此外，华夏之人认为秦人太残忍，姑举二例。
一、秦穆公是春秋五霸之第三，是一个很贤明的君王，他公元前621年去世时，殉葬者达177人。就连当时的秦人也不以为然。中原之人如何看待活人殉葬？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孔子对拿陶俑殉葬都深恶痛绝地说：最先制作人俑者，是要断子绝孙的！
二、四百多年后的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去世时，秦二世说：“先帝后宫没有子女者，放出宫去不宜。”于是下令全部从死殉葬。有多少人？太史公没说准确的数字，只说“死者甚众”。秦人这时己入主中国了，他们都还保留着野蛮的殉葬习俗。
太史公说：“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彊也。”（《史记-六国年表》）“三晋”是指后来的韩、赵、魏三国。为什么中原诸侯们瞧不起的戎翟之邦竟灭了中原各国而兼并了天下呢？这就得考察秦人崛起的历史过程和用人的方略。
自古以来，国家的兴亡，事业的盛衰，无一不与用人有关。秦人的崛起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秦人的崛起分为三步，每一步都与重用中原之人有关。
第一步是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和蹇叔而“称霸”。
春秋时的“五霸”并无“霸道”之意，而是诸侯们共同承认的“盟主”。当时周天子力弱，己无权威，故强凌弱时，诸侯们兴师并不请命于周天子，只是借王室的名义，讨伐时只需照会“盟主”，故史称“政由五伯（霸）”。诸侯们相会称为“会盟”，共同推举并由周天子认可的召集人就是“盟主”，又称“霸主”。
（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秦人传至第11世，春秋中期出了个秦穆公，他从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39年，与齐桓公、晋文公同时代。齐桓公、晋文公死后，他成了能号令西部的第三个“盟主”。
秦穆公是怎么称霸的呢？秦穆公4年，娶了晋国太子申生的姐姐为妻，史称“迎妇于晋”。近乎戎狄的秦人与文明的中国之人通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件大事。故中国讲两姓联姻有个成语叫“秦晋之好”，就是指这件事。
次年晋国灭掉了虞国。虞国有个大夫叫百里奚，逃到了楚国。秦穆公听说他是个贤能之人，想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又怕楚人不给。于是派人对楚国说，晋国陪嫁时有个媵臣叫百里奚，（媵臣，yin，陪嫁之人）现在贵国，请以五张羊皮赎之。楚人见这个人只值五张羊皮，于是就把他遣送回秦。
百里奚这时己七十余岁，“语三日，缪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羖”（gu）是指黑色的公羊，是一个冷僻字，后人就称为“五羊皮大夫”。“授之国政”即相当于后世的相国。
百里奚又向秦穆公推荐了他的好友蹇叔，“於是缪公使人厚币迎蹇叔，以为上大夫。”
在这两位七十余岁贤人的辅佐下，秦穆公行事仁义，深得人心。例如，他的良马被盗，军吏逮得岐山下的三百余“野人”（山野之人）在吃他的马。军吏欲绳之以法。穆公说：“君子不以牲畜之故而伤害人命。我听说，吃马肉不饮酒会伤身的。”秦穆公不仅全部赦免无罪，反而派人送去了酒。
当时的晋国与秦国毗邻，秦在今陕西一帯，晋在今山西一帯。晋国由于骊姬之乱，秦穆公欲扶立晋公子夷吾为国君，夷吾说：“如果我被立为国君，愿献河西八城之地与秦国。”于是秦穆公派百里奚护送夷吾归国。夷吾当了国君后不仅失信未割八城，反而逐杀亲秦的大臣。这是明目张胆地欺负秦国。
后来晋国大旱，（12年）晋国使人来秦国借粮。来投奔秦国的晋蟪贾髡懦嘶址ソＧ啬鹿拾倮镛桑倮镛伤担骸耙奈岬米锪四悖浒傩瘴拮锇 ！庇谑乔毓⒘舜笈甘掣＞荨妒芳恰吩兀捍忧囟加撼侵两溺牵肆傅某荡嗤藜省?/span>
（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以上引文俱见《史记-秦本纪》）
隔了两年，（14年）秦国遇上大饥荒向晋国借粮。晋国不但不借，其君臣反而说，乘其饥荒而伐之，可有大功。次年，（15年）晋国兴兵攻秦，秦穆公率军迎战。战场上，秦军被围，秦穆公也受了伤。正在危急时刻，那三百偷马吃的山野之人冲了出来，拼死救秦穆公，“以报食马之德”。这一仗，秦军转败为胜，反而活捉了晋惠公夷吾。
三百人之力就能扭转战局，我们可推知古代战争的规模不大，此役彼此军力不过数千人而己。
由于夷吾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加上周天子出面说情，因晋国与周天子是同姓同宗，秦穆公将晋惠公夷吾放了而复位。这一仗发生在公元前645年。
后来，落难的晋公子重耳来到秦国，他是夷吾的弟弟，秦穆公将宗室女嫁给了他，最终将重耳扶立为晋君，并“以兵送之”。重耳就是春秋时期第二位霸主晋文公。
秦穆公欲向东发展，强晋阻挡，晋文公和他的儿子晋襄公，两次大败秦军。
晋文公死后，秦穆公调整方向，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缪公以金鼓。”“益国十二”是指秦穆公灭掉了西戌的十二个小国。
周天子派召公来祝贺，并送了打仗用的“金”（即铜锣）和“鼓”，也就是承认了秦人在西戎的霸主地位。故秦穆公是春秋时期第三位霸主。这段历史说明了什么呢？
一、秦人立国是在公元前770年，历史上将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7年这293年称为“春秋时期”，秦穆公活跃在在公元前640年上下，正处于春秋的中期。照理说，秦国是晋国的恩人，晋文公还是他的女婿。秦国对晋国算是有礼有德了，而晋国不报恩，反而夺去黄河以西之地，还受他一手扶持起来的晋国君王的欺负，秦人真是忍气吞声了。这说明晋国从骨子里瞧不起秦人，更说明春秋中期时秦国还不强大。
二、刘邦的曾侄孙、汉初的大学者刘向所辑的《战国策》中，有一句名言：“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役”是指役仆之类的小人。秦穆公与百里奚、蹇叔这样的智臣相处，虽能称霸，但秦人从未在中原称霸，只能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中称霸，他还不能与中国之人抗衡。
这时各诸侯的君王都只能称“公”，有的还称为“侯”和“子”，例如魏文侯、赵襄子、赵简子。“子”是第四级诸侯。虽然秦人在名份上与“诸公”、“诸侯”、“诸子”们平起平坐，但中原之国与之隔绝，不与他交往，故秦人是憋着一肚子气的。
由于社会发展缓慢，秦人的这口气憋了将近300年，递经16世后传至第27世，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这时己进入战国中期了。
秦孝公继位时年仅21岁，年轻人想有所作为，尤其中原之国至今“卑秦”，还鄙视他，他愤懑地颁布了一道令。这道令最能说明这位年轻君王的心境和愤发有为的动机。
他说：“昔日我穆公起自岐、雍之地，修德政，兴武功，向东平定了晋国之乱，使领土扩展到以黄河为界；向西则称霸西戎，扩展了千里之地。天子赠封为霸，诸侯们都来朝贺。他为后世开创了基业，是多么地荣光。（甚光美）后来在厉公、躁公、简公、出子时期，动乱不宁，国有内忧，无瑕顾及国外事务。于是三晋夺我先君开拓的河西之地，诸侯们也鄙视秦国，这是我们莫大的耻辱！（丑莫大焉）献公即位后，镇抚了边境，迁都栎阳，并淮备向东征伐，恢复我穆公的故地，重整穆公的政令。寡人想起先君的未竞之业，常痛于心。现在宾客群臣中，能有出奇计使秦国强盛者，我尊之以高官，并让他分享国土。”
（下令国中曰：“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脩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史记-秦本记》）
对秦孝公的这道命令作任何的剖析都是多余的，因为他出笼的历史原因、动机、目标都非常明确。
唯一需要解释的是，秦人从西方来，早期的国都是定在岐山附近的“雍城”，这雍城即今日陕西的“凤翔”，凤翔在今西安市以西320里许。那是秦人立国时的宗庙所在，新立的君王即位时要谢祖先，故115年后秦王赢政登基加冕礼就在这里举行。
秦孝公的父亲是秦献公，这是一个有作为的君王，他刚即位就废除了殉葬陋习。由于“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为了改变现状，必须向东方靠近，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迁都于“栎阳”。这栎阳在雍城以东约400里，今西安以东约60里。
栎阳原叫“栎邑”，（栎音yi）原属晋地，晋惠公答应割给秦穆公的八城中就有栎邑。他毁约趁秦国闹饥荒时攻秦，反而被俘，只好被迫践约。
“栎阳”这个名称是因为那里有条河叫清河，清河之北遍生高大的栎树。古人以“山之南，水之北”向阳处称为“阳”。栎邑在水之北，故名“栎阳”。现在这些栎树己没有了。
这栎阳在秦汉时是很有名的。秦献公和秦孝公在此立都33年，楚汉战争期间，由于项羽把咸阳烧光了，刘邦的汉王都城在此五年。刘邦在前线带兵作战，由萧何、太傅叔孙通带六岁的太子刘盈在此读书，并叫诸侯子来伴读，“陪太子攻书”这句古谚就出在这里。
刘邦为太上皇修的“新丰”城在栎阳，太上皇葬于栎阳，秦始皇陵、鸿门宴遗址都在故栎阳的辖区内。
现在在地图上找不到“栎阳”了，只有个“栎阳镇”，现属西安市阎良区管辖。
至秦孝公12年，即公元前350年才迁都于“咸阳”。咸阳顾名思义，在渭水之北、山之南，居山傍水皆朝“阳”，故名“咸阳”。
其实，秦国在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时代，就开始强大了。故太史公在《六国年表》中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同摈）之，比於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只是21岁的秦孝公仍不满，他想称霸中原，故他在令中说：“寡人想起先君的未竞之业，常痛于心。”
秦孝公颁布此令后，卫国人公孙鞅来了。公孙鞅后来封了15座城邑，地在“於商”，故后世称为“商鞅”。商鞅变法后十年，秦国立竿见影，顿时“国富兵强”。
秦孝公在位24年，他公元前338年去世时仅45岁。
秦孝公的儿子名“驷”，史书上称为“赢驷”，他19岁立为国君，享国27年，46岁去世。
在这之前，秦人是没有“王”的，以前的27世都只能称为“公”，赢驷继位时称为“惠文公”。赢驷继位后第四年，于公元前334年开始称王，时年23岁，他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
秦孝公是秦始皇的六世祖，秦惠文王是秦始皇的五世祖。
“赢驷”称王时，东方六国有所警觉了。同年齐国、魏国、韩国等会盟于徐洲，亦相继称王。
也就是这一年，洛阳人苏秦，以策士特有的眼光看到了秦国必将崛起和东方六国的危机，开始游说六国合纵以抗秦，他最终挂了六国相印，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纵约长”。
苏秦游说的第一家是燕国。燕文公被说动后，资助了苏秦车马和钱财。这一年是公元前334年，距赢政兼并天下只有113年了。
商鞅变法很有名，中国人都知道，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循古制、立法治国、并以“法”治国的人。在这里，我们不探讨变法的内容和经过，重点探究商鞅的功过得失及对后世的恶劣影响。
究极说来，商君的富国强兵之策不过“农战”两字而己，正如我们今天的兴国之道也只有“科教”两个字一样。只不过他别开生面地做得有声有色，令天下大哗。
商鞅的法度将秦国变成了一座大军营，使秦国成了一部战争机器。他在全世界率先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使秦国达到了全民皆兵的地步。例如秦昭襄王，在与赵国的长平之战时，就能发动全国十五岁以上的男子都去长平，以隔绝赵国的救兵和粮食。仅这一次就坑赵卒45万，人类战争的残忍性己达到空前的规模。
是什么使秦国的老老少少甚至拿着棍棍棒棒上前线？是“重刑”和“重奖”！这重刑和严法尤如在每个秦人的腰后架上一把匕首，逼迫着秦人有进无退地“勇于公战”；杀敌一人，赐爵一级。捐粟若干，赐爵一级。商君的“农战”之策使秦人有了奋斗目标，尤其将秦人个个都变成了“嗜杀人者”！我们可以想见秦人在战场上争剁首级的血腥场景。
作为一位说客，商鞅是成功者，因为他投秦孝公所好，奉献了秦孝公想要的富国强兵之策，他也得到了秦孝公承诺的回报。
作为一位执政者，商鞅也是成功的。他有理论、有策略、有实践，他的苛法在举国上下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居然得以推行，仅仅“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作为一位军事家，商君也是成功的。他带兵攻魏国国都安邑，逼迫魏国迁都于大梁（今开封），并且尽割黄河以西之地给秦国。
作为一位思想家，他还是成功的，他著有《商君书》29篇，流传至今。
但作为一个“人”，他是彻底失败了。太史公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他刻薄秦人，秦人最终亦还之以颜色。
他无师无友，一旦他的靠山秦孝公去世，国人皆曰杀！他落荒而逃时，天下竟无人收容，因其人早己成“独夫”。商鞅车裂而亡，死得很惨，是第一个受此死罪的人。
商君是个人才，但，是一个再也不能有的人才，一旦出现，简直是民族的灾难。
中国的专制制度始终带有原始的野蛮性，“野蛮”就必然不讲道理。商君的“法”是严酷的，“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这是说，凡有任何不满的言论都要灭族，两人交头接耳也要杀头。
歌功颂德讲好话怎么样？“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史记-商君列传）议论朝政的，他一次就杀了700人，秦始皇才坑460人。
不准人民独立思考，大搞愚民政策。焚诗书以愚黔首，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商君是始作俑者。
以言治罪就没了舆论。一个社会只有一个声音而没有舆论，是相当危险的。
商鞅的法规还有一条，一家犯法，如不举报，九家连坐。“连坐法”就始于商鞅。
当我们回眸远古并对华夏民族的历史重新作梳理时，就会发现远古的夏、商时代，还只有两个暴君：夏桀王和商纣王。他们的罪过是“不务德”、“伤百姓”。（《史记-夏本纪》）夏桀王和商纣王他们还只有“暴行”，还没有制度化的“暴政”。“暴政”是以有形和无形之手对全社会施以“暴行”。
商君是华夏民族“暴政”的始作俑者，秦始皇只是他的继承者。商君的法整整影响了两千多年。从这个意义上讲，商君是华夏民族最早、最大的罪人。当代那场冠以“文化”的大革命，是暴政的回光返照，是商鞅苛法的垂死挣扎，因此格外凶残而毫无人性。
“商鞅变法”是秦国的成功，是商鞅个人的失败，却是整个华夏民族的不幸。
刘邦入咸阳后，即召集父老。刘邦对父老的第一句话是“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于是悉废秦法，仅约法三章。（《史记-高祖本纪》：“召诸县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巿……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
“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这一句话，展示了刘邦体贴、宽慰秦人的仁者之心。他解除了和秦人的隔阂，缓和了东方六国和秦人的矛盾，更是将秦人与“暴政”区别对待，有很高的政策水平。孟子说：“仁者无敌”，故刘邦最终无敌于天下。
在了解秦人的历史和秦国的历史后，我们就会发现，商鞅之法只能在秦国这块土壤上生根发芽。东方六国那怕亡国也没有一国效法，也不可能效法。
商君死后，人虽亡，政未息。他的军国主义模式整整延续了六世达120多年。秦王赢政变本加厉地推行到极端，所以贾谊说，“及秦王，续六世之余业，振长策而御宇内。”这“长策” 就是商君之“策”。
秦帝国兴于商鞅之法，亦亡于商鞅之法，秦帝国最终自食其果。因为“暴政”只能培养出“暴民”。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秦末大乱是最好的说明。
最近中国推出了一部长达50集的《大秦帝国》电视剧，把商鞅塑造成主持改革的英雄，以法治国的先驱，以身殉国的伟人，这需要商榷。
汉朝人谈论秦法，由于亲历感受，有切肤之痛，故体会比我们真实、深刻得多。刘邦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是不责之责。当时的人们对秦法深恶痛绝，而今天的人却赞美商鞅和秦法，有的人竟颂扬秦始皇，究竟谁的看法可信？这是中国历史学的迷雾。
4、是谁为秦帝国奠定了霸业？
汉代的思想家们总结秦皇朝的兴起和败亡的原因时，只谈论秦始皇之前的六世。这六世是：
在位期间 在位时间
前六世秦孝公 公元前361年—前338年 24年
前五世秦惠文王 公元前337年—前311年 26年
前四世秦武王 公元前310年—前307年 4年（举鼎，折断腿骨而死）
前三世秦昭襄王 公元前306年—前251年 56年
前二世秦孝文王 公元前250年 3天
前一世秦庄襄王 公元前249年—前247年 3年（异人，始皇父）
秦始皇（生于前259年）公元前246年—前210年 36年
通过这张表可以看出，13岁的赢政即位时所承继的事业是秦孝公、惠文王、昭襄王这三代干出来的。
从公元前361年秦孝公继位—公元前246年赢政继位这115年中，这三位君王就占了106年。这三位君王做了些什么？究竟以谁为主为赢政奠定了霸业？
真正为秦王赢政奠定霸业的是他的曾祖父赢稷，史称秦昭襄王，简称“秦昭王”。
中国历史将公元前476年三家分晋—公元前207年刘邦入咸阳灭秦定为“战国”时期。司马迁说，其间“凡二百七十年”。（《史记-六国年表》）
在这270年间，战国七雄当中在位时间最长的是秦昭王，他在位56年。他的太子都等老了，太子老得刚继位三天就去世了。因此，父子两人创下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第一：在位时间最长和在位最短的纪录，56年和3天。
这位老太子就是安国君，中国人应对他熟悉。他有个宠幸的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花重金将在赵国为人质的异人过继给华阳夫人，更名为子楚。这异人就是秦始皇的父亲。老太子是秦始皇的祖父。秦昭王去世后，老太子即位仅三天也去世。秦始皇的父亲庄襄王在位日短，三年就去世了，13岁的赢政继位。
因此从秦昭王到秦王赢政，三年另三天完成了四代君王的更替，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从事业上讲，赢政接下的是他曾祖父昭襄王创下的事业。昭襄王究竟给赢政留下了多大的事业？
昭襄王在位时间达56年，做的事情特别多，中国人知道的许多历史故事和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昭襄王时代。
因此，要谈汉家的仁政就要谈秦廷的暴政，谈刘邦必须谈秦始皇，要谈秦始皇必须谈秦昭王和秦孝公，要谈秦孝公就必须谈秦穆公和秦人的历史。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逻辑继续探索下去。
前面讲到秦国崛起的过程分为三大步：第一步是秦穆公称霸；第二步是秦孝公的儿子惠文公称王；第三步就是秦昭襄王奠定的霸业—称西帝、初灭周。鉴于秦昭王为秦帝国的帝业有奠基之功，此公值得细表。
秦昭襄王的上一代是秦武王，秦武王并不是昭襄王的父亲。
版本秦武王谥为“武”，是个尚武之人。史称“武王有力好戏”，这“好戏”可理解为好玩耍、好运动。他随身有三个力士，叫任鄙、乌获和孟说（音悦），“皆至大官”。例如任鄙就当过汉中郡的郡守，相当于省长。
有一天孟说陪武王玩，两人举铜鼎。鼎砸下来，砸断了武王的腿骨，武王因伤而死，在位仅4年。孟说没把大王侍侯好，获罪被灭族。
秦武王娶魏国女为王后，无子。经宗室大臣研究，立武王的异母弟赢稷为王。这时赢稷当时在燕国为人质，燕人送归，得立，是为秦昭襄王。据考，昭襄王17岁继位，在位56年，死时约73岁。
昭襄王的母亲是楚国人，姓芈（mi），原是个宫女，最早称为“芈八子”。“八子”是宫女的一个等级。这芈八子就是古代和当代都有名的“宣太后”。
宣太后之所以古代出名，是因为他和义渠县的“戎王”淫乱，还生了两个儿子。这“戎王”仅是个县级的戎人部族首领。大概是感情破裂，宣太后把这个戎王骗来咸阳，杀之于甘泉宫，又叫儿子把这股戎族灭了。秦太后与戎族人私通这件事，说明秦人与西戎之人确实没设界线。
宣太后之所以当代有名，是因为秦始皇陵的兵马俑。近两年有学者指出（陈景元），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陪葬品，而是宣太后的，因为它距宣太后的陵寝最近。
此说一出，顿时哗然。被吹捧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原来并不拥有这个庞大的军阵！幸好出土的铜戈中，有一枚刻有“吕相邦”三个字。吕相邦就是吕不韦，于是仍将兵马俑定为秦始皇的陪葬品。中央电视台为此专门制作了两集专题片，宣太后也就小有名气了。
既然提到了“吕相邦”，这里顺便讲一讲“邦”字。
在汉语里，大小字典的注释中，“邦”只有一个意思，“邦”就是“国”。故至今有“邻邦”、“友邦”、“邦交”之说。刘邦当皇帝后，文人们搞了个讳名制，正如子女不能直呼父母的大名一样，凡见“邦”字一律改为“国”。最古老的《尚书》上有“协和万邦”，汉时就改成了“协和万国”。
秦国的“相”称为“相邦”，吕不韦是“吕相邦”。汉朝就不能称“相邦”了，故有了萧相国、曹相国。
今人一般对秦昭王不大了解，但举几件事，就对他有似曾相识之感了。
1、秦昭王骗楚怀王去秦国，留之三年不让归，最后死于秦地，屈原为之而投江。我们每年过“端午节”，源出于此。事在秦昭王11年，即公元前296年。
2、战国后期，七雄中秦国与齐国最强。秦昭王19年，36岁的他突发奇想，与齐国约定两国同时称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那时人间是没有“帝”的，只有传说中的“白、青、黄、赤”四位“上帝”。“上帝”这个词是秦汉之前就有的。他们虽然只称帝两个月就复归于王，但这事说明秦昭王己得意于天下，也为他的曾孙赢政作了示范。这件事在公元前288年。
3、中国人都知道廉颇、蔺相如的故事，更知“完璧归赵”这个成语。那位以15城换和氏璧的秦王，就是秦昭王。事在秦昭王28年、公元前279年之前。
4、秦昭王47年，在他和相国范睢的策划下，命白起破赵军于长平，坑杀赵国的降卒45万。中原之人有个传统，不杀降，不杀“二毛”。“二毛”是指头发花白的人。
长平之战坑杀45万降卒，不仅令当时天下人震恐，至今亦令世界骇然，秦人实在凶残。歌颂商鞅和秦始皇，这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迷失，而在于这样的文化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善良的民族，更将遗患子孙。一个社会迷失了文化的方向，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长平之战大大削弱了赵国的力量，为赢政38年后灭赵铺平了道路。事在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后一年，即公元前259年，赢政生于赵都邯郸。
5、在秦昭王和范睢的支持下，蜀守李冰经八年施工，都江堰水利工程峻工。这是秦国的第一项水利工程，事在秦昭王51年，即公元前256年。这一年刘邦生于魏都大梁。刘邦只比秦始皇小三岁。
6、秦昭王52年，取西周，得九鼎，周代“初亡”。
周平王东迁洛阳后，原地还有人留守，史称“西周君”。这西周君联络诸侯攻秦，秦昭王当然就不客气了，趁机灭之。由于洛阳的东周政府还存在，故称“初亡”。
西周君还有多大？有36座城，人口只有3万，平均每城只有833人。所以古代的国是很小的。
7年后的秦庄襄王元年，由吕不韦将兵灭东周。周彻底灭亡。
8、秦昭王的事业蒸蒸日上，离不开魏国大梁人范睢。范睢原只是个舍人（即家人），遭诬陷亡命于秦。他肋骨被打断，门牙被打落，秦昭王亲自带兵攻赵，为范睢复仇。为捉拿范睢的仇人魏相国魏齐，天下熙熙攘攘，数国受牵连，演出了一场历时数年的“范睢恩仇记”。
秦昭王对范睢之信任，甚至不惜将两个舅舅和两个胞弟请出咸阳，举国委之于相国范睢。范睢对秦国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决策。他对秦昭王说：“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缪乎！”
秦王赢政正式掌权后，完全遵照这个策略，首先灭韩，由近及远，向东蚕食，他亲政后仅十六年功夫，就兼并了天下。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秦人的壮大史，皆与用中原之人有关。
秦孝公用商鞅，商鞅原是魏相国公叔座手下的办事人员。
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国，他“破纵连横”。
秦昭王用魏国人范睢为相国，他“远交近攻”。
秦始皇用魏国大梁人尉缭为国尉，即汉时的太尉，最高军事长官，他制定了灭六国之策。
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人文现象，那就是商鞅、张仪、范睢、尉缭这四个秦国著名的将相与刘邦有同乡之谊，他们都是魏国人，而且都是大梁人或在大梁居住过。
刘邦就是在这些耳熟能详、传奇人物的薰陶中成长的。故刘邦的人文知识是丰富的，这对他的处世为人、创下大事业大有裨益。
在了解秦人和秦国的历史后，我们看到了秦国兼并天下的必然性。
韩非子论治国时有一句名言：“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国家的强盛不能靠外交，要靠内政。
秦国的内政是持续六世凡140年地推行商鞅奖励“耕战”的政策，“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杀敌一人，拜爵一级。”这种军国主义政策，将秦人都培养成了急功近利而“嗜杀人者”的赳赳武夫，秦国亦成了举国一致、同仇敌忾的战争机器。这部机器一旦发动，数百万人的合力是巨大而可怕的。近代的日本和德国都有过类似行径。
军国主义之策，毕竟是攻战之策，它能奏显赫一时的武功，但作为长久的治国之道，则谬之远矣。
嬴政13岁即位时，他的六世祖先己为他准备好了一切，这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
从秦始皇元年起，除华阳太后去世休战一年外，他一年接一年地开动战争机器。当然，他22岁前是由仲父吕不韦主政。从他13岁起经25年不断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21年兼并天下。这年他38岁。
天下“定于一”是华夏民族千百年的愿望，秦国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
本来，由一个13岁的小孩来征伐天下就是对东方六国的君王嘲弄，更是霸道对王道的欺凌，但这是秦国的历史注定了的，是秦国六代君王经140年奋斗的必然结果，任何人也改变不了。
秦国兼并天下是军国主义政策的必然，也是历史大趋势的必然，至于落到赢政这个13岁的孩子头上，则是一连串的偶然构成了必然。
秦国的将士们倒是顺利地完成了征服天下的任务，但这只是事业的一半。取天下还要守天下，如何经营天下、治天下，38岁的秦始皇应该因势利导地完成“统一”这个使命，但他却有辱这个伟大的使命。
秦国是靠“耕战”之策而强盛的，兼并天下后，世道变了，他应该“与时俱进”地改变政策。
其实，他的仲父吕不韦为了教他如何做人、如何治国，特意汇集当时的精英，早为他编写了一本政治教科书，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吕不韦虽是天字第一号、经营帝王之业的投机家，但观《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和文章的气魄，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吕氏春秋》集当时诸子百家之长，《汉书-艺文志》将之归为“杂家”，其实不“杂”，它专门研究“治道”，其中的许多道理至今仍熠熠生辉。例如《察今》篇中说：“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吕不韦的比喻很恰当：病万变，药也要万变，病变而药不变，长寿之民是会夭折的。所以吕不韦接着说：“因时变法者，贤主也。”（《吕氏春秋.察今》）为此他还讲了“刻舟求剑”的故事。这里向我们透露了，吕不韦是主张变更商君之法的，他和秦皇的矛盾应由此去寻找，并不在于嫪毐之事。
又例如，《吕氏春秋》说：“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众的穷苦越来越严重了，王者要救他们是很容易的。王者是干什么的？就是来救助穷苦的。”（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吕氏春秋-慎势》）
从秦国的发展史来看，到这时秦始皇应该改弦易辙了。但他丝毫未改，他将秦国推行了一百四十多年的商君之法全部移植到东方六国，不料这里不容野蛮而专制的商君之法。
尤其他不顾中原数百年的教化之风，反其道而行之，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继续搞斗争，虐待生民，他没有“与时俱进”，他的系列行径是历史的大倒退。
在商鞅时代秦国就设了31个县。赢政称帝后，只是在“县”级之上加了个“郡”级行政单位，他在内政上除了统一官制外，几乎没有发明，他只会继续推行商君之法而不会变法。
秦皇朝的外事，东方六国己灭，秦人好斗的传统本该偃旗息鼓而致力于天下民生的恢复工作，但他还要斗。找谁斗？找匈奴斗！于是数十万人戌边去筑长城。汉皇朝则是“和亲”。
在某种程度上讲，秦始皇落了个“暴君”的恶名是有几分冤枉的，他的“暴政”没多少是他自己的发明，他只是商君国策执着的实践者，他只是秦孝公的孝子贤孙。
所以我认为，只会照搬祖宗之法而不会因时因地制宜而改变政策的秦始皇，才能是平庸的。一个人从13岁起就高高乎在上，与世隔绝，远离民众，他不知民心。他的见识狭窄有限，他不谙治道，不知民之所需所急，只迷信武力和权力，继续推行“霸道”，在经邦治国这一点上他远不如刘邦。
吕不韦早说了：“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他没听进去。
写秦始皇的权威著作是《史记》，后人的任何议论都得兰本于《史记》。《史记》上从没说过他“一”天下，只是说他“初并天下”、“兼并天下”或“兼有天下”，太史公的用词是有分寸的。
我们倒不是因为太史公没说“统一”两字而来讨论秦始皇是否“统一”了天下，而是要从“统一”两字的文化内涵来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
“统一”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文化概念，是一种国家的理念。从国家理念、尤其从文化的角度看，秦始皇并没有统一中国。
他的统一，并不是“国家”的统一，而是军事上的“征服”和“占领”。占领和统一有本质的区别，但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占领下的欧洲，日军占领下的中国，他们都想把欧洲和中国划归自己的版图。
强大的秦军只是征服、占领了域内的城池和领土。他将这些领土划为郡、县级的行政区，由占领者当军政首脑去管理。这种凭借武力来控制、管理国家或地区的方式叫“军事占领”，而绝不是“统一”！他的帝国相当脆弱，故“一夫作难而七庙隳”。
之所以说秦始皇并未取得实质上的统一，其理有四：
一、所谓“统一”，首先是民众心理上的“认同感”和行为规范上的“归属感”。东方六国之人从来没有自认为是“秦民”，他们将占领军称为“秦人”，而仍自称楚人、赵人、魏人、齐人、韩人、燕人。
由于东方六国之民并未“认同”于秦人，也未“归服”于秦人，即他没有“统一”人心。故秦皇死后仅仅一年，天下大乱。陈胜振臂一呼，各郡县皆杀“秦吏”自立，各国立即死灰复燃。
二、东方六国之所以不“认同”不“归服”于秦，根本的原因是在文化上。因为东方六国之土，是一个盛产诸子思想的文化之土。东方之土或多或少地信奉或推行着“王道”。秦始皇施行的“霸道”，带来的是一种他们世代所无而根本不能接受的生活方式，与他们传统的理念岂止格格不入，而是势难两立。当秦始皇以“霸道”的方式将他的价值观强加于东方六国之民时，也就是播下反抗的火种之日。秦人的“霸道”文化最终并未征服和统一“王道”文化，禁学焚书坑儒是对“王道”的灭绝，更是历史的大倒退，这是原因的原因。后世讲“高祖拔乱反正”，本质上就是推翻秦国的“霸道”文化而建立汉代的“王道”文化。
三、如果说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字”、一法度量衡就算统一的话，那么现在的海峡两岸算不算统一？我们都讲普通话，我们都使用只有八百来个简繁之差的汉字，我们都自称是炎黄子孙，我们都互称为同胞。文化上我们认同了，但仅限于对传统的汉文化的认同。由于对各自的“主义”一时难以接轨，故在国家理念上还没有认同，这就不能算统一。
东方六国虽然亡国了，但其民并不认可大秦这个帝国，他们处心积虑地一心要复国，只待大风吹燃埋藏的地火。文字、度量衡的统一只是社会规范的一致，不能作为国家统一的标准。
四、秦人以“占领军”的身份凌驾于东方六国之上，各郡、各县、各乡“长吏”的的职责就是横征暴敛，抓派役夫戍边、筑长城、兴官室、修皇陵，这是掠夺性的奴役。当秦人宣布什伍编户、连坐之类的苛法时，六国之民或视作儿戏，付之一笑。当他“欲灭其国，先灭其史”、焚书坑儒真干时，天下人不得不并踵而立、侧目而视了。先贤曰：“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冠仇。”六国之民极端仇视秦国，秦帝国治下的民众实处于一对六的对抗中。秦王子婴投降后，秦民是惶恐的。所以刘邦入咸阳后对秦民讲：“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在这样的对抗的心理下，我们能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吗？
秦始皇想把天下规范于他的“暴政”之下，让天下人都按他的“规矩”行事，这是统一思想和文化。但他没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我们当代有过尝试并有惨痛的教训。
“暴政”反而将天下人的反抗之心“统一”起来了。据《史记-陈涉世家》载，“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陈胜率军攻咸阳时，若大的疆域竟没有一个郡县带兵“勤王”，秦帝国丧尽了人心。“天下皆叛之”是当时的写照，连秦帝国的大小官吏都参加了反秦斗争，小的如刘邦、萧何、曹参，大的如岭南的郡尉赵佗亦杀秦吏自立为王。
无论从国家理念或文化的角度上看，秦始皇实质上没有统一中国，他只是占领了天下，故史称“兼并天下”。
历史曾将“统一”的重任交给了秦始皇，但他有负于历史的重托。他“征”而不“服”，“统”而不“一”。
秦始皇能以武力荡平天下，但他不能治天下。他把天下治得乱七八糟。他在世时的人心，已是“欲为乱者，十之有八”，他早是庶民不敢怒不敢言的“独夫”。他的政权行使的是“镇压”之权，他对天下人只会“榨取”和“役使”，他治理国家的理念仍滞留在“耕战”阶段。
他的治国方略简单而粗糙，仅四字而己—“以吏为师”。“以吏为师”是将军队中的服从观生吞活剥地移植到社会，“以吏为师”就是层层服从长官，史称“秦失其政”—治国乏术。
秦皇朝灭亡的原因前人己备述，恕不学舌。汉代贾谊的评价最中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是谴责他继续行“霸道”而不行“王道”。
其实，我们对秦帝国政权结构的认识有个误区，我们应该知道：中央集权制绝不是统一的唯一方式和唯一标准，当今的发达国家、最发达的国家就不是中央集权制。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当代中国，也存在“一国两制”。刘邦一反秦专制，他所建立的新国家最初是“分权、分治、分享”的，直到西汉末年都有344个王侯，西汉施行的是国中有国的“联邦制”。这个议题将在第45章《汉皇朝实质上是个“大联邦”》中探讨。
秦皇朝虽亡于秦二世之手，祸根却是商鞅埋下的，真正糟蹋祖业的是秦始皇。
秦始皇以暴政训导人民，以法网围堵人民。他给后人的教训是：暴政只能培养暴民！失败的文化必导致失败的国家。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更关乎国家的存亡。
今人不察，竟将秦始皇誉之为“千古一帝”，这需要商榷。中国人不能再鼓吹暴力，迷信武力了。
在谈到秦始皇“统一”的业绩时，有一条是“书同文”。事实上，真正的文字统一于汉朝。
商代有“甲骨文”，周代有“钟鼎文”，又称“金文”，都分别使用了几百年。从公元前220年秦始皇宣布“同天下书”起，至公元前207年秦灭止，作为官方公布的规范字“秦篆”最多使用了13年。
其实，“汉隶”在秦时民间早就广泛使用了，并不是汉皇朝发明的。秦皇朝实际使用了两种字体，“秦篆”和“汉隶”。他只是将更繁琐的“蝌蚪文”、“虫草文”之类花体字废除了。官方文字只限于“秦篆”。
而汉皇朝的官方和民间的文字皆统一用“汉隶”，只有印章用“秦篆”。“汉字”不仅在中国沿用了2200多年，连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亚洲国家，至今都一直使用“汉字”。
诚然，“汉字”是由“秦篆”演变而来的，但“秦篆”又是由“金文”和“甲骨文”进化的。我们应以最终统一使用的文字为准！在当今没有几人能识“秦篆”的情况下，我们能说中国的方块字统一于“秦篆”吗？
中国的文字确实统一于汉家，故称“汉字”而不称“秦字”。
假如秦二世是仁义的公子扶苏，他改弦易辙，废苛法而行仁政，秦帝国的命运可能是另一番结局。
尽管历史不可重复也不允许重新选择，但历史和未来允许我们作遐想。
正如我们可以憧憬未来一样，历史也可以遐想。宋朝的苏东坡就是遐想的大师，他的《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都是在替古人搞设计。例如他在论范增时说：“我替范增考虑过，力能杀项羽则杀之，不能就杀离开他。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在这时明确去留之分，而想靠项羽来成就功名，实在糊涂！”（“为增计者，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以此时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成功名，陋矣！”苏轼：《范增论》）
这就是历史的遐想。本来谈论历史，就是在作历史的遐想。“遐”者，远也！
假如真有一条“时光隧道”，能将我们送回2200多年去，让我们从当时的千百豪杰和芸芸众生中去挑一个能够真正统一天下并重建天下、将华夏民族领入太平盛世的人，这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这个人大致应该是：
1、首先应该是个“仁者”，“仁者”才能爱人，“仁者”才不嗜杀人，“仁者”才能无敌。他应有兼善天下之心，而无自私自利之行。当时流传的尧帝就是一个“利天下”而不利己的“圣人”。“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这是对他思想境界的要求。
2、这个人应是位“长者”。什么是“长者”？ 年高有德之人才能称为“长者”。长者有德，才能待人宽厚。他不贪功，也不诿过。他应该大度，能容人，尤其要求“能听”。“能听”是讲能听取意见，甚至听取反对他的意见。这是一个治天下的领袖人物起码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刚愎自用”必不能听，“大智若愚”应该是他的日常表现。
3、这个人不一定是饱学之士，但必须见多识广，是个博识之人。他应该对历史和当时的思想流派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洞察天下的走势和社会的归宿，才能在重建社会时找到适时的思想武器。这是对他知识结构的要求。
4、这个人能吃苦耐劳，能率军打仗，能冲锋在前，更能与士卒同甘共苦，他应具有军人的素质。但他也要具有文人的气质，才能坐而议政。他不能是纯粹的文人，自古文人无行。孔子、孟子、韩子等诸子，谈政论道可以，成不了事。他更不能是个只知打杀的武夫，这个人必须文武兼备。这个人必须有几分“霸气”，但绝不可“霸道”。霸气可威众，霸道则失众。
5、自古英雄不问出身，他不必出自王室，但能出自大户人家最好。这样使他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文艺的熏陶。这个人绝对不可贪财贪色。沉缅于酒色财气是要误国误民的。这是他的个人品位或品质。
6、至于性格，一定要爽朗，粗旷点也不妨，这样他才能和众而具有凝聚力。他不可阴阳怪气，深不可测。他要一诺千金，对自己的言行要负责任，要有高度的诚信资质。切不可反复无常，不能对朋友和臣民耍弄权术，更不能“欺民”。
7、这个人最好在社会底尽生活过，从而了解民间的疾疾苦。只有这样他才可能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他要做实事，要少说多做，甚至做了都不说。好话要让旁人或后人去讲，切不可目空一切而自大。
这样一个人就可以为师为友了。能为师友的人，是受人敬重的人。人做好了才能做事。
皇帝是天下最轻松的职业，20岁的胡亥可以当，三岁的溥仪也可以当。但要当个好皇帝，至少要具备以上素质。
太史公写了上下三千年，人物上千个，他还只说刘邦是个“仁者”和“宽大长者”。
“大风起兮云飞扬”，秦末什么人物都卷上过天。在数百上千豪杰中，我们现在都可以遐想式地去挑选。
以上我为帝王列的七条标准，根本不是我遐想式的发明，而是根据古书的记载和历代大家评估刘邦后所作的归纳。每条标准《史记》和《汉书》都有具体的事例说明，绝非虚言妄语。
在了解刘邦的家世和身世后，我们才知道历史最终选中刘邦，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赢政并非砰然而立于世，他是由秦国的历史注定的，如前所述，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至于他的成就不大，乃至遗臭万年，殆与他的个人素质有关。
而刘邦的崛起，从内因来讲有三大因素：1、个人素质；2、家世与身世；3、人文地理的“风化”。能否正确解析这三者的关系，事关刘邦这个领袖人物的成因。
前两个因素好理解，而第三个因素则被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所忽视，而这个因素对刘邦的思想境界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这个作用之深刻，则是一种文化基因的继承，发生在彼土彼民有其必然性。
刘邦生于魏都大梁，即河南省开封市。今日的河南欲打造成“文化大省”。平心而论，古代的中国还只有河南那一带是文化之邦，它有丰厚的文化沉淀，的确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此说有依据吗？
华夏文明的人文始祖是“黄帝”，“黄帝”就诞生在新郑，新郑在河南。
载诸有史的夏禹帝，建都于禹洲，禹洲在河南。
商代的殷都迁于安阳，安阳在河南。
东周建都于洛阳，洛阳在河南。
刘邦起事于芒砀山，芒砀山在河南。
夏、商、周三代凡近三千年，是华夏文明的启蒙期，我们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具体的地域就是今日的河南。故河南人能自豪地说，在这块地下随便挖地三尺，都能见到文物。此言的确不诬。
当我们明白刘邦的身世、尤其发现刘邦是魏都大梁人后，就会发现前面讲过的一个人文现象：那就是商鞅、张仪、范睢、尉缭这些为秦国奠定王业、帝业的著名将相皆与刘邦有同乡之谊，他们都是魏国人，而且都是大梁人或在大梁居住过—大梁在河南。就连与刘邦同时代的吕不韦，也是河南禹洲人。
一方水土养一方文化。夏、商、周三代远古传说中的圣贤们，例如为天下除暴除害的商之汤、周之武，在这一带传播最广，他们应当对刘邦有榜样之效。而近代甚至当代的政治巨擘们，如商鞅、张仪、范睢、吕不韦、尉缭、魏国的名将吴起、魏公子信陵君等，无疑都对刘邦发出了建功立业的召唤。
回眸三千载，就在刘邦诞生的这片土地上，横亘着一大批巨人。在这些历史巨人面前，刘邦会有景仰性的思索，更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无限向往。刘邦正是在这些耳熟能详、传奇人物的薰陶感染中成长的，故刘邦的人文知识相当丰富，这些知识皆是建功立业的正道，他是扛着一本厚厚的人生词典入世的。
尤其从刘邦当道后，不骄奢淫逸、不腐化堕落、处处以天下生民为念来看，他是以有历史的使命感而自负的，更是以他的远祖尧帝的传承人自居的。故娄敬问他是否要与周天子比高下时，他欣然应曰“然”。（娄敬说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刘邦受了多少教育，不便妄议，但他的系列行径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个，故张良说“沛公殆天授”。他的家庭出身决定了他的个人素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存在决定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使命感。
有使命感和无使命感的人大不相同，这差距就在思想境界上。故刘邦的行事为人，颇有气象。这种使命感是由居于天下之中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人文地理决定的。现在仔细打量秦末的那些豪杰，刘邦能鹤立鸡群地崛起于千百诸侯之中，“不是偶然的”，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倘若刘邦生于穷乡僻壤的蛮荒之土，未曾闻得圣贤们的风气与教化，他必是另一番模样。
英雄的本质是一种人格，而不是一种行为。英雄应该是思想的、理性的、文化的。
苏武牧羊19载，没有殊勋，也没有献身，但两千年来我们之所以视他为民族英雄，是因为他的人格。
古时对人间的出类拔萃者，通称为“豪杰”。司马迁写秦末大乱时称“豪杰并立”，故《史记》中从无“英雄”一词。三百多年后的《汉书》中曾说过刘邦“总揽英雄”，但直到四百多年后的三国末期才对“英雄”这个词作出诠释。
曹操是魏武帝，他的儿子曹丕是魏文帝。魏文帝时有个尚书郎叫刘邵，后来在朝中执讲经学。他著述颇丰，现仅存《人物志》一书。《人物志.英雄第八》给后人讲解了什么是“英”，什么是“雄”。
他说：“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雄”一词是两个概念合成的。
他说，“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一个人只有既“英”又“雄”，才能主宰世界。
刘邵是公元230年前后的人物，比刘邦和项羽晚440年以上。440年间的“英雄”他还只举了刘邦和项羽。从古到今，还从没人称秦始皇是英雄。他将刘邦和项羽作了一番比较。
《史记》说：“籍长八尺，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
项羽无疑“胆力过人”，可谓“雄”气万丈。
“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这是说，项羽虽然气力盖世，英分少，不能用人。
刘邦呢？刘邵说：“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英与雄）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宅有天下”是指“据有天下”。
刘邵还说，英分与雄气的多少，在于“自胜”之道。老子曰：“自胜者强。”
刘邵还指出，两者的互动关系是：只有英分而缺雄气，则雄材不服；只有雄气而缺英分，则智者不归往。刘邵的“英雄”之论是有见地的。换个说法，这英分与雄气实质上就是“文武之道”。
刘邦和项羽率兵打仗都要上阵，而且身先士卒。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英”气与“雄”气之差，成了他们两人的特色。
英雄的本质是人格的。刘邦与项羽的实际年龄相差23岁，他们的心理年龄、社会年龄实在相差太远，是两代人。项羽奋一己之力，刘邦借天下人之力；项羽逞一己之智，刘邦用天下人之智。
故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 （《汉高帝论》《苏东坡全集》卷七)
其实，这对老少英雄的本质区别，在于刘邦有理想、有抱负，有救天下生民于水火的使命感，他最终按自己的意志改造了旧世界，其后我们将看到刘邦当权后究竟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
天下各路诸候、数十万大军追杀项羽，这是一场极不对等战争。原因安在？
盖因项羽与秦始皇一样，在当时也是失尽了人心的。
刘邦做人大气，是大器之才，故铸造了大气磅礴的“汉文化”。项羽为人小气，只作小器之用，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今天的人却称颂项羽，尤其不可思议的是，有人认为他在鸿门宴上只要把刘邦杀了，他就能得天下了。这是历史的陋识，更是文化的迷失。
究极说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文化的创造史和发展史，文化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定的文化就界定了一定的社会形态，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强大的秦帝国败于文化的失策，汉皇朝由弱渐强是由于文化的成功。由此我们不得不提出“汉刘革命”这个新概念。
“汉刘革命”并非标新立异、耸人听闻之词，而是因为它确实存。它所创下的“汉刘文化”以巨大的历史惯性左右了我们这个民族两千多年，它巨大的厚势一直释放着引力和斥力，至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哲学的思维，其文化遗迹也历历在目。
《易经.易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什么是革命？“革”是革除，“命”是天命。“革命”这个词相当古老，两千多年前的秦汉就有了。
从立国的观念和文化这个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真正具有本质性、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只有五次。所谓“本质性”和“划时代”的意思，是指文化和社会观念产生了“质变”。这五次革命是：
1）、商汤革命：这次革命革除了听天由命的“神治时代”，从此人们凡事敢问天了。商代“问天意”的甲骨文是“巫治”时代的标志物。
能管天、人、地之一人为“王”，能通天地之两人为“巫”。这是一个由“神”到“巫”的观念性革命，其本质是“神权革命”。“神权革命”的文化成果是中国有了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可别小看那些甲骨上的文字，这文字是华夏文明的曙光，是有别于其它文明的专利。其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早就昭示了华夏民族是一个善于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智慧型民族，进而形成了我民族社会学及哲学领域特有的思维模式。
2）、周武革命：随着“自我”的发现，中国人不问天了。各类士人开始谈宇宙，论天下。“诸子峰起，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标志，各种经、史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治道思想库。这个从“神权”到“君权”的革命，其本质是“人治革命”。
“人治革命”的文化成果是先秦的“诸子百家”。“诸子百家”的崛起是由战乱的“历史存在”注定的“历史意识”。他们从最原本的现实来思考宇宙和天下，故其词汇和概念具有古老的经典性，例如“道”和“仁”。他们的学说是汉皇朝建国的理论基础，从此成为华夏民族的思维定式。
3）、以刘邦为代表的秦末大革命：或曰，秦皇朝不是革了周天子的命吗？为何不算革命？秦皇朝虽然取周天子而代之，但那只是政权的更替。
我们讨论问题首先要遵循“概念同一律”，我们给革命的定义是社会形态要有“本质性”和“划时代”的变化。秦始皇建立国家的社会形态仍滞留在春秋-战国的“耕战”阶段，文化和社会观念并未产生“质变”。相反，他对文化只有摧残破坏而毫无建树，他是想把天下全部纳入军国主义的“秦文化”，继续行“霸道”而不行“王道”，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中国的皇朝更替太多，如元人灭宋，清皇朝取代明皇朝，都不是我们定义下的“革命”。
刘邦建立的新国家是以文化立国，上层建筑从“耕战”转入了“耕读”，社会形态从氏族型发展到民族型，发生了文化和社会观念的“质变”，故是我们定义下的“革命”。
汉皇朝的建立是革命成功的里程碑。汉初几代人博采诸子所长，奠定了前所未有的“汉刘文化”，儒学从理论成为实践是这个时代的标志。从汉皇朝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才真正统一起来，真正的封建制度才从此诞生，其本质是“封建革命”。秦始皇不封不建，并不是封建国家，而是迷信权力的专制国度。
“封建革命”的文化成果是将夏、商、周两千多年的“耕战型”社会转型为延续了两千多年的“耕读型”社会。它以“忠孝”两字为核心，固化了每一个人与“国”和“家”的关系，奠定了小农经济社会人的价值观和上层建筑。
4）、以孙中山为代表、革除帝制的“民主革命”。
5）、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
（周有光老先生从政权的性质分为“神权”、“君权”和尚未到来的“民权”革命。）
秦末大革命是夏、商、周三代以来最盛大的一次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进步的反暴政的正义之战。
既然有“商汤革命”、“周武革命”，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这次革命及其后一百年间命之为“汉刘革命”。
“汉刘革命”绝不是狭隘地指刘邦领导的革命，而是指华夏民族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举义起，至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这一百年间，华夏民族在经济建设和上层建筑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它既有武装斗争，更有文化建设。这场更多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革命，波及整个东亚，影响深远，“汉文化”至今宛存。
“商汤革命”和“周武革命”的文化成果仅延续了千年上下，“汉刘革命”奠定的不仅是一个皇朝，而是奠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
“汉刘革命”最显性的特征是宣告了氏族型社会的消泯，民族型社会的形成，天下“以为一家”了。
“汉刘革命”的内容是彻底的封建革命。西汉分封而建国，国中有国，最后王、侯竟达344个，汉皇朝实际上是“联邦制”，姑称为“汉联邦”。（这个命题在第44章有详述）
“汉刘革命”的形式是天下不分贵贱、士农工商人人都可参加的“士人”革命。
“汉刘革命”开创了布衣帝王将相的新纪元！实为中国士人干政、执政、“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先声！它激励后人“以天下为己任”。从此社会的低层人士有机会向高层流动了。
汉基牢固，“规模弘远”，故汉字、汉政、汉文化传承不息。
“汉刘革命”这个提法前所未有，它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历史真正的转折点。
“汉刘革命”奠定的千秋之业，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世界历史仅有的文化现象。
请问古今中外，还有谁能冠一个民族的称号达两千年之久？夏人、商人、周人、秦人、匈奴人、元人等作为文化符号的“人”早没了，只有汉人长存，并将永存！但观中国人有十二亿多的身份证都写有一个“汉”字。
请问还有谁奠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观历时两千多年不衰？
还有哪个民族愈来愈壮而如此浩荡？中华56族，汉族逾12亿。孙中山称之为“国族”，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最为浩荡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之所以方兴未艾地勃然雄立于世界，是因为有汉魂！
故明代的李贽说：“故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司马迁称刘邦为“大圣”！（《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中国史学界长期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引下，只讲法国圣西门发明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谈古代革命只谈“农民革命”，只要是农民“造反”就是好的，乃至将之推崇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事实并非如此。农民革命从来只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它只掀翻了朝堂，却从来没有掀动过汉皇朝奠定的“汉基”。
“汉刘革命”其后的无数次农民革命和外族来的革命—例如蒙古族革宋朝的命，满族革明朝的命—都没能改变“汉刘革命”所奠定的文化传统和人的价值观，任何政治巨擘都改变不了，只有传承和补充！
江河子孙实在应该刮目相看“汉刘革命”！汉刘革命的果实是“汉刘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一定的的文化就决定了一定的社会形态，划时代的革命必带来与之相对应的划时代的文化，例如工业革命就带来资本主义文化，这是人类社会的通则。
“文化”一词是一个多元概念的“集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下定义。在中国，文化—中华文化—历史文化—传统文化—汉文化—民族文化在概念上有交叉，数学上称之为“交集”。举例来说明吧。数字1，我们可以说它是自然数，也可以说它是整数，也可以说它是奇数，也可以说它是实数、质数。这些说法，都没错。“文化”这个概念正如数字1，确实处于“交集”中，要给它下一个独一无二的定义是做不到的。
从文化的属性来看，它是属于大众的，离开民众这个载体，文化就无从谈起。它必须具备可传承性和一定时间-空间的延续性，昙花一现、瞬间即逝的事物不是文化。
从文化的内客来看，人类过去和现存的文化，并不完全是真理。但它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它最终将接近真理。一种思想和文化，想传之万世，是天方夜谭，秦始皇试过，中国当代也有惨痛的教训。
从文化的形式来看，它是五彩斑斓、多姿多彩也令人眼花缭乱的事物，民众喜闻乐见者昌，反之则亡。对它要有宽容心和一定的容忍度。由于文化都有诞生、发展和死亡的过程，因此，对文化始终应允许批判，否则它不可能进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就是对上帝造物说的批判，它自身也是在被批判中诞生的。“剔除糟粕，吸取精华”是对文化的正确态度。
从文化的社会功能来看，文化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其性难改的信念，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我们说“历史具有惯性”，实质上是指文化的“传承性”。古今中外任何想切割文化的人都失败了。
如果要用一两个形象的事例来说明文化的传承性，那就是西方拜上帝，中国拜祖宗；中国人用筷子刨饭，印度人用手抓饭。
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化”“汉文化”等是一个庞杂的体系，很难给它下确切的定义，而“汉文化”又容易引起岐义。
从时代来讲，有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文化，它们算不算“汉文化”？它们都是组成汉文化的一个单元。
中华有56个民族，他们的文化、习俗虽有差异，但早有水乳般的交融，这个“混合物”算不算“汉文化”？它们都是汉文化的一部份。
因此，要谈“汉文化”或“传统文化”，必须要从时代和民族这两个要素来界定。
为区别其它历史时期的“汉文化”，我们将刘邦—汉武帝这百年上下界定为“汉刘文化”的形成期。其后两千多年各个朝代的文化内函，都只是“汉刘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汉皇朝建于2200多年前，处于近五千年历史长河的中游。后人总是以前人到达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而前进的，汉初的治国思想并非平地而起、砰然而出，而是承继、并融汇了经典性的诸子思想，尤其是吸取了亡秦的教训后形成的，故史称“高祖拨乱反正”。《汉书-武帝纪》
秦皇做，刘邦看。秦皇的失政与败招，刘邦点滴在心头。
秦皇治国，选定的是严刑苛法、以刀镬待天下的法家文化，法家文化是“汉文化”的一部份。刘邦治国，选定的是庄严和谐、尊师重道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也是“汉文化”的一部份。
汉初治国，并不是教条式地完全照搬儒学，而是兼收并蓄地消化了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子思想，形成了有别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的“汉文化”。
汉初治国，卓有成效，仅30年许就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这30年应验了孔子“必世而后治”的预言。古人以30年为一世，“必世而后治”是说必须经过一代人才能大治。当代改革开放30年，大见成效。
外国人在探索中国崛起的“秘方”，其实既没“秘方”，也没“模式”，外人学不了。因为中国扎根于2200多年儒学的沃土，土壤中的“元素”不同，结出的“果实”自然不同，基辛格都能讲明这一点。
“汉刘文化”的核心内容萌发于先秦，其形式大致肇创于刘邦，发展完善于文帝、景帝，最后由汉武帝定儒学于一尊，从此绵延两千多年。
我们讲的“汉文化”，很多都是“汉刘文化”工程的延续和治国思想。至今我们还用他们定下的一些规范或制度，例如孝道、敬老爱幼、尊重师长、重视教育、选贤与能等。
在中国，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谱牒”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它是研究世系传承的“姓氏文化”。中国古代有上万个姓氏，“刘氏文化”仅是目前三千多个姓氏中的一支。
“汉刘文化”仅界定为百年上下，它与“刘氏文化”有质的不同。它研究的是汉初的系列人物和汉初的治国思想、治国实践，是经邦治国的大气文化，它不限于“刘氏”。
“汉刘文化”的内容十分丰富，恕不赘言，但经邦治国之核心内容不外两点，内政与外交。
一、内政：兴儒学，施教化，行礼义。中国成为礼仪之邦、中国人从此耕读传家、重视教育的传统实萌发于汉代。
二、外交：夏、商、周三代对异民族施行征伐式的“霸道”，自汉皇朝起开创了“怀远以德”的“王道”。著名的“和亲”之策，不是媚敌之策，初衷是釜底抽薪之计。它奠定了绵延了两千多年的睦邻外交政策，以和为贵，其后的唐朝、清朝延袭不衰。（详见本书系列之第二卷）
刘邦对内兴儒学，教化人民；对外弃“霸道”而行“王道”。在内政与外交的政策的合力下，无疑对华夏的民族性有所塑造。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汉皇朝塑造并奠定了汉民族和平、善良、与邻为善的民族性，这民族性可用一字概括—和！中国人没有侵略性是历史形成的，是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固化了的，正如尽孝道一样，叫中国人不尽孝不行。西方要了解中国，必须从历史上去了解，基辛格就是这么做的。
“汉刘文化”的规模，长存的时间，影响之巨大，至今不泯，方兴未艾，是全世界仅有的。
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的文化都衰竭或消失了，只有古中国的文化保存了下来。这个保存下来的传统文化的内核是什么？不是结绳记事的夏文化，不是以甲骨作文的商文化，也不是铭文于铜器上的周文化，更不是以刀镬待天下的秦文化，而是“汉文化”。它的核心和泉源是汉初百年间形成的“汉刘文化”，汉皇朝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度和前所未有的新文化。
只有尊重自己民族的文化，才能走出国门“与世界接轨”。两手空空拿什么去与别人“接轨”？要有自己的，才能共享世界的。我们现在拿得出手的还只有孔子，刘邦对国家和民族的“功德”实际在孔子之上，至少无刘邦则无孔子。
秦皇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文化政策的严重失误，汉皇朝的成功是由于文化的成功。
秦文化是专制文化，“汉刘文化”是兼收并蓄的大气文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文化”。
汉初的政治是相当开明的，尤其在文化经济领域，一点也不专制，故成就了夏、商、周、秦2600年以来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由于这个议题函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将在第十二篇“前所未有的汉政”中专题讨论。
我们之所以要把“汉刘文化”从浩荡的“汉文化”中剜出来作局部研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是因为这个一百年对中华民族太重要了。它承前启后地为中华民族植入了传承两千多年而不息的文化基因！刘邦祭孔，汉刘文化的形成和功过，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评估。
《汉书》说：“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才，帝王之功非一人之功。”汉刘文化并非刘邦一人之功，而是汉初“赵钱孙李”五代人之功，但刘邦有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是他埋下了奠基石。
“汉刘文化”有历史的进步性，但当它到汉武帝时被定为“一尊”后，也就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桎梏了。
历史曾经选中了秦始皇，但他有负于历史的使命，他才能平庸，天下人“不归秦”。
历史最终选择了比秦始皇小三岁、大梁少公子出身的刘邦！
千溪万流终归海，千姓万姓终姓“汉”！从此氏族渐泯，汉民族形成。正如刘邦在诏书中说“天下以为一家”，从此华夏民族才在“汉”家的旗帜下真正地汇聚与融和。
二千二百多年来我们至今仍称自己是“汉人”；我们说的是“汉语”；我们写的是“汉字”，我们将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称为“汉文化”；西方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汉学”！我们这个浩浩荡荡的民族总以“汉”字当头！
中国在历史上多次被异族征服过，但汉文化从未被征服！他的优势文化反而同化了征服者，汉魂长存！
刘邦与时俱进，他死前五个月终于意识到必须搞文化建设，故有祭孔之举，从而又及时搬动了“道叉”。
从本质上看，刘邦一生做了两件事：
一、以两年又三个月的时间，灭秦除“暴政”；以四年又四个月之期，杀项除“暴行”，实现了统一。
二、别开生面、前所未有地建礼仪、兴教化，以文化立国。这是一个将天下引向何处的方何性问题
故刘邦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重新统一了中国，还在于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汉刘文化”！
史称刘邦“拨乱反正”，他究竟拨的什么“乱”？反之于什么“正”？
如前所述，夏、商、周、秦近三千年的社会形态是“耕战型”，“耕战型”社会的价值观是功利主义的。有功才有利，“功”从何来？杀敌一人，晋爵一级。这是军国主义的战时文化，绝不是长治久安的治国文化。
透过刘邦的治国实践，拜孔子，兴儒学，施教化，中国人从此以诗书传家为荣！以礼治国实创始于刘邦。故《礼记》出现于汉代而不见诸先秦。
统一中国固是刘邦的历史功绩，刘邦的最大历史功绩在于“拨乱世，反之正”，他将之前的“耕战型”转化为“耕读型”社会！他所奠定的汉民族，从此以崭新的面貌在生灵凋零、民无盖藏的废墟上重新站了起来，在他们重建家园的同时，重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心，进而奠定了汉民族以“忠孝”两字为核心的价值观。“多难兴邦”，实始于此，也是指此！
从此庶民可以议政，德才皆备之“士”可以从政，这是夏、商、周、秦以来国家“质”的飞跃，真正的封建国家到汉时才具雏形。
秦帝国的暴政递至二世，共14年而亡。而刘邦建立的“耕读型”封建社会形态绵延了两千多年，成为汉文化的主脉，其价值观至今宛在。
纵观华夏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其本质是文化的创造发展史，因为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
秦汉的交替、社会的转型，一改以前的“霸道”而行“王道”，这些给当代人的启示应当是明确无误的：文化可以亡国，文化亦可以兴国。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秦皇朝亡于文化，汉皇朝以文化立国，兴于文化，当是不争的事实。这个时代的转折，有赖刘邦搬动了历史的道叉，实现了社会的转型，奠定前了所未有的汉民族和民族价值观，这是他的最大功绩。
我们读古书，有时会读错。最大的错莫过于“无赖”这两个字。
刘邦自称“无赖”，《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只有一个出处，出自汉九年10月。据《汉书》载，未央宫建成后，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楚王刘交都来祝贺。当时置酒宴于未央宫前殿。
“高祖奉玉卮，起，为太上皇寿。曰：‘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
古代的“赖”是什么意思？“赖”是个会意字。按篆书，“贝”字之上是个“人”字，指“人有一束贝”，远古以“贝”为“币”，有赖者，有财货之有钱人也。
《书》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这个“赖”作“仰赖”、“依赖”解。《诗经》有注：“赖，恃也。”
根据“赖”字的本义，有赖—有所恃，有所依托。例如《现代汉语词典》有例句：“任务的完成，有赖于大家的努力。”故近代有“依赖，仰赖，信赖”等词汇。
“有赖”的反义词是“无赖”。“无赖”—无所恃，无所依托，这是“无赖”的原意。
刘邦广庭大众之下，自诩“无赖”，断无后代的“撒泼放刁，不讲道理”、“泼皮”、“耍赖”之意。根据前言后语，这“无赖”是由于刘邦志在天下，年轻时广交豪杰，家道中衰后仍“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一度生计无所恃，在当亭长以前无业赖以为生。
因此刘邦的话应理解为：“当初大人常说我无能，不能治产业，不如二哥有能力。现在我创下的产业，与二哥相比谁多？”这才是正解！
《史记》中还有一处用了“无赖”一词，可作为佐证。
汉初名臣张释之随孝文帝去上林苑，登虎圈。孝文帝问上林尉猎苑内有多少禽兽，凡十余问，尉左右视，一句也不能回答，虎圈的啬夫却一一回答了。
“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
（文帝说：“官吏不称职竟到这种地步？上林尉无能！”于是下令叫张释之任命啬夫为上林苑主管。《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第四十二》）
这里的“尉无赖”也是指“尉无能”，绝不能读成上林尉是流氓之类！
古今之字、词，素有岐义，不可不察！
将刘邦豪迈自得之辞，想当然地曲解为现代的“耍赖”之徒，于是一桩文字案酿成了。将刘邦的少壮定性为流氓，这就涉及对刘邦人品的评价了，小说家们也就根据定性去虚构情节，进而变成了一桩史案。
刘邦是怎样当上“流氓”的？有教授说：
因为刘大叔“一天到晚骂他是无赖”，“经常被父亲称做‘无赖’”，所以“刘季，反正是一个浑小子、愣头青”！
因为太史公“给本朝开国皇帝作传也用了四个字：好酒及色。刘邦喜欢酒肉，喜欢女人，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是游手好闲、吃喝嫖赌。”
由于“他是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所以“刘邦是个贫民，是个流氓！”（易中天：《汉代风云人物》）
这是“有水必有鱼”的逻辑，大前提一错，结论必错。
今人读错了，古今中外的小说家们也读错了。日本人读得最“歪”，甚至说刘邦是个盗贼，偷来东西分给大家。
再者，“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就是“游手好闲”吗？张良、项羽、韩信等人都“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没从事过“家人生产作业”，他们绝不是游手好闲的无能之辈。
带上了“无赖”帽子的刘邦，他是无奈的。后人带上有色眼镜去看他时，无不将他的“作为”解释为流氓“行为”，从而对这个奠定大汉文明的平民皇帝有不少的误读和肆意的歪曲。
“数典忘祖”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尤其将奠定千秋功业的刘邦说成是“无赖、流氓”，进而说成是“骗子”，更是汉民族的悲哀。中国人有必要重新读刘邦，我们也有责任“拨之乱，反之正”！
当代写刘邦与项羽的小说，我浏览过十余部。对这些小说我只看两处。一是“无赖”作何解，二是“生肩”如何读。如果这两处乱说，作者至少是不严谨的。
鸿门宴上，樊哙闯进去后，“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啗之。”
猪的前脚古人称之为“猪肩”，后脚才叫腿。倒是没有一个小说家把“猪肩”读作“猪的肩膀”。
不过小说家们说：“不料，项羽的部下故意刁难樊哙，给他拿了一块生猪腿。生猪腿怎么能吃啊？换了别人可能无法下咽，但樊哙是屠户出身，不在乎生猪腿、熟猪腿。只见他将盾牌放在地上，再把猪腿放在盾牌上，拔剑在手，如操屠刀，用剑将猪肉切成小块，一块又一块地往嘴里送。不一会儿，就把一个生猪腿吃得干干净净。满座宾客目睹樊哙如此吃相，无不骇然。”
这个“生”字作何解？
我的老师教我，“生彘肩”就是“生猪脚”。非洲草原上的猎豹和狮子，是从不吃兽皮的，因为嚼不烂。人怎么嚼得动猪脚上的生皮？不妨都试试！
其实这个“生”字是个坏字，是“全”字的笔误。宋时才开始印《史记》，以木雕板，估计“全”上右边的那一捺断了，跑到“王”字的上面，于是“全”字就变成了“生”字。“生”与“全”只有一捺之差，这一错就错了上千年。读解成“则给樊哙一只整猪脚”，就通了。
十几本关于刘邦的小说，都说樊哙吃的是生猪脚。这是错读！
这么多人都一致地这样读书，人云亦云，竟然众口一词，这是学风不严谨才出现的怪事。
3、我们都误读了“溲儒冠”
什么是“溲儒冠”？“溲儒冠”就是把尿撒在儒生的帽子里。
公元前208年9月，刘邦奉命西击咸阳，于11月来到陈留县。他在这儿招兵买马停留了三个月。
陈留县有个老儒生叫郦食其，这郦生，“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当街道守门人。
刘邦麾下有个骑士，刚好是郦生守护那个里弄里的儿子。刘邦每到一地，都要打听当地有无贤士豪杰。骑士回家时，遇到了郦生。郦生说：“我听说沛公这个人，虽然傲慢而看不起人，但有雄才大略，我最愿与这种人交往，可惜没有人替我介绍。你见到沛公时对他说：‘我住的里中有个郦生，年六十余，长八尺。人们都说他是个狂生，郦生说他不是狂生。’” “生”特指儒生，是尊称，相当于“先生。”“狂生”谓狂儒。
郦生请骑士引荐，不料骑士说：“沛公不喜欢儒生。凡是戴儒冠来的客人，沛公都要解其冠，往其中溲尿。他与人讲话，动辄大骂，绝不能说你是儒生。”
（“骑士曰：‘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认为这骑士的话是真的，故代代流传，津津乐道，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没教养、一见儒生就取帽溲尿的粗鄙之人。连博学的李敖也这么说。其实细细品味，骑士的话应作另外的解读。
他或许因为郦生年纪大，又贫又穷，不想引荐，于是挡驾！怎么挡？一是阻，二是吓！
你郦老先生口口声声自称为“儒生”，那么告诉你：“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这是阻！你郦生不过想与沛公说说话嘛，沛公这个人哪，“与人言，常大骂。”这是吓！
骑士阻吓的最后一句是，“绝不能说你是儒生”—这是婉拒。
郦生说：‘老弟，就这么讲吧！’于是骑士就照郦生的话给沛公讲了。（以上俱引自《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溲儒冠”故事的全过程。刘邦究竟何时、何地、摘过谁的帽子来屙尿？没有一个实例！仅凭骑士的这句话就能说刘邦鄙视儒生吗？恐怕不妥！
事实上，刘邦是第一个祭拜孔子的皇帝，是他把去世284年的孔子请出来后中国才有了儒学。他身边就有大量儒生，刘邦为6岁的太子请的老师，就是秦廷的儒博士叔孙通，仅叔孙通就带去一百多个弟子，常年供养于军中！
闻名的几个如郦生、陆生、叔孙通等都载诸史册，立有传纪！他们随侍刘邦左右，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刘邦对他们很尊重，故史称刘邦“从谏如流”！
“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者与役处。” 刘邦之所以能称帝，除了闻名的帝师张良外，他实际上是以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儒生为师的！他最终听了陆生的话，拜孔子、兴儒学。他身边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大都是儒生。项羽除了一个范增，未见第二个。
刘邦能以这些人为师为友，故能成其王业、帝业。“溲儒冠”的确是误解后的谬传，望诸公明察。
由于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平民身份闹“革命”而且“革命”成功的第一人，故人们对他的论议和传播的故事实际上多于秦始皇。古人早对刘邦有评价，今人大多漏读了。
与刘邦同时闹革命的陆贾对南粤王赵佗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这是说，自开天辟地以来还没有象刘邦这样一个人。
司马迁在《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中谈刘邦时说：“（刘邦）愤发有为而为天下雄，哪在于无土而不能为王？这不就是世传的大圣吗？岂非天意，岂非天意！不是大圣之人谁能受命于天而为皇帝啊？”
（原文：“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司马迁将刘邦称为“大圣”，这是《史記》中唯一的、最高的提法！
宋代的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这是说，古代通晓人情并能准确判定天下大势的人，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高帝。
他还说：“古之英主，无出汉高。”（《汉高帝论》《苏东坡全集》卷七)
宋代的王安石说：“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王安石全集-材论》）
这是说，后世之人遵循高祖的规范行事则很少有败事，不遵循则必有有过失。
元代的戈直说：“(唐)太宗英武，将略优于汉高；至于知人判事，不及汉高远也。”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按语》) 这是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将略比汉高祖强，至于识人用人、判断事物的能力，远不如汉高祖。实际上，刘邦“大战七十，小战四十”，是中国历史上作战最多、负伤最多的皇帝，胜过唐太宗，实为中国帝王第一人。“身经百战”一词，源出刘邦。
明代的李贽说：“故汉祖之神圣，尧以后一人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多次在中央会议上谈刘邦和项羽，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第八》时批道：“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1936年毛泽东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这是他对历代风流帝王的点评，他没提汉高祖。28年后的1964年，在仔细研究过刘邦后，毛泽东的观点有改变，这时说了一句很绝的话：“刘邦是封建帝王里面最厉害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译成英文是He was the greatest one.—“他是最棒的一个”！
中国两千多年494个皇帝，毛泽东给予刘邦的评价是最高的。不过，鲁迅和他也都错读了“无赖”这两个字。
5、西方人眼中的刘邦
西方的文明，是追求外在和功利的文明。东方的文明，是追求内在和心灵的文明。东西方的文明自有其代表人物。
当代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瑟.汤恩比认为，人类史上最有远见、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伟大的帝王，他说：“一位是开创罗马帝国的恺撒大帝，另一位便是创建大汉文明的汉高祖刘邦。”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恺撒生于公元前106年，刘邦比恺撒早150年，还比“救世主”耶稣早256年。
汤恩比认为：“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他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探讨历史时说：“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人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汉高祖刘邦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作为历史功绩，是应该给以高度评价的。”
他对未来的展望时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象中国这位第二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一者一样。在人们能够居住或交往的整个地球，一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就是汉朝的刘邦。”（摘自《展望二十一世纪—汤恩比和池田大作对话录》）
汤恩比是站在历史和治国思想的高度来评价刘邦的。他说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象刘邦，我们姑且不谈这个说法对不对，但他对刘邦的评价是全世界第一人！
汤恩比的说法有三个要点：
1、刘邦是世界级的影响人物，汤恩比说刘邦“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儒家称之为“大同”，马列称之为“共产主义”，其核心是“和”。
2、刘邦的历史功绩应给以高度评价；
3、未来统一世界“政治家的原始楷模就是汉朝的刘邦。”这个评价相当高，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是唯一的。
刘邦是文武全才，他对汉文化的最大贡献是文治，而不是武功。但在当今中国，称颂的却是秦始皇的武功，这是一件怪事。倘真要论武功，秦皇差汉高远矣！
什么是民族？民族“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现代汉语词典p884》我们是在以上五个“共同”定义的基础上来讨论民族。
中国载诸史籍的第一个朝代是公元前2070年—前1600年的夏朝。夏朝是大禹建立的。这个朝代约有470年，处于还没有文字而结绳记事的岁月，其末代暴君夏桀被商汤所灭。
远古的氏族以所居之地命名。据说大禹是黄帝的五世孙，这支氏族发祥于夏水流域，故称为“夏族”。后来这支氏族活动于华山一带，又称“华族”。故这一支记载最古老的氏族又称“华夏族”。
什么是氏族？原始社会由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人的集体，氏族内部实行禁婚，集体占有，集体消费，也叫“氏族公社”。需要强调的是，“华夏族”是一个氏族，只是数千上万个氏族中的一支。那是一个文字尚未出现而结绳记事的蒙昧时代。“华夏族”还没形成我们“五个共同”意义上的民族。
由于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从此“华夏后裔”也就和“炎黄子孙”一样，专指江河流域养育的子子孙孙。据《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释义，“华夏：我国的古称。”因此“华夏”的意义相当于今日的“中华”。它既不是国家的概念，也不是民族的概念。
直到太史公著《史记》，才频频出现“中国”这个词。在他之前百年许刘邦的诏书中还只称为“中县”，因为一县一国，故“中县”=“中国”。这中国是指中原之国，当时并不是国家的概念，只是地域的泛指。
中华56个民族中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形成的历史，例如藏族，就以传说中的“神猴”作为该族的祖先。现存于西藏布达拉宫有一幅图，该图表现了经菩萨点化后，“神猴”逐渐进化成人的传说。
西方宗教以“上帝造物”来解释人类的形成，因此将“亚当”和“夏娃”作为人类的“始祖”。
同理，“华夏民族”是以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作为自己的“亚当”和“夏娃”。
我们不可苛责这些传说的非科学性，因为它毕竟反映了人类对自身阶段性的认识，是历史的一个脚印。
作为一个氏族，夏代确实有“华族”、“夏族”或“华夏族”存在过，故至今仍有华姓和夏姓。但我们今天用“华夏民族”这个词时，它的含义是远古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包括56个民族的总称。
中华56族中的汉族，是华夏民族进入高度文明后，在诸子百家热烈探讨“家国”理念并有较成熟的见地后，刘邦和他的贤士豪杰们根据前人积累的种种理念，而形成的“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
世界上其它民族的形成，或多或少夹杂着传说。例如华夏民族就以传说中的以伏羲、女娲为始祖。但汉民族形成的历史，不是传说。其形成过程是有年有月甚至有日子而明载史籍的。我们甚至可以说，汉民族的形成史，是全世界最清晰的民族史。
汉皇朝建立后，太史公在《史记》中介绍秦汉之际某个人物时，尽管仍有“秦人”、“赵人”、“齐人”之说，这说法尤如今天的“北京人”、“上海人”一样，是个地域概念。
刘邦在汉11年2月颁布了一道“求贤诏”，诏书中说“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这一“家”是什么“家”？是“汉家”！
故汉宣帝在谈论治国时亦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既然天下“以为一家”是“汉家”，这家中人自然都是“汉人”。从此秦人、赵人、齐人等说法退出了历史，遑论夏人、商人、周人？当华夏后裔代代传承皆人人自称是“汉人”后，汉民族也就形成了。至今我们夸赞某人，说“他是条汉子”、“是个好汉”，都源自汉民族这个称号。
大禹发祥于夏水，故称“夏朝”。刘邦发迹于汉中，故曰“汉朝”、“汉家”。
尽管汉家之人皆来自远古的不同氏族，至今仍使用三千六百多个姓氏，但二千二百多年下来，就形成了具有“五个共同”的“人的共同体”，这就是世界上最浩荡、人口逾12亿的“汉民族”。
通过以上论证，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夏、商、周、秦以来凡2600载，华夏后裔一直是一个虽己摆脱了氏族公社的原始性、但仍是一个分崩离析、耕战型的氏族型的社会。汉皇朝建立后，炎黄子孙逐渐融汇为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是汉族。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帛画，两人明显带有西域少数民族的特点。华夏民族从来讲“规矩”，故女媧举双脚之“规”，伏羲持直角之“矩”。这是唐人心目中的华夏“始祖”，历史是执笔者的历史，由此可见。
刘邦是汉民族的奠基人，这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也是任何汉人都应该知道的。
然而，汉民族的民族意识相当薄弱，盖与对刘邦的误解有关，亦与历史上的民族政策有关。
在汉朝以前，有“祖”和“宗”这两个字，并无“祖宗”这个词。战国末年的最后的思想家韩非子，将父亲的父亲称为为“大父”，在他和他之前，绝无“祖父”一说。
满族在民国未建立前，是有列祖列宗可拜的。他们年年都要祭祀祖宗，却严禁汉族祭祀自己的祖宗。满、蒙、藏、回、汉，汉族是末等民族。
其实，早在元朝，汉族就列在“色目人”之后。“色目人”是什么人？就是“各色名目”之人！只要不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人就是“色目人”。汉人是排在杂七杂八的“各色名目”的人之后的，汉民族被视为劣等民族，亦不准汉族拜自己的祖宗。
从某种意义上讲，蒙族和满族在民族意识上是灭了汉族的。七、八百年下来后，汉族只会推崇他们的“汗，今之影视作品亦侈谈满家的“帝”，而不知自己的祖宗是谁。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故秦始皇焚书，让东方六国之人忘掉自己的历史。日本人侵华，在台湾和满洲推行殖民教育，核心就是亡国忘种忘族的教育。
汉人“数典忘祖”，猥琐得不谈自己的“祖宗”，固与有七、八百年历史的“民族政策”有关。民国时剪长辮，嚎啕大哭者不少。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大总统曾率领文武官员祭明太祖之陵，以告汉民族的光复。孙大总统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的此举是为了唤醒汉家子孙的民族意识。他的这次唤醒为二十多年后的抗日民族圣战种下了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在民族大义前，国、共两党都放下了械斗，故可歌可泣的抗战胜利是两千多年来抵御外辱第一次民族的胜利。从此我民族走上了自我解放、自强不息的大道。
浩浩荡荡的汉民族逾十二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大族群！虽然不衰不竭地走过了2200多年，但大多数汉人是不知道自己的“祖”和“宗”的。其实，汉族的“祖宗”早就载诸史册，是明文规定了的。
汉文帝去世后，他儿子刘启继位。“孝景皇帝元年十月，（公元前156年10月）制诏御史：‘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汉景帝对“祖”和“宗”下了定义—有功者称为“祖”，有德者称为“宗”。
当时，丞相申屠嘉与众臣上奏：“臣谨议：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岁献祖宗之庙。请著之竹帛，宣布天下。”（史记-孝文本纪）
孟子曰：“立功立德立言，谓之不朽”。佛门讲“功德”，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从孟子到汉皇朝至如今，华夏民族就从来以“功德”论人。功德是两把尺子，评价历史人物只能用这两把尺子去度量。仅视其于国有何“功”，于民有何“德”。标准一定，高低立见。
早在公元前156年10月，在刘邦去世38年后，汉人就“著之竹帛，宣布天下”：汉民族的“祖”是刘邦，“宗”是刘恒。正式名称是“太祖”和“太宗”。
他们是有功有德之人，故他们是汉民族的“祖宗”。“祖国”乃“祖宗之国”！
从此“祖宗”一词才载入史籍！按照这个先例，此后也才有了唐高祖、唐太宗、宋太祖、宋太宗、元太祖、元太宗、明太祖、明太宗、清太祖、清太宗。
郁达夫说过一句话：“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刘邦不仅是汉皇朝的缔造者，更是汉民族的奠基者和汉文化的开拓者。
中华56族的人文始祖是传说中的黄帝，刘邦的功德使他不再限于氏族的范畴，自他将天下“以为一家”后，数千个氏族皆归于“汉家”，华夏大地上才真正出现了具有“五个共同”点的汉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称刘邦是汉民族的“太祖”一点也不过份，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因之而姓“汉”。
两千多年来，由于对刘邦的误读误解，汉民族对自己的祖宗缺乏认同感，从而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认同危机。拜祖宗而不知道祖宗是谁，这是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
如何看待汉民族的“祖”和“宗”？尤其如何看待汉家高祖刘邦？古今中外，众说纷纭。
其实，当代真正的学者，对刘邦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把刘邦等系列人物当作民族文化的遗产而珍惜他们，绝不应该肆意歪曲，恣意谩骂。尤其登坛布道的人，不能一知半解、甚至无知不解地乱涂乱抹。
以上我们更多的是从理性上来谈刘邦，了解—个人的方法，莫过于“察其言，观其行。”现在我们通过十来个小故事，一起来观察刘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刘邦对学习和书籍究竟是什么态度？先看看他的一道“手敕”（chi）。皇帝下达的诏书称为“敕”。“手敕”者，乃皇帝亲笔手书也！
这手敕仅86个字，取自《文苑》。《史记》和《汉书》里都没有，尤显稀珍，值得一读，全文如下：
手敕太子二则
意译：我逢乱世，遇秦禁学，自以为读书无用。自我登位以来，方悟到书的功用，在于使人了解作者的思想。回想过去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是之处。
我平生不习书法，只是在读书问字时了解一些，因此我的字写得不大好，但自己还能对付。现在我看了一下你写的字，还不如我。你应该勤学习，今后上奏章之类，应该自己写，不要叫人代写。
（原文：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谓读书无益。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刘邦叫太子刘盈读书习字，又手书此“敕”，估计其书也，意在示范，必工整有加。他自忖他的字还是见得客的，至少见得儿子。
这道“手敕”之所以称为“二则”，因其有两层意思。一则是讲“读书”，二则是讲“习字。”
第一则，刘邦没以父皇之尊，训斥儿子。他也没讲什么大道理，而是以“自述”、“自省”、“自责”的现身说法，叫儿子要多读书。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谓读书无益。”刘邦讲了他书读得少的社会原因，也讲了他过去对读书的错误认识，这“自述”有愧疚之意。
“自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自我登位以来，才明白书的功能是交流作者之意。刘邦自谦地“自省”。“省悟”出了些什么呢？这里有句潜台词：读书是大有好处的。
读书有什么好处呢？对照书中讲的道理，“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他以“自责”的方式，讲读书后能反躬自省，能检点自己的所作所为。自检的结果是“多不是”。
在读书这个议题上，刘邦慎言，他不自矜，不妄言以身作则，而是实事求是。我们难能可贵地发现，刘邦函养有“内省”之功夫，今谓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自己的儿子面前亦如是。正是因为能检点自己“多不是”，故能成其大也！
第二则讲的是“习字”。“吾生不学书”，这个“书”字，不是“书籍”，而是“书写、书法”。有人将“不学书”理解为“不读书”，显然错了。
刘邦承认自己的字写得“不大好”，“今视汝书，犹不如吾”—今看你的字，还不如我！刘邦大概是过问刘盈的学业，在看了刘盈写的趾螅纱嗍质疽浑贰Ｆ湟馐牵嚎纯茨宋蹋幌肮郑侄急饶闱浚?span>
那时没有字帖，也没有“临帖”一说。刘邦指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教儿子抓住习字的机会：“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手敕二则，寥寥数语，言辞婉转，和风细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自大、不自是的刘邦。他的话不多，语不重，读来亲切，舔犊之情，慈父心肠，昭昭然！
中国的教育是“母教+师教”，作为“父教”，这是较早、或最早的范文。
二千二百多年来，都说刘邦是一个不识字、不读书的“大老粗”，是“不读书的皇帝”，这是莫大的误解。其实，刘邦的文章相当不错，姑不言概括力极强、吟诵了两千多年的《大风歌》，清朝时辑录的《古文观止》里，就当作范文收有一篇他的《求贤诏》，引古喻今，文彩沛然。他的很多诏书，口气迥异，语势极强，斩钉截铁，与众不同，都文如其人，一看就知是他的手笔。
秦始皇开禁学之恶例，而刘邦为汉家奠定了“勤学习”的汉魂！这汉魂，己悠悠乎传承了二千二百多载，将永存！一位奠定四百多年汉基并影响东方文化两千多年的开国君王，不识字、不读书，不通古今，真是天大的笑话！这是一个令人笑不起来的“笑话”。
《古文苑》另外还有一篇手敕太子书，文曰：“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各位公候，与我是同辈的人，年纪比你大几倍，你见到他们时要以礼参拜，并把我的话告诉你的各位弟弟。”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语於汝诸弟。）
刘邦从小就教他的儿子们都要尊敬大臣，他自然是以身作则的。汉文帝刘恒在这方面做得最好，散朝后，他要亲送周勃、陈平等大臣出殿。（上礼之恭，常自送之。《史记-袁盎晁错列传》）
汉室第一家庭有家教！
刘邦是个大孝子，尤其他当皇帝后，大力提倡“行孝”。他每隔五日要朝拜太公，尽家人之礼。他不仅身体力行，还认为要在全国提倡，于是定了个“洗沐日”。
在古汉语中，“洗”是指洗足，“沐”是指洗头，“浴”是指洗身。古代男人头发长，洗头、梳头、挽髻、戴冠、系带、插簪子，手续相当多。而女人至多扎个丝带，脑后一披了事。古代男人的头发比女人麻烦得多，故华夏之人以“冠戴之国”而自豪，戌翟蛮夷是不讲究头发的。“洗足”和“沐发”最需要人侍侯，尤其老年人。
刘邦规定，全国臣民包括他自己在内，每隔五天，休假一日，这一天专门孝敬父母，专为父母进食和洗足洗发。这一天称为“洗沐日”，又叫“休沐日”。
西方的宗教认为“人”是上帝造的，而中国人认为“人”是父母生的。故中国没有宗教而有“孝道”，没有《圣经》而有《孝经》。
基督徒每隔七天要礼拜上帝之子耶稣，这一天称作“礼拜日”，这是宗教性的假日。
而汉初的中国人每隔五日要朝拜并孝敬父母，这是和谐家庭人性化的假日。
耶稣是公元零年诞生的，刘邦比耶稣早256年，他公元前202年当皇帝，公元前201年定下洗沐日，所以“洗沐日”是全世界最早的假日。是“法定”的吗？是！皇帝带了头，人人都要遵守。举两个例子。
王陵在刀斧手下救过张苍，张苍将王陵视为再生之父，三十多年后张苍在汉文帝时当丞相。据《史记.张丞相列传》载：王陵死后，张苍每到洗沐日，都要先朝拜王陵的夫人并上食，“然后敢归家。”
汉家第二任相国曹参的儿子曹窋，照惠帝吩咐问曹参为何不理朝政，遭曹参鞭笞二百，就发生在“洗沐日”。
据报导，台湾宜兰县2008、2009、2010年连续3年举办了“洗脚日”，为父母洗脚以示感恩，最高人数达四千人。这“洗脚日”就是“洗沐日”的延续，日本和韩国少量地保留了这个习俗。
人人都有父母，孝敬父母是人人都做得到且无从推诿的事，是人类有别于动物之举，故他将之定为人间第一大礼。刘邦兴教化，行礼治，就从这事上做起。他以身作则，率先行之。
如何看待全世界最早的、刘邦法定的孝敬父母的“洗沐日”和延伸的“孝道”？
汉文帝时的贾谊以为：秦廷废除礼和义，不讲廉洁和羞耻，是败俗，后果甚于杀父兄。这种风俗流行，以至人们见而不怪，习以为常了。而汉家区别上下，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纲，“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此非天所为，人之所设也。”上行而下效，然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诉讼减少，甚至没有了。贾谊的这段评价载于《汉书.礼乐志》，这是一个冷僻处。
中国自古称为礼仪之邦，礼仪实大兴于汉皇朝，刘邦是带头人。
刘邦当皇帝后，五日一拜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的家令对太公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上虽然是你儿子，却是人主。你虽然是父亲，却是人臣，焉有人主拜人臣的道理？如此，则皇上的权威难行。”
五日后，刘邦去朝拜父亲，太公拿着扫箒，大门相迎，倒退而行。刘邦大惊，忙下车扶太公，询问缘故。太公说：“帝，人主也，柰何以我乱天下法！”于是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他认为家令讲得好，赏赐五百斤黄金。这个故事，中国人大多知道。但刘邦专门为此亲拟了一道诏书，知道的可能就不多了。
这道诏书情理并茂，浅显流畅，有“道”有“理”，读来不由佩服刘邦的文笔，值得一读，全录如下：
“（汉6年，公元前201年） 夏五月丙午，诏曰：‘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前日天下大乱，兵革并起，万民苦殃，朕亲被（=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诸王、通侯、将军、群卿、大夫已尊朕为皇帝，而太公未有号，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汉书-高帝本纪下》）
刘太公当太上皇，是由皇帝亲自拟诏并由“汉中央”向全国发了文件的，这是一件旷古奇事。
刘邦将太公接去长乐宫住后，向太公的左右打听太公过得如何。听说太公怆楚，没有故旧，落落寡欢。于是刘邦命匠人吴宽，去丰邑绘图，在陕西栎阳县再造一个新的“丰邑”。刘邦将丰邑故旧全迁来陪太公，并世代免除徭役赋税，直至太公欢悦为止。“新丰”与丰邑别无二致，以致“鸡犬认户，人识其家。”
这新丰现称为“新丰镇”，距秦始皇陵约十公里。1989年刘恒心老先生去新丰，当他讲明他是江苏丰县来的后，当地人说：“老家的人来了！”立即热情接待。
太公死后，刘邦令诸侯王，不管姓刘不姓刘，都要在各自的国都修建太上皇庙，年年祭祠。由此我们也看到了刘邦的“孝心”。人子做到这一步，可谓至孝。
八百多年后，唐太宗李世民亦尊其父李渊为“太上皇”，唐太宗亦学刘邦为太上皇修了座“大明宫”。两者事同理不同，因为刘邦是尽孝，李世民强行抢班夺权，实际上是软禁他的“太上皇”在大明宫。
之所以讲“洗沐日”、“太上皇”、“新丰镇”这三个小故事，是因为刘邦由此奠定了两千多年不衰不泯的东方价值观。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法律，未及立法的事就需要约定俗成的道德来约束。法律和道德的基础是什么？是共同的价值观！
倘若一个社会没有普遍认可的价值观，人人皆我行我素，这个社会必将迷失，法律和道德亦将无能为力，“乱世”之所以“乱”，“乱”在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幸好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在三千年前就萌发，在二千二百年的汉初得到发展并加以固化，从此延续下来了。
什么是价值观？价值观：“通常指人生价值观，即对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意义的认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p629》
西方的价值观统一于宗教，人都是上帝之子。天赋人权，人人平等。
东方的价值观统一于儒家，人都是父母之子。君臣父子，讲求服从与孝顺。
东方的价值观之所以能统一于儒家，是由华夏民族的历史成因决定的。这个成因就是由情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家长、族长、国君最初都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国君”是最大的“家长”，他的责仼是“爱民如子”。臣民事君如事父，故称“君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儒文化不是帝王强加给人民的，儒文化长存的原因是因为它起源于自然，自然而然。谁不是父母所生？上帝之子？中国人不信！
汉初兴儒学，成功地将“耕战型”的社会转化为“耕读型”。耕读型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社会细胞，面对社会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
小农经济需要与之匹配的上层建筑，儒家思想有两大支柱：居家“尽孝”，在国“尽忠”。“忠孝”两字就将一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固定了，于是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一、人的地位：任何一个人来到人世，他的第一社会地位首先是“人子”，今后地位再高那怕当了皇帝，仍是“人子”！“人子”是根深蒂固的“终身制”！父母在世，“人子”就得“行孝”。父母殁世，也得年年扫坟、奉上酒肉瓜果祭祀、孝敬祖先，事死如事生。故中国人有“清明节”祭祀先人，这是其它世界没有的。
二、人的作用：“人子”地位决定了他在社会中的第一作用是对家庭负责，赡老抚幼是他终身的责任。
三、人生的意义：儒家规范人生的最大意义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爱“家”而为“国”作贡献。忠孝不能两全时，国大于家，这时就应为国尽忠！岳飞坟前，赫然大书，“尽忠报国”；蒋纬国的背上亦刺有“精忠报国”四个字，故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国意识。
人的价值观决定了西方人拜上帝，东方人拜祖宗。尽管小农经济在逐步消亡，我们也进入了信息时代，但作为文化却父传子、子传孙地代代传承不息。
西方有宗教，故有天堂、地狱之说。汉人无自己的宗教，当人人都信奉“忠孝”是民人、人子的责任、并对“家长”和先人怀敬畏之心时，儒学也就成为“儒教”了。敬祖先、敬先烈也就成了文化传统，海峡两岸都一样。
汉初奠定的“忠孝”价值观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悠悠两千多载制约着汉民族。贪官也要尽孝，土匪也要抗日为国尽忠。
“四人帮”乱政后，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被破坏了。“忠君”教育一度使我们“六亲不认”地残斗不己。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失落是文化的“缺失”，“缺失”就需要重建。一个社会缺失了相应的文化，误国、祸国是有可能的。现代科技使我们今天的文化前所未有的“丰富”，但多为“零食”，（俗称八卦文化）缺乏营养，尤其缺乏民族的维生素。
“贪腐”和“造假”是一种文化现象。“贪腐”是“盗”，“造假”是“欺”。“欺盗”本是道德问题，但由于道德沦丧，道德没了任何约束力，只好立法以绳之。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国文化的最大危机。文化危机的反映是“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尤其没有了诚信。
三十多年来，我们的社会形态仍是不成熟的，否则还要什么改革？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一个社会以“利”作为价值观时，这个社会就有可能变成“小人国”。经济“巨人”和文化“侏儒”的畸型连体是可能的事。孔子主张“贫而富之，富而教之”，如何重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多元的文化，是千秋之计，更是刻不容缓的兴邦之事。古人能做到，我们应该能做到。
幸好汉皇朝奠定的价值观以巨大的历史惯性在推动着并维系着我们的社会。当代的“孝道”有一道大景观。那就一年一度、候鸟般的大迁徙。
2009年中国大陆的“春运”往返达23.2亿人次，2010年达24亿，2011年竟达29亿人次！超过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隔海的台湾也毫不逊色，据报道，2009年1月25除夕日上路的小汽车达200万辆，尚不计乘火车、飞机、大巴的人流。
一年一度这样不约而同的“大归巢”，不仅令全球瞠目结舌，连中国人自己也愕然。
这种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必有一个支点才能撬动。这个支点就是中国人固有的、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价值观—忠于国和家，孝于父和母。
这是他们心灵深处的信念，是汉民族特有的烙印，它己融入汉民族的血液和灵魂，就象西方人信仰上帝和真主一样，天经地义。不管此事是功是过，是好是坏，都得找刘邦。
中国的古籍分为“经”和“史”两大类，“史”记事，“经”载道。“经”者，经典也，历久不变之道也。故信佛者有“佛经”，信上帝者有“圣经”，信真主者有“古兰经”。
“孝”是一个古老的观念，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甲骨文中的“孝”，是一个“子”仰扶着一个“老”，这是一个会意字。“孝”是对先人的敬畏，素怀敬畏之心也就成了信仰，有如教徒之于佛祖、上帝和真主。
孔子整理并传授过六经，六经中没有《孝经》。《论语》中只有孔子对曾参讲过孝道的记载。（六经是指：《诗》《书》《易》《礼》《乐》《春秋》）
前面所述的“洗沐日”、“太上皇”、“新丰镇”三个小故事，说明刘邦带头行孝，于是汉初的官员们开始创建“孝道”学说，从理论上完善孝行，于是出现了《孝经》。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凡《孝经》十一家，五十九篇。”《孝经》是汉朝才出现的。汉家高祖崇尚孔子，故有的汉儒亦托孔子之名而著《孝经》。
汉初将“孝”这种观念提升到“道”的高度，故给它下的定义是：“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孝经》说，罪有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今人说，“百善孝为先”。
故“礼记”出现于汉代而不存在于先秦。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就认为，尽孝道是人子天经地义的事。至今全球华人沿袭不衰。
古代的王侯去世后，后世要用一两个字来概括他生前的行径，这个一两个字叫“谥号”。“谥”是表述他的主要行迹，“号”是讲他的功绩。周公定的谥法曰：“谥者，行之迹，号者，功之表。”
刘邦身体力行，作了表率，故他的子孙们谁也不敢违背，故西汉的十一个皇帝除刘邦外，十个皇帝的行径皆谥为“孝”。除了我们熟知的孝惠帝、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外，还有孝昭帝、孝宣帝、孝元帝、孝成帝、孝哀帝、孝平帝。连续十一代皇帝都行孝并以行孝为荣，这是中外历史上仅有的文化现象。（由于王莽篡政，孺子婴无谥号。）
中国有个《二十四孝图》，专讲历代孝子的故事。其中唯有一位皇帝，就是汉孝文帝。
孝文帝刘恒是刘邦的第四子，当时就以仁孝闻名天下。他母亲薄太后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让母亲服用。他重德治，兴礼仪，故有“文景之治”。
西汉的十一个皇帝以刘邦为首，都是大孝子。这么多“大家长”以身作则，带头行孝，故史称“移风易俗”。是他们奠定了东方特色的“孝道文化”。全球的华人至今不约而同地奉行不悖。
在治国理念、巩固社会秩序上，刘邦比秦始皇高明。秦始皇提倡“以吏为师”，人们并不接受，甚至杀秦吏以除害。刘邦提倡孝敬父母，人人都接受，并当作国粹代代传承而不衰。“以吏为师”天下大乱，“以孝为先”天下大治，文化决定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古人说：“一室不治，何以天下为？”家庭和谐，才有社会的和谐。
中国人读过《孝经》的人可能不多，一看《孝经》就知是汉儒们的文笔。尽管当代的中国人大多没念过“经”，但他们却日日奉行不怠。这正如印度人用手抓饭，中国人用筷子刨饭，是代代传承的文化和习惯，根本不用问为什么！谁要问，反倒奇怪你是不是个中国人？“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根深蒂固的事情，不讲不念都知道！
所以两千多年来，汉时奠定的文化基因之一是：“汉家无鬼神，唯祭祖与宗；国家有章程，谨尚德与才。”
在中国，一个人不孝敬父母，就会被骂作“忤逆不孝”，会被认为反了“天性”，没有人性。他遭人唾弃，在社会上绝无立足之地。“孝子”不是新闻，“不孝之子”就成了新闻，这就是汉文化。
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其性难改的信念，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文化决定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我们说“历史具有惯性”，实质上是指文化的“传承性”。古今中外任何想切割文化的人都失败了。
汉皇朝不仅以孝治国，而且以“孝”和“廉”作为德的最高标准，“廉”是指廉洁。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大夫皆“养士”，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包括吕不韦，都养士三千，成为养士的“大家”。汉时不兴养士，而是“选士”。选士就是“察举”，至今各级组织部的职能就是“明察而举之”，两千多年来没变。
汉初选士、察举的标准是什么？两个字：“孝廉”！汉以前以“才”为标准，汉以“德”为标准，现在讲究“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各乡各县的三老推举有孝行而廉洁之士出来担任公职—做官。这套制度推行了四百多年，东汉末年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八百多年后隋炀帝时才有了科举制。
刘邦为了选天下贤能之士，特亲拟了一道诏书，《古文观止》将之列为“汉文”第一篇，名为《高帝求贤诏》。这道诏书只有173个字，讲了周文王、齐桓公“皆待贤人而成名”的道理。他说，今天难道没有贤能之人、只有古时才有吗？患在人主不去交结。现在天下一家，欲其长久，没有贤能之士共同来治理，行吗？“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于是他叫各地官员进贤，要去劝，并用车把他们送来。（必身劝，为之驾。）
这道诏书最后有十二个字，却是五句话，有的一句只有一个字。这五句话能体现刘邦的性格特征和文风：干炼，干脆。
这五句话的意思是：“你那里有贤士而不讲，让我知道了，罢官！年老瘫痪有病的，不要送来！”
这十二个字是：“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刘邦很干脆，务实而无巧言！
“孝道文化”是汉刘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是最具人性的文化之一。据说地球上的动物，只有人类允其子孙返家，中国人最积极。《常回家看看》这首歌之所以受欢迎并脍炙人口，是汉人心声的共鸣。
天下有万事万物，就有万门之道。中国数千年的治道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法制，而是礼治。其中的君臣之礼和父子之礼，奠定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忠孝”是礼治的核心，“孝”是礼治的基础，“以礼治国”的本质是以“以孝治国”。
故汉时的《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汉朝时就认定“天下为公”是大道，并将“大同”社会作为全民族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勃兴于中国，是因为汉时就奠定并规划了“大道”，是因为有儒学这片沃土。故《汉书》称刘邦奠定的国家是“规摹弘远矣”。（汉书-高帝本纪）
“公心”的表现是什么？是爱心，是博爱。“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是汉文化的磅礴之气！
人的言行是内心世界的反映。透过刘邦以上的数件事迹，我们可以探视刘邦的内心世界了。
刘邦的思想水平究竟如何？他的理念根基于什么？难道仅仅概括为一个“孝”字吗？我们得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占领了东方六国，八年后的前213年开始焚书坑儒。“焚书”是对传统文化灭绝性的割裂和铲除，“坑儒”是对读书人的肉体消灭。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浩劫，是历史的大倒退。
本来，秦宫内还有一些藏书，不料六年后的前207年12月，项羽又一把大火，三月不熄地烧得干干净净。故刘邦立国时，汉皇朝基本上没有藏书。文化有断绝之忧。故陆贾劝刘邦习诗书，并第一个著书立说。
秦廷焚书，汉家从民间搜书。太史公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曾说：“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六国年表》）汉文帝在搜集书籍方面有很大贡献。
例如，当初得知有个“河上公”藏有一部老子的《道德经》，“河上公”征之不至，于是汉文帝亲自到黄河边上去找“河上公”，“河上公”跳着脚与他吵。汉文帝“改容谢之，于是授汉文。”现在《道德经》有两个版本，一本81章，一本64章。64章版本的《道德经》是汉文帝寻来的，故称“河上本”。
汉文帝寻书的故事，《史记》和《汉书》上都没有记载。只有“河上本”序言里才讲了这本书的来历。从逻辑来看，是先有64章的“河上本”，才有其后陆续补充完善的81章的《道德经》。
又例如当时天下己无人读《尚书》，只听说济南的伏生是秦博士，懂《尚书》。伏生九十多岁了，老不可征，于是派晁错去济南“留学”，去抄书、学习。晁错在孝景帝时官至御史大夫，他之所以成为“智囊”，与此有关。“尚书”者，“上古之书”也，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政治档案，出现在周代。那时能读通一本书就算大学问家了。
汉文帝能如此搜求书籍，抢救学问，不能说他没受刘邦的影响，因为刘邦就教子要读书习字，并开了“勤学习”的秘方。经过上百年的搜求，汉家才有了书库。所以，如果没有汉初的几个皇帝，我们可能见不到先秦诸子的著作，汉文化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刘邦四弟刘交的四世孙叫刘向，他将天下图书分门别类，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鼻祖。《汉书.艺文志》就是汉皇朝天下图书的总目录，分门别类为儒家、法家、道家、兵家、小说家等38种。
我们谈的“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共列了596家，共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智慧型的中华民族能引为自豪的是，中国的的诸子百家，没有一家谈论鬼神，只谈各种“道”。我们的祖先早就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治身、治学、治事、治人、治兵、治家、治国、乃至治水、治病、种植之道。2500多年前，就出现了诸子峰起、百家争鸣的盛况，典籍之丰，汗牛充栋，故汉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治道思想库。
在596位大家中，儒门有“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刘邦与孔门弟子、孟子、荀子、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同榜并列为五十三家之一。
孔子有《论语》二十篇，当时《孟子》有十一篇，（原文如此）归宗于儒家的“《高祖传》文十三篇，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
这是说，刘邦与大臣讨论古代思想的记录及他的诏书、应对之策共辑有十三篇。
刘邦彭城大败后，立即拜秦博士叔孙通为太子太傅，在栎阳教太子和诸侯子读书。叔孙通是攻读哪一门的博士？是儒博士！刘邦的思想倾向昭昭然。
有人对刘邦是儒家不以为然。我想说的是，刘邦是儒家不是今人说的，是两千多年前的《汉书》说的，而且是有文献证明的！刘邦的治国思想和治国实践证明他是儒家！两千多年前早有定论了！刘邦有歌词二篇，又列为“歌诗二十八家”之一。
中国有494个皇帝，注重文化并致力于文化建设的皇帝不多。刘邦父子是第一人和第二人。
项羽因著有一篇兵法《项王》，列为“兵形势家”；韩信著有三篇，列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和“兵权谋家”是根据他们著作的内容而分类的。
刘邦跻身于儒家之列也是根据他的言论、文章和执政实践定位的。
其实，刘邦是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从他建立新国家的举措和种种政策来看，更是集诸子思想之大成者，说他是儒家是“小说”了他。
班氏将刘邦定为儒家，绝非兴之所致、信笔而挥，儒家是有标准的。儒家的标准是什么？
《汉书.艺文志》给儒家下了定义，其要义是：儒者的言论和文章，至少能“顺阴阳、明教化”，“ 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奉尧、舜之意，遵周文王、周武王之法，尤其要“宗师仲尼”，才有资格进儒门。（关于儒家的来历和形成，见本书第二卷。）
（原文：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其后，我们将分析刘邦的若干诏书，看他是否行仁义、“宗师仲尼”。
前人说“刘项原来不读书”，今人说刘邦不识字，是个“不读书的皇帝”，这是无稽之谈。
项羽是兵家，刘邦是儒家，他们都是有著作的。
3、如果没有刘邦，或许没有孔子和儒家
将刘邦定为儒家最有力的证据，因为他是“祭孔第一帝 尊儒第一人。”
公元前195年7月，刘邦当皇帝七年又五个月，淮南王英布反。英布杀了刘邦的族弟荆王刘贾，又把刘邦的胞弟楚元王刘交打得大败，大有问鼎中原之势。早己“厌兵”的刘邦只好抱病出征。今人不察，说刘邦杀功臣、灭异姓王。实际上，他在维护统一。
英布为什么要造反？据《史记》载：刘邦在战场上与英布相望见，他大声问英布，你何苦要造反啊！英布说，我也想当皇帝啊！（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史记-黥布列传》）
刘邦是个军人，他带兵打仗，从来上阵。“身经百战”这个成语，盖出于他“大战七十，小战四十”。项羽仅七十余战，秦始皇从未上过阵。“身经百战”的帝王，他是第一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
刘邦平叛英布时己六十一岁，己须发斑白矣。这最后一仗他带病仍上阵，不料又中箭，这次伤得不轻。
10月，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沛县，住了二十多天。
11月，在疾病和箭伤的折腾下，他或许自料来日不多，没西回长安而北上去了曲阜。
在曲阜，刘邦以古代最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说明他对孔子的崇敬，是他最后肇创的文化工程。他五个月后去世了。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刘邦祭拜他时，孔子殁世己284年。这284年间，孔子是寂寞无闻的，尤其十八年前的“焚书坑儒”，（公元前213年）儒生鼠窜，诗书尽弃。本不是显学的儒学，遭此浩劫，己无完卵，断难再生。
刘邦以至礼祭拜孔子，是因为他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必须“偃武修文”，以文“化”民。“贫而富之，富而教之”是孔子的治国理念之一。孔子实质上是政治家、思想家，仅仅把他当成教育家也是“小说”了他。
问题在于，如果刘邦不把孔子请出来，而拜战神黄帝、兵圣孙子，拜老子、庄子……孔子可能仍默无声息，而汉学、汉文化恐怕是另一番景象了！
刘邦将孔子请出来后，太史公在《儒林列传》中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於是喟然叹兴於学。”秦始皇禁学，刘邦兴学，兴儒学！
华人重视教育实肇始于刘邦。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礼拜孔子的皇帝！此后代代不绝。刘邦八百多年后的唐贞观4年，即公元631年，唐太宗下令全国修孔庙。
在杀了英布以后，刘邦环顾域中，天下己无作乱的敌手，但他没有顾盼自雄，而是垂下了头，谦恭地匐伏于孔子坟前“宗师仲尼”。这是他深思熟虑后为修复天下而献给汉民族的一剂治世之药！“勤学习”是一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长效药，汉民族代代传承不息地服了2200多年。
他的祭礼，实质上是汉民族儒文化的奠基礼！
前人大致说过“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这样的话，我们不妨说：“世无汉高祖，孔子或无闻！”
今人但知祭孔，却不一定知道祭孔第一帝、尊儒第一人是刘邦！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刘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界的伯乐。刘邦对传统文化确有再造之功！
有人说刘邦是“不读书的皇帝”，实际上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儒家皇帝，他开给汉家子孙立世的秘方就是“勤学习”，至今华人笃信不己。
历史象一部无头又无尾的台阶，这台阶远古在下，未来在上。越古越远越说不清楚，都是听来的，故曰“传说”，“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则成了“小说”。（《汉书-艺文志》）
一定的历史人物自然地定位于一定的历史台阶上。历史人物的作用是发现当时社会存在的问题、解决问题 。找准了问题并解决了问题，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就是伟大。
历史人物只能发现并解决当时的问题，我们不能要求古人造飞机原子弹，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
历史曾将统一华夏的历史使命交给了赢政，似乎又交给了项羽，但他们都有负历史的重托。
从公元前221年赢政称帝— 公元前202年年刘邦称帝，19年间中国出了两个声名赫赫的皇帝—秦始皇和汉高祖。
中国历史上共有494位皇帝，赢政只是第一位皇帝。正如我们无法评出“万古一人”一样，将“千古一帝”的美称冠于秦始皇，实有溢美、惑众之嫌。因为“千古一帝”乃独一无二之褒意，尽管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却是世界级闻名的第一“暴君”！ 他在全世界第一个施行“暴政”。倘论文治武功，秦始皇只能征伐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将天下治得一塌糊涂，去世年许，天下大乱，以致人口只剩十之二三。秦始皇乃亡国之君，他于国无功；于民有罪，更无德可言。
中国人现在将古今中外妇孺皆知的暴君隆之为“千古一帝”，是谄媚“暴力”、迷信“武力”之举，是没有是非的不智之论，是一种文化的误导，更将贻笑大方。
如果秦始皇和秦文化真象现在一些人鼓吹的那么好，那数百万先人的血真是白流了。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和当时的天下人都是历史的罪人，他们都不该去推翻暴政。
老子曰：“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秦始皇、项羽、日、德法西斯的狂风暴雨，都没刮几天。难道中国人希望再出一个秦始皇吗？“千古一帝”之说确实有待商榷。
这里不妨将两位同时代、对中华民族有重大影响的皇帝作一番比较，细考他们的业绩和功过是非，或许能澄清我们对历史的认识。
赢政公元前259年生于赵都邯郸歌妓之家，刘邦公元前256年生于魏国的大夫之家，他们相差仅三岁。
赢政的童年是很惨的，在他出生前一年，秦将白起坑赵卒45万，故赵人对秦人有刻骨之恨。他作为人质之子生在赵国，不仅备受欺凌，而且随时有被杀的危险。菲薄的物质生活使他营养不良，据《史记》载，赢政是“挚鸟膺”—鸡胸，这是少年时缺钙的后遗症。“豺声”—其声沙哑，喉音嘶嘶，这是气管炎、哮喘病的表症。
刘邦生于魏大夫之家，使他或多或少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刘邦能赋诗作文、击筑而歌、拔剑起舞、会下围棋，他还第一个将蹴鞠—踢足球引入军中和皇宫。（详见第二卷）
严酷的童年养就了赢政“少恩而虎狼心”的冷酷性格。
而优裕、无忧无虑的小公子环境，使刘邦志趣广泛，多才多艺，从而养成了好动、活泼的性格，使他具有艺术型的气质，社会型的人格。
秦始皇的相貌不扬，甚至很丑陋。他出入俱乘“帷车”—帷幔罩车。他出巡时，民众都得背面，不准看！“人臣不得见天子面”，是他自形惭愧、猥琐（suo）心态的反映。
刘邦的相貌如何？《史记》说：“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这是说：“高祖的状貌，是高鼻梁而面带龙相，胡须很美。”“须”是指下巴上的胡子，“髯”是指长在两颊的，刘邦是个“美髯公”。
赢政的心胸如何？刘邦有个老乡，大梁人名“缭”，后来被赢政封为国尉，即太尉，史称“尉缭”。这个人属兵形势家，著有31篇兵法。他劝赢政毋爱财物，重金贿赂敌国的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赢政用其计，叫李斯去执行。
赢政与他平起平坐，史称“亢礼”，“衣服食饮与缭同。”按理说，赢政这样礼贤下士，应得到尉缭的忠心和报答。但尉缭却说：“秦王的相貌，塌塌的鼻子，细长的眼睛，鸷鸟般的胸膊，豺狼般的声音，这个人缺少恩德而有虎狼心肠。他不得志时甘居人下，得志就要吃人。我不过一介布衣，但他见我却十分谦卑。一旦他得志于天下，天下人都会成为他的奴隶。这样的人不可久交。”尉缭最终走了。
（缭曰：“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乃亡去。）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隆准”和“蜂准”的区别。
鼻子居面庞之中，故古人称之为“准”。“准”有“准点”之意。
刘邦是“隆准”。“隆”是“隆起”，是高鼻梁。“丰准”是指肥厚的大鼻子。
赢政是“蜂准”。“蜂准”是个什么样的鼻子？两千多年来，很多学人都将秦始皇的“蜂准”释为“高高的鼻子”，显然不对。如果是高鼻子就该称为“隆准”了。
众所周知，蜂是细腰，两头大，中间凹。用蜂来形容鼻子，“蜂准”应理解为“扁鼻子”或“塌鼻子”，郭沫若从缺钙这个角度将之解释为“马鞍鼻”。
秦始皇是“长目”，“长目”作何解？从解剖学来看，眼球的长度是有限的。目由于“细”而显得长，我们常说“细长”。“长目”应理解为“细目”，即眯缝眼。
秦始皇自形惭愧己到变态的程度。卢生知道他的心态，于是劝他当与世隔绝的“真人”。诓他说，不能让人知道你住在哪里，然后才能求得不死之药。从此他就自称“真人”而不称“朕”。他深居简出，谁讲了他在哪里，立即处死。（有言其处者，罪死。）
他有一天在梁山宫，从山上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马甚众，很不高兴。有人告诉了丞相，丞相就减少了车骑。秦始皇大怒，立即查当天在场的人，全部杀了。从这以后，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秦始皇晚年是不上朝听事的，事情都在咸阳宫内处理。
（始皇帝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当是时，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听事，群臣受决事，悉於咸阳宫。以上俱见《秦始皇本纪》）
一个皇帝不愿见大臣，不愿见民众，所以秦始皇的心态是很可怜的，这就叫“独夫”。
我们和司马迁一样，都无幸见过秦始皇与汉高祖。古人说，我们听，听了谈点自己的理解。
刘邦的心胸如何？太史公说他“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性情开朗）常有大度。”《汉书》则称“性明达，好谋，（好思考）能听，（能听取意见）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
刘邦这种明达好谋、能听、豁达爽朗的性格，是少年禀性的发展。他是一个有亲和力、凝聚力、人格魅力的人，乃至见了守门站岗的，都象老朋友一样！这无疑使他能广交朋友，故“诸侯皆从之”。
赢政的身体很不好，他出入俱乘“帷车”—帷幔罩车。一方面是由于他不希望人们看见他，另一方面则是保护其孱弱的身体。他49岁死于巡游途中，是病死的。时值7月，正是气管炎易发作之时。
刘邦的身体如何？好！从他61岁还带病出征、带病上阵来看，他是不将病恙放在心上的。他是一个信命不信医、对体魄过份自信而有病不治的犟拐拐！他最后死于伤和病。
性格决定人的命运，性格也能决定人的事业。
1、秦自商鞅变法历经六世115年后，13岁的赢政继承王位。秦王赢政有六世霸业可资，而刘邦无王业之助，无尺寸之土。他以三千人起事，两年半后当汉王时，三郡人口仅23万人，仅及秦帝国的2300万人口的1%（详见第23章7节），是十九个诸候王中的弱小者。然他提剑三尺，披坚执锐，亲冒矢石，一统四海，对国家之“功”在古代历史上，无与伦比。刘邦与秦皇的起点有天壤之别，此乃胜秦皇之一也！
2、赢政花了二十六年功夫，灭了东方六国，但他强大的武力并未平定海内，反而激发了更大的动乱。而刘邦 “大战七十，小战四十”，身经百战，十二次负伤。他起事后25个月捣咸阳，灭强秦，52个月荡平包括项王在内的十八个王和大小诸侯，一统天下，此武功乃胜秦皇之二也！
3、刘邦白手起家闹“革命”，是平民革命且成功之第一人，开创了“布衣帝王将相”的新纪元。他面临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的局面比赢政要复杂得多。军事上，首先是强秦，其次是暴楚；政治上他面临的是十八个王和大大小小的诸侯；外交上他得搞“统战”；人事上他得“招降纳叛”，因此后人谈起刘邦的是非千头万绪。刘邦革命，六年又五个月而成，是历朝历代革命耗时最短的，这说明他很“能”。
秦末大乱，诸侯峰起，不可胜数，唯他鹤立于千百诸侯之上，如此此韬略乃胜秦皇之三也！
4、赢政与刘邦处于同一时代，赢政做，刘邦看。
赢政一统天下后惶逍羧嗣裾铰抑啵笮酸嬉郏こ恰⑿拗钡馈⑿税⒎俊⒅瘟昴梗癫涣纳嗖豢把浴Ｒ灾?/span>“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刘邦目睹了赢政的攻守之道及为政之得失，他反秦皇之道，故《汉书》曰：“帝起细微，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他与民休息，将亡命于山林湖泽的民众都召回来，解放奴婢为庶民。他废徭役，至死连长安城墙都舍不得修。他减赋税，重生产，尊大臣，敬贤士，令民自富而开教化之风，抚四方而偃武修文，君臣一心，兆民拥戴，士民皆安居乐业而不思变。用刘邦的话讲是“天下大安”。用今天的话讲，做到了“安定团结”，建立了一个“和谐社会”。《汉书-刑法志》对汉初社会的写照是“吏安其官，民乐其业。”
秦皇行“暴政”、“霸道”，焚书禁学，是历史的倒退；刘邦施“仁政”、行“王道”，祭孔兴学，是历史的进步。如此“文治”和对人民之“德”，乃秦皇所望尘不及之四也！
5、公元前1046年周灭商，新兴的“周联帮”权势倾颓，经275年至公元前771进入春秋—战国，此谓“合久必分”。
又经576年的分裂战乱，直到汉11年2月—公元前195年2月，刘邦在诏书中宣布天下“以为一家”后，数千氏族皆归于“汉家”，从此氏族消泯，汉民族因之而形成。此谓“分久必合”。
三国时期共60年，是小分小合。自夏、商、周、秦史载2600年，大分大合地一统中国，刘邦实为第一人。故陆贾对南粤王赵佗说：“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他对后世的影响至今不泯，此统一之功乃胜秦皇之五也！
6、尽管他们两人都是皇帝，但有质的不同。秦始皇建立的是军国主义的专制独裁政府，而刘邦在“分权、分治、分享”的思考下，分封而建立的是“联邦制”的封建政权。（详见“第十二篇 前所未有的汉政”）
人类的历史，究极说来是文化的发展史。秦始皇焚书坑儒，灭绝文化，是历史的大倒退。刘邦兴学，开发并发展文化，是历史的大进步。破坏与建设，这是他们最本质的区别。
秦始皇并未统一中国，刘邦才将天下“以为一家”地统一了中国。《汉书-地理志》在丈量全国土地和统计人口后，曾叹道“汉极盛矣。”在《汉书-高帝纪》中曾评价刘邦建立的国家是“规摹弘远矣。”这弘远的规模是指什么？是文化，不是其它。
回眸全世界，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的文化都消失了，只有“汉文化”保存了下来。“规模弘远”的预见果然正确！
有此六者，遑论其它？
东汉末年，诸葛亮是“英”的代表，曹操是“雄”的代表，既“英”又“雄”的还没有一个。因为谁都没有统一中国，文治武功皆不及开国的刘邦。
刘邦是那个时代的大英雄。那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远比三国弘大。其间的故事和人物远比三国丰富生动。可惜中国尚缺一支巨椽之笔，没能如实描绘出那个大时代的风云。
笼统地讲，汉文化很大程度上是指儒文化，是汉家立国后尊奉并充实过的儒家思想。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坑儒，18年后的前195年11月，刘邦抱病带着箭伤亲去曲阜，以古代最隆重的太牢之礼祭祀孔子。这是他审时度势做的最后一件文化建设，五个月后就去世了。
刘邦将孔子请出来后，太史公在《儒林列传》中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於是喟然叹兴於学。”汉初四代皇帝，从刘邦始，皆请大师们登坛讲学，皇帝、太子及所有大臣都得听课，从而构成了汉廷的一道大景观—举国大兴讲学之风。（详见第43章）
秦始皇废学，他不懂“无古不成今”这个极浅显的道理，大搞愚民政策而提倡“以吏为师”，叫老百姓唯官吏之命是从。刘邦兴学，兴儒学，倡礼义，开发民智，以文“化”民！
孔子主张“贫而富之，富而教之”，刘邦令民自富以后，大施教化。他是儒学的第一个实践者和成功者。中国的礼治实肇创于刘邦，中国人从此耕读传家，儒学也从此绵延2200多年不绝。“勤学习”是刘邦的“手敕”，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实肇始于刘邦。
刘邦荟萃了先秦诸子的治道思想，他的治国思想和治国实践证明汉文化有兼收并储的包容力。他是儒家！两千多年前早有定论了！《汉书.艺文志》列有十家法家，赢政连一篇著作也没有，故不在法家之列。
“焚书坑儒”是对文化斩草除根式的灭绝，是对历史的全盘否定，是极度自大的表现。有人将之称为“厚今薄古”而赞许，窃期期以为不可。
这些举措说明，刘邦对前人创造的文化和历史是敬重而充分肯定的。刘邦和秦始皇对文化与历史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陈胜首义后五个月战死。“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史记.陈涉世家》）
陈胜墓位于河南永城的芒砀山下。郭沫若题写的碑文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邻近丁窑村有人至今仍称是“守陵人”的后代。
什么是“血食”？古人祭天地、祭先王要宰牲以祭，这是隆重的大礼，称为“血食”。刘邦追谥陈胜为“隐王”。按谥法，“不显尸国曰隐”。陈胜在汉家是享受王者之礼受祭祀的。“至今血食”是说从刘邦到汉武帝凡六世君王，陈胜一直按王者对待，直到王莽时代才废除。
陈胜死于“城父”，即今日安徽之渦阳，刘邦将其移葬于他的初兴之地芒砀山。芒砀山是汉兴之地，将陈胜葬于此，是为了让后人纪念他。由于刘邦在陈胜举义前就上了芒砀山，陈王首倡天下，刘邦聚义为天下先。葬陈王于兹具有双重的纪念意义。这是葬陈王于芒砀山的原因。至今坟墓肃然依存。陈胜的守陵人是最多的，多于秦始皇的20户。刘邦没有忘记陈胜的历史功迹，故“敬先烈”从此成为汉文化的传统。
刘邦对秦始皇，也没有搞掘坟鞭尸、口诛笔伐那一套，在他去世前四个月特颁诏书，“其与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这些守陵人也世代免除赋税徭役。
秦始皇18年，他31岁，这年大兴兵攻赵。赢政灭赵后，亲自去邯郸，将二十多年前与他母家有仇怨者，全部坑埋了。这些有仇有怨的人，很可能包括少时欺负过他的孩童。童年的烙印使赢政“愤世”，故他虐待人民，以刀镬待天下。
（“大兴兵攻赵……秦王之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史记-秦始皇本纪》）
刘邦杀项羽一个月后，亲去鲁邑抚慰劝降，并以鲁公之礼厚葬项羽于谷城，“泣之而去”。
刘邦葬项羽是向天下昭示停止仇视和杀戮，“和”了！其后，刘邦不仅将项伯封为射阳侯，而且将与他血战过五年的项佗、项恒、项襄三位少年将军皆封为侯。刘邦将项氏“赐姓刘”是殊遇，意味着刘、项合为一家。2200多年前的刘邦第一个谱出了“和谐共生”的篇章，值得中外之今人观瞻。
赢政心胸狭隘，刘邦胸襟开阔，当是不争之事实。
权势和财富是人间最大的腐蚀剂，人类在它们面前往往不是变态就是变型。因此权势和财富是测试人品的最好试剂。
李克对魏文侯说：“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史记-魏世家》）所以看一个人不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而是看他对别人怎么样。刘邦掌权后，首先安顿“卖身为奴为婢”的卑贱者，将他们全部解放为庶人—平民。同时将地位卑微的士卒全部赐爵为第五级的“大夫”，其家终身免除徭役赋税。七级以上者皆发给田地和房屋。（详见第33章2节）
赢政稍得势后，先入邯郸坑杀仇家。
刘邦见萧何将宫室修华丽了要大发脾气，至死舍不得修长安城的城墙。长安城墙是惠帝三年才开始修的。（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史记-吕太后本纪》）
而秦始皇每破一国，就写放其宫室，修于咸阳的北阪山上，“所得诸侯美人锺鼓，以充入之。”
刘邦与秦始皇要比较的事例太多，恕不一一例举。
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首先面临的是权力为谁用。看一个帝王最关键的是看他如何对待民众，尤其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一个帝王，不能怀天下之民，不能忍一己之私，不以社稷为重，不计万世之利，何为帝？
称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实为谬说！万万没想到，有人竟在这个时代著书不遗余力地吹捧秦始皇，竭力贬低汉家高祖。请问秦始皇于国有何功？于民有何德？
秦始皇不容于他的时代，天下皆叛之，连秦廷的大小官吏亦叛之，这个事实比任何说法都有力。
鼓吹秦始皇，是文化的误导，是遗患子孙之教，更是大谬之说。
司马迁写的《史记》，在他之前的两千多年都以“世表”、“年表”记事。由于他相当重视秦灭汉兴这八年，故为这八年列了“月表”，逐月记事。
秦楚之际究竟有多少年？两千多年来，都说是“八年”。
这“八年”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举义起，至前202年2月刘邦登基止，实际上只有6年又7个月，并没有八年。大概留头又留尾，将公元前202和前209都算作一年，故称为8年。
鸿门宴遗址上修有一座“项王城”，碑文曰：“公元前二零六年十二月西楚霸王项羽在此宴会刘邦”。刘邦公元前207年10月灭秦，因此鸿门宴应是前207年12月。这时，历时四个月“戏下和会”尚未召开，项羽和刘邦都不是王。抑刘扬项，此处亦可见。
按逻辑这八年应定名为《秦汉之际月表》，但司马迁却定为《秦楚之际月表》，盖因这八年中有四年多是项羽称霸王—作天下十九个诸侯王的盟主。太史公厚爱项羽，为让项羽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故定名为《秦楚之际月表》。历史往往是执笔者的历史，这无可厚非。
司马迁将这“八年”的年、月是说清楚了的，但当代很多人却没弄清楚。
例如，汉皇朝将刘邦10月刘邦入咸阳受降灭秦定为汉元年，这究竟是哪一年？
今之学者将汉元年定为公元前206年，《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这样。这就是说，刘邦是公元前206年10月灭秦的。这就错了！
司马迁怕后人搞不清楚，逐月记载了那时的活动。他将刘邦举事时的前209年9月定为第一个月，刘邦入咸阳的那个月排为第27个月。1—27，“月表”上写得明明白白。27个月是两年又三个月。刘邦入咸阳应是前207年10月。《史记.六国年表》也记的是公元前207年10月灭秦。
而按公元前209年9月至公元前206年10月是三年又一个月，共37个月。
这10个月到哪儿去了？这是由于纪元不同而引起的。公元纪元和汉纪元每年都是12个月。
秦、汉以十月为岁首，即十月为每年的第一个月，次年九月为岁末。公元纪年是以一月为岁首，十二月为岁末。以10月为岁首，汉纪元月份的排序是：10、11、12、1、2、3、4、5、6、7、8、9。12月份是排在1月份之前的。《史记》和《汉书》是按汉纪元记事的。汉纪元每到一月份，换成公元纪年时就要算作次年，要加一岁。举个实例来说明：
汉元年十月是公元前207年10月，汉元年一月却是公元前206年1月。
汉二年十月是公元前206年10月，汉二年一月却是公元前205年1月。
这就是说，汉初纪元中的一年，在公元纪元中是跨越两年的。自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历书，将一月定为岁首后就不必这么读了。许多权威的著作由于忽视了汉纪元和公元纪元的差别，都将这八年的年代搞错了。
刘邦入咸阳是公元前207年10月，不是公元前206年10月。两个月后才进入前206年。
这一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错误。秦汉之际的古迹很多，例如鸿门宴，是在公元前207年12月。而鸿门宴遗址上立碑则称为公元前206年12月。前206年12月刘邦己还定三秦，去陕县抚慰关外父老了。将年代搞错这类错误枚不胜举。
例如，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并天下”，前207年10月亡，秦皇朝只存在了14年，但许多研究秦汉历史的专家教授们都说成15年，连我们的词典也这么说。尤其将司马迁记的六年又七个月，两千多年来都说成八年。
祖先说得清清楚楚的事情，由于我们粗心往往要搞错。
小说家甚至一些史家，将秦、汉之际的八年称作“楚汉之争”。其实这说法不对，有失真之嫌。
这八年应划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至前207年10月刘邦入咸阳灭秦止，共两年又三个月。第二阶段：从前207年10月起，至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止，共四年又四个月。
这两个阶段的战争性质是不同的。
第一阶段是不论贫富贵贱，士农工商，甚至包括秦廷的官吏，天下一致反暴政的全民战争。
在这个阶段，天下大乱，豪杰并起，不可胜数。民众的力量如山呼海啸，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向秦庭。正如刘邦“大风歌”所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各色人等都卷上了天。
在这个阶段，目标明确，众志成城，各路诸侯团结一致，不计利害，生死相救。例如，前208年7月，刘邦与项羽冒着连天大雨，救齐将田荣于东阿。又例如，前208年10月，章邯的数十万大军围赵王歇于巨鹿，各国十几路诸侯来救。遂有使项羽成名的“破釜沉舟”的巨鹿之战。
这个阶段，凝聚他们的是一个“义”字。既有“党援”的朋友之义，更有灭秦除害之大义！
从项羽戏下分封的结果来看，两年又三个月灭秦之战的本质是东方六国的复国战争。
第二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楚汉之争”。楚汉之争不能看作刘邦与项羽夺天下之争！
正如不能将国、共之战视作蒋、毛之争一样。从本质上讲，是国、共是如何治天下之争。
从其后的社会转型和历史发展的轨迹看，四年另四个月的“楚汉战争”是除掉暴政后如何重建天下之争，是将天下引向何方之争。
因此，我们今天看刘邦15年的业蹟，他以六年又七个月的时间除暴除害，又以八年另两个月的时间维护统一并为天下人兴利。如何兴利，容后细表。
“大风起兮云飞扬”，这句歌词是刘邦对秦末大乱高度凝练的描写。他以“风云”喻天下大势，形象而生动，有意境，有气魄。
秦汉之际这六年又七个月，登台的人物很多，究竟哪个阶层的人是这台戏的主角？中国是一个讲门第、讲出身的国度，二千二百多年前更是如此。陈胜、吴广举义时，都要打扶苏和项燕两个死人的旗帜，足见名份的重要。囿于夏、商、周三代两千多年传统的“世袭制”，王脉是讲传承的，陈胜虽然讲了“侯王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豪言壮语，但他一时也不敢称“王”。 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举义时，还只能“胜自立为将军，广为都尉。”
但情况突然变了。
8月，陈胜遣部将葛婴向东掠地，不料葛婴在“东城”（九江）擅立襄强为楚王。
8月，既然襄强都能称王，经部下怂恿，陈胜也就不客气地称王了，国号“张楚”。
8月，大梁名士张耳和陈余劝陈胜“缓称王”无效后，于是建言要扩地，多树党。陈胜派他的故旧武臣为将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三千人北掠赵地。不料武臣一到邯郸，也就自立为赵王了。
9月，赵王武臣遣部将韩广北掠燕地，这韩广一到蓟城（今北京一带），也就自立为燕王了。
9月，齐国的田氏强族田儋，自立为齐王。他有两个弟弟，田荣和田横，后来亦当王。
9月，魏王室后裔魏咎在陈胜的国都陈县亦称王。但没兵力，不得归国。
两个月之间，顿时有了五个王。他们是：张楚王陈胜；赵王武臣；齐王田儋；燕王韩广；魏王魏咎。唯有韩国无王，韩王韩成是次年6月刘邦和张良去扶立的。
这年9月，己有五个王之后，刘邦才下山当沛公。但刘邦上山闹革命，实际上在五王之先。
“大风起兮云飞扬”，谁都可以乘风起舞！过去视为通天地能管人的“王”，突然不神圣了，原来人人都可以自封为“王”！这状况反映了当时“草头王”们国家理念的错乱，另一方面则给后来人以启示：占地为王，难以长久。没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立不了国，也称不了王的。这些都是刘邦后来处处行仁义、注重顺从人心的教材。
这五个王的结局怎么样呢？
前209年11月，赵王武臣的部将李良杀赵王，仅称王三个月。
12月，陈王的御者庄贾杀陈胜，献首级于秦廷，仅称王四个月。
前208年1月，秦嘉立景驹为楚王，4月，项梁灭楚王景驹，仅称王三个月。；
前208年6月，章邯杀齐王田儋；魏王咎被围自杀。齐、魏两王称王十个月。
从前209年7月至前208年6月，11个月之间，先立的五个王全死了。
比五王晚登台的有卿相后代、将门子孙，他们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养，他们最终成了这场革命的主角。其代表人物是：
刘邦，曾祖父是魏大夫，祖父曾为丰县县令，号“丰公”。故刘邦出自官宦之家，是卿大夫家庭出身。（详见第十四章“刘邦的身世考”）
张良，祖父及父亲皆为韩国相国。
项羽，祖父项燕为楚国名将。
韩信，虽然少年落魄却是军门后代。
这些人当时都聚集在地广人稀的楚地。这些人都是“士”，他们都属于没落贵族这个阶层，因此秦末大革命从某种角度而言，是颠覆原有贵族世袭制而建立新世袭制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亦可以称之为“士人革命”。公元前209年他们举事时，张良48岁，刘邦47岁，项羽24岁，韩信20岁，“姜是老的辣”。
张良和项羽的出身，史有明载。而刘邦和韩信的身世，则需要费些周折来搜集和考证，方能澄清两千多年留下的谜团。
东方六国，楚国的政局最复杂，六年又七个月内，先后有六个王。
陈胜虽然首义，但并不是第一个称王的。陈胜举义后，“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他命符离人葛婴向东掠地，这葛婴至东城，（今九江）擅立襄强为楚王。因此楚国的第一个王是襄强。
陈胜占领陈县后，“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因此陈胜是楚地的第二个王。
当年12月，陈王大败，他的车夫庄贾斩其首献秦廷。这时，秦嘉立楚王室的景驹为楚王，驻彭城。因此楚地的第三个王是景驹。
第四个王是楚怀王熊心；第五位是鼎鼎大名的西楚霸王项羽；第六个王是韩信。
在项梁杀了景驹后，楚国无王了。
公元前208年5月，秦兵大至。鉴此，项梁召集各路“造反司令”—“楚地诸侯会于薛”。
这薛城与沛县仅有微山湖一湖之隔，相距约一百里，今称为“薛城区”。刘邦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居剿人范增指出：陈胜失败是必然的，因他不立楚王后人而自立。范增之说，实际上提出的是一条政治路线，反秦斗争应由谁来领导？范增提出应由王室后裔来领导，那么反秦斗争就必然成为“复辟战”。
（“陈胜败固当……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舞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以上俱见《史记.项羽本纪》）
作为卿相将门之后的张良、刘邦、项羽和韩信自然拔得先筹，顺理成章地成为辅臣和主角。
通过以上人物介绍，不难发现灭秦战争的主角全是楚人。即使不是楚人，当时亦都在楚地，如张良、张耳、陈余等。
换个角度来看秦汉的交替，不妨认为是中原文化战胜了秦文化，长江文明取代了黄土文明。
尽管汉、唐定都在秦地长安，但其后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东移，从而形成了今日“先进的东部，落后的西部”的局面。
古代的王侯去世后，后世要用一两个字来概括他生前的行径，这个一两个字叫“谥号”。周公立有“谥法”。这“谥法”就是追赠名号之法。
根据楚世家年表，“牧羊人”熊心的祖父是楚王“熊槐”，前299年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囚之三年，死于秦国。楚人追谥为“怀”，史称“楚怀王”。“楚怀王”是有“谥”而无“号”的。这个“怀”字不能象今人当作“怀念”讲。按谥法：“慈仁短折曰怀”。什么是“短折”？年未满六十而逝称为“短”，不满三十称为“折”。
根据多方资料对照，“老怀王”熊槐不是“折”而是“短”，楚怀王死时不满六十岁。
项梁等立熊心楚王，活着未死怎么能有“谥”呢？老“怀王”被骗，死得太冤，屈原为之而投江。为了唤醒楚人的记忆，激发楚人的世仇，因此熊心一登位就尊之为“楚怀王”。
从名号来看，新怀王是旗帜，是一面政治“招幡”。从历史上看，熊心是第一个生前有“谥”的人。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楚怀王是楚汉五年战争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于他的组织路线、人事布局、军事布局和一句安抚项羽的承诺，中国才有了刘邦和项羽这两个脍炙人口的人物，也才有了刘邦这桩延续两千多年的学案。
“楚怀王”是楚汉之争五年间第一个最大的牺牲品！据《史记.项羽本纪》载：“於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
幼童可牧羊，老弱者亦可牧羊。但后人根据“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这句话，尤其是“楚怀王孙”这几个字的暗示，都将新怀王断定为“牧童”。根据这个臆想，小说家们作了种种虚构。
最早说楚怀王是“牧童”的人是五百多年前明朝的钟山居士甄伟。
这里不妨看看小说家的匠心。甄伟在《西汉演义.第十二回 范增献策立楚后》中是这样写的：
却说楚被秦灭之后，子孙星散，国脉已绝，遍求博访，杳无踪迹。差去的人回说，楚地并无楚后。梁大怒，因痛责去人，于是复差钟离昧务严加寻访。
昧与从人商议曰：“楚后又不在城市中，或落乡村僻静去处，埋名隐藏，恐人知觉。”昧遂同从人下乡寻访，并无消息，心下十分忧闷。
一日，行到南淮浦地方，见一群牧羊小童，赶一小童扑打。
那小童容貌与众不同，生得丰准大耳，眉清目秀被群儿赶打甚急，略无愠色。
昧向前呼小童曰：“汝为何被众儿赶打？”
童曰：“各小童皆是人家亲生之子，独我乃王社长从小雇觅牧羊。因我才说众童虽是亲生之子，皆百姓人家，我虽雇觅之人，却仍王侯之族。众牧童见我说起根基，他众人不信，以此赶打。”
昧曰：“汝既是王侯之族，定有个姓名。”
小童曰：“我自小在外迷失乡贯。”
昧就向前再行追问，小童见昧问得紧，便要走，昧却笑着低语说：“小童！我见你容貌比众不同，后必大贵，你若实说，我便与你做主。”
小童曰：“我今年一十三岁，来此已八年矣！尝闻我老母说我是楚怀王嫡派子孙，因兵荒逃走，在外潜住，以此知我是王侯之族。”
昧听罢，急下马，招呼众人将小童扶马，径到王社长家草堂上，快请老母出来相见。
王社长惊恐，不知何谓，遂拜伏在地曰：“某山僻农夫，不知国法，有何触犯，乞大人赦罪。”
昧曰：“汝快将小童母亲请出来相见，有话说。”
王社长随即将老母衣服更换了，出到草堂上相见。昧却问小童住居籍贯来历，老母初不肯说，昧再三恳求，老母将贴身旧汗衫取出，递于昧。
昧看前襟上有字，不甚分晓，随向日色边细照，有字数行写着：“楚怀王嫡孙芈心，楚太子夫人卫氏。”宗派相传，俱有根据，上有国宝钤记。
钟离昧看罢，大喜。遂拜伏行礼毕，唤王社长吩咐：“与小殿下更换衣服，同送到淮西，见项将军定有赏赐。”
王社长闻说，亦拜伏在地，将衣服与殿下更换了，随同钟离昧一行人赴淮西来，见项梁，将前事一一告说一遍，梁甚喜，就择日领大小将佐立芈心为楚王，母夫人卫氏为王太后，封项梁为武信君，项籍为大司马副将军，范增为军师，季布、钟离昧为都骑，英布为偏将军，桓楚、于英为散骑，以下大小将官俱有封赏，仍令王社长回乡，赏金五十两，彩帛一束。”
甄伟搞错了。楚王室有三大姓：姓熊、姓屈、姓景，没有姓芈（mi）的。
民国年间的蔡东藩，是一位通读史籍的历史小说家，其著作有：《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两晋演义》、《南北史演义》、《唐史演义》、《五代史演义》、《宋史演义》、《元史演义》、《明史演义》、《清史演义》、《民国演义》。
十一部著作，纵贯两千多年，蔡先生诚为中华之大家！他在《前汉演义》中是这样写的：
第十五回 从范增访立楚王孙 信赵高冤杀李丞相
梁遂派人四出，访求楚裔，可巧民间有一牧童，替人看羊，查问起来，确是楚怀王孙，单名是个心字，当即报知项梁。
梁即派遣大吏数人，奉持舆服，刻日往迎。说也奇怪，那牧童得了奇遇，倒也毫不惊慌，就将破布衣服脱下，另换法服，居然象个华贵少年，辞别主人，出登显舆，一路行抵薛城。
项梁已率领大众，在郊迎接，一介牧童，不知从何处学得礼节，居然不亢不卑，与梁相见。梁遂导入城中，拥他高坐，就号为楚怀王，自率僚属谒贺。
牧童为王，虽后来不得令终，总有三分奇异。
行礼既毕，复与大众会议，指定盱眙为国都，命陈婴为上柱国，奉着怀王，同往盱眙。梁自称武信君……
现代小说家们亦众口一辞、人云亦云地说楚怀王是“牧童”。电视剧中的楚怀王是由一少年扮演的。易中天教授蔑称楚怀王为“放羊娃”，王立群教授又说是“放牛娃”。
在中国，传说与小说的影响力相当大。至今中国人对秦汉这段历史的见地，仍囿于传说与小说之中而不能自拔。
楚怀王究竟多大，太史公没说。其实，楚怀王是位老人，年龄在60岁以上。
“老”楚怀王姓熊名槐，前328年即位，在位29年。前299年被秦昭襄王骗去秦国，囚之三年，死于秦国。前296年归葬于楚，屈原为之而投江，中国从此有了“端午节”。
“端午节”原称“端五节”。“端”者，头、首之意也，故有“首端”、“尾端”、“两端”之说。楚人将初、末称为“端”，故每个月的初五叫“端五”。屈原5月初5投江，后人定为“端五节”，讹字为“端午”。
楚怀王前299年被囚后，其太子熊横于前298年继位，在位36年，谥为“楚顷襄王”。
其子熊完前262年继位，在位25年，谥为“楚考烈王”。
其子熊悼前237年继位，在位10年，谥为“楚幽王”。
其弟熊郝立，在位仅三个月，为其异母兄熊负刍所杀，谥为“楚哀王”。
熊负刍前227年立，在位4年。前224年王翦、蒙武率六十万大军杀项燕，前223年秦灭楚，熊负刍无谥号。
综上所述，从公元前299年—前223年秦灭楚，76年间楚国有5个君王。
楚南公说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三户”后人有两解。一解是楚国人少；另一解是楚国王室有三姓。这三姓是熊、屈、景，三闾大夫屈原属王室。
范增倡立的“楚怀王孙心”是正宗的熊姓，是“熊心”，而不是甄伟老先生讲的“芈心”。
老怀王是前299年被诓入秦的，距前208年6月范增提议时，己91年。即使那年熊心之父熊横是个一岁的婴儿，30岁才生熊心，熊心也该60岁了。
因此将“新”怀王熊心的年龄界定在60岁以上是合理的。这年刘邦48岁，熊心是长者，应比刘邦大十多岁。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考证楚怀王的年龄，是因为他的系列作为影响了历史！
不是他，其后的历史恐是另一番面貌。2200多年来，中国人缺乏对这个人物的研究。
对这位落魄了十五年的王孙，楚人当初不过想把他当作政治招幡，殊不知熊心不俗，人老心不老。后来若干事件证明，熊心指挥若定，是一位有主见而英明的人。其后的历史行程皆受他决策的影响。
之所以说“其后的历史行程皆受他决策的影响”，是因为东方六国中，楚国是陈胜首义之地，灭秦的主力又是楚国的两员大将—刘邦和项羽，灭秦之后的楚汉战争也是楚人打楚人！身为王者的熊心竟无所事事？非也！没有楚怀王历史恐怕是另一番面貌！
现在我们通过历史的足迹来看看这位“牧羊老人”的执政能力：
一、公元前208年6月，楚地诸侯拥戴的楚怀王即位。
二、陈王死前，曾任命项梁为“上柱国”。“上柱国”相当于汉时的太尉，是最高军事长官，但那是召平伪造陈王之命而封的，故无效。当时项梁有军队十万，刘邦约一万四，楚怀王无兵。于是楚怀王任命“陈婴为楚上柱国，封五县，与怀王建都盱眙。项梁自号武信君。”都城盱眙，（音xu yi）位于洪泽湖的南岸，距薛城约500里。仼命陈婴为上柱国，这是毅然剝夺了项氏的最高军队指挥权，但由此播下了祸种。
三、三个月后的9月，项梁死。“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项梁一死，局势陡变！于是在陈留作战的“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战不利，他们向东撤退了！为避免与章邯决战，楚军一分为三：“吕臣（驻）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面临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楚怀王毅然北上四百里，从盱眙赶到彭城（今徐洲），并速召刘邦从砀郡来彭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四、这次会议是公元前208年9月召开的，距刘邦、项羽举事刚好一年。这是秦汉之际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一年又一个月后，秦帝国灭亡！
现在来看楚怀王，楚灭秦的战争是在他统一指挥下竟其业的，他是于华夏民族有功之人。
宋朝的苏轼（东坡）对楚怀王有评价：“吾尝论义帝，天下之贤主也。独遣沛公入关，不遣项羽……不贤而能如是乎？”（苏轼：《范增论》）
这次会上，楚怀王作了7项决定：
1、收回授予吕臣和项羽的兵权，由他指挥。这时楚国有兵权的只有两人，楚怀王和刘邦。
2、吕臣交出兵权，升为司徒，管全军后勤。吕臣之父吕青仍为令尹，相当于丞相。项伯为左令尹，相当于副丞相。陈婴仍为上柱国，相当于太尉。这四个人，刘邦当皇帝后全封为侯。
老人用老人，楚怀王的组织路线毕见！这是一个按思维惯性组成的老人政府，但却是一个战时政府。
3、“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封项羽为长安侯，号为鲁公。”
那是一个讲出身、重门第的时代，楚怀王重用刘邦，固由刘邦的能力和行事作风所决定，实际上还与刘邦的家世和身世有关。刘邦受此封赐，正式成为楚将了。
楚怀王将48岁的刘邦封为“省长”，25岁的项羽仅封为“县长”，无疑对项羽有一定看法。
项羽是“将种”，没了兵等于要了他的命，故他对这个老人政府逐渐由不满转为仇视。
4、“楚怀王予魏豹数千人，复徇魏地……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魏豹就这样登上了历史舞台。楚怀王予魏豹的数千人，估计是从刘邦手中调的兵，所以后来魏豹听命于刘邦。这在当时叫“树党”。
5、当时，章邯军破邯郸，赵王歇逃至巨鹿，“赵数请救，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
身为次将的项羽是没有兵权的，末将“亚父”范增是派去约束项羽的，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支人马加上后到的勾践和夫差的远孙，共约五万。
6、楚怀王“令沛公西略地入关。”刘邦率砀郡兵，并收陈胜、项梁的散卒，西进击秦。
收集后刘邦这支人马至多一万五千人，据郦生讲只有万余。“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都不认为入关有利）”
7、事情突然变了，本安排项羽北救赵，“独项羽怨秦破项粱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奋”是“自告奋勇”，项羽闹着要与刘邦西入关。
“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慓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慓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楚怀王）卒不许项羽。”
这里，楚怀王的大臣们三次提到刘邦是“长者”，什么是“长者”？年高有德之人才能称为“长者”。
“独沛公素宽大长者”是说，“唯有沛公素来就是宽厚大量的长者”。这是当时楚国君臣对刘邦的评价。
项羽一闹，于是楚怀王“与诸候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本是安抚项羽及激励将士的一句话，殊不知竟是楚汉战争的火种，一年半后怀王为这这句话也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以上俱见《史记-高祖本纪》）
楚怀王的历史作用安在？窃以为有三：
1、派大军救赵，联合天下诸侯共同抗秦，将反秦战争导入大规模的集团化，东方六国君王中唯他一人。
2、派刘邦孤军深入秦地，直击咸阳，东方六国君王中也唯他一人。正是他派出的两支大军灭了强秦，因此楚怀王应该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历史人物能看准并解决当时的问题，就是伟大了。
3、当项羽私请任谁为关中王时，他坚持原则，仅批示“如约”两字。
没有楚怀王历史恐怕是另一番面貌！
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举义至前208年9月，己一年又两个月了。当时的东方六国，眼光都着眼于“刑其长吏”—杀掉秦国委派的官员，赶走占领军而复国。似乎立了王，国家也就恢复了。其实这些王只是“军阀割据”，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部下杀掉、推翻。如前所述，部将李良杀赵王武臣；御者庄贾杀陈胜；项梁灭楚王景驹等。
这些王们的真正敌人是强秦，秦国还相当强大！“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熊心刚当楚王的前208年6月，章邯杀齐王田儋；魏王咎被围自烧杀；7-8月章邯军破邯郸，赵王歇逃至巨鹿，秦大军己围巨鹿，赵王束手待斃。
死灰复燃的六国随时都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这就是东方六国面临的严重局面！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策是兵捣咸阳！刘邦被授予重任！站在这个角度一看，不得不佩服楚怀王的上述7项决策的英明。
一、 立魏豹以多树党，这是扩大反秦的统一战线。
二、派大军救赵，是与各国诸侯联合抗秦的重大军事行动，也是一年来最大的军事行动。这次军事行动以项羽的巨鹿之战歼灭秦军主力而奠定了初胜之局，项羽反秦立有大功。
三、在强秦的巨大攻势下，刘邦的确是“受命于危难之际”。一年前陈王十几万人马攻咸阳，大败而亡。刘邦以万余之众去攻咸阳，的确是冒险之举。“诸将莫利先入关。”是他们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刘邦转战万里，越战越强，至咸阳时己有十万之众。这说明刘邦具有非凡的战争指挥艺术。
一年又一个月后，即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率军入咸阳，秦帝国宣告灭亡。
仅率万余人马去攻咸阳，究竟是谁提议的？是刘邦！刘邦是军事家、战略家，我们将在第25章中详细解析。
第四篇 刘邦的家世和身世
夏、商、周、秦及汉初的历史著作，《史记》具有相对的唯一性，故具有权威性。但历史告诉我们，权威不一定是正确的。迷信权威，必导致自我迷失，我们这个民族有过惨痛的教训。所以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这是我们读《史记》时应该注意的。
古代世世有史官，君王的任何举动都如实要写下来，目的在于告诫君王要谨言慎行，作为典范以昭告后人。史官分为左史和右史，左史记君王的言论，右史记君王做的事情。事称为“春秋”，言论称为“尚书。”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汉书.艺文志》）
《史记》是太史公的私人著作，故不按左史、右史的规范行事，故最早称为《太史公书》。司马迁开创了传记体后，不只记君王，将相庶民皆载入史。有人、有事、有言、有行、有因、有果，别开生面，生动活泼。鉴于《史记》是司马迁的私人著作，偷偷写，他死后多年才由孙辈献出来。
由于历史是执笔者的历史，《史记》的副本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史书，不是正史。故上世纪的章太炎、陈寅恪、胡适、顾颉刚等史学大家，都曾直接间接地提到过《史记》是一部杂家书，具有小说性和续写性。
《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和“传”，都具有一定的小说性。上述四大家即指此。
中国的诸子百家中有一家是“小说家”。汉代以前是没有小说家的，西汉时出现了15家，共有1380篇著作。什么是小说家？《汉书-艺文志》给它下的定义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正是由于太史公的传、纪等具有小说性，由是给后人留下了任意发挥的“续写性”。
《红楼梦》是小说，故刘心武可以续写。《百家讲坛》的教授们讲《史记》，实际上也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在续写《史记》，笔者在这里谈秦汉之际的历史和人物，也是续写。
中国续写《史记》中人物最多的是刘邦和项羽。明朝的钟山居士甄伟率先写出了《西汉演义》，民国年间的蔡东藩有《前汉演义》，连日本的司马辽太郎也写了《项羽和刘邦》。当代写刘邦、项羽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雨后春笋，栉比鳞次，大有方兴未艾之势。
这些文艺性的作品，都是作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没把刘邦和项羽当作历史人物，而是当作小说人物进刻化，故世间对刘邦和项羽印象多来自这些作品。小说有虚构，太史公的说法也难免违背逻辑和情理。
项羽是军事家，刘邦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至少是个儒家。这都是无庸置疑的。
当代《百家讲坛》上讲刘邦和项羽，某种意义上是在续写《史记》，但始终没摆脱历史的惯性，仍具有说书人的气息。一旦理解错了，例如对“无赖”，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几十年前胡适先生讲过一句话，大意是，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们没有一部好的传记。几十年过去了，胡适先生的在天之灵仍怀着遗憾。
先看下表：
《史记》 《前汉书》
成书年代： 公元前91年 公元120年（以班昭去世计）
记载历史： 3000年上下 330年许（前209年刘邦—公元120年）
字 数： 52.65万字 80万余
通过上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
《史记》以53万字许写下了近3000年的历史和人物。《前汉书》以80万余字记录了330年许的历史和人物。显而易见，专门记载西汉历史的《前汉书》的史料比同期的《史记》要丰富翔实得多。
例如《汉书》就记下了“（汉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祠孔子。”而《史记》却只字未提这件大事。
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而研究汉初历史，尤其要读《汉书》。研究汉史，不读《汉书》，必有所失。《百家讲坛》的大师讲秦汉史，是很少提《汉书》的，缺失不少，因此对刘邦的认识极为肤浅。
《史记》是私人著作，《汉书》是官方著作，经两代三人才完成。窃以为《汉书》最为可取的是，《汉书》采用了大量的诏书、奏章，因此比《史记》更显得有史料价值。这些诏书和奏章是皇家档案，高度可信。它告诉了后人他们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是具有真相的信史！它绝不容许小说家们任意编篡。
需要指出是，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史记》和《汉书》分别是其后约160年和350年写就的。秦汉之际人物的故事，除了参照陆贾的《楚汉春秋》外，他们大多是听来的，尽管司马迁有实地考察与采访，亦难免掺有“传说”的成份。
先贤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两千多年后我们再看他们写的故事，发现汉初系列人物的生年和身世，甚至有的人名和字，大多不明，这是一种缺失。项羽身高“八尺余”，太史公也不明刘邦的高矮。
谈人物，必须谈身世和履历。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原理，那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存在决定了历史人物的历史意识。一个人的出身和经历，对他性格的形成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一个人的性格就决定了他的命运。
既然他们是听来的，我们也是听来的，怎么听，怎么理解，我们与他们实处于同一水平线。大家同读一部史，见仁见智，在所难免。古人强调的“史贵有识”，是指要善于鉴别史料，要能够去伪存真。
古人好埋，今人好挖，我们应深挖，尽量从字里行间挖出些“道”和“理”出来。
性格固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但在中国，一个人的家世和身世对一个人的事业却有注定性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陈胜、吴广起义，都要托扶苏和项燕之名，足见那时名份具有招牌效应。招牌小了就不能聚众，就难以成事。有人给刘邦编了个“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这个无害的谎言是用来惑众的，倒无伤刘邦的大雅，但刘邦究竟出自哪门？
细看秦末这个大舞台，最后收官的主角几乎全是六国时将相的子孙。
由于《史记》是刘邦之后近百年写的，这些人物的生年全都没有，甚至连刘邦的生年都没有，全靠后人推算。两千多年来，对刘邦的家世、尤其是他个人的身世，几乎无人去考证，于是成了史家的盲点。因此笔者在这事上颇下功夫，以扫两千来的迷雾，还刘邦以真面目。
其实，《汉书-高帝纪下》的末尾，是将刘邦的家世讲得很清楚的，《史记》也透露了他的身世，笔者并无发明。只是根据《史记》和《汉书》提供的零星资料作归纳总结而己。
身世可通过传记来了解，家世是讲世代的传承关系，就必须看“谱牒”，“谱牒”就是“族谱”。
司马迁写《史记》时，由于职务关系能看到其它各国的“谱牒”，故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第一句就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因此根据“谱牒”他能写出若干部《世家》。而皇室的族谱称为“御牒”，属“宗正”管，“宗正”是九卿之一，专管皇族的事务，姓刘的才能担任。他能借工作之便看到其它的“谱牒”，可能无权也无由查看皇氏的“御牒”。
过去，我总以为太史公写史是客观公正的，其实不然。
古今中外，任何一个作者的作品都是抒发情怀之作。不抒发情怀，写什么？那是写字！
太史公对身受腐刑，是痛彻肺腑的。他在《报任安书》中叙了他的一腔衷肠。他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我之所以隐忍苟活着，囚于这污秽之地而不辞世，是恨我有些话还没说，背着恶名就死了，我的文章就不能传之于后世。）
故他在在历数前人的著述后，也讲明“……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报任安书）
太史公坦承他是有所“郁结”的，由于“不得通其道”，“恨私心有所不尽”，才效左丘、孙子“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故《史记》是他的发愤之作。
太史公既然讲明了，我们也就知道在他的著作中，凡涉及他的家世和悲惨遭遇的人物，他的情怀是悲愤的，绝没有好心情！
什么是情结？“深藏心底的感情和心中的感情纠葛”叫情结，太史公称为“郁结”。作者有一定的个人情结是难免之事，有之而愤发是无疑的，也是正常的。读者只要能了解并理解这情结，也就能谅解了。后人酌情予以修正，是治史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太史公耿耿于怀的个人情结是什么？换句话说，他与谁有纠葛而过意不去？
距他最近的当代人最清楚，他对汉皇朝有两大情结使他不能释怀。当他以种种方式“以舒其愤”时，时人皆一目了然。故两汉时期认为他的书有“怨言”，《史记》是列为“谤书”的，故在两汉时期他的书并不畅行，直到宋朝才开始刊印。
他对汉家的两大情结是什么呢？
—、汉武帝对他动了腐刑，他在《报任安书》中有近乎愤懑的抒发，其情至哀至切，令人同情并为他抱不平。他对汉武帝极尽讥诮，《汉武本纪》中他不便直书，却在其它篇章中如《货殖列传》、《平准书》，就有不少挖苦之语。其实只要读一读《汉武本纪》就知道他的情怀了。他笔下的汉武帝是一个信鬼神、迷方士、求仙药、听信妄言而无所作为的人。绝不是一个开疆万里、雄才大略的帝王，不信去读读。
二、另一个情结由于十分隐蔽，往往使人难以觉察，这涉及到他的家世。
司马迁在《史记》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中谈到，他的六世祖是司马卯（=昂）。
司马卯是何人？司马卯是张耳的部将，戏下分享成果时项羽封为殷王，都朝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东方六国共有十九路以上的诸侯争先入咸阳，如赵将司马卯就率先渡河，比刘邦先入秦地。如真按义帝之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他是有资格竞选关中王的，因为他最先入关中。估计“戏下和会”时，他有可能提出此事争过，但他没“定”关中，即不是他灭的秦。
公元前206年8-11月刘邦北定三秦后，曾“下河内，虏殷王，置河内郡。”（《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不仅俘虏了殷王，并将殷国改为河内郡，殷国仅存在四、五个月就被刘邦灭掉了。
其实，司马氏是有根有底的世家。据《太史公自序》讲，他的远祖早在周代就是三公之一“主天”的“天官”，“天”是指天文。司马迁的九世祖是司马错，秦惠文王时将兵灭蜀。既然他的六世祖曾经是与汉王刘邦平起平坐的“殷王”，如果刘邦不灭掉殷国，太史公应该是王孙了。在看重血统的时代，司马迁的血统并不亚于汉武帝刘彻，但他却被刘彻阉了。在讲究氏族传承的社会，站在司马氏的角度这可是六世的“世仇”了。动了腐刑并被囚于狱中的司马迁，顾影自怜，心绪难平，怨天怒人，故他“恨私心有所不尽”、“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是自然而然的了。
不过司马迁在自叙家世时又说，司马卯归顺了汉王，并随刘邦杀入了彭城。彭城之战后，司马迁在谈及司马卯的结局时，只用了一个字—“死”。怎么死的？是战死的还是被刘邦杀死的？他一字不提，其中隐藏的情结自不言而喻了。
这两件事自然构成了他对汉室的情结。这情结的疙瘩只有通过著述才能“以舒其愤”。所以在他笔下的刘邦和刘彻，绝不会是好模样，故司马迁抑刘扬项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历史是执笔者的历史，写秦汉之际这段历史的，太史公是唯一之人，绝对的权威，后人只有顺着他写的去讲解，而且深信不疑地讲解。故两千年传下来，众叛亲离、只知烧杀的项羽反而形象高大，为天下“兴利除害”、建千秋功业的刘邦反而委琐，甚至没描写过他打过一仗，一打即败，简直是个“脓包”。
一个不会打仗、总打败仗的人怎么能吞秦灭楚平天下？稍微想一想，就知道执笔者有误导。这场遥远的大迷雾，至今还未散去。
书是人写的，人又是最狡猾的动物。太史公的确是写作高手，由于他并不直接攻讦，因此都认为他客观公正，对他的所有说法都深信不疑。
司马迁和《史记》，可谓奇人奇气奇书。尽管他有一定的“郁结”，但司马迁仍是相当伟大的。没有他，整个华夏民族的古代史、尤其秦汉之际的史事可能是一片空白，因为陆贾的《楚汉春秋》失传了。
由于司马迁无缘看到刘氏的谱牒，对刘邦的家世和身世造成了重大的缺失，是一种遗憾，以致后人乌七八糟地乱说。好在他们记事广泛，这里记一点，那里留一笔，我们就学考古者，细细审视，详加揣摩，仔细研读，合理推论，缺失的部份也就大致能拼凑出来了。例如刘邦的家世和身世，并无明载，但将《史记》和《汉书》的零星记载，经过考证是能整理出来的，这就填补了历史的大空白。
我在课堂上尝对学生讲，读书，先要将书读“薄”，再将书读“厚”。当你将书读“厚”时，你的学问就开始长进了。学生问为什么？
我说，将书读“薄”，是归纳整理，记住书的要点。就是前人讲的“好读书不求甚解”，这是读书的重要方法，有利广读博览。当你对某些课题或论点有兴趣，开始提出问题，有所质疑，并着手解决问题时，就将书读“厚”了。这个过程是深入研究的过程。达尔文、爱因斯坦和所有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人，都是将前人的书读“厚”了的人。你能将书读厚，应该说你的学问有长进，开始有点意思了。
这话是三十多年前讲的，至今仍有学生提及。
话虽这么说，我以前几十年读《史记》，是怀着崇敬、深信不疑的态度读的。例如，刘邦曾三次将儿女推下车，我就毫不怀疑，并对刘邦的印象不大好。仔细分析，此事乌有。
隨着阅读量的增加，年龄的增长，我开始以怀疑的目光打量一些事物了。我最钟爱的《史记》自然先入眼簾。前人著有《史记质疑》，我没看过，很想看看。其实本书的考证，就是质疑。
所以，我现在读《史记》，第一态度对太史公是高度尊敬和佩服的，第二才是与太史公商量的态度。因为他记载的事，是一百多年后听来的，我们也是听来的。有不同的看法，可提出来，与他和读者共同探讨，以求真相。读史书，包括读任何书，我们都应有“把书读厚”的态度。
“把书读厚”的本质就是质疑。两千多年来中国人读《史记》，从来是深信不疑的，只从字面上作解读，故有学出多门的现象。深信不疑极易踏上迷信之途，历史己告诉我们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只有通过质疑与考证，才可能求得真相。真相究竟如何，望天下学人，相共与析。
自五帝以来凡2600载，王候是世袭的，将相这类职务也大多是父子相传。因此从古到今，中国人十分讲究家世和身世。家世和身世就是一个人的出身。
放羊老人熊心之所以被各路诸候共举为楚王，是因为他是王室的后裔。楚人之所以蜂舞并争附于项氏，是因为项氏是将门之后。
项梁死后，楚怀王即封刘邦为砀郡长、武安候，并拥有兵权，难道与他的出身毫无关系？如果仅仅因为他能打仗，那当时最能打仗并且“常冠军”的将领是英布，英布却未得封候。
刘邦之所以能被委以重任并封在项羽之上，说明他至少有与项羽相当的身世，甚至有比项氏更显赫的家世。否则，天下诸候趋附刘邦这段历史是解释不通的。用“运气好”、“胆子大”来解释刘邦和这段历史，更是不通。
本来，英雄不问出身。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不看刘邦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贡献，总在他的出身上做文章。先说他是农民出身，但又不承认他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于是现代的教授们说他是“流氓”、“无赖”出身，甚至把乡民的传说当传奇，说他不是刘太公的儿子。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鉴于刘邦的出身影响了今人对他的评价，所以刘邦的出身大有探究的必要。
古时一个人的出身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家世、身世。
家世很大程度上是血缘关系，太史公称为“世家”。如“越王勾践世家”则记录了勾践的起源、事迹和代代传承关系。他的十六世孙驺无诸，因曾去过咸阳，灭秦有功，项羽不封，刘邦则封为“闽越王”。驺无诸距勾践 270年了，王气依存，说起他是勾践的后代，头上平添一道光环，世人顿时刮目相看。那么多将士刘邦不封而只封驺无诸，显然是家世在起作用。
身世则包括他出身的家庭、个人的履历。家境则表示他的现状或职业。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三者的关系。楚怀王熊心，“家世”是王室后裔，“身世”是落魄的王孙，“家境”是牧羊人。他的家境并不影响他的出身—家世和身世，在重视门第的时代，故牧羊老人也能立为王，刘备卖草鞋仍是“皇叔”。
张良和项羽是有出身的，刘邦无出身。后人是拿刘邦的“家境”当“出身”的。
他的家境是什么？家道中衰后一度无业赖以为生，是“无赖”，于是说他是“流氓”、“小浑浑”，“成天只知道找女人”，后来是“混了一顿饭，涮了一个老婆。”
他的身世呢？有人说他是“农民的儿子”，出自农民家庭，无名之辈，只混了个亭长当当。
其实，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读错了。
《史记》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第一》，五帝者，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也。
太史公说：“学者多谈论五帝，他们太久远了。但《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事，而百家谈黄帝时，其文字多不可靠，有学问的人也难说清楚。孔子所说的《五帝德》及《帝系姓》，儒门有的并不传授。”
（注：尧以前的传说，多据这两篇，但并非孔子所著，是托名之作。）
（原文：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史记-五帝本纪》）
古人以所封之地为姓氏。尧帝十三岁时受封于“陶”地，后又受封于“唐”地，故号“陶唐氏”。
由于《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档案型的史书，它只从尧帝谈起，故太史公称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禹为“夏后氏”。其后的学者们，包括太史公，将之简称为“唐尧”、“虞舜”和“夏禹”，史称“三代”，太史公著有《三代世表第一》，记录了他们的世系传承关系。
在太史公之前2600年的事，太史公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根据《春秋》而作的记载。所以谈刘邦的家世，我们还得到他之前的史籍中去发掘。好在前人己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只需转录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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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中外，英雄不论出身，更不宜以血统论人。倘要论血统，论出身，刘邦是独一无二的“名牌”！他出自“帝族”！是尧帝的七十六世孙！刘邦的诏书和种种举措，是以尧帝为榜样而自律自壮的。
五帝中前四帝皆父子相传，唯至尧帝，认为他的长子“朱”不贤，将帝位传给了宗族之贤者“舜”。史称“禅让”。当时尧帝曾说：“我总不能让天下人受累而利他一人。”
（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史记-五帝本纪第一》）
这就是后世称颂的“让贤”古风。故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圣人”是无私心而能让天下的“尧”！“孔圣”、“关圣”是唐朝和元朝封的。
刘氏源远流长，其家世比孔子要多七十多世，其起源综述如下：
尧帝未传位给嫡子“朱”，就让“朱”徙居“丹”地，故后世称之为“丹朱”，又称“源明”。
舜帝后来封丹朱为唐侯。丹朱曾居住唐国的“刘”地，于是该地子孙以“刘”为氏，他是刘氏的一世祖。“氏”是“氏族”，是部族的一支。
丹朱的十八世孙刘累，夏代时仕夏帝孔甲，封为御龙“氏”。太史公有记载。
刘累裔孙在商时封为豕韦“氏”，商末迁于唐地（今绛县），周时称为杜“氏”，又称唐杜“氏”。
杜伯遭周宣王冤杀后，子隰叔奔晋为士师，于是出现了了士“氏”，其后又有了范“氏”
这么多个“氏”，究竟怎么回事？
中国人在三代以前，姓、氏是分开的。姓代表血缘，是不变的。尧帝姓祁，他的后裔都应姓祁，所以刘邦在汉以前应该姓祁，故他的大名应该是姓祁、氏刘、名邦。由于古人以所封之地为“氏”，“氏”是“氏族”，是支系的标志，丹朱得刘氏，刘氏是祁姓下面的一支，但他也随着封地的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从尧帝的儿子丹朱到刘邦，无论氏族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在《史记》成书以前都姓祁，即祁姓刘氏、祁姓御龙氏、祁姓豕韦氏、祁姓唐氏、祁姓杜氏、祁姓士氏、祁姓范氏等。
故《汉书》说：“……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汉书·高帝本纪下》
我们熟悉的唐氏、范氏、杜氏都与刘氏同宗，只是一度因封地不同改氏而己。
太史公在写《史记》时，开创了以“氏”改为“姓”的先例。把刘邦的祁姓改为姓刘。
故顾炎武《日知录》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史记》始，混而为一。”这是说司马迁开创了姓氏不分的情况。刘邦由祁姓刘氏改为姓刘，不会改变刘邦的列祖列宗，尧帝祁放勋就是祁姓刘氏的肇基始祖，故刘邦是尧帝的七十六世孙。
刘邦的家世，不是汉朝人写的。在刘邦三百多年前的《春秋》上就有记载。《汉书》和《新唐书》就是根据《春秋》的记载而写的。
刘氏从夏—商—周—晋—秦—魏—丰邑的这段演变过程，刘翔南先生（河南省中原姓氏历史文化研究常务副会长、副编审）在《刘邦与中华刘氏的兴盛》一文中阐述最清楚，在此推荐。广东刘运西、四川刘晓晖、刘峰庭皆研究亦深，囿于篇幅，皆惜未引用。
从刘邦上溯十余世，刘邦这一支氏族实际来自秦地。据《新唐书》载，晋国有一位祁姓士氏名“士会”，就是范武子，曾去秦国公干，他回国后有一个儿子留在了秦地。这留秦者恢复了刘姓。
留秦者的十世孙名刘思泷，战国时获于魏，遂为魏大夫。这刘思泷就是刘邦的五世祖。
刘思泷生刘清，刘清世袭父职为魏大夫，他是刘邦的四世祖。至今丰邑只有刘清的坟。
刘清生刘荣，字仁浩。刘荣是刘邦的祖父，号丰公，即丰县县令。（刘荣有弟，名刘发。此处据族谱。）
刘荣生刘煓，字执嘉。刘煓就是刘邦的父亲，是独生子。
刘煓生四子：刘元字伯，刘喜字仲，刘邦字季，刘交字游。
（《新唐书》：“（士）会适秦，归晋，有子留於秦，自为刘氏。生明，明生远，远生阳。十世孙，战国时获于魏，遂为魏大夫。秦灭魏，徒大梁，生清，徒居沛。生仁，号丰公。生煓，字执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汉高祖也。）
《汉书》还说：“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丰公即刘邦的祖父刘荣。
由于夏、商、周以来，刘氏祖先在各国都有高官，“故刘邦当皇帝后，在秦、晋、魏、楚等地，皆设有祠祀官，由巫祝通天地，世代祭祠列祖，岂不可信？由此可知，汉家承继了尧帝的事业，福德隆盛……他承继帝业是顺理成章、得上天道统的。”
（《汉书·高帝本纪下》：“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刘邦乃帝室之胄、出自卿相之家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是相当讲究“出身”、“门第”、“族望”的，“世袭制”长达四千多年、沿至清朝就是明证。
鉴于刘邦显赫的家世，出自“望族”，乃至“帝族”，故楚怀王熊心即位三个月后就封他为“武安侯”，兼砀郡长（相当于省长），作主将，西击咸阳。
项羽封为“长安侯”，封地仅鲁邑—今曲阜，号鲁公（相当于县令），作次将，北上救赵。
刘邦和项羽都是前209年9月举事的，他们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一年后的前208年9月两人同时受封，这时刘邦的地位己在项羽之上。鸿门宴上，未有戏下分封，谁都不是王，太史公口口声声将项羽说成“项王”，言语之间，确有抑刘扬项之嫌。
刘邦的家世及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过去我们都读得不甚明白，甚至读错了，笔者将在下文专门阐述。
这里顺便提提海外华人为什么皆自称“唐人”。海外华人集中居住的地方叫“唐人街”。 欧、美国家大部分大中城市皆有“唐人街”。
按《史记》记载，尧帝是黄帝的曾孙。但中华民族祭远祖，最远也只拜谒“黄帝陵”。
夏、商、周、秦、汉都只提“唐尧”而不提“炎黄”。
为什么不提呢？太史公讲得很清楚：“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太久远了）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不可靠）缙绅先生（有学问的人）难言之。”
《现代汉语词典》释“唐”字的第一义时说：“传说中的朝代名，尧所建。”因此这个“唐”，不是指公元618年—907年李渊父子所建的唐朝。为区别这两个唐朝，故前者称为“尧唐”，后者称为“李唐”。
“唐人”的正解似应为：公元前24世纪左右，远古的尧帝建国于唐地，其后繁衍、移居海外的子孙怀念建立开明盛世的远祖，故自称为“唐人”。这就是“唐人”的由来。
海外华人自称“唐人”，既表明族群的源远流长，亦表示了对无私而“利天下”尧帝的敬仰。
在刘邦建立汉皇朝以前，是没有“汉人”、“汉族”之说的。
华人寓居海外者称“唐人”，留本土的、占中国人口总数92%的称“汉人”。唐人汉人，一脉相承，共始祖炎黄二帝，自称“炎黄子孙”或“华夏后裔”。
以上探讨了刘邦的“家世”，刘邦的“身世”如何？
世有性格决定命运之说，然而在中国，出身对命运的影响远远大于性格。我认为，中国人对刘邦认识的第一个盲点就是他的出身。这个盲点还使我们变成了色盲，色盲尤如带了有色眼镜，必然形成偏见。先哲曰：“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刘邦的家庭出身，《史记》没讲，是农民还是市民都没明示，只有暗示，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任意发挥的广阔空间，日本的司马辽太郎将刘邦说成一字不识的农民、盗贼和流氓头子即是一例。太史公是不明白而不讲，还是明白而不讲，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汉书-高帝本纪》说：“汉帝源本，出自唐尧帝。延续到周朝时，留在秦地的那一支族复姓为刘。到魏国后，又东迁到丰邑，称为丰公。丰公是太上皇的父亲。由于迁到丰邑的时间不长，所以刘氏在丰邑的坟墓不多。”
笔者到丰邑去考察过两次，的确如《汉书》所记，汉祖皇陵在丰县赵镇金刘寨只有一座祖坟，是曾祖父刘清的。这说明，刘氏是外来户，刘邦并非世代定居在丰邑！更不是祖传的农户！
汉初的大学者、中国的第一位目录学家刘向说：“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徙大梁，都于丰。（迁都大梁，建都于丰邑）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徙也。’”《汉书-高帝纪下》
由咸阳宫遗址博物馆馆长的李朝阳和咸阳博物馆馆长的王晓谋于2005年1月合著了《汉代雄风.汉高祖与长陵》一书，书中亦指出：“刘邦出生在魏国大梁，他们一家何时由魏地迁居到属于楚国的沛邑，己无从考稽，刘家迁楚最根本的原因是逃避战祸。”只是这“逃避战祸”之说笔者不敢苟同。
综上所述，刘邦出自魏大夫之家、来自魏国大梁是无疑的。至于刘邦本人出生在大粱或是出生于丰邑，将在下文探讨。
关于刘邦的家世和身世的考证，是根据《春秋》、《史记》、《汉书》和《新唐书》提供的文献整理后而得出，绝非笔者的杜撰。
太史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后人容易忽略的文献，那就是《史记-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在这个年表里，刘邦封的一百四十多位诸侯中，竟有22位是刘邦的“舍人”！什么是“舍人”？
“舍人”是一个早己死去了的辞汇，甚至连《辞海》这样浩翰的辞典都找不到它的身影，它还只现身于秦、汉的古籍中。“舍”字本来就有“家”的意思，故能构成诸如宿舍、寒舍、茅舍、田舍等辞汇。
根据古籍中列举的实例，这“舍人”是指“派有职事的门客”。如李斯为吕不韦的“舍人”，是指他食宿都在吕府，并在吕府做事。因此“舍人”的确切身份就是后世说的“家人”。
大户人家可以有很多“舍人”，舍人的总管是“家令”。“家令”就是后世说的“管家”。如晁错就当过太子家的“家令”，景帝继位后他就当上了御史大夫。
刘府究竟有多少舍人，无考。但其中有姓有名的22位“舍人”，后来刘邦皆封为候！其中有12位在陈胜举义前还随他上了芒砀山，史称“起砀”，这是“井岗山式”的老革命。
这都是太史公写的。如果太史公没记错的话，那刘府就应该是个“大家”，就不是两千多年来世间传说的农民或小市民！。刘府有可能是丰邑的大户人家吗？不仅有可能，而且有证据！
据《汉书-高帝本纪》载：“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
根据这段记载，刘邦的祖父是“丰公”。“丰公”是什么意思？战国时期，各国的官名是不一致的。
秦灭楚前，楚地人称县令为“公”。故刘邦当沛令后称为“沛公”，夏候婴当滕令称为“滕公”，项羽还被楚怀王封为“鲁公”。汉兴以后，县的行政长官就不称作“公”了。万户以上的称为“县令”，万户以下的称为“县长”。（《汉书-百官公卿表》）
“公”是楚地“县令”的旧称。“丰公”就是丰令。“公”不是尊称，是官名。如是尊称就应叫刘邦的祖父为“刘公”，如张公、李公然。
刘邦的祖父是“丰公”，这就是说刘邦的祖父曾是丰县的“县令”！怪不得刘府有那么多舍人！
据刘氏族谱载：刘邦的祖父名荣，字仁浩，号丰公。“公富有百万，好善乐施，有恩于人，及至资财施尽。”葬于江西宁都。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按逻辑应当是这样：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以前，魏王遣刘荣父子携巨资到丰邑建陪都。（此说容后考证）都城建好后，刘荣主事，遂为“丰公”。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于是刘荣散尽资财，为避秦祸而只身或带了些舍人逃到了江西宁都，逝于兹并葬于兹。
“丰公”公元前225年许出走后，刘府从此破败，舍人陆续散去，于是刘氏隐姓埋名，改姓为“金”，并从丰邑的中阳里迁到了沛县。刘邦无业赖以为生时应为31岁许，应在秦灭魏的公元前225年以后。
舍人散去后各为生计，例如22位舍人中的樊哙就沦为狗屠。这些舍人虽然离开了刘府，仍在丰、沛一带谋生。15年后刘邦47岁时聚义芒砀山，就有12位昔日的舍人应“少东家”的召唤上了山。
16年后刘邦立为沛公，又有10位或更多舍人归于其麾下。
陈胜举事只有吴广一个帮手，刘邦举事至少有22个家人性的贴心帮手，这些舍人后来都成了将军，皆有军功而封为侯。萧何、曹参、周苛、周昌、吕泽、吕释之等尚不计在内。
刘邦在丰、沛是有势力的，他被父老们举为沛公，或与这身世有关。
丰、沛间只出了卢绾这个异姓王。卢绾陪上陪下地随刘邦搞串联，交豪杰，他的真实身份可能是昔日的“家令”。家令不忍离刘家，陪着护着“少东家”是完全可能的。刘邦不忘在莒，故立卢绾为燕王。
卢绾随刘邦打仗去了，舍人审食基的地位应是第二任家令，故他陪太公和吕后入楚营。
《史记》和《汉书》为什么没把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记下来？很可能是由于刘邦祖父的原因。他身为魏国的县令，定是秦人搜索的目标，古时“主犯”自刭或亡走，称为“祸绝”，就不再牵连家人了。平原君朱建就是为此而自刭。为保住这个家庭，除了改姓迁家外，他必须离开当地，于是远走高飞。
可列为佐证的是，张耳曾是魏国外黄县令，秦灭魏后即隐名姓逃入楚地作“里监”—守门人。
由此看来，刘太公还不是一个无知无识的市民，他能送小儿子刘交出国“留学”，对刘邦亦有教育，故刘邦对他父亲是敬重的。刘邦将他的成就归功于父亲的教导，故特下诏书说：“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
太史公百年之后可能没采访到刘邦祖上的这些隐事，倒是听到了“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之类乡民编的“神话”。他可能连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的那道诏书都没有看到。故《史记》上只有太上皇而没有祖父刘荣，甚至连刘清也没提。
此事窖藏之深，以致刘邦封的荆王刘贾、吕后封的琅邪王刘泽，《史记》皆称不知出于刘氏哪一支。其实就出自刘邦的祖辈，下面将详解。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虽然是推理构成的假说，但这个假说中大部份是事实。科学是允许假说的，这个假说能解释22个舍人的问题，尤其能解释刘邦的身世如此深讳、乃至是农民或市民都不清楚的问题。许多不明白的事情，都可从这个假说中找到线索。至于这假说是否言之成理，下面还将进一步论证。
在秦始皇占领六国前，丰邑属魏地而不是楚地。丰邑是魏国最东边靠近楚地沛县的县城，也离秦国最远，故成为迁都的最佳选址。刘氏奉魏王假的密令，携巨资到丰邑建都。根据计算年龄，迁丰建都的人应是刘邦的祖父刘荣，故《汉书-高帝本纪》说：“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公元前225年秦灭魏，魏国来不及迁都城，魏王假就被杀了。
“丰公”多年前就将城池修好了，但巨资仍未用完，于是刘荣嘱其子孙，不得据为私有，于是散尽资财。据族谱载，刘荣—刘邦的祖父，“公富有百万，好善乐施，有恩于人，及至资财施尽。”这百万巨资的来历和去处都清楚了。不吞公款，散尽资财，这是一个清白之家！
据考，刘清生于公元前330年左右，距秦灭魏己有一百多年。他不可能建丰，也不可能活着来丰。
刘清的墓碑上书“派沿唐尧卯金氏 脉自成公子午茔”。刘清号“成公”。
“汉皇祖陵”大门，刘清墓在其中。据悉，丰县拟投巨资重建汉家祖宗陵园。
但他的坟怎么出现在丰邑呢？唯一的解释是，刘荣出任丰公时，将他父亲的骨骸迁到了丰邑。葬址是今之丰县赵镇“力村疃”（=屯），至今坟墓依在。《汉书.高帝本纪下》说：“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在“荆”地祭祀的就是指刘清的这座坟。
据刘恒心著《刘邦与汉文化文集》载：为避秦祸，刘氏取繁体“劉”字“卯、金、刀”之主笔，改姓为金，又称“卯金氏”。这样既可避秦祸，又不忘先祖的家难史。
刘氏改姓为“金”应发生在刘荣—刘煓这两代。若干年代后，“力村疃”更名为“金刘寨”。
刘清所葬之地，两千多年来一直称为“汉皇祖陵”，过去规模很大，有砗臀髅恚钡丶虺莆昂夯柿辍薄Ｌ饭绻ス嵋兀Ω每吹健昂夯首媪辍保用惶峒啊Ａ跏衔裁锤男瘴穑苛跏虾笕私玻俏恕氨芮厝松焙Α薄Ｎ胰衔馐强尚诺摹２涣险庖宦鳎鞴颂饭猜魈煜侣髁肆角Ф嗄辏?/span>
2009年10月下旬，CCTV某台播了一个节目，谈到中国很多地方有个习俗，“活为金，死归刘”。
这是说，你活着可以姓金，死了以后要归宗于刘氏—恢复刘姓。此事应出自刘荣父子。
据了解，当时中国还没有一个地名叫“金”。如果有，那么金姓当中有一部份就是由劉姓派生出来的。例如，现在浙江一带有一族金姓，他们称原是刘姓，是项伯的后代。刘邦曾赐项氏为刘姓，这一族的来历是可信的。
再，《史记》、《汉书》中，刘邦时代确实没有一个姓金的，这说明金姓出现较晚。
直到汉武帝时，霍光虏得匈奴休屠王太子“日磾”，深得汉武帝欢心，“胡儿”无姓，赐姓为金。这“金”姓实为皇族之姓，汉初一百年间还只有这么一个人姓金的人上了书。《汉书.霍光金日磾传》记有此事。
余读《史记》四十多年，1959年版的书纸都泛黄变脆了，对其中一句话始终未得正解，直到仔细考证刘邦的身世后，才幌然大悟把这句话读懂，而这句话又是刘邦身世的佐证。
这句话是：“丰，故梁徙也。”从字面上讲，这话不难理解—“丰邑这地方，是以前梁都迁徙之地。”
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前209年7月陈胜起义后，很多人都去投靠，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字甲）都去了，陈胜拜孔甲为博士，后来战死。
魏国的公子魏咎也从大梁赶到陈县，成为陈胜王的部属。
8月，陈王派魏人周市（fu）攻占魏地，得了一些城池。陈王树党，欲立周市为魏王。
当时齐、赵两国都赞成立周市，还各送来50辆战车。而周市说：“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魏王后乃可。（按道理必须立魏王的后代才行。）”（《史记-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
周市坚辞不当魏王，仍欲立魏咎。陈王不同意立魏咎，经五次协商，“陈王乃遣立咎为魏王。”周市当相国，辅佐魏王咎。公元前209年9月份，陈王率兵去攻咸阳，“魏王咎始。咎在陈，不得归国。”
这是说，魏王咎初立时，仍在陈王的国都陈县，无力归魏国。
9月，刘邦举事，被拥立为沛公。刘邦10月带三千兵出征，他派萧何、任敖守沛县，命当地豪强雍齿守丰邑。11月，“周市东略地丰、沛间。”周市派的魏使者对雍齿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丰，故梁徙也。”
“周市派使者对雍齿说：‘丰邑这地方，是以前梁都欲迁徙之地。现在魏地己定者有数十城。你雍齿归顺魏，魏国封你为侯，仍守丰邑。不归顺，我们就要屠丰邑。’雍齿本来就不想归属于沛公，见魏王来招降，于是就为魏国守丰邑。”
（原文：“ 周市使人谓雍齿曰：‘丰，故梁徙也。今魏地已定者数十城。齿今下魏，魏以齿为侯，守丰。不下，且屠丰。”雍齿雅不欲属沛公，及魏招之，即反为魏守丰。”《史记-高祖本纪》）
这段故事向我们说明：
1、前209年时秦兼并六国仅十二年，各国遗民仍有故国和故土意识。“陈王使魏人周市徇（占领）魏地”，没叫周市去占韩、赵、燕、齐、楚的地盘，这说明丰邑本来属魏地，而不是楚地。使者的口吻，亦是物归原主的意思。
2、魏王遣刘荣到丰邑建都，那时楚国还未灭，刘荣父子怎敢到楚地去建都？这也说明丰邑属魏国而非楚地。刘家是魏人而非楚人！
3、尽管刘氏隐姓埋名，魏国还是有人风闻此事，尤其瞒不过魏公子咎。周市掠地数十城，一笔都没有记载，唯有此处记之较详。说不定魏王咎和周相国复国时选定的国都就是丰邑，因为秦攻大梁时引水灌城三月，城己毁。丰邑是魏国距秦最远之邑。古时，“邑”就是“县”。
4、按当时“各归其主”的惯例，刘邦应当归魏。
从刘邦后来对魏王咎的弟弟魏王豹一再宽容的态度；娶魏国宗氏女薄姬为夫人—汉孝文帝的母亲；尤其刘邦当皇帝后，特为己逝47年的魏公子信陵君无忌派五户守陵人；太史公还说：“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他将怀祖敬祖之情报之于魏公子，这些都说明他是将魏国视为祖宗之国而对魏国有感情的。
5、历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叉道：如果周市的使者当初找到刘邦而不是雍齿，刘邦可能归魏而不会成为“楚将”了，刘、项之争将是另一番局面。他之所以次年五月投楚而成为“楚将”，纯因雍齿之故。
之所以要弄清这些事实，是因为其后一连串问题，都必须基于这些个基本事实才能得解。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说明丰邑确实属于魏地，刘邦是魏人。
事实上，丰邑在当时是有900多年历史的宋国国都睢阳的近邑。
宋国很古老，而且是一个大国。周武王灭商后，认为商纣王的异母长兄微子贤，复其位，封于宋，故《史记》有《宋微子世家第八》。宋国建于公元前11世纪左右，这就是孔子称颂的“存亡国，继绝世。”
孔子是古宋国的昌平人，《史记.孔子世家》第一句就说：“孔子生鲁昌平陬邑，其先宋人也。”孔子年长后才徙于曲阜，葬于曲阜。
宋微子之后代，宋国出了个名“偃”的国君。此君不仅对内残暴，而且撩惹四方。他“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他“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 桀宋者，夏桀之类的宋君也。诸侯们说：“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
公元前286年，即刘邦出生前30年，魏、齐、楚三国联兵“……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以上俱见《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魏世家第十四》。）
此事民国年间的《沛县志》上也有上述记载。
据《汉书.地理志》载：“宋自微子二十余世，至景公灭曹，灭曹后五世亦为齐、楚、魏所灭，三分其地。魏得其梁、陈留；齐得其济阴、东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经》曰“围宋彭城”。宋虽灭，本大国，故自为分野。”
这里向我们揭示：
1、魏都大梁及陈留县原是宋地，公元前286年魏、齐、楚三国灭宋后才归魏。
2、彭城和沛县于公元前286年归楚。
3、《汉书》虽然没有明确讲明丰邑这时归魏国，但根据周市使者讲的那句话，“丰，故梁徙也。”大致可以判定介于大梁—陈留—丰邑—沛县之间的丰邑，就在这时归入了魏国的版图，属于魏国最东边的一座县城。
4、这段记载说明：当初三国是将宋王偃围于彭城而歼灭的。据《史记-六国年表》载，“宋王死我温。”这“温”就是今河南温县。
5、“沛”属楚，“丰”属魏，这个事实很重要。因为这牵涉到刘邦的国籍，项羽将刘邦封到巴、蜀、汉中的托辞，可能就有国籍不明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削去了刘邦的国籍和军籍。
6、秦始皇占领楚国后，在楚地设置了泗水郡，丰邑和沛县皆属泗水郡。由于泗水郡大部份为旧时楚地，因此后人就认为丰邑为楚地，刘邦也就误成了楚人。
这个政治地缘涉及刘邦的出身，我们过去都没搞清楚。
刘恒心老先生早在《汉里堂简介》一文中早有著述：“丰县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历代丰县县府大门两旁，书有‘古宋遗风，汉高故里’八个大字，以示丰县历史悠久，地灵人杰，从而增志气长威风，使乡人荣耀自豪。”丰邑现为丰县。丰县人以古宋后裔自居，说明以上的考证是正确的。
丰邑处于魏国的最东边，紧靠齐、楚。当时魏、齐、楚皆未灭，倘有急，齐、楚两国皆一两日内可达，故魏王遣刘荣去丰邑建都以备不测，这是地理上的最佳选择。
从公元前286年三国灭宋到前225年秦灭魏，其间61年，丰邑是什么模样？我们不得而知。刘荣修建得如何？仍无案可稽。但，从丰邑经历的四次战斗来看，说明丰邑城高池深，异常坚固！这四次战斗，《史记》和《汉书》都有明确记载。
1、前209年9月刘邦举事后，“秦泗水监平将兵围丰，二日，出与战，破之。”“郡监”相当于今日的省委书记，由中央派的御史充当。刘邦守住了丰邑，反大败之。这是刘邦的第一战，丰邑第一次经受了考验。
2、接着刘邦率军出征攻秦，10-12月，数战皆捷，杀泗水郡守“壮”，“郡守”相当于省长。12月回来时，雍齿叛变，他挥兵攻丰，未能下。“沛公引兵攻丰，不能取。沛公病，还之沛。”他为此病了一场，只好回沛县。这是丰邑第二次被攻。
3、前208年1月，陈胜己死，刘邦听说宁君、秦嘉等人立楚王室的景驹为代理楚王，在留县，于是去投靠，想借兵攻丰邑。（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乃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
楚王景驹命刘邦带兵攻砀郡，三日取砀，收得砀兵五、六千人，转身攻下邑，（今砀山）又拔之。还军攻丰。（引兵攻砀，三日乃取砀。因收砀兵，得五、六千人。攻下邑，拔之。还军丰。以上俱摘自《史记.高祖本纪》）
据《秦楚之际月表》载，这事发生在前208年2月。
刘邦三千人三日能攻下砀郡，且收降五、六千人，这说明刘邦是有攻坚能力的。刘邦第三次攻丰时，是在3月份。加上以前的兵力，约9000人，仍未攻下。
（“攻下砀，收得兵六千，与故凡九千人。”“遂击丰，丰不拔。”《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4、公元前208年4月，“闻项梁兵众，往请击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馀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这是丰邑第四次被攻。
项梁很仗义，大大方方地给他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这时他有一万四千人了。这次攻丰，虽说“拔之”，但实际上也不是攻下来的。丰邑城内有个小卒名叫秘彭祖，估计经太公、吕后等人策反，偷偷为这一万四千人开了城门，刘邦才不战而入。这位秘彭祖从此为太公驾车12年，太公死后曾随刘邦出征讨伐陈豨，有军功，刘邦封为“敬侯”，取其代他尽孝之意。
拿下丰邑后，雍齿逃到魏国去了，后来投奔张耳，最后又回到刘邦帐下。
刘邦从张良计，封为“什邡侯”，封地在今日四川什邡市。这段故事说明：
1、“泗水监平攻丰”及刘邦三攻丰邑不下，说明刘荣是按国都标准修建丰邑的，不是“豆腐渣”工程。丰邑地处黄泛区，至今黄河故道仍流经丰县而穿徐洲城。2006年我去寻觅，二千二百多年了，古城己无痕迹。
2、丰邑原属魏地，秦统一后划归泗水郡，而泗水郡却是楚地，由于雍齿的原因，刘邦感激项梁借将士之恩，故前208年5月去薛城开会，共立楚怀王，从此成为“楚将”。刘邦是楚人从此误传下来。
3、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举义— 前207年10月秦王子婴降刘邦于轵道旁的27个月灭秦之战，实际上是东方六国的复国之战。26岁的项羽欺负49岁的刘邦，将他“迁蜀”，估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口实，就是刘邦的“国籍”不明！
其它18个王皆有故国可归，你沛公究竟是魏人还是楚人？项羽是正宗的楚人，当然霸楚！魏豹是魏国嫡传，当然居魏！你刘邦居楚居魏都名不正言不顺呀，还是去当汉王吧！
这个口实，疑是范增设计的。正如“巴、蜀亦关中地也”的口实一样，刘邦辩不过、打不赢，只好忍气吞声徙汉中。这事在第23章中有详解，在此不叙。
4、“桀宋”的事在刘邦出生前30年，刘邦必有所闻，太公和张耳就是讲这些往事的人，就象今人听“文革”故事一样。刘邦以切肤之痛亲历了秦始皇的暴政，“桀宋”与“暴秦”的教训，为刘邦后来的爱民、宽税赋、行仁政、拜孔子、重儒生等行径奠定了思想基础，从而使他掌权执政后出现了道道可供观瞻的施政风景。
5、本节旨在说明，刘荣父子确实按国都标准重建过丰邑，刘氏族谱的记载不诬！
公元前195年10月，这时他当皇帝己七年又八个月，刘邦带着伤病第一次也最后一次回了沛县，他对父老们曾说：“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
刘邦为沛县乡亲世世免除了徭役赋税，但没免丰县的。父老们为丰县顿首而请时：“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史记-高祖本纪》，上同）
两千多年来，中外史学界根据“丰吾所生长”和“游子悲故乡”这两句话，一致断定刘邦是“生于丰，长于沛。”其实“丰吾所生长”这句话中的“生长”，亦可理解为“成长”。
在了解刘邦的家世和身世后，看来刘邦的生地有必要重新探讨。这牵涉到他的“祖籍”。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这是没有异议的。我提出刘清的坟是从魏地迁来的，亦大致有道理。
关键在于刘荣出任“丰公”的时间。如在公元前256年以前，那刘邦就应该生于丰。如在前256年刘邦出生后迁丰，那刘邦就应出生在大梁。
前说有太史公的两句话为依据，后说则为臆说。
我一度认为，刘氏是在秦灭魏之前两年的公元前227年迁丰的，那年刘邦29岁。这与刘恒心老先生1991年的分析不约而同。
感谢刘晓晖老先生和沛县的刘绍儒先生指出了其中的疑窦，故我收回公元前227年迁丰之说，并在此向两位学人鸣谢。经刘晓晖先生在《刘邦近祖何时从魏国大梁徒迁丰邑》一文中详加考证，刘氏大致是公元前235年左右迁丰的，刘邦这年21岁。
是说可信，许多疑而不释的问题都迎刃而解。兹将刘晓晖老先生之文附于书末。
由此看来，秦王赢政公元前259年生于邯郸歌伎之家，刘邦前256年生于大梁权贵之家。刘邦出生时，他曾祖父刘清为74岁，或己去世。
古今之人皆以三代世居之地为“祖籍”，刘邦的祖籍应是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的乡音是12岁前决定的，刘邦的乡音应是河南开封腔，这是一生都难以改变的。
刘邦于公元前235年许随祖父和父亲迁至丰邑，至公元前209年47岁举兵，他在丰、沛住了26年。
刘邦死前六个月回了一次“故乡”，也只到沛，而未去丰，这也说明刘邦未把丰邑当作出生之地。
刘邦尊太公为太上皇之后，接去临潼新丰宫，死后葬于陕西临潼县—今陕西栎阳。故在丰邑只有他曾祖父刘清的坟。所以《汉书》说：“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由于丰邑处于黄泛区，刘邦的母坟己湮没。刘邦是魏人是无疑义的，究竟生于大梁或是生于丰邑，两说可并存。
鉴于刘邦起于沛，对沛县有深厚的感情，故刘盈继位在长安未央宫立“高庙”之后，又在沛县为刘邦立了高祖“原庙”。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是把丰、沛作为刘邦故乡的，故海内外刘氏祭祖，多在丰、沛，尤其在沛县居多。
其实刘邦究竟生于哪儿，不是什么关键问题。只要弄清了他的家世和身世，就解决了大问题。
由上可知，刘邦出生于魏大夫刘清之家，可能生于大梁，成长于丰沛。
易中天说他是“一字不识的贫民”，日本人说他是农民，看来都错了。
刘邦在公元前225年秦灭魏以前，不论在大梁或丰邑，都是魏大夫家或县令家的少公子，只是在秦灭魏以后31岁时才落魄。
由于他是刘府的少公子，使他或多或少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故刘邦志趣广泛，多才多艺，能赋诗作文、击筑而歌、拔剑起舞、会下围棋，蹴鞠斗鸡他都会。优裕、无忧无虑的少公子环境，故少小“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一旦家道中衰，也就无业赖以为生了。
青少年是人生观的形成期，周边人物的熏陶感染就成了他立志的第一教材，从而决定了他的人生观。
魏公子信陵君去世时，刘邦己13岁，嬴政16岁，他俩都是“小儿”。
刘邦从小崇邦魏公子。魏公子“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史记-魏公子列传》）
据《 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
太史公在魏灭一百多年后造访过魏都大梁，“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於亡。”这说明信陵君是魏国的中流砥柱。
尤其魏公子窃符救赵，名满天下。尝两次联六国之兵攻秦，皆大败秦国，使秦国不敢东望，是战国末年一流的风云人物，名望远在少年赢政之上，因此也就成了刘邦“小儿”时崇拜的偶象。
刘邦的行事为人，受魏公子的影响很大。他好客交友，每到一地都要打听当地的贤士豪杰。他礼贤下士，甚至待戍卒如故旧，故能得人。在刘邦身上处处可见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身影。
对刘邦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应当是与他同时代的魏公子！诚然，他父亲的教育绝不可忽视，刘邦当皇帝后没选嫔妃，就应与家教有关。
秦、汉之间有“八年”，太史公专为这八年列了《秦楚之际月表》，逐月记事。
这八年豪杰辈出，太史公逐一为之列传，传记的的第一篇乃《张耳陈馀列传》。
据《张耳陈馀列传》载：“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多次到张耳那儿去，一住就是数月。张耳与陈余乃大梁名士，是秦庭重金通缉的人物。张耳值千金，陈余五百金。张耳原是信陵君的门客，曾当过外黄县县令。他们后来变更姓名，逃到楚国的陈县，当守门人为生。陈胜举义后他们立即投陈王，被封为校尉。他们比刘邦参加“革命”早两个月。
（“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百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张耳与刘邦是忘年交，应比刘邦大十多岁。他对刘邦的影响恐仅次于信陵君。故刘邦立张耳为赵王，刘邦当皇帝前半年张耳去世，刘邦扶张耳之子张敖为赵王，并将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了他。
身居楚地的刘邦交豪杰，不在楚地交，也没去齐、赵等地而常去大梁，也说明刘邦是魏都大梁人。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秦人的壮大史，皆与用中原之人有关。
秦孝公用商鞅，商鞅原是魏相国公叔座手下的办事人员。
秦惠文王用魏国人张仪为相国。
秦昭王用魏国人范睢为相国。
秦始皇用魏国大梁人尉缭为国尉。
这里我们再次重述，那就是商鞅、张仪、范睢、尉缭这四个使秦国崛起的著名将相与刘邦有同乡之谊，他们都是魏国人，而且都是大梁人或在大梁居住过。
范睢去世时刘邦已经一岁了，尉缭与刘邦是同时代的人，他们的故事必定对刘邦有很大的影响。
张耳可能是常向“小儿”时的刘邦讲这些故事的人。那时无书，历史和知识主要靠口耳相传，张耳对刘邦的影响可能仅次于信陵君和太公，故刘邦对他一生恭敬。
刘邦就是在这些耳熟能详、传奇人物的薰陶中成长的。故刘邦的人文知识是丰富的，这对他的处世为人、创下大事业大有裨益。
古人将20岁以下的男子称为“小儿”或“孺子”。20—30岁称为“少年”，相当于今日的“青年”。30岁称“及壮”，此后就进入成年期了。
此碑上书“中阳里”，是刘邦在丰县家的遗址。右为丰县刘恒心，是笔者心目中的学长。
萧何当时在沛县是“少年吏”，当不足30岁。举事时就算三十多岁吧，也比47岁的刘邦小十来岁。
刘家搬到丰邑中阳里时，刘邦约31岁，萧何尚不足20岁。汉初人物，多在沛县，唯刘邦与萧何住在丰邑中阳里。两人住家的纪事碑至今宛在，直线距离约150米。
萧何住家的记事碑立在十字路口的街口，刘邦的则在一院内。
“小儿”对“大人”有一种天然的敬畏和慑服，正如刘邦之于魏公子。
“萧老弟”与“金三哥”既有邻里之情，又有长幼之序，故萧何一生恭谨服贴于刘邦，原由在此。
刘邦自己上阵杀敌，举国委之于“相国”。相国者，相共与国也！
刘邦“及壮，试为吏”“试为吏”是“试用为吏”，并不是通过“考试为吏”。刘邦可能是40岁以后才去当亭长的，很可能是萧何当了沛县主吏后拉了他一把，因他无业赖以为生计。
太史公说刘邦“为泗水亭长”，是泗水郡沛县城内的一个亭长，并无“泗水亭”。
太史公称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性情开朗豁达）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
丰县城内的十字街口，立有“萧何宅”的记事碑，疑是代代传颂而确定的位置。
“喜施”是一种慷概，慷慨是一种“不图回报而利他之举”。是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养成了刘邦所特有的“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社会意识呢？在明白刘邦的身世后，过去许多惑而不解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刘邦31岁时秦灭魏。时年三十一岁的刘邦，应当随祖父及太公一起参与了散财工作。刘邦从而养成了“仁而爱人，喜施”之风，蓄就了豪爽之情。不爱财、不贪财，这是他日后事业的精神财富！家财散尽以后，他们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成了不折不扣的“难民”。
金刘寨乃刘邦祖茔所在地，中阳里乃丰邑城中一条街，丰公出走后，太公刘湍只好带着三个大儿子，从金刘寨搬到丰邑城内，在中阳里开了个小店铺，以“酤酒卖饼”为生。其后刘邦又在沛县任亭长。所以刘邦家里没有一个人当过农民，因为他们没有土地。
前225年秦灭魏时，刘邦为31岁。
前223年秦灭楚时，项羽年10岁。军门之后的韩信仅5岁。
前209年他们举事时，刘邦为47岁，张良为48岁，项羽24岁，韩信20岁。
他们四人有近似的家世和经历，皆亲历了亡国之痛，皆怀丧家之恨！
在汉语里，“贫”是指无资财，“穷”是指缺志气或无闻达。他们四人皆人贫志不穷！
这些“遗少”们皆“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皆矢志不渝要灭秦！这“志气”，是他们一落千丈的社会存在决定了的。
刘邦的青少年是优裕的，他的壮年是悲愤的。他立志当在“落魄”的31岁亡国之后。国仇家恨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他的反秦之志、大气、霸气、王者之风与喜施之豪情，是他的经历铸就的！
中国古代乃至近代，是相当讲究“出身”、“门第”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向），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这是山东六国的大势。《史记·陈涉世家》说：“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豪杰并立，诸侯蜂起，这是一个“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
刘邦提三尺剑，迎来崛起的第一个转折点是楚怀王的正式封赐。在带兵打仗的将领中，刘邦的年纪或许是最大的。刘邦和项羽都是前209年9月举事的，一年后的前208年9月两人同时受封。
鉴于刘邦显赫的家世，出自“望族”，乃至“帝族”，故楚怀王熊心即位三个月后就封他为“武安侯”，兼砀郡长，将兵，作主将，西击咸阳。这年他48岁。项羽封为“长安侯”，封地仅鲁邑—今曲阜，号鲁公，交出兵权，作宋义的次将，北上救赵。这年他25岁。
这时楚国有兵权的只有楚怀王和刘邦。楚怀王遣宋义救赵时，握有重兵的人就成了宋义和刘邦。
“武安侯”顾名思义，是以武安天下之义。在这之前69年，秦国大将白起，长平之战尝坑赵卒45万，由于能征善战，秦昭王就赐号为“武安君”。
楚怀王为什么封刘邦以“武安”两字，我们可以断定：刘邦也能征善战。事实也正如此。
这时刘邦的地位己在项羽之上了。当年11月项羽是靠哗变擅杀宋义而自称“上将军”的，楚怀王为稳定军心而被迫追认。
刘邦是以承继尧帝的道统自居的，故其行事、为人、为政，颇有气象！读史先读人，存在决定意识，只有弄清楚刘邦的身世，深入了解他的社会存在，才会对刘邦有正确的认识。
刘邦的身世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过去我们都读得不甚明白，甚至读错了。没有这段经历，刘邦可能只有当个公子哥儿，以斗鸡蹴鞠为乐，一事无成，老死于大梁了。
第十五章 刘邦这一家有多少人
国有“史”，县有“志”，族有“谱”。太史公称之为“谱”或“谱牒”。
“谱”是中华民族的“特产”，为世界所仅有。十年前中国己有四万多部“谱”。
史、志、谱如干、如枝、如叶，极大地丰富、完善了历史和人物。
司马迁的《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等，都是根据“谱牒”来编排世系的。大户或大姓，一般都有“谱”。心中没“谱”，必数典忘祖！故读“史”不读“谱”，必有缺失。
根据刘恒心老先生著的《刘氏大成谱》：
刘邦曾祖父：名清，字恩盛，号成公，是魏国大夫。生二子，刘荣，刘发，“家财富有，好善乐施，深得仁者以财发身之义，故后代昌盛”。
刘邦的祖父：名荣（一说名仁），字仁浩，号丰公。 “公富有百万，好善乐施，有恩于人，及至资财施尽。”葬于江西宁都。
刘邦之父：刘荣之独子，名煓（tuan），字执嘉，号太公。
据族谱，太公生于周赧王33年，即公元前282年，逝于前196年7月，享年86岁。他到丰邑时应为47岁。
太公生子四：长子刘元字伯、次子刘喜字仲、三子刘邦字季、四子刘交字游。
刘邦生于前256年，太公26岁时得第三子刘邦。
伯早卒，刘邦是“老三”，不是易中天和小说家们讲的“老四”和“刘小”。
太公是没有妾的，这对刘邦是一种家教。刘邦当皇帝后没有广设嫔妃，专心于救过他的定陶人戚夫人。
刘邦之母：王含始，于秦始皇31年—即前216年5月逝，葬于丰、沛。那年刘邦40岁。
据族谱，太公续弦李氏，是刘邦的继母。据《汉书》载，李氏比太公早逝两个月。
实际上刘邦还有个姐姐，据《汉书·高后纪》载，在吕雉去世前一年另两个月：“（七年）夏五月辛未，诏曰：‘昭灵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宣夫人，高皇帝兄、姊也。号谥不称，其议尊号。’丞相臣平等请尊昭灵夫人曰昭灵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人曰昭哀后。”
这里的昭灵夫人升级为“昭灵后”，是刘邦的母亲王含始；
武哀侯升级为“武哀王”，是刘邦的大哥刘元；
宣夫人升级为“昭哀后”，是刘邦的姐姐。
刘邦的兄姊去世较早，按周公定的谥法：“早孤短折曰哀”，故其兄其姊皆追谥为“哀”。
按汉文化的传统，女子迟早要出嫁，属外姓，故族谱不列女子名，故刘邦的姐姐没留下名字。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也没留名。
另外，谈谈“太公”的由来。太史公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刘邦之“ 父曰太公，母曰刘媪。”
将“刘媪”解释为“刘大妈”，没错。而将“太公”解释为“刘大叔”，就有问题了。
在汉语里，“太”是一个意义很大的字，有“太上”之义，几乎为皇室专用。凡为皇室服务的专业人员都得加上一个“太”字。例如为皇帝御车的称为“太仆”，夏候婴这个车夫就位列九卿。九卿之一有“太常”，“掌宗庙礼仪”其他如太医、太宰（御厨）、太乐（主宫廷舞乐）、太祝、太卜、太史等，都是专为皇室直接效力的。人子上千万，只有皇帝定为继承人的儿子才能称为“太子”。太子的老师叫“太傅”。
中国历史上还只有两位“太公”。一位是奠定周室的吕尚，世称姜子牙，周武王尊称为“太公”，另一位就是刘邦的父亲刘煓。
刘煓被尊为“太公”应是刘邦当皇帝以后的事。太史公百年后去采访时，乡民们告诉他，我们祖祖辈辈都称“太上皇”为“太公”。其实，一介庶民是没资格称为“太公”的，吕雉的父亲乡里也只称为“吕公”，足以表示尊敬了。太史公不知道“太公”的名字，故根据乡民的口吻而记载。
乡民们还告诉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太史公也如实记下了。这本是无知的乡民们神化皇帝的传说，实不足采信，当一笑置之。殊不知今之教授断然放言，一说刘邦是“杂种”，一说刘邦不是太公的儿子。这就让本来就封在棺材里的真相，连同棺材一起沉入了深渊。
刘邦的二哥名喜，字仲。据《汉书》载：“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次仲，伯蚤卒。高祖既为沛公，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使仲与审食其留侍太上皇。”
刘仲名喜，没有参加战争，而是留在家中侍奉父亲。刘仲非大器之才，而属居家过日子、勤治产业的那种类型。
刘邦当皇帝后，按照周制，先封刘仲为“宜信侯”。一年后即前201年，“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刘仲被封为“代王”了。
这云中、雁门、代郡在今山西一带，秦、汉时是备匈奴的北大门，是一个多战之地。刘邦让一个从未率兵打仗、不习军旅之事的二哥去扼守北边，抵抗匈奴，显然失察。
果然，一年后匈奴攻代国，刘仲“弃国”，逃回了汉都。弃国而逃，死罪！估计经多方说合，刘邦赦其死罪，贬为“合阳侯”。
刘仲死后，汉家根据他的为人行事，追谥为“顷王”。“顷”什么意思？按周公定的谥法，“敏以慎敬”曰“顷”，这是说，缺点在于太谨慎。
刘邦的四弟名交，字游。刘邦将韩信贬为淮阴侯后，鉴于楚地太辽阔，于是将楚地一分为二，封刘交为“楚王”，史称“楚元王”；族弟刘贾为“荆王”。这两人都是很早就参军而立有战功的，都随刘邦杀入了咸阳。刘交好诗，当时有《楚元王诗》传世。
《史记-楚元王世家》说：“楚元王刘交者，高祖之同母少弟也，字游。”
《汉书》说：“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少弟也。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
“浮丘伯”是指浮丘县名伯者。这位“伯”曾是荀子的门人。
秦始皇焚书是在34年，即公元前213年。这时，刘家己到丰、沛二十二年了。在这之前，刘交与鲁地的穆生、白生、申公都向“伯”学诗。直到前213年秦焚书后才离别。因此刘家迁到丰邑后还不是小户人家，更不是农民。能送小儿子出国“留学”，刘家应该殷实。这也就应证了“丰公”之说不诬。
刘交当楚王后将少时的同窗—穆生、白生、申公都请到楚国，拜为“中大夫”。这“中大夫”的“中”不是上、中、下的“中”，而是“中央”的“中”，正如“中尉”一样。“中大夫”不是三公九卿类的官职，是不理政务的虚职，是随侍帝王的顾问。刘邦当皇帝后就请了三十多位中大夫，以供不时咨询。
秦、汉都设有“博士”，博士年俸为600石，太史也为600石。汉时的中大夫次于三公九卿，秩1000石，地位是很高的。
从刘邦的四弟刘交曾到鲁地留学来看，刘邦的家庭当时属于“士”这个阶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的大五角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士农工商”这种划份阶层的理念，出现于晚周，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相当古老。《尚书》上就有了“士”这个概念。
易中天教授将中国古代的社会划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四个阶层，说只有这四种人才有“贵族精神”，至今仍说“士”是贵族。
什么是“士”？易中天教授在同一本书中有四个说法，其中一说是成年男子头上横插根棍子就是“士”。他还拿着“士”字解释说，“看，士字就是这么写的！”这个说法不对。
《汉书.食货志》上明载：“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士农工商早就有定义，是不宜随便发明的。
“学以居位曰士”，“士”是指那些通过学习掌握有知识而在社会上谋取职位的人。新中国成立时称为“小资产阶级”，现在称为“知识分子”，他们至今在国旗上有一席之地。
汉家词汇，“士林”茂盛。如国士、文士、武士、智士、勇士、义士、壮士、志士、谋士、说士、名士、寒士、隐士、……当代学位、职称里也有院士、博士、硕士、学士、医士。
“士”是一个带有浓郁文化气息的阶层，俗称“读书人”。“士”从古到今都不是“贵族”。秦时杀敌一人，赐爵一级，第一级就叫“公士”，不是贵族。
从古到今，士的社会特征就是不当官，不掌权。一旦当官就叫“步入仕途”或“入仕”。
刘邦出身于官宦之家，他不事农工商之类的“家人生产作业”，当然是个“士”，绝不是“辟土殖谷”的农民，更不是什么“流氓”、“小浑浑”！
在《史记》中，太史公为他立了《齐悼惠王世家》之传。刘肥的言行记载不多，虽然不能算作大人物，但我们能透过他折射出刘邦的思绪，进而了解刘邦的为人。
刘邦前202年2月当皇帝时，由于种种原因安排了八个异姓王，刘氏一个也没封为王。这或许是他的政治恣态，示天下以公心。
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反，刘邦亲征平叛后，封卢绾为燕王以备东胡。这时他也没考虑过刘肥。
12月赦免韩信后，有个叫田肯的上奏说，齐地富饶，占天下十之二，“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赐金五百斤。”
其实，韩信2月迁为楚王后，2—12月齐地无王，一直空着。刘邦可能想封田横为齐王，故他3月派人去请田横回来，并说““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料5月田横负气自刭，于是由曹参将兵镇守着。刘邦是怎么想的呢？
秦时“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汉兴，以其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王国……故自高祖增二十六。”（《汉书.地理志》）
在汉初的这六十二郡中，汉天子只有十五郡，不足四分之一。其地以在西部的巴、蜀、汉中、三秦为主。虽然他初定都在洛阳，但在中原地区他一块地也没有，洛阳实处于八个王的包围之中。
刘邦封了八个王，加上其后封的一百四十多个县级国的诸侯，加上“乡侯”、“亭侯”，真是侯王遍天下。这些侯王们都是与他平起平坐打天下的人。一旦他无道，侯王们就可轻车熟路地不认他这个天子，随时都可能大乱。故名曰统一的汉帝国实际上潜伏着战乱的危机，他也一直小心异异、十分谨慎、尽量为天下人谋利。陇西戍卒娄敬最早向他指出了这个危机，一旦向他建言定都关中，他就欣然采纳了。
田肯的奏书一言点中了刘邦的隐忧，他确实需要在地理上平衡。加之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连续出事，既然田肯上奏要他封“亲子弟”，他也就避了“私心”之嫌，于是在亲生的儿子中挑选。
封谁呢？九岁的刘盈是太子，不能封。三子刘如意也才两岁，四子刘恒不足一岁，齐王自然落到长子刘肥的头上。
按“立长不立庶”的传统，刘邦是应该立刘肥当太子的，由于吕后的关系，他只能立刘盈当太子。
他百年之后万一刘肥来争帝位，怎么办？还是及早安顿为好。于是前201年1月立刘肥为齐王。这是刘邦当皇帝后11个月后的事。事实上，刘邦的百年之虑极有远见。
吕后一死，周勃、陈平还没在长安动手诛吕氏，刘肥的儿子齐王刘襄就以长孙之名，传檄天下刘氏讨伐诸吕。刘襄的二弟朱虚候刘章更是将兵冲入皇宫追杀相国吕产于厕中。刘章和三弟东牟侯刘兴居是一心想拥戴大哥刘襄为皇帝的，由于朝中大臣反对，于是选立刘邦的四子、代王刘恒为皇帝，是为孝文帝。
刘邦45岁才与吕雉结合，47岁举兵时刘盈仅岁余。可能出于传承子孙的考虑，刘肥没有从军而留家侍候太公。
刘肥于汉六年1月立为齐王，按公元纪年是前201年。刘邦派强将曹参为相国，辅之国政，运用黄老之学，不扰民不烦民，齐国大治。齐国是姜子牙的封地，己有800年以上的历史，是一个军事强国。公元前288年10月，齐湣王和秦昭襄王相约同时分别称为“东帝”和“西帝”，两个月后复归于王，故史称齐为“东秦”。齐国不仅是军事强国和经济大国，更是文化大国，是出孔子、孟子、墨子、孙子之土。
韩信当楚王是自请的，以遂衣锦还乡之愿。刘邦将齐国捏在手中达十一个月，不封不赏。我们不便妄议刘邦的“私心”或“公心”，作为一位政治家只能审时度势作军政安排。
其后的历史证明，刘邦的安排相当精明而富有远见。五年半后淮南王英布反，刘邦悉调关中兵马不过三万，抽空后只好从蜀郡调三万士卒来替他守长安，全赖刘肥和曹参资兵十二万，（史记-曹相国世家）合计15万才平定了15万大军的淮南王英布。
刘肥当齐王，“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与齐。”刘邦尽量让他壮大，他心中才有底气。
齐王刘肥在位13年，于惠帝6年—公元前188年去世，谥号为“齐悼惠王”。
按周公定的谥法，“年中早夭曰悼”，指其年龄。“年中”相当于今之“中年”，没有确数。
如果将刘肥定为45岁去世，那末刘肥的生年就应定为前232年，刘邦是24岁时得此子的，刘肥应出生于丰、沛。刘邦前209年举事，刘肥己有23岁了，项羽只比刘肥小一岁。
历史与考古，“孤证不立”。有佐证吗？
有！吕后时，刘肥有次子刘章，吕后封为“朱虚侯”。史载：“朱虚侯年二十，有气力，忿刘氏不得职。”通过计算，将刘肥去世的年龄定在45岁左右是合理的。
（更正：以上这节文字，是大约两年前写的。迄2010年12月19日，刘志道高级工程师告诉我了一个地名，解决了一个多年困惑不解的大问题，这事在“彭城之役”一章中有详述，在此不议。
他还根据族谱，纠正了我上面叙述中的两个小错误。
刘老是“城阳王”的72世孙，刘邦的74世孙。“城阳王”是谁？城阳王就是大名鼎鼎的朱虚侯刘章，齐王刘肥的次子。铲除吕氏他有大功，汉文帝封他为“城阳王”。刘老不定期地要从四川成都到山东莒县拜祭“城阳王”。刘老翻着世传的族谱对我说：齐王刘肥死于46岁，我推断为45岁，此为一错。
刘肥生于秦始皇13年，即公元前234年，项羽生于公元前233年，算来刘肥比项羽大一岁，我论断项羽大一岁，此为二错。
按《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刘肥的生卒年就应该是公元前234年——公元前189年，实享年45岁，46岁为虚岁。
刘邦举事时，刘肥应为25岁。之所以保留原貌，在此更正，是想说明，有的推论，还八九不离十。）
今之小说与影视作品，听说刘肥的母亲是曹氏，就说刘肥是曹三妹的私生子。曹三妹是谁呢？因他与曹参同姓，于是说她是曹参的妹妹。刘邦到丰邑时21岁，萧、曹比他小十来岁，此时都不足十岁，那曹三妹又有多大？
太史公还给我们留了一宗大疑案。
他说刘肥的母亲是外妇，今人将外妇解释为“情妇”。按这说法，刘肥就是刘邦与“情妇”的私生子。
如果真是这样，这曹氏就是刘邦的“初恋”！
刘邦能独自将“私生子”抚养成人，直到45岁才纳吕氏，并将刘肥第一个立为刘氏王，这说明刘邦相当珍惜这份“初恋”，也说明他有“天下未定，何以为家”的大志。
一位庶民能如此忠贞自己的初恋，己十分难能可贵。作为有资格全国海选美女的帝王能有这般操守，按现代的道德标准则近乎伟大了。即使用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评论刘邦，他至少是一个重道义、重感情的人！
然而，真相恐非如此。
刘邦生于公元前256年，刘肥生于公元前234年，父子相差22岁。古人20岁戴冠算成人，刘邦21岁结婚，22岁得此子，刘肥应生于丰邑。那时刘邦家道未衰，还是少公子，应该是明媒正娶的曹氏，曹氏因病因乱早逝是可能的，志在天下的刘邦从此未娶。从逻辑而言，也是能成立的。
太史公不了解，于是就随便掷了顶“外妇”的帽子给曹氏戴。后人根据刘邦有“情妇”，也就有理有据地说刘邦是流氓，“成天只知找女人”，此乃“耳食”也！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考证刘肥，是想说明刘邦当亭长前后，是带着这个没娘的崽过了二十多年日子的。
亭长每月约220多斤粮食，父子相依为命。刘邦活得很不耐烦，成日想变天。如用赞扬之词，也可以说刘邦“胸有大志”。
吕雉字娥姁（xu），今山东单县人，单县距江苏的沛县为79公里。
吕公因避仇家，举家由单县迁至沛县。
吕雉有二兄：吕泽与吕释之，为高祖将，皆封为侯。有一妹名吕媭，嫁沛县人樊哙。
由于吕公与沛县的县令交好，乔迁时沛令开了个隆重的“接风会”，汉室“第一家庭”就戏剧性地诞生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件值得琢磨的疑事。
戏剧经过如下：
“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听说县令有贵客），皆往贺。萧何为主吏，主进。（主持收纳贺礼的事务）令诸大夫曰：‘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
时为亭长的刘邦，素来瞧不起秦吏，乃戏曰：“贺钱万！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座。”可见刘邦无猥琐之相，乃相貌堂堂，有轩昂之气。
刘邦象往常一样，大不咧咧地戏耍、玩笑诸客一番后，以那居高临下的派头，遂坐上座，毫不谦让。这番举止，是愤世嫉俗的心态使然，溢美之辞可曰“气宇轩昂”。
估计当时，吕公向沛令打听过刘季的行状及有否家室等，在得到未有家室（或丧妻）的答复后，吕公加倍留意、观察刘邦。酒阑之际，吕公使眼色，叫刘邦留下来，有话要讲。罢宴之后，刘邦亦借故最后走。
“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愿季自爱。臣有息女（亲生女），愿为季箕帚妾（打扫清洁的女仆）。’” “箕帚妾”这三个字，或许是吕公的自谦之辞，不可当真。
事后，“吕媪怒吕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与贵人，（要嫁给贵人）沛令善公，求之不与，何自妄许刘季？’吕公曰：‘此非儿女子所知也！’卒与刘季。”
这里，有必要问一个问题：吕雉当时是“待字闺中”的黄花女或是再醮之妇？
两千多年来，好象没人问过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女人人生历程中的大事，不可不察！
请看下表：
生 年 卒 年 享年
刘邦： 前256 前194 62
吕雉 前241 前179 62
刘盈： 前210 前187 23
刘盈乃吕后所生，生于公元前210年，即后来的孝惠帝。加上怀胎10月，刘邦与吕雉的结合，当在公元前211年左右。这时刘邦为45岁，吕雉为30岁。
这个算法是将刘盈视作兄、鲁元公主作为妹的。如果能证实鲁元公主是姐姐的话，那么刘邦和吕雉的结合应该提前1-2年。类似的考证，不可能象1+1=2那样有准确的答案。
古时民少，鼓励生育并制定了政策。按秦时的法律，男大不分家，女大十五不嫁，父母有罪！吕公再有眼力，也不会将亲生女留至30岁来嫁刘邦，何况那时也不知沛县要出一条“龙”。
吕雉是“二婚嫂”，她再嫁入刘府应该是无疑的。至于他与前夫有没有儿女，姑且存疑。
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吕雉20岁嫁刘邦，是“正嫁”。刘邦是“混了一顿饭，涮了一个老婆。”
姚淦铭教授说：“吕雉十几岁嫁给刘邦，三十岁当皇后。才三十岁，刘邦都嫌她老了！专爱戚夫人，大家可想想，戚夫人有多年轻呀！”年轻，恐怕不是刘邦选择女人的标准，戚夫人救过刘邦的命。
实际上，刘邦54岁当皇帝，吕雉39岁当皇后，不是姚教授说的30岁。
有的小说和电视剧，说刘、项之争是为了争吕后。吕后比项羽大九岁，项羽怎会去抢“兄嫂”？这些话就不是“中国话”了。
中国古代是以男姓为“宗”的宗法社会，与父同姓者为“亲”，与母同姓者为“戚”。凡是同姓的都可称之为“宗亲”，意为同宗室。而与母同姓者称为“外戚”。今之所谓“亲戚”实指与父母辈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故皇室亲属谓之“皇亲国戚”。
吕雉有两个哥哥，大哥吕泽，二哥吕释之，属“国戚”。他们是同刘邦一起举事的，故封为侯。吕雉有个妹妹叫吕媭，嫁给了樊哙，吕后四年封为“临光侯”，故吕雉在朝中是有势力的。
由于刘邦祖辈迁到丰邑岁月不长，根很浅，枝不茂，“宗亲”稀少，能上阵的只有两人：刘贾和刘泽，这两人与刘邦同辈。刘信是刘邦大哥的儿子，刘濞是他二哥的儿子，属子侄辈，年纪都小。
刘贾随刘邦起事较早，“汉王元年，还定三秦，刘贾为将军，定塞地，从东击项籍。”他在八年战争中立有大功，韩信被贬为淮阴候后，楚地一分为二。由于“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贤，欲王同姓以镇天下。”于是封他的四弟刘交为楚王，刘贾为荆王。刘交也是杀到咸阳去过的人。
《史记》说：“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这是说，太史公不知他属于刘氏的哪一支和初起的时间。《汉书》也说：“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
《史记》和《汉书》是刘邦之后一两百年后的著作，正如我们弄不清自己四世以上的曾祖父一样，他们坦言不知刘贾的出处，是可以理解的。2200多年后，我们不妨考证一下。
《汉书》说的“从父兄”是指“堂兄”。刘邦的父亲是独子，没有兄弟。因此刘贾不可能是“堂兄”或“堂弟”。
刘贾究竟属哪门“亲”？
实际上，刘邦的祖父刘荣有个弟弟叫刘发，刘贾应当属刘发的孙子。因此刘贾与刘邦是“族兄弟”或“世兄弟”的关系，他们共四世祖刘清。
汉十一年7月英布造反时，首先攻荆国，杀刘贾。次攻楚，败刘交。刘邦当时有病，9月只好带病亲征，中箭不治，半年后去世。后人说刘邦杀功臣，诛异姓王，是“乱说”！究竟谁先杀人？是英布先杀人！
刘贾死时年轻，无后人。刘邦平叛后10月回沛县而唱的“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应当是为他而泣唱的。
既然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不清楚刘贾的来路，我们只好按逻辑作如下推论。
刘贾“无后”，估计死时不到三十岁。
刘贾的最大功劳是在楚汉战争结束前一年半，即前204年8月，率数百骑，步卒二万，与卢绾从白马津渡黄河，深入楚地，“烧其积聚，以破其业，无以给项王军食。”刘邦则与项羽正面相对，“高垒深堑勿战”以吸住项羽。
项羽兵败并不败于军事，而是败于“军无粮则散”，10万人马最后只剩八百人了。由此亦可见刘邦的战略规划能力。
接着，刘邦命刘贾围寿春，招降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使项羽不能遁入南楚，断了项羽的退路。
公元前203年10月，当刘邦、韩信、彭越30万大军从北往南击项羽时，刘贾又率周殷的楚军，会合淮南王英布的大军，从南往北迎击南逃的项羽。在南北两路夹击下，项羽只好东逃，困于垓下，死于乌江。
从公元前204年8月刘贾率军扰楚，至次年12月杀项羽，刘贾有大功。
刘邦还有一位族弟叫刘泽，汉三年—公元前204年才从军，时约十六、七岁。后随刘邦征战，平陈豨之叛有功，直到汉11年—刘邦去世前一年才封为“营陵侯”，时约二十四、五岁。
吕后当权时为拉拢他，将她妹妹吕媭之女嫁刘泽为妻，封刘泽为琅琊王。
刘泽当琅琊王二年后，吕后死，他引兵与齐王刘襄合谋西进长安……其中颇有故事，在此不叙。
琅琊王立文帝有功，立为燕王，他当燕王仅二年去世。死时约44-45岁。
另外，刘邦可能有个舅舅叫王恬开，是他母亲王含始的兄或弟，他的真名是王恬启。由于景帝名刘启，“开”、“启”又同义，因讳名故，太史公将之改为王恬开。
他没有任何功劳，却当上了九卿之一的第一任“廷尉”—相当于司法部长，他审过彭越的案子。可能由于他听吕雉的话将彭越办成了不该杀、更不该灭族的冤案，被刘邦罢官。办过彭越的案子后，就再不见此人了。
王恬开直到汉文帝时才封为“山都侯”并出任梁相。不是“国戚”焉能封候？
按辈份，这王恬开是刘邦的舅舅，是汉文帝的舅公，故汉文帝将之委为他二子刘武的相国，刘武是窦太后痛爱的次子。这也能说明王恬开的身份。
第五篇 刘邦举事在陈胜之前
在了解刘邦的家世、身世、亲戚和周边的人文环境后，我们应该研究一下刘邦的壮年，他在丰、沛都干了些什么。
公元前225年秦灭魏，这年刘邦31岁。祖宗之国被灭了，豪门的少公子落魄了，“家破国亡”是他而立之年的社会存在。有人说，刘邦“少有大志”，大概不诬。但“家破国亡”的现实，一落千丈的地位，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加快了他的思索。
商鞅、张仪、范睢、尉缭这些魏国人不都曾是一介布衣吗，为什么能位至卿相、秉执国政、指挥天下？圣贤们的业迹，这些人的的故事，开始在他身上发酵。发酵绽出的思想之花是：事不患不成而患不为！事在人为！刘邦是能独立思考的，也是长有“反骨”的！
因此，应该从三十一岁起，刘邦开始窥视天下了。他立了一个令人窃笑的大志—取天下。从他公元前205年1月自立为“黑帝”看，其志还不小，他是“欲与天公试比高”！
再看他的婚姻状况，他22岁得一子，直挨到45岁才娶醮妇吕雉，确有“天下未定，何以家为”的大丈夫气慨。老子曰：“自胜者强。”刘邦在青壮年时就能战胜自己，不近异性，的确不凡，常人难以做到。
女人以家为世界，大丈夫以四海为家，他一直候到47岁才等来了大风。
他志在天下，故“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他绝不会象他二哥那样认命去发家致富，也从没想过要挣钱，饿了才想起要吃饭，然后带着朋友去大嫂家磳饭，不料大嫂刮锅以待。
他具有党伙意识，故四处交游豪杰，到张耳那儿去一住就是数月。
秦皇做，刘邦看，旁观者清，他指点江山必头头是道。这就是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他豪情万丈，难免妄语连天，所以萧何说他“好大言”—爱说大话。
他确实交了一帮愿为他出入生死的朋友，故丰、沛两县出了六十多位王侯。
职业革命家从来“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他无业赖以为生计，所以太公说他“无赖”。
天才出自妄想。据现代心理学研究，所有的天才都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不是神经有病。脾气大是精神有毛病的表现之一。人人都有妄想的本能，妄想切合实际并成功，就是伟大，否则叫胡思乱想。
从刘邦后来的行事作风来看，他患有“人生匆忙症”。“人生匆忙症”并不是病症，而是指一个人有志气、有目标、有计划、做事认真、孜孜不倦地一桩接一桩地连续干，永不歇息。用毛泽东的话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自古以来成大功、立大业的人，包括废寝忘餐的科学家、发明家，都有这种美德，“人生匆忙症”是戏谑之语。与他同期、甚至实力强过他的十八个诸候王，都半途而废，没一人患有此症。
孟子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
刘邦腰无半文却心忧天下，他有可能得天下，人无志不立！从不想取天下、想都不敢想的人，绝无可能！所以毛泽东说：“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毛泽东1962年1月2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刘邦31岁立大志时，项羽年仅8岁。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孟子·告子下》）从刘邦一生的革命履历来看，他31岁—47岁“苦其心志”约16年；47岁—62岁率军打仗、经邦治国“劳其筋骨”约15年。刘邦真是孟子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史记》和《汉书》都说刘邦：“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廷中吏无所不狎侮。”这段话值得咀嚼。古时男子满30岁称为“及壮”。如果刘邦30岁许就当上了亭长，生计有赖，太公就不会说他“无赖”了。刘邦47岁举事，凭他一生积极进取的性格，他也不会毫无长进地一当亭长十七年。
他30岁时，萧何、曹参等还是十七、八岁的“小儿”，也无力拉“金三哥”一把。因此前人说他30来岁当亭长是不合逻辑的。
“试为史”，秦末汉初对官吏有考绩制度，但没有考试制度。考核的官员由“郡监”担任，这“郡监”是中央派出的“御史”。秦朝和清朝都称为“监御史”。
“郡守”相当于今日的省长，“郡尉”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郡监”相当于省委书记。
“郡监”不管军政，只督察官吏，负责官吏的升、免。这“试为吏”不是“通过考试为吏”，而是“试着叫他当个亭长吧”。
“试着让他当个亭长”是由谁提议的？应当是当时沛县的“主吏掾”萧何，“主吏掾”相当于总务科长。
萧何是“少年吏”，不满30岁。他当“主吏掾”时应有二十八、九岁了。
“萧相国何者，沛丰人也。”刘邦和萧何同在丰邑的“中阳里”，住家仅距150米许，属同“里”之人。或受太公之请，给无业赖以为生的“金三哥”找碗饭吃吧！估计是萧何向县令提请，刘邦才试着当了个“斗食”小吏—亭长。
刘邦在社会上混了八、九年，一事无成。他想掀翻秦庭，谈何容易？
他的志气充满了理想主义，是一厢情愿的。这时刘邦至少40岁，或四十有余。他应当活得十分无趣。
有“泗水亭”吗？秦时设有“泗水郡”，并无“泗水亭”。
刘邦当皇帝后，将“泗水郡”改为“沛郡”，后来成为全国第二大郡，泗水郡2200多年前就消失了，“泗水亭”也更无可考。因此，“为泗水亭长”和在下面提到的“泗上亭”，应理解为“在泗水郡当亭长”。这个亭应在沛县城内，否则沛县父老不会举他为沛公。
综上所述，刘邦大致是在40—42岁间当的亭长的，这个结论下文有佐证。
那时，秦己灭魏9—11年；秦灭楚7—9年。不管于魏于楚，他的祖宗之国己灭多年，四十来岁的刘邦才当个亭长，实出于无奈。他也当得不情愿、不耐烦，故他对“廷中吏无所不狎侮”。
“无所不狎侮”是说，那些小吏无不被他戏弄耍笑。能耍笑秦庭之吏，刘邦的性格和心态由此可见。
他不在乎这个亭长。他当亭长是借房子躲雨，既不想当又不得不当。
刘邦绝无“挣表现”、“求进步”的上爬念头，所以47岁时有了“天下第一放”，他也就聚众百余人上芒砀山，准备起事了。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秦、汉时的“县令”和“县长”是不同的。
掌治万户以上的称为“县令”，年俸600—1000石。少于万户的称为“县长”，年俸300—500石。估计是根据辖管民户的多少来定俸禄。一县大概方圆一百平方里。民稠则减少面积，民稀则扩大一点。“乡、亭亦如之”。2009年台湾竞选县长，江岷钦教授戏称他们竞选“百里侯”，盖出于此。
不管大县、小县，都设有“县丞”，即副县长；“县尉”相当于县武装部长。他们称为“长吏”，年俸200石—400石。
县府内有“佐史”之类的辅员，后朝称为“役吏”，相当于今日的“科员”。这类“万金油”式的干部称为“少吏”，年俸约50—100石。
萧何为“主吏掾”（yuan）。这个“掾”字，按《现代汉语词典》的唯一注释，就是“属员”。“掾”与“员”相通，是县府辅员的通称，相当于今之“公务员”。曹参“ 秦时为沛狱掾”，“狱员”即后世讲的牢卒，也是斗食小吏。
后世说的“员外”来自“掾外”。“员外”者，政府编员之外也！指那些富足而没担当公职的人。例如《水浒》中的卢俊义，时称“卢员外”。在这个定义下，当今的民营企业家皆可戏称为“员外”。其实，只要不吃“皇粮”，都可自封为“员外”。
萧何的职务是“主吏”，主管总务、安排事务，相当于总务科长，能参与政务。显然萧何不在“长吏”之列。“长吏”是副县长、县尉之类，年俸才200—400石，萧何属“佐史”之类的“少吏”，年俸不过百石。
据《史记·货殖列传》注：
西汉时一石（shi）=120斤；1斤=222.73克，则1石=120斤 *222.73克/斤 = 26.73公斤=今53.5市斤。
萧何至多为百石，姑以年俸百石计算：5350斤/12月，每月约446市斤“粟米”。
那时沛县没有水稻，水稻是1989年才引种的。据董仲舒的奏章，到汉武帝时农民都不愿种小麦，因为小麦产量低。产量较高的小米也才亩产“石半”，相当于80市斤。所以汉初的帝王将相们是吃不上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的，他们都吃“小米”熬的“羹”。刘邦带朋友到他大嫂家磳饭，也只能喝点稀汤般的“羹”。大嫂刮锅，表示羹尽，所以刘邦封刘信为“羹颉侯”。“颉”与“竭”同音，乃借代。
南方人吃大米，北方人吃小米。出于好奇，我想看看汉家皇帝们的主食究竟是啥样，于是买了2斤小米来尝。小米黄灿灿的，好看不好吃。小米绝不能煮干饭，稀饭也总熬不好，总有夹生的感觉。后来在芒砀山才吃到真正的“羹”。经询问，方知有特殊的熬法。看来，汉初帝王将相们的主食，我们还不吃。
按今日米价2.5元/斤计算，萧何这个县科级干部相当于1115元/月人民帀的工资。萧何这样的“少吏”，相当于今日的县级“科长”，他又能给“金三哥”弄个多大的官？何况刘邦己是四十老几的人了。
“十亭一乡”，亭长只相当于十分之一个乡长。“乡有三老，有秩（有俸禄）。啬夫、游徼（=游击）。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游击）循禁贼盗。”
刘亭长连乡长的辅员都不是，是个真资格的“斗食”小吏。副县长和县尉才200石，萧何才100石。刘邦的年俸至多50石，月支223市斤粟米。相当于人民帀557元/月。
刘亭长这时还有个二十上下的儿子刘肥，也 “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爷儿俩靠着这223斤粟的薪水度日。
史称的“斗食”小吏生活水平如何？据《汉书.食货志》载，那个时代，“食，人月一石半。”这是说，每人每月要耗掉80市斤粮食，这可能包括油盐和少量的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每月才一斤肉，刘亭长绝不是个“肉食者”。两人每月耗粮160斤，还剩60来斤。
当时“衣，人率用钱三百。”这是说，每人每年添制衣物大概要花300钱。这就要从每月节余的60斤粮食中去开支了。所以刘亭长的薪水仅够爷儿俩衣食而己。衣，根本谈不上丝绸，可能连丝麻混纺的“绨”也穿不上，麻布而己，而且一穿多年。
刘邦的四子刘恒当皇帝后，一辈子没穿过丝绸，仅“身衣弋绨”而己。他的节俭之风，盖受乃父的影响。故孝文帝不仅是最孝顺的皇帝，而且是最节俭的皇帝。中国第二个最节俭的皇帝是隋文帝。
落毛的銮凤不如鸡，落魄的公子不如四模×跬こち瞎葑拥哪芰Χ济挥小Ｋ允吩亓醢?/span>“常从王媪、武负贳酒。”（常到王媪、武妇家赊酒。）大概刘亭长人缘好，更可能是王媪和武妇在他辖区内，赊欠又不多，所以年底这两家也就把他的债卷折了。（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责=债））刘亭长总不好连吃十几年的白食吧？谁也不会长期供养！由此可推知，刘邦当亭长的年限不长，数年而己。
至于武妇、王媪不追债的原因，司马迁说：刘邦“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酬）数倍。（每次他一来，顾客就多，营业额增数倍）及见怪，岁竟，此两家常折券弃责。”
现龙之说，当属刘邦当皇帝后的附会之说，有识者不足采信。现代的小说家们却描绘得很精彩。
刘邦即使“好色”，也没有与女人交往的财力。刘邦当皇帝后，也只有三位夫人，宫女也只有十来人，他没有设嫔妃。汉家的开国皇帝，连今日养二奶的处长、局长都不如。
刘邦45岁前连老婆也讨不起！不遇上醮（jiao）妇吕雉，他可能是一个老鳏夫！
孟子曰：“人无恒产则思迁”！刘邦是个无产者，象他这样无固定资产的人，是巴不得天下大乱的！有个风吹草动他的心都要荡漾半天。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事实上，刘邦没等到陈胜奋臂而呼就上芒砀山聚义了。
《汉书》说：“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
什么是“里”？当今中国大陆人也不尽理解，小说家们、以至有学者著书说，“每隔十里设一亭”。这是将“里”理解为长度单位“里程”了。
秦、汉时的地方政权组织，主要是郡、县、乡、亭四级。亭有亭长、亭父、求盗各一人。亭长的职责大致是训练伍兵，捉盗贼、收赋税、传达文告、押送服役人员等，亭长管的事还真不少！
古时，“在野曰庐，在邑曰里”。这是说，在乡村田野里，以单门独户的“草庐”为计量单位，在城内以“里”为计量单位。
因此，“里”是古代城市的居住单位，相当于旧时城市里的“巷”。刘邦在丰邑曾住“中阳”里，是城里人。到沛县后当亭长，也是沛县县城里的人，哪有种地之说？
《汉书》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故至今有“邻里”一词。既然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那么一里就为25户，这些市民称为“编户民”，都有户籍。
每“里”设有“里正”，即“里长”，至今台湾仍有“里长”一职，是民选。2010年，台湾姜岷钦教授的母亲还在竞选“里长”哩。台湾的“里长”过去是无薪水的，陈水扁当道后为拉票，里长有5万元/月新台币，约1万余元人民币。
至今江、浙城市里仍有“里”或“里弄”，有的地方称作“巷”。
每“里”有守门人，称作“里监”或“监门”。张耳、陈余、郦食其都当过“里监”。
一里为25户，亭长管十个里，即250户。汉时人口平均4.8人/户，亭长大致管辖1200人。
如今中国大陆城市有“街道办事处”，属地方政权机构，亭长相当于街办主任。十个里，有十条街巷，应是一个较大的片区了。
有教授说亭长相当于派出所所长，不对。亭长下面的“求盗”才相当于派出所所长。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训练伍兵。
远古有“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而春秋战国时期数百年以来，各国的社会形态属“耕战型”。秦国自商鞅变法始，奖励“耕战”，并将“耕战”定为立国之策。秦始皇占领天下后，沿袭六世之长策，仍重视“战”。庞大的军费是障碍，不能养过多的兵，于是“寓兵于民”。近代称为“民兵”。
秦时“寓兵于民”的办法是，每五户要抽一人出来训练，称为“伍兵”。一旦有军事，就要从军。
军中的最小单位、打火造饭亦以五人为一“伙”。百人有“卒长”，五人有“伍长”，尤之乎今之“班长”。所以参军就叫“入伍”，也叫“投身行伍”（hang），当兵出身就叫“行伍出身”，列队而行就叫“队伍”。至今如是
刘亭长训练的伍兵大致约50人，这对他的军事生涯大有好处。恐怕他当亭长只对此事有兴趣。
谈汉家人物，第一要讲夏侯婴。之所以要讲夏侯婴，是因为刘邦上芒砀山与他有关。没有他，刘邦可能不会上山闹革命。
汉初的王侯中只有两公，一是“沛公”刘邦，另一个是“滕公”夏侯婴。张良、萧何、卢绾、曹参、周勃、樊哙……都还没有称过“公”。《史记》和《汉书》都为夏侯婴立了传，但不称“夏侯婴”而只称“滕公”。刘邦举义两个月后，率兵攻打滕县，这滕县即今山东滕洲市。刘邦打仗，从来冲锋在前。夏侯婴为他驾车，他俩在最前面。攻下滕县后，他封夏侯婴为“滕公”。
夏侯婴并未去当滕令，仍忠心耿耿地为刘邦驾车。刘邦此后再也没封“公”了。这滕公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故事特多。他跟刘邦最亲近，形影不离，是在刘邦面前讲得起话的重量级人物。
韩信就是他从刀下救出来的。今人但知“萧何月下追韩信”，却不知“滕公刀下救韩信”。滕公第一个向刘邦推荐韩信，得封治粟都尉，萧何亦是从滕公处才得知有韩信这个人的。
滕公在汉家的地位可从下面一件小事看得出来。刘邦死后，惠帝特赐未央宫北面的第一家宅第给夏侯婴，惠帝曰：“近我。”这是殊遇。夏侯婴看着刘盈出世，说不定小时还抱过他，是看着刘盈长大的。
滕公的生年不可考，卒于文帝八年，公元前171年，即刘邦去世24年后他才辞世。他俩年纪相差约20岁。（详见第二卷的考证）这个差距决定他俩有一定的“师徒”之谊。
刘邦在沛县当亭长时，夏侯婴是沛县的“厩司御”，相当于现在县小车班的“班长”。
夏侯婴“为沛厩司御，每送使客还，过沛泗上亭，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高祖时为亭长，重坐伤人，告故不伤婴，婴证之。后狱覆，婴坐高祖系岁馀，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这是夏侯婴与刘邦交往的最早记载。这段记载不可一掠而过，宜细细咀嚼。
1、“与高祖语，未尝不移日也。”古时无钟表，时辰看天色。夜观星，昼观日。“移日”是说他们谈得很投机，一谈不觉日己移。
2、他们谈些什么？可以揣测。油盐柴米、鸡毛蒜皮的琐事不值得“移日”。夏侯婴驾车迎送客人，听来一些事情，可能要谈一谈。但更多的可能是刘邦在谈。
萧何曾说：“刘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大言”就是“大话”。刘邦还不是偶尔放“大言”，而是“固多大言”—经常说大话！大话的内容大致是什么？天下事！
刘邦的境遇必然对现实不满！他不平，他愤懑！这世道这不是那不是的，应该如何如何！我祖上如何，当年魏公子如何，张仪、范睢等大丈夫又如何。他对秦始皇有羡慕，更多的是指责，“大丈夫当如此也”是他的布道主题！
从刘邦的文彩及后来的治军、治国的方略来看，这时他己迈入不惑之年，他广交多游，见多识广，他“指点江山”时必头头是道！
他的“雄心”彻底征服了比他小20岁的夏侯婴！夏侯婴愿为“金三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3、“婴已而试补县吏，与高祖相爱。高祖戏而伤婴，人有告高祖。”估什刘邦吹到我如何如何时，夏候婴不信，我二十几的小伙子打不赢你四十几的半老头子？来比试比试！比试的结果，“高祖戏而伤婴”！本来这不算什么事，但有人告了刘邦。
4、按秦法，为吏而伤人是要加重处罚的—“重坐伤人”。夏侯婴死保刘邦，挨了数百鞭子，还坐了一年多牢，一口咬定不是刘邦伤的。夏侯婴放弃升官，挨打坐牢不松口，也要保朋友，他义重如山！
5、刘邦伤人无事，夏侯婴被伤反而受审、挨打、坐牢！这是怎么回事？显然，有人存心要治刘邦！你夏侯婴要挺，就先治你！但夏侯婴挺住了！什么人要治刘邦？夏侯婴快是县吏了，还如此被治，来头大！
6、据《史记.高祖本纪》载：“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厌音ya=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
当时的背景应该是：秦始皇听信方士之言，于死前一年巡游东南方，以镇天子气。公元前211年11月，祭舜帝于九嶷山，其后上会稽祭大禹帝。秦始皇于次年—前210年7月死于归途中。秦始皇过钱塘江时，项羽在观看，“彼可取而代之”那句名言，就是这时讲的。
刘邦就是在镇天子气的背景下被“黑办”的。“黑办”他和夏侯婴的应是郡、县级的官员。
一年后，郡守“壮”被曹无伤杀。郡监“平”被萧何和夏候婴活捉。由此可知，萧何初时也要上阵的。
刘邦至少两次押送役夫去咸阳、骊山，都未走失，为什么最后一次竟全部放了呢？而且就在家门口—丰西泽。黄河故道流经丰、沛，至今赵镇和徐洲城内都有一截黄河故道。丰、沛是黄泛区，二千二百多年前，丰西泽不是“沼泽”，“泽”者，湖也。“丰西泽”是丰邑西边的一个小泻湖。笔者去现场考察过，距刘邦的家“中阳里”仅三公里。现在己是平地，立有碑亭以记事。
刘邦纵囚是“天下第一放”！在他之前，历史上还没有任何押送人员释放“囚徒”的记载！
所谓“囚徒”是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按规定应服劳役的“役夫”，另一类是戴罪之人去“服刑”。
刘邦这一“放”，就成了有家不能归的通缉犯，吕雉也因连坐系于狱中。刘邦放的是乡亲，顿时满城风雨，他也就成了大仁大义大勇的豪杰！这一放也就成了日后父老们拥戴他为“沛公”的原因之一！
刘邦为什么要放？不计后果地走上一条不归路？《史记》有两个说法：
1、司马迁说：“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这是说，犯人跑了，刘邦交不了差，他只好“消逝”。
此说不可信。出门才六里，半个小时，能跑多少？再者，古人讲义气，邻里乡亲的，你一跑岂不害了刘亭长？
2、司马迁还有一说：“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压）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是说，刘邦自作多情，自认为有“天子气”，于是到山中“躲”了起来。
此说亦不可信。太史公的两说虽不矛盾，但都是外因在起作用。
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批囚徒中有夏侯婴！
当时，秦始皇死不到一年，全国调集七十多万役夫及囚犯到骊山垒皇陵。夏侯婴为保刘邦而获刑，刘邦能把他送去骊山吗？那是死路一条！
夏侯婴义保刘邦，刘邦义释夏侯婴，一个“义”字把他们拴在了一起！此说有证乎？有！
他们进入芒砀山中数月后于公元前209年9月举事，刘邦率众欲攻沛县时，是派夏侯婴为使者潜入城中，发动父老子弟杀了沛令，当日就赐夏侯婴为七大夫。（第七级爵位）夏侯婴是汉家第一个有爵位的人。
（高祖之初与徒属欲攻沛也，婴时以县令史为高祖使。上降沛一日，高祖为沛公，赐婴爵七大夫，以为太仆。）
刘邦派夏候婴为代表他的使者入城，说明夏侯婴不在城中。夏侯婴会在哪儿？无疑和刘邦在一起。
刘邦在芒砀山，这说明夏侯婴也在芒砀山中。
夏侯婴对刘邦是佩服的。刘邦无权无势更无财，夏侯婴舍掉仕途，宁肯挨打下狱，不要前程，也舍命相保，实在难得，也说明他俩都是“侠义”之人。
“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绝不是随便被大风卷上天的。在陈胜举义前，他与夏侯婴就上了芒砀山。没有夏候婴，刘邦可能不会上山。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和《汉书·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中有一段关于刘邦举事前一年的记载，两书基本相同，综述如下：
汉武帝时的淮南王刘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著有《淮南子》一书传世至今。论辈份，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堂叔。刘安折节下士，罗致上百豪杰，其中一位楚人，姓伍名被，是伍子胥的后代。伍被以才能著称，列为冠首，任为“中郎将”。按汉制，郡国的最高军阶为“中尉”，刘安违制任“将”，乃僭越也。
淮南王欲反汉武帝时找伍被商量，伍被认为这是亡国之语，自取灭亡。刘安怒，囚其父母三月。
刘安前后六次找伍被谋反，伍被皆苦苦劝之，其中一次谈到“时势”。他认为，凡举事，要“因天心而动作”，也就是要审时度势。
他说，秦始皇杀术士、燔诗书……筑长城，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使徐福入海求药，遣童男女三千人，百姓悲痛相思，欲为乱者十家而六。
使赵佗逾五岭攻百越，赵佗上书请发三万无夫家女为士卒补衣服。“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於是百姓离心瓦解，欲为乱者十家而七。”
“兴万乘之驾，作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安弟，政苛刑惨，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怨上，欲为乱者，十室而八。”
伍被在列举秦末的乱兆后，谈到刘邦在芒砀山中时，“有人对高皇帝说：‘时机到了。’高帝说：‘等一等，圣人当起于东南方向。’不到一年，陈胜、吴广发难了。高皇帝始作于丰沛，一倡天下，没想到响应者不可胜数。这就是所说的钻空隙、等时机，趁秦亡之势而采取行动。”
（《汉书》原文：客谓高皇帝曰：‘时可矣。’高帝曰：‘待之，圣人当起东南间。’不一岁，陈胜吴广发矣。高皇始於丰沛，一倡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此所谓蹈瑕候间，因秦之亡而动者也。”）
这段史实尽管《史记》和《汉书》都有记载，《汉书》甚至还特为伍被立了传，还是被后人忽略了。
这段记载向我们明示，两千二百多年前的古人，“十室有八”都看到了秦皇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都充满了对暴风雨的渴望，都看到了秦末大革命爆发的必然性。难能可贵的是，这段记载透露了刘邦上山“闹革命”的时间。
河南永城市的刘道林、朱继彪、刘超英等人，与笔者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奇山芒砀，汉之井岗”。当代不少学者还有一个更可贵的提法，芒砀山是“汉兴之地”！这番见地，难能可贵！
刘邦既没“消逝”，也不象桃花源中之人与“外人间隔、不复出焉”。刘邦上芒砀山是聚义反秦！他是上百万反秦义士之一。矢志反秦是他涵养己久的志气和雄心，上山聚义是他造反的第一步！是他聚集力量、义无反顾的壮举！刘邦出丰邑仅几公里，在丰西泽就将囚徒全放了而直奔芒砀山，是他出门时就策画好了的。从丰、沛西去咸阳，必经芒砀山。刘邦多次经过，他早就探视好了，这里是聚兵之地。
司马迁说他“逃”，说他“躲”，显然失察。
芒砀山秦时属于砀郡，今在河南永城市境内。永城为刘邦在山巅铸了一座三十几米高的铜象。刘邦迎风而立，双手平举，一手握剑。大风吹平其广袖，喻其迎风而扬也。
芒砀山的确是一座奇山，在豫东平原数万平方公里内，只有这么一座由十三峰组成的群山，又称“小泰山”。山都不高，最高峰才156米。
芒砀山有许多珍贵的历史遗迹，中国最大的石室墓就在芒砀山，令人叹为观止。历史上很多名人都去过，如孔子、张飞、李自成。曹操还专门去那里掘过梁孝王的墓，取得巨大财富而充军费。
之所以说芒砀山是“汉之井岗”，是因为这里是刘邦最早最牢固的根据地，楚怀王亦封他为砀郡长。刘邦聚义在天下先，陈胜首义为天下先，故刘邦当皇帝后将陈胜移葬于此，具有双重纪念意义。这个议题将在第二卷第一章中详述。 “奇山芒砀，汉之井岗。”是言不诬！
刘邦在芒砀山聚义时，虽有12位舍人陆续从之，但讲“时可矣”的这个人很可能是夏侯婴，当时萧何、曹参、卢绾、樊哙等人都在城中。夏侯婴受刘邦影响很深，刘邦的心思他最清楚，他也唯恐天下不乱。风未吹，草未动，他就迫不及待地说“时可矣！”他不仅是刘邦的“大粉丝”，更是刘邦“闹事”的怂恿者。
“时可矣”是说“时机到了”。这三个字，说明他们“谋反”，酝酿己久！只是夏侯婴的冤案加快了步伐。
“不一岁，陈胜吴广发矣。”这番应对应发生在陈胜举事前一年之内。大致在什么时侯？
按太史公的第二个说法，“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这是说，刘邦是在秦始皇巡游时就上山了。
秦始皇巡游是在公元前211年11月—前210年7月。按这说法刘邦上山至少在一年以上，与伍被的“不一岁”之说不符。所以太史公此说亦不可能。
窃以为，秦始皇崩于公元前210年7月，由于秘不发丧，遗体运至咸阳约8月。根据当时消息的传播速度要两个月。例如陈胜7月起义，刘邦和项梁都是两个月后的9月举事。因此刘邦在得知秦始皇去世的消息，应在当年10月份以后。故刘邦上山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10年10月以后。
从公元前210年10月到次年7月陈胜起事，还有9个月，可能是哪个月？
蛇要冬眠，要“惊蛰”后才出洞。“惊蛰”一般在每年的2-3月，此后气温回升较快，渐有春雷萌动。“惊蛰”的意思就是“惊醒蛰伏之虫蛇”，刘邦斩蛇当在蛇出洞的“惊蛰”之后。因此，将刘邦上山的时间定在公元前209年3月—陈胜7月起义之间是合理的，这也合了伍被“不一岁”的说法。
刘邦9月举事当“沛公”，因此在芒砀山中呆的时间不长，3—9月，大约6个月。
这就是说，刘邦闻讯秦始皇去世五个月后，就毅然上山树起了反秦的大旗。这绝不是有人讲的“死刑犯”在“躲”！真正“躲”的人有十之七八，是远走高飞到世外桃园去。
二千二百多年后有人竟将反暴政的义士刘邦定罪名为“死刑犯”，这诛语是很不不恰当的，这立场至少是站在暴秦一边，从根本上否定了秦末大起义的合法性。刘邦聚众百余人于芒砀山中，就是要举义！细考那时众多的豪杰，还只有刘邦一人在陈胜振臂之前拉起队伍，蓄谋要造反！
陈胜举义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而刘邦聚义山中，是久蓄反秦之志的必然。一旦秦廷围剿，他有可能率先树起反秦的大旗，故刘邦建功立业，不是偶然的。
夏候婴等得不耐烦，“时可矣”是在催。“待之”的意思是“等一等”，说明刘邦一直在观察形势。
当时的形势是什么？民不堪命，人心思乱，地火在运行。秦始皇一死，压在人民头上的威势没了，火山盖一旦削去，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圣人当起东南间”是指陈胜，刘邦在等大风起。
从刘邦纵囚隐匿于芒砀山中计，刘邦蓄谋反秦，少则等了六个月；从他三十一岁遭亡国之恨而立志、四十七岁方举事计，多则十六年。故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
刘邦反叛秦廷应从纵囚时算起，因此他反秦应在大泽乡起义之前，只是没有振臂奋呼而己。刘邦举事时己47岁，这是一个成熟的年龄。24岁的项羽还是“少年”。
据《史记-高祖功臣年表》载，夏侯婴是以沛县“令史”的身份参加革命的，“令史”是县令以下的“书吏”。夏侯婴是有文化的，他和萧何、曹参一样，都是不满三十岁的“少年吏”，史称“豪吏”。夏侯婴的年纪比萧、曹小一点。夏侯婴从此为刘邦御车十五年，征战南北，形影不离，直到刘邦去世。
他官居“太仆”。太仆者，太上之仆从、专为帝王御车者也。太仆下面有一个庞大的舆马班子，诸多属官。秦始皇也有太仆，不见经传。而夏侯婴这个太仆是刘邦专为他设置的，位居九卿之一，可上朝议事，与丞相同俸二千石。
他在张良、萧何、樊哙、周勃等之前第四个封侯，封为“汝阴侯”。“侯”是有“国”、有侯国“纪元”的，汉时的“汝阴县”就是他的国。汝阴县的故城在今安徽省阜阳市。夏侯婴不是凭与刘邦的私交而得封侯的。他为刘邦驾车，断不至于扔下刘邦去抓俘虏，所以刘邦也是要下车作战的，故刘邦负伤12次。
汉家只有两个万户侯，曹参和张良。萧何8000户，夏侯婴6900户。樊哙、陈平、灌婴都只有5000户，由此亦足见夏候婴的地位。萧何先是6000户，比夏侯婴还少900户，刘邦以早年押送服役人员时，萧何多送了200钱为由，给萧何追加了2000户，否则萧何还不如夏侯婴。
夏侯婴的军功是“婴从捕虏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从这份军功簿，我们可揣测古代战争的状况。夏侯婴是汉家第四大侯，他也只抓俘虏、收降，没说他杀敌几人。由此可知冷兵器时代，在战场上要杀敌一人是不容易的，夏侯婴就没杀死一敌。项羽死战时，一人杀数百人，是可疑的。
由此推知，古时的战争多为“击溃战”，打垮对方了事，跑慢了就被抓，主动点就投降。除了秦人外，华夏文化是“不杀降”、“不杀二毛”的，今称为“优待俘虏”。项羽坑20万降卒，是“杀降”，是没文化的表现。
夏侯婴为刘邦太仆15年，惠帝7年，吕后8年，文帝即位时是他驱“法驾”送进宫的。夏侯婴于汉文帝8年去世，是汉家最信任的重臣，连文帝都敬重几分。例如在处理淮南王刘长的案子时，文帝与大臣们意见相左，汉文帝见只有这个弟弟了，主张赦免。大臣们坚持依法严办—杀！当丞相张苍将他的名字与43位大臣的联名一搭上，汉文帝只好折衷处理，贬为庶民，迁至今四川荣经县。
我们在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有一句老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现象在汉时多的是。刘长不是王子，而是“皇子”，刘邦的第七子。他的主要罪名是“杀无辜”。他杀了一人，他的部下杀了6人，杀人偿命，刘邦入咸阳时就定了的，皇子、王、侯皆不能免。周勃的儿子周胜杀人，他是汉文帝的女婿，亦除国伏法。“我爸是李纲”，笑死人也！
文帝时，刘邦时的将相大都去世了，夏侯婴是汉初王侯中活得较长的。四朝太仆的服务年限合计为37年，他比刘邦晚逝24年。因此刘邦举事时他很年轻，萧、曹30岁上下，他约27岁，比刘邦小20岁。
沛公军：从左至右依次为刘邦、张良、樊哙、夏侯婴、纪信。纪信应是将军，文官装朿恐有误。刘邦时年49岁，张良50岁，夏侯婴应为29岁。
鸿门宴的遗址上塑有十尊铜象，其中一尊就是夏侯婴。那时他才29岁，铜象没考证，铸成40多岁的大胡子了。
谚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夏侯婴的性格应与刘邦相近，活泼、诙谐、机智、调皮，能和众。他更显得可爱，尤其不怕事，故他俩合得来。
说他不怕事，需举一例。
公元前204年6月，刘邦兵败荥阳后，刘邦退至成皋。他俩不带一兵一卒，北渡黄河百里许，自称汉使，清晨驰入张耳、韩信军营去调兵。作为一个王，作为一位统帅，到部下那儿去调兵，无论如何也说不到“奸诈”这两字上去。
项羽军：从右至左为项羽、范增、项庄、项伯、陈平。项羽时年为26岁，项庄应比他小2-3岁。26岁的项羽是不会有大胡子的。
他俩胆子也大，这种事，还只有这对“难兄难弟”干得出来。
回来时，张耳、韩信倒是遣骑将灌婴将骑士把他俩护送到雒阳。
一个“车夫”，位至卿相，得以封侯，两千多年来，绝无仅有。
第六篇 项羽的家世身世考
第十八章 项羽的家人和身世
没有秦皇朝就没有汉皇朝，没有项羽也就没有刘邦。有因才有果，是暴政和暴行成就了刘邦。
项籍字羽，前233年—前203年12月。项羽身高“八尺余”，秦汉时一尺为23.5公分，他应为1.85米许。他24岁起事，26岁称霸天下，死时仅30岁。
据《史记》、《汉书》载：“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於项，故姓项氏。”
“项”，春秋时国名，故城在今河南省项城附近的沈丘县。袁世凯就是项城人。
这是项羽家世的唯一记载，连他父亲都没提。
“下相”即“下邳”，今江苏省宿迁市，距沛县141公里，距徐洲104公里。
韩信当楚王时曾建都于下邳。项羽出生于“下相梧桐里”，故宿迁市内修有“项羽故里”，我去看过，甚为壮观。可惜那个数码相机遗失，不能提供照片。
“项氏世世为楚将”之说，迄今还只能查到他的祖父一代—项燕，其事迹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
下面的一段历史具有故事性，不妨一叙。
前227年，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32岁的秦王赢政大怒，遣宿将王翦击燕。另遣王翦儿子王贲击楚，大破楚，得十城。王贲的大军从楚国回秦时，引水灌大梁。前225年破之，虏魏王假，魏灭。这年刘邦31岁，己到丰邑10年了。
在前227年击燕过程中，秦将李信，年少壮勇，以数千兵败燕军并活捉了太子丹，深得秦王赏识。这李信就是汉武帝时著名的“飞将军”李广的曾祖父。
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荆即楚国），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当时秦王赢政还未称帝，这是司马迁的误笔。）
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
始皇问王翦。
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
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
公元前225年，李信与蒙恬率二十万大军分作两路击楚，皆大败楚军。
当他们欲会师于城父时，（今安徽涡阳）不料项燕率楚军穷追李信不舍，史称“三日三夜不顿舍”，追上李信后而大破之。当时的战果是：攻破两座军营，杀七名都尉，（都尉是仅次于将军的高级军官）秦军败逃。也就在这一年，王翦之子王贲（ben）引水灌大梁，虏魏王假，魏灭。在秦军既破燕又灭魏、锐不可挡的情势下，疲楚居然能大败秦军，而且挺兵西进！
楚人雀跃，连呼“万岁”。项燕名声大振，自成了楚人的护国英雄！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亲自赶到频阳。）
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听说楚军日渐西进，将军虽然有病，难道忍心不管我了吗？）
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老臣疲弱多病，神志昏乱，请大王另择贤将吧！）
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事情己过去了，将军就不要再提了！）
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
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
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
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王翦走时，向秦王要大量的田宅。）
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将军走放心走吧，何必担心贫？）
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故趁大王想得起我，及时为子孙要份产业。）
始皇大笑。
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王翦还未出函谷关，就五次派使者向秦王要良田。）
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有人说：“将军这样要求，太过分了吧？”）
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粗）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王翦果代李信击荆。荆闻王翦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楚乃调集全国兵力以抗秦。）
前224年，王翦、蒙武率60万大军击楚，杀楚将项燕。前223年，虏楚王负刍，灭楚。
从这段故事看，秦王赢政是有下士之风的。
秦灭楚的这一年，刘邦33岁，项羽10岁。
14年后的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时，项燕声威尚存。他是楚国的抗秦英雄！陈胜、吴广自然要借项燕的声威以号召楚人。故陈王举事，“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
这是我们尽力搜集到的项羽家世，他的祖父是楚国名将。
秦、汉时期兵员少，往往是“父战于前，子战于后”。估计项羽的父亲随项燕战死于疆场。这年应是公元前224年，项羽9岁左右。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对秦人的强烈仇恨，从此埋入了少年项羽的心田。
项氏活跃于秦汉之际的人物有六位。
两位长辈：大伯项缠，字伯；四叔项梁，字季。
项伯自始至终参加了“八”年战争。最后与萧何、张良同一批受封，封为“射阳侯”。
项梁前209年9月举义，前208年9月被章邯杀于定陶。仅在舞台上活动了一年又一个月。
项羽没有兄弟，只有四位堂弟：项庄，后来战死；项佗，步将，相当于步兵司令；项恒，骑将，相当于骑兵司令；项襄，将军，他可能是几兄弟中年纪最小的。
刘邦当皇帝后，项氏皆赐姓为刘。刘邦将曾与他浴血奋战过四年多的项伯、项佗、项恒、项襄皆封为侯。项襄在汉景帝时当了汉丞相，这时叫刘襄了。项庄应在掩护项羽突围时战死了，倘若他活着，也会受封的。
项羽的父亲在项家算老几？
从项缠、项梁字“伯”和“季”来看，项伯应是项羽的“大伯”，项季应是项羽的“四叔”。项羽的父亲大概是老二，姑名之为“项仲”，或另有一位老三同项燕俱战死，姑名之为“项叔”。
那末项羽的四个堂弟应是“项叔”和“项季”的儿子。项叔或项季不可能一人有四个同时能上阵的儿子。项伯没有儿子吗？没有！
今陕西洋县湑水河古时有项伯坟。据《水经注》载：“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大水破坟，得一砖刻云‘项伯无子，七女造廓。’”由此可知，项伯无子，仅有七女。
项羽在五个堂兄弟中是“大哥”。
刘邦与项氏六人皆熟识。项梁死前，刘邦与项氏人等数度并肩作战。刘邦特别眼羡项羽的四位少年将军，因他常叹自己“少昆弟”。
据陈泽孝老先生考证，项伯比张良长1岁，长刘邦2岁。
项梁算作项燕的四子，应比长子项伯小六岁左右。而项伯比刘邦长两岁，故项梁应比刘邦小四岁许。
前209年9月他们举事时，项伯49岁；张良48岁；刘邦47岁；项梁43岁；项羽24岁。项羽的四个堂弟大致在18—22岁之间，大致如此。
项羽用人的范围很狭窄，只重用项氏，而刘邦则用人广泛，尽用天下士，连敌营人士也重用。
古人替项羽画象，将项羽画成大腹便便、长有眼袋的老人，错！项羽是一米八几的“大帅哥”，死时才30岁。
公元前207年12月鸿门宴时，项羽才26岁，舞剑的项庄至多24岁，哪来胡子八岔的项庄？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为分析项羽性格的成因，有必要探索项羽的身世。因为项羽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
凭空谈项羽的身世，难免象小说家们一样“臆说”。但只要合乎逻辑，亦会言之成理。
一个人少年时建立的信念对其终生都有影响。例如前222年秦灭赵，37岁的赢政就亲去邯郸，尽坑母家仇人，或许包括少时欺侮过他的“小儿”。他的仇恨是少年时蕴成的，蕴藏了三十多年。
项羽十岁时就家破国亡，尚未享尽父母的温暖，因此性格的基因中缺少对长者的“孝心”。项梁训他，他是敢顶嘴的。由于“项梁杀人，与籍避仇於吴中。”吴中即今日的苏洲市。
项梁和项羽作为将门子孙，流落它乡，无家可归。他们一落千丈地沦为无业游民，心理反差巨大，有强烈的变天思想。项羽从小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他认为命运对他不公。种种的不平事，哪怕是小儿之间打一架，都可能加深他对这个社会的仇视。
他对长者—项伯、项梁和亚父范增的尊重是有限的，更多的是敷衍，甚至阳奉阴违。例如屠城—烧光杀光，就屡禁不止。项羽对秦人的仇，是两代人的“杀父之仇”，古时称为“世仇”。故项羽是苦大仇深的天然“造反派”！
项羽与刘邦、张良一样，有相似的身世和经历。他们亲历了亡国之痛，皆怀丧家之恨，他们皆“不事家人生产作业”，社会存在决定了他们反叛的“志气”。
故他23岁时，秦始皇渡钱塘江，成千上万人观看，唯独他的感受与众不同，连项梁都惊诧。“彼可取而代也”，是他的志气！不可视作脱口而出，而是他对这个社会久久揣摩后的雄心！
他一旦得志，不是“报答”社会，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报复”！他将不惜殃及无辜！
他早给这个社会准备了两样东西：血与火！
青少年是社会观的形成期。项梁杀人，带项羽避于吴中。项羽24岁举事，10—24岁他在吴中干了些什么？叔侄俩无产无业，以何为生？我们尽可揣测。
我估计他俩初去时有一段时间从事过“屠滓怠薄Ｕ饴蚵舨灰时荆坏蹲阋印?/span>
三十多岁的项梁带着十来岁的项羽替人杀猪宰羊椎牛，天天见“血”，项羽是在“血腥”中长大的！
“每吴中有大繇（=徭）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这应是稍后的事。
人的性格是由言行来展现的，而经常性的行为，将养成一种习惯；习惯将形成一种性格；性格将决定命运。故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
项羽最显性的性格特征是什么？嗜血成性！且看他掌兵后的系列表现：
1、前209年9月项氏举兵于会稽府，“於是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项羽神勇！
项羽杀的第一个人会稽郡守殷通！继而击杀数十百人，毫不手软！项羽杀秦吏，不存在是非问题。但殷通好心好意请他叔侄俩去商量举义之事，他俩迫不及待地杀人夺印，有个情理道义问题。
2、6个月后的次年前208年3月，项梁率军攻打自立为楚王的景驹，遣25岁的项羽攻襄城。（今河南襄城）这是项羽第一次将兵作战。攻下襄城后，“皆坑之”，以致“襄城无遗类”—一个不剩！
屠城是相当残忍的！男女老少直至婴儿！
3、楚怀王前208年6月即位后，7-8月项羽和刘邦北上救齐，连拔四城。逮李斯的儿子三川郡守李由，杀。攻下阳城，又屠城！
4、8月，项梁在定陶召见他俩，怒斥屠城之举。遣他俩去攻陈留时，项梁就不敢任项羽为主将了，而以刘邦为主。
5、9月，项梁死，楚怀王即剥夺了项羽的兵权。封他为“鲁公”，“长安侯”，有安抚他的成份。
6、11月，项羽杀宋义，夺回兵权。
7、次年10月许坑20万降卒于新安；
8、鸿门宴后几天，前207年12月，“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9、前206年4月杀义帝；8月杀韩王成，将张良赶到刘邦那儿去；
10、前206年5月，刘邦入汉中仅一个月，立足未稳。这时齐国田荣首先反他，“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本来齐人己杀了田荣，表示了归顺。不料他将老弱妇女全赶到北海，于是齐人又相聚而叛之。刘邦乘虚而入，率56万大军攻入了彭城。
项羽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来简单，一以贯之—杀！他对亚父范增是相当客气了—逐之。
他杀人如麻，杀人成性！他由此也丧尽了人心。项羽并非生来就好杀，而是环境铸就了他。项伯和项梁都杀过人，对他有一定的影响。
说项羽青少年时当过“屠夫”，这固是“臆说”。但他一味烧杀，见血就亢奋，并辅之以烈火，忘乎所以，不计后果，一意孤行，我们只有从这臆测中得到解释：经常性的行为，将养成一种习惯；习惯将形成一种性格；性格将决定命运。
项羽嗜血成性的性格，是由他的家世和身世决定的，这是一种不幸。由此而衍生的后果是，政策水平太低，缺少“英分”。将他和刘邦一比较，高下立分。毕竟项羽的阅历太浅，他比刘邦小23岁，刘肥都比他大一岁。
项梁仅管在秦末的舞台上只有十三个月，却有不可磨灭的丰功。
后人谈刘邦与项羽，总以为他们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之仇，其实不对。
在鸿门宴之前，刘邦与项羽是“兄弟部队”，他们并列而朝于楚怀王。戏下分封后由于项羽私心太重，行事蛮横，他们才发展为对抗关系。
刘、项两氏都是公元前209年9月起事的。在公元前208年5月项梁立楚怀王之前，他们各自为战8个月。其间项梁曾资助刘邦5000兵打雍齿，项氏对刘氏是有德的。
共立楚怀王后在项梁的指挥下，刘邦与项羽曾并肩作战三个月，战果累累。他们是公元前208年9月后才分手的。
1、公元前208年6月，章邯围魏王魏咎于临济（今河南封丘县），齐王田儋去救，被章邯杀。
魏咎与秦军签城下之盟，秦同意不屠城后，临济降秦，魏咎自杀。
这个月内，齐、魏两王皆死，形势顿时严重了。
2、7月，随齐王田儋出征的齐将田荣和魏咎之弟魏豹同时逃至东阿，并派人向项梁求救。山东的东阿县紧靠黄河，东阿的古城墙至今宛在。
3、据《秦楚之际月表》载，7月，“天大雨，三月不见星。”鉴于秦急围东阿，项梁命“沛公与项羽北救东阿”。 项羽与刘邦冒着大雨北上救东阿时，估计项羽是主将。
他们沿途破秦军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县。攻下城阳后，屠城阳—即成阳，今山东鄄城。两战皆捷。
4、8月，项梁亲自率军救东阿，与项羽刘邦军会合后，大败秦军于东阿，解救了田荣，魏豹投奔楚怀王。东阿激战中，可能项羽救过刘邦一命。故5年又5个月后，刘邦连皇帝都没顾得上当，于202年1月亲葬项羽于东阿谷城，“泣之而去”。
5、8月，项梁乘胜攻下定陶；刘邦与项羽斩三川郡郡守李由于雍丘。
李由是秦宰相李斯的长子，李斯于7月被腰斩于咸阳。
小结：
一、前208年6—8月，项梁指挥楚军与秦庭大规模作战，对齐、魏两王生死相救，项梁真丈夫！
二、项羽与刘邦冒着连天大雨并肩作战3个月，他们是有战友之谊的。这时他们目标一致，谁也没有私心，只顾奋勇杀敌；这时谁也没时间去想将来的事，更无勾心斗角之举。所以他们的友谊是真诚而纯洁的“战友”之谊。今人论刘邦与项羽，不可不察这段经历。
三、破濮阳，取城阳，夺东阿，杀李由，四战皆胜，项羽和刘邦立了大功！故一个月后楚怀王封两人为“侯”。
这一切都是项梁指挥下取得的，反秦斗争项梁有不可磨灭的丰功！
项羽与刘邦未攻下定陶，项梁8月取得定陶后，召集刘、项两人到定陶。
秦军西来，于是项粱遣刘邦、项羽、吕臣将兵去攻占陈留县，陈留是秦军的必经之地。他们可能不知道那里屯积有上千石粮食，三个月后郦食其才向刘邦讲了这个重大的军机。
鉴于7月又发生了城阳的屠城事件，知兵的项粱大为光火。项羽屡教不改，总得有人约束呀！
大概也就在这时—公元前208年8月，项梁命项羽尊范增为“亚父”。范增是5月份从军的，论年纪 ，70岁的范增属于项羽的爷辈了。
从太史公记载的先后次序看，出兵陈留时刘邦是“主将”，项梁再也不敢任项羽为主将，他己两次屠城了。大概也就在这时，项梁命刘邦与项羽结为“兄弟”，这是再加一道“保险”。项梁是很在意这个侄子的，想找“父兄”来管束一下。
项梁死后，楚怀王立即封刘邦和项羽为“侯”，并赐封地，这只是实现项梁的遗愿。“武安侯”刘邦和“长安侯”项羽，是楚怀王仅封的两个侯。
项羽有“父”有“兄”，史有明载。而项梁让项羽在前208年8月认“父兄”，是笔者的推测。因为在这之前无必要，之后无可能，项梁当月遇袭而死。
这个推测能解释刘邦为何敢去鸿门赴宴、项羽又为何不杀刘邦、刘邦为何愿签鸿沟之盟而及早罢手中分天下、刘邦为何亲葬项羽并“泣之而去”。
刘邦与项羽是有交情的，范增对项羽是忠心的，殊不知项羽后来通通不认，又“赶”又“杀”，最后成了孤家寡人！
项梁可能中了章邯的调虎离山计。调虎离山是章邯精心设计过的，例如派间谍来放放风，项梁信了。于是他派能征战的刘邦、项羽、吕臣去攻陈留，他自己留守定陶。
由于轻敌，士卒“惰”，防范不严。估计城中混进了不少秦兵，将项梁的居所探得清清楚楚。所以秦军并未大张旗鼓地攻打定陶，而是夜袭。据《史记》载，当时是“夜衔枚击楚，大破之定陶，梁死。”估计项梁的尸体亦被抢走了，因为从没谈他的葬址。
陈留距开封40里许，地处中原，四通八达，屯有大批粮食，当然是重地。秦军只守不出战，粘住刘邦他们就行了。
“沛公与羽去外黄，攻陈留，陈留坚守不下。”刘邦、项羽等强攻不下，死伤于城下者不少，此后楚军大弱，刘邦入关出发时，只有一万多人。
当项梁的死讯传到陈留时，于是“沛公、羽相与谋曰：‘今梁军败，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兵而东。吕臣军彭城东，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
以上黑体字俱引自《史记.项羽本纪》。在这之前谈他俩作战时，是项羽在前，刘邦在后，至此次序颠倒了。由此分析刘邦为“主将”，项羽为“次将”。
章邯袭定陶，目标准确，就是要项梁的人头。当时东方六国楚国最“嚣张”，项梁是主帅，故“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 这里也向我们透露了个信息，章邯这时根本没把刘邦和项羽放在眼里。他认为杀了项梁，楚地兵就不足忧了。于是加大军于赵国，三个月后有了巨鹿之战。
项梁在秦末大舞台上只有13个月，死得太早，但他的历史功绩是不能抹煞的。项氏有恩于刘氏，使刘邦念念不忘。故刘邦亲葬项羽，赐姓刘，大封项氏，由此也说明刘邦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
一个人存有感恩之心，并有恩必报，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和情操。作为一个政治家，则是一种可贵的政治品质。
今人尽知“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出自《史记.项羽本纪》：“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实际上，《孙子兵法》“九地篇”中有一句话—“焚舟破釜”，项羽用上了。由此可知项羽读过兵书，“刘项原来不读书”是后人的“乱说”。
据《汉书.艺文志》载，当时收集的“兵形势十一家，九十二篇。图十八卷。”其中有“《项王》一篇，名籍。”这篇兵书虽然早己失传，但项羽作为古代的兵形势家却载诸史册。
兵形势家是指“战术家”，兵权谋家是指“战略家”。兵形势家的特点是什么？《汉书》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从公元前205年4月刘、项的第一战—彭城之战来看，项羽的作战特点完全与之符合。他以三万精兵“后发而先至”，“以轻疾而制敌”，大败刘邦的56万联军。他果敢地突袭，与他勇猛的性格也相符。
《汉书》成书时距刘、项时代己近300年。300年间该书一直存于汉家的“图书馆”，这也实在难得。
这书不是战场缴获的，应是刘邦向项羽要的。
是在什么时侯？应是在前208年9月，他们将分手时：项羽北上救赵，刘邦西进咸阳。
他们再次相聚是在鸿门宴上，此后不可能收授该书了。
上将军宋义原是楚国的“令尹”（相国），在这个老人政府中他的资格最老，原地位也最高，他自号“卿子冠军”。25岁项羽的种种不满，首先拿他开刀。
由于大雨，救赵大军在安阳滞留46日。宋、项两人在进军或停留上有分岐。
项羽认为：秦军围赵于巨鹿，我们应尽快渡过漳河，与赵军内外夹击，才能破秦。
宋义认为：不如坐山观虎斗。秦胜则疲，我可乘其蔽而击之；秦不胜，我们正好击鼓西行。披坚执锐，我不如你，坐帐运策，你不如我。
宋义还下令：猛如虎贪如狼者，强悍不听令者，皆斩之！项羽哪是吃这一套的人！
加之宋义多次出使齐国，与齐国商定后，“乃遣其子宋襄相齐，（到齐国任相国）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于是“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
这是一场军事哗变。楚怀王怎么处置此事？面对项羽的先斩后奏、生米己成熟饭之势，楚国君臣无可奈何。为保持军队稳定，楚怀好只好补颁杀宋义的密令和任命项羽为上将军诏书。
谁去送？固然可由桓楚带回去。但从一年后项伯出现在鸿门来看，此时项伯也就随桓楚去追项羽的大军了，项伯很可能没赶上巨鹿之战。项伯的使命很清楚，是以长辈的身份去约束项羽的。
项羽不认人，只认亲人。古代只有两个兵种，步兵和骑兵。“步将”相当于步兵司令，“骑将”相当于骑兵司令，都由他的两个堂弟担任。他用人范围很窄，而刘邦则是“总揽英雄”。
对唯一的长辈项伯，项羽还是尊重的。鸿门之事项羽不听范增而听项伯就是明证。
张良是秦末汉初极重要的人物，他是中国士人最景仰又可望不可及唯一的“帝师”，因之也成了传统文化中令士人最羡慕的偶象。本应为他另立一篇，鉴于他与项氏关系最深，在项羽杀韩王成之前一直在刘、项之间当“润滑剂”，张、刘、项实为一组既互动又矛盾的组合，故放在项氏一篇中讨论，以避割裂之嫌。
张良，字子房，前257年—前185年，享年72岁。他比刘邦晚死9年，比吕后早死6年。张良与刘邦一样，也是一位“任侠”之人。
前230年秦灭韩时，他27岁。“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这里说的“五世相韩”，并非张氏五世为韩相，而是指张良的祖父张开地曾为韩昭候、宣惠王、襄哀王三世为相，他父亲张平曾为韩釐王、悼惠王两世为相，合计为五世当韩国之相。张良的家世祖上也只追溯到祖父一代。
（“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史记-留候世家》）
在中国的“士”文化中，张良是唯一被誉为“英雄神仙”和“相国神仙”的人物，他进取有术、功成身退，成为士人憧憬的“帝王之师。”张良之所以被后人推崇，并不在于他的功业，也不在于他的良策，而在于他独立特行的人格。英雄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人格。
他不是“良臣”的楷模，因为他自始至终没在朝中做官，但朝中的大事他要管；他也不是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己”式的典范；更不是“等此奉公”的“奏折派”。他不耽于功名，不汲汲于富贵，既能积极入世又能飘然于世外。
他独具慧眼，总以“旁观者”的眼光在审时度势，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清醒。其后的事件让我们看到，他总是在关键时刻搬动“道岔”，让历史的车轮循道而驶。
苏东坡说：“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 其实，作为旁观者的张良更“深识”。
他可能不如刘邦聪明，不象刘邦那样多才多艺，能文能武，但在大体、大道上，他总能支关键的一招。几招下来，刘邦钦佩，呼之曰“子房”，师事之。
他对刘邦的聪明亦感叹：“沛公殆天授”—沛公大概是上天派来的！
太史公说：张良“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这是说，立萧何为相国，是张良送刘邦入汉中时建言的。他与刘邦谈论了很多天下事，由于不关天下存亡，所以没有记载。“甚众之事”是些什么事？应该是历史上的故事和人情世故方面的事，他们一定探讨了很多做人做事业的道理，我们可以这样揣测。张良自己亦说：“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
刘邦爽朗、坦诚、能听，而张良无私为天下。他俩志同道合，故能相谋。
他比刘邦长一岁，他俩构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对亦师亦友的“君臣”。
据考，项羽比刘邦的长子刘肥小一岁，刘邦、张良与项羽是两代人，项羽是那个时代的“愤青”。项羽亦从来对“子房叔”恭敬、谦逊几分。项羽谁都敢杀，杀宋义，杀楚怀王，杀韩王成，就是不敢杀张良。
究竟是刘邦用张良，还是张良用刘邦？恐怕还不能用这种眼光来看待他们，他们是挚友关系，处处都在替对方着想，都能精诚相待，故亲密无间。
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 公元前218年，张良刺“秦皇”。时隔九年，事同理不同。
荆轲不过是燕太子丹花钱买的一介死士，报私德而卖命刺秦王，是被动的。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这绝唱虽然悲壮，但他眷念人生、惜死的心态，毕露无遗，视死如归的“壮”色顿减几分。
张良弟死不葬，毁家纾难，是主动的。
张良为什么要刺秦皇？张良爱他的祖宗之国，他是为国复仇！
太子丹为什么要刺秦王？太子丹曾为质子于赵，赢政生于赵，少时他们在邯郸相玩甚欢。赢政当秦王后，太子丹为人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太子丹购荆轲刺秦王，是不顾国家安危而泄私愤、报私仇。
荆轲与张良同样刺杀赢政，他们的动机迥然不同。
赢政称帝仅三年，张良就不顾个人安危，出于大义而为天下除害！
他自然成了天下反秦的第一英雄！荆轲则只是一位侠客。两人的质地本色迥然不同。
故张良在刘邦、项羽和各诸侯王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加之张良不骄不躁，极会做人，更赢得了诸侯们的敬重，他的威望仅次于刘邦。戏下分封时，战国七雄皆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四，唯张良的韩国，未裂其土。
秦、汉之际“八年”，张良是主角！刘、项之间他一直在协调，最后他站在了刘邦一边。
刘邦第二次攻丰是在公元前208年3月份。加上以前的兵力，约9000人，仍未攻下。
这时，刘邦还想去找楚王景驹借兵，殊不知项梁己将景驹灭了，他大为吃惊。庆幸自己及早离开了景驹也没赶去送死。前208年4月，他听说项梁在薛，将士多达十万，于是率百余骑去见项梁，想借兵再攻丰邑。这时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欲复国，无奈势单力薄。听说景驹自立为楚王，也去找景驹借兵。
前208年4月两支各百余人的队伍在留县相遇。所以后来张良自请为“留侯”。
刘邦告诉这个“状貌如妇人好女”的张先生，景驹己死了，跟我一起去找项梁吧！
途中两人谈得投机，刘邦亦未细问这张公的来历，于是封张良为“厩将”—管马政的军官。齐天大圣孙悟空也管过马。
张良乃低调人物，也就应允了。实际上这“厩将”也只当了十几天。
4、张良早闻名于项氏
前208年4月刘邦与张良去见项梁，在这之前，刘邦和张良并不认识项梁。
刘邦这次去借兵时，项伯不在场，可能在下邳。但在项门中，张良却是声名赫赫。为什么？
张良刺秦皇不成，隐匿于下邳。（今宿迁市）项伯杀了人，张良救过他，于是两人同匿于下邳而成为至交。鸿门宴前夕项伯不顾一切要救张良，原由在此。
张良刺秦皇的祸事，项伯一清二楚。项伯对张良十分钦佩，认为他是天下第一豪杰。经项伯推崇，项梁、项羽对张良亦敬佩万分。
张良与项伯、项梁同辈，项羽自是晚辈，项羽及堂弟等对张良得执子侄之礼。
论关系，张良与项氏深得多。按人之常情，张良应助项羽，但张良不仅助刘邦，而且在鸿沟之盟后，刘邦厌战欲引兵西归，正是张良主张追穷寇而置项羽于死地。其中原由容后再表。
当时，项梁收编了陈婴、英布、蒲将军六、七万人万后，又招降景驹的两万多人，共十万之众。他自命为会稽郡郡守，成为楚国最大的“义军”。他对刘邦这个百来人的小小沛令，项梁可能不在眼中。但张良的出现，局面顿时改观。
项梁是仗义之人，从他发兵灭景驹来看，对背主的小人是痛恨的。于是“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沛公还，引兵攻丰。”
这“五大夫将”是第九级爵位。1-4级是“士”级，5-9级是“大夫”级。五大夫在“大夫”级中最高，是第五级，故称“五大夫”。五大夫能将兵500人，相当于今日的营级。再往上就称“千人将”了。
项粱借兵给刘邦，是借给张良的“主公”，无疑是张良的面子。刘邦大概这时才知道张良是十年前秦庭“大索”之人，由是敬重。
公元前208年5月的薛城会议，是鉴于秦兵“大至”的严重局势下召开的。刘邦、张良、范增等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第一成果是共立了熊心为楚王，从此楚国有了统一的指挥，楚国从此成为反秦、灭秦的主力军。
这次会议的第二个成果是立韩王。当时，东方楚、赵、魏、齐、燕五国皆拥立有了王，唯韩国无王。张良之志，志在“复韩”。因此张良向项梁建言，为了“多树党”，立韩国公子韩成为韩王，韩成号“横阳君”。（“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多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
于是项梁遣刘邦将兵与张良同去韩国，找到韩成，立他为王。
韩王成封张良为“司徒”，司徒即相国。这时张良的地位在刘邦之上了。
张良毕竟不是带兵之人，他与韩成率千余人西去占领韩地，刚得数城，秦军又夺回去，只好往来游击于颖川郡。
从张良十年前敢独身刺秦皇来看，张良是一个“心气”很高的人物。他与刘邦的关系由松散的“伙”而逐步紧密为“友”，最后才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之间初期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前208年4月，他们不期而遇于留县。张良低调，没讲他的来历。刘邦也不见得瞧得起这个“状貌似妇人好女”的孱弱之士，因此妄任之为“厩将”，张良亦佯许之。他们初步结识就打成一“伙”，不过这种隶属关系亦只有十几天。刘邦借得五千兵后去收复丰邑，张良留在了薛城。
二、这年5月，刘邦去薛城集会，共立楚怀王。张良向项粱提出立韩成为王以“益树党”。项梁手中有的是人马，张良尽可伸手。但他自忖有能力“复韩”，项梁给他人马，他要了，但不多。
他立韩成为王后，韩成封他为“司徒”，相当于相国。从他“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秦辄复取之，往来为游兵颖川”来看，张良仅有“千余人”，还没有立足之地，在颖川一带往来打游击。
这年6—8月，刘邦与项羽北上救魏、齐。张良没与刘、项在一起。
从这点看，张良志在复韩，还不想与这帮楚人长久“打伙”而居人下，他有自己的一番“意气”。
三、9月份彭城散会后，刘邦率军西进至洛阳，继而南下到轘辕这个地方，遇上了“游兵”韩成与张良。刘邦帮韩成和张良收复韩地十余城，估计经过一番劝说，“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这时大致在10月份。也就在这时，沛公军与韩军合成一股，西入咸阳。
四、从公元前208年4月—10月，他们数度交往，彼此加深了了解。
刘邦对只比他长一岁的王陵能“兄事之”，对张良自然尊重有加。张良这时才发现刘邦这人与众不同，他的“沛公殆天授”—沛公大概是上天派来的—这句话，大致是这时讲的。基于这个认识，他才决计从刘邦去“委肉以虎”。
需要说明的是，张良与刘邦结识后并非就从他而不去，张良是结识以后六个月才与刘邦西进咸阳。
五、与刘邦进击咸阳的还有一个韩将“韩信”，《西京杂记》讲他的名字实际是“韩信都”。他后来当了韩王，是刘邦扶立的第一个异姓王。这个人故事颇长，将另辟章节讲解。
需要说明的是，张良与“韩信都”随刘邦入关，并无隶属关系，而是“友军”—楚军和韩军。
刘邦这时只是“沛公”，楚怀王才封他为“武安侯”、砀郡长。而张良与“韩信都”这两人是韩国的“将相”，论名份张良和“韩信都”是在刘邦之上的。
楚国的沛公军与韩军同时进入咸阳，项羽与另五国军晚两个月入咸阳。
刘邦与张良从“结伙”到“结友”，历时半年。刘邦半年之内能将“天下第一豪杰”的张良吸附在身边，并说服他一起去“送死”，这说明刘邦有人格魅力。
戏下分封后，张良送刘邦到“褒中”，然后就回韩国去了。张良为什么离开刘邦？主要是为了报效祖宗之国。他这时在刘、项中间一直持的是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
鸿门宴他救刘邦，仗的是正义。送刘邦至褒中，执的是情义。他对刘、项两氏一无所求，他也俯仰无愧天地。他能义无反顾地积极入世，亦能潇洒地飘然出世，是当时罕有的真丈夫！
不过，他替刘邦把褒斜栈道烧了，让刘邦示项羽无东还之心，是一件可疑的事情。因为张良回去后对项羽说：“汉王烧绝栈道，无还心矣。”这虽然能使项羽不忧心刘邦，但暗中也帮了项羽的忙。因为烧栈道同时也烧掉了刘邦的东归之路，至少延缓了出兵的时间，项羽应该感谢他。
张良回韩都阳翟找韩王成，听说项羽把韩成带到彭城去了，于是又赶到彭城。殊不知项羽竟把韩王成杀了。项羽为什么要杀韩成？据说是因为张良从了刘邦。其实张良只是远途送刘邦，并未从刘邦。送送刘邦实在不是杀韩王的理由！张良才帮了项羽一个大忙，怎么不记情？
张良的追求本来不高，他只希望重建他的祖宗之国，他也没碍着谁。项羽这一杀，算是把过去的张良杀了，杀出了一个新张良。这个新张良不共戴天的死敌只有一个人，就是项羽，因为秦己灭了。
张良气惨了，他当然要找项羽复仇，于是抄小道投刘邦。他没去汉中，而是直接去关中，因此他的路线应是去年与刘邦一起入咸阳的那条熟路。
需要说明的是，张良志在复国，刘邦志在重建天下，他们的志气有差别。
刘邦究竟是几月份出汉中北定三秦的？《汉书》说是5月份，《史记》说是8月份。以谁的为准？
刘邦前206年4月离开戏下，从戏下到汉中要走一个月，5月份才能到汉中，大军跋涉一个月，至少要歇一口气。况且拜韩信为将应是在6月份，招兵买兵准备一番，所以《汉书》说的不对，司马迁说的8月份是正确的。
张良到关中找到刘邦时，刘邦己平定三秦。从当年10月—11月刘邦去陕县“镇抚关外父老”来看，张良正式投到刘邦麾下应是公元前206年10月份左右。
张良没有家，从此就以刘邦的军营为家。他在军中没挂任何职务，是以朋友的身份辅佐刘邦的。故太史公说：“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特将”是指单独率兵之将，这“画策臣”就是我们今天的“参谋”。
张良后来练“辟谷术”，“辟谷”就是少食，甚至空腹。从这点分析，张良的病可能是胃病或胆囊炎之类的病。
张良的归来，刘邦很高兴，于是封张良为“成信候”。这个“候”是没有食邑也不能收赋税的。只是一个“号”。从这个名号来看，张良当初可能答应过刘邦，一旦不济就回来。这次回来是成全了信誉，故命之为“成信侯”。
三年后，即公元前203年9月，厌兵的刘邦与项羽订了鸿沟之盟，准备西归。正是由于张良力主追穷寇，几句话就要了项羽的命，终于三个月后杀项羽于垓下。项羽杀韩成，杀出了一个比刘邦还坚挺的死仇！弑君如弑父，张良这个不共戴天的死敌是项羽一手树起来的。
“为渊驱鱼”、“为丛驱鸟”，将张良赶到刘邦那边去是项羽干的最大一件蠢事。不过，项羽也用不了张良，道不同不相谋，项羽没有识人之胆，也无容人之量。仅有一个谋士范增，他都驱而逐之。
以身许国的人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以天下为家而不以身家为家。在这一点上，张良与刘邦是一致的，这就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至公元前206年10月张良投靠刘邦时，刘邦50岁，张良己51岁了。张良有没有家？他的婚姻状况如何？张良的家必须探究，这样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的思想境界。张良何时成的家，还只有一条线索。
公元前187年仅23岁的孝惠帝去世时，发丧，吕太后哭，无泪水，这叫干号。张良的儿子张辟强是陪侍惠帝的“侍中”，年仅15岁。他对丞相陈平说：“太后只有孝惠这个儿子，今崩，太后哭而不悲，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君知其解乎？）陈平问：“什么原因？”（何解？）
张辟强说：“孝惠的儿子太小，太后是不放心你们。你现在去奏请，任命吕台、吕产、吕禄为将，让他们统率南北军。（京师的卫戍部队）吕家的人都进了宫，居中掌权用事了，太后才心安，你们也就没祸事了。”
陈平听了张辟强的话，依计行事，吕后的哭声乃哀。吕氏掌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由此看来，张辟强是那个时代的“蝴蝶”，其效应影响了汉初的两代政权。
我们要考查张良的婚姻状况，只有以上提供的这条线索。
惠帝是公元前187年8月去世的，张辟强年15，那末张辟强应生于公元前202年。
张良死后由他的长子张不疑继承“留侯”位。这张不疑是张辟强的大哥。如果张辟强比他大哥小三岁，张不疑就应该是公元前205年出生的。加上怀胎10个月，张良就应该是公元前206年娶的媳妇。
这一年正是戏下分封之年，前大半年，张良都在为他的祖宗之国奔走。韩成死后，他的事业没了，他只能“打工”了，他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公元前206年10月张良投刘邦麾下，估计在刘邦的劝说下，他也就在军营中成了亲。因此，张良是51岁成的家，时在公元前206年10月以后。
以上的分析只是笔者的遐想和臆说，但这个臆说最能解释张良的思想境界。
张良在51岁前还一直有个事业可以憧憬，项羽毁了他的事业。现在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借刘邦之力杀项羽。他的“无业”使他成了超凡脱俗的“仙”。他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穷。他不贪求权势，更不追逐钱财，他独立特行，他只尽朋友之道，由是更得刘邦的敬重。
刘邦在一个“侯”没封的情况下，首先让张良在最富庶的齐地自择三万户，他婉辞了，只择“留”地一万户，这是他和刘邦邂逅之处。他不想留“贤相”之类的美名，所以他不做官。他晚年的自况最能表明他的心境。他说：“我家世代为韩相，韩灭国后，我不惜万金之资，为韩报仇于强秦，以致天下振动。我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这是布衣的极点了，对我来说，足够了。我愿远离人间之事，去跟风神赤松子游天下吧。”
张良刺秦皇，是全天下最积极入世的一号人物，功成身退他也是第一人。
在刘邦与项羽合力的作用下，才造就了张良这个奇异的人物，故他成了中国士人憧憬的楷模。
第二代“留侯”张不疑，于孝文帝五年犯了“不敬”之罪，国除。“国除”就是“留国”被废除了。
张良的墓全国有多处。对张良研究最深入的是汉中“张良庙”前的陈泽孝老先生，颇有著述。张良走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他如此治学，令人钦佩，堪称“学长”。
由于张良在汉廷没挂官职，所以后人总是赞扬张良明哲保身，功成身退，言外之意，要是不退的话，张良亦难有善果。其实，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刘邦之腹，也是对张良的亵渎。刘邦死后，张良仍在为汉廷做事。
公元189年刘邦的长子齐王刘肥去世，刘邦的长孙刘襄继齐王位。汉廷得派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去颁王印并祝贺呀！萧何、曹参都去世了，论资格，只有张良了。公元188年，张良奉惠帝之命，以70岁的高龄，东行两千余里，专程去齐国立刘襄为齐王。这事记在刘襄讨伐吕氏的檄文中，文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诸子弟，悼惠（刘肥）王於齐。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张良立臣（刘襄）为齐王。”（《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这一年，距刘邦去世己六年，次年惠帝去世，两年后张良也去世。张良这时都在管汉家的事。后人之所以说他退隐，是因为太史公说得不多，我们才以为他离开了汉廷。实际上他是“隐”而不“退”，汉家真有大事，他拼着老命也要上。张良为什么要“隐”呢？窃以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张良身体确实不好。例如，刘邦死后，张良来服丧。吕后感激张良，特意请他吃饭。张良以炼“辟谷术”而婉谢。吕后强邀之说：“人生一世间，如白驹过隙，何至自苦如此乎？”张良不得己，只好勉为其难。什么是“辟谷”？ 古时称小米为“谷”，“辟谷”就是“避谷”，就是尽量少食甚至饿一饿，我们现在称之为“节食”或“饥饿疗法”。吕后的家宴可能很丰盛，张良连一顿油腪都消受不起，身体好差！
吕后说“何自苦如此乎？”说明张良饮食清淡，素食，大概只能喝小米羹之类而不敢啖酒肉。所以我认为张良是消化系统的毛病，有胃炎或胆囊炎，常腹痛，必须戒油脂。
第二个原因：是历史形成的，张良曾一度尴尬过。
张良自公元前206年10月抄小道投奔刘邦后，由于“张良多病，未尝特将也，常为画策臣，时时从汉王。”（《史记-留侯世家》）所以张良是没有部下的，至多有几个侍从。
张良也确实给刘邦支了几道高招，刘邦有重大事情也要找张良。例如，刘邦当皇帝三个月后，戎卒娄敬向他建议不能定都洛阳而应定都关中。大臣们都是关东人，不欲西迁，一致反对。刘邦找张良商量，张良一锤定音，于是迁都于长安。鉴于刘邦与张良是挚友和诤友的关系，他俩谈的话，外人哪知道，他俩是单线联系。外人看来是私交，当论功行赏时，麻烦就来了。萧何为相国，“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馀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只好发狠话，说他们是“功狗”，萧何才是“功人”。
将军们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萧相国尚且如此，刘邦还想封张良三万户，其反响就可想而知了。
“徒持文墨议论”用在张良身上最贴切，张良闻此，好不难堪，真尴尬！
将军们对那位22岁当大将军、25岁当齐王、26岁当楚王的韩信也不满。为平息这些不良思潮，所以刘邦刚当皇帝一个月就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是第一批封侯之前10个月讲的，刘邦是替三人“扎起”的，硬扎！刘邦的威望实在太高了，所以“群臣皆莫敢言。”张良不与他们一般见识，也不屑于与那些自视功高的人共事，加之身体不好，故隐而不仕。真的叫他当官，这官位还真不好安。
韩信贬为淮阴候后，尚且“羞与绛、灌等列”，张良又何必非要到殿堂上去挤一席之地呢？但刘邦找他，他要说话；吕后求他，他不好不出计；惠帝请他，他还得奔走。
历史和疾病好不容易造就了张良这个“状貌如妇人好女”却心雄万夫的人物，我们应当珍惜他。有人骂刘邦，连张良也一起骂，这是很不好的。
刘、项两人同为楚将，是楚怀王下的“兄弟连”，他俩的隔阂是由曹无伤引起的。因此谈刘、项的分裂，必须从曹无伤谈起。我们过去对曹无伤这个人发掘不够，因此对楚汉战争原因的原因有待研究。
这个问题的挖掘和揭示，有助于了解汉初的政治，也有助于了解刘邦的行事为人。
一、曹参是作为汉廷仅次于萧何的三号人物载诸史籍的。《史记》将他列在张良之前，《汉书》将萧、曹并列为一传。两书的叙述基本相同。
二、读《史记》和《汉书》，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刘邦、萧何十多年间竟没有和曹参说过一句话的记载。司马迁擅长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表现人物，曹参与他们连一句话也没有，再简略也不致如此。这是为什么？两书之曹参传，记曹参攻城掠地的事迹之详，是任何地方没有的。以致秦汉战争期间发生的战役，都得到曹参传中去找。一略一详，实在奇怪！
三、曹参负伤七十余次，自是身经百战了。故在评比位次时，群臣“皆曰：‘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但刘邦却将萧何定为第一功臣。
四、萧何名次虽第一，但所得食邑却并不是第一。萧何8000户，曹参10600户。曹参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名列第一，萧何名列第十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名利倒置的现象？
五、《史记》和《汉书》都说曹参与萧何“有隙”—有隔阂。请注意，不是萧何与曹参有隔阂，而是曹参与萧何有隔阂。
六、他们是什么时侯开始有隔阂的？《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始微时，与萧何善，及为将相，有隙。”“及为将相”这四个字为我们提供了时间。
据《史记》载：“高祖二年，拜为假左丞相，入屯兵关中。”秦、汉以10月为岁首，“高祖二年”是在公元前206年10月以后拜曹参为左丞相的。刘邦8-11月正在收复三秦。
由此我们可知，萧何为右丞相，留守汉中、巴、蜀；曹参为左丞相屯兵于关中，曹参这时集将相于一身。公元前206年8月兵出汉中时，刘邦这时就把他们隔开了。
根据曹参的传记，萧、曹从这时起就天各一方，他俩至死也没见面，时间长达13年。
七、次年4月刘邦进军彭城时，萧何以右丞相守汉中、巴、蜀。曹参以左丞相守关中，因此，彭城之战曹参没有参加。
八、公元前204年6月刘邦分兵三万给韩信后，曹参是以汉左丞相同韩信去平定齐国和燕国的。垓下之战，曹参没来，他留在齐国平定未服者。（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
楚汉之间总共只有五大战役，曹参只在齐国与韩信、灌婴打了第四战—潍水之战，杀楚将龙且，他从未与项羽正面交过锋。楚汉战争的第一战和最后一战，曹参都未参加。
刘邦和曹参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汉12年10月、（公元前195年10月）平定英布叛乱时。当时刘邦只有三万人马，全赖刘肥和曹参带兵马12万来助战，半年后刘邦去世。
（黥布反，参以齐相国从悼惠王将兵车骑十二万人，与高祖会击黥布军，大破之。）
这是说，从公元前204年6月—前195年10月，曹参和刘邦也有9年又4个月没见面。
诚然，汉家第一、二、三号人物由于职守关系不常见面可以理解，例如刘邦在外领兵打仗也很少与萧何见面。但刘、萧与曹有没有另外的因素？
九、曹参与萧何究竟为什么事有隔阂，而且闹得如此深沉，至死不见面？
是争权夺位吗？不是，绝对不是！萧何临死时，是向惠帝推荐曹参当的丞相。
萧何刚死，汉使还未来，曹参就吩咐舍人治行装，准备入京为汉丞相了。这说明他俩人是相知的。
（惠帝二年，萧何卒。参闻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将入相”。居无何，使者果召参。）
曹参深知萧何会以国事为重，绝不会挟隙而排斥他。由此可知这两人的政治品质是高尚的。他们都顾大局，绝不会为争权夺势而闹纠纷。
十、是政见有分歧吗？也不是。萧、曹为将相后，天各一方，13年未晤面，刘、曹也是9年又4个月末见面。他们各主一方之事，很难说他们因政见不合而不言语。
他们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如此诡异，连太史公都不知道而没有记？曹参还和惠帝有过交谈，而汉家一、二、三号人物之间冷漠得连句交谈都没有，这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
这得谈鸿门宴下午发生的事。
据《史记》说是这样：刘邦于公元前207年10月灭秦受降。11月中旬，项羽才到达函谷关，关门闭。项羽听说沛公己定关中，大怒，派英布攻关，故12月中下旬才到戏下。
这时，“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史记-高祖本纪》）
刘邦回军营，立诛曹无伤。以上是杀曹无伤的全部经过。
这里有个问题要问：究竟是项羽决定要攻打沛公后，曹无伤为讨封赏才去向项羽讲的那番话？还是曹无伤讲了那番话后，项羽才决定要攻沛公军？
这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很重要。太史公说，是曹无伤听说项羽要攻打沛公，才派人去说的那番话。
我认为是后者，是曹无伤先说了那番话，项羽才要攻打沛公。因为项羽不会无端攻打沛公军，项羽还不是那种无理之人，按逻辑也应当是这样。此说有依据吗？有！
鸿门宴上讲解时，项羽说：“这些话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项籍何以至此。”项羽的这话充分说明，是曹无伤先讲了那些话，他才决定要攻打沛公的。
既然这事的前因后果己清楚，曹无伤是在项羽未怒之前讲的，那他就不存在要讨封赏的动机，更无讨封赏这回事。况且，曹无伤身在汉营，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向项羽讲的？这才是整个事件的关键
看来，太史公的说法与事实不符，这事的真相还有待挖掘。
先谈谈曹无伤这个人。曹无伤是左司马，“左司马”是什么职务？是掌管军政的军法官。这职务相当重要，他握有全军将士的生杀之权，非亲信之人不可担当。事实上，这曹无伤是沛公军的第一功臣。刘邦刚起事时，泗水郡的郡守“壮”来攻丰邑时，就是这位曹无伤率军追至戚县而杀之。（沛公左司马得泗水守壮，杀之。）这是天下诸侯反秦战争杀秦廷的第一高官。那时项梁、项羽还没对秦军开战。
这时的曹参还只是刘邦的“中涓”—侍从官。两个月后—即12月份，曹参才赐爵为七大夫。夏侯婴都是比他高两级的五大夫。在刘邦只有三千士卒时，曹无伤的职位在曹参之上。因此，从曹无伤起事早、入伍就当高官、领军一路首建大功来看，这曹无伤可能与曹参有宗亲关系，更可能是曹参的叔辈，与刘邦的年纪相近，那时曹参仅三十多岁。经数十战进咸阳后，曹参的实际地位才有所提高，应该是将军了。
当时的刘邦和项羽都是楚将，是“兄弟连”，他们并未为敌。曹无伤怎么会无中生有地编造情况去向项羽讨封赏？尤其他根本无从得知项羽怒要攻沛公。窃以为，事情的真相可能是这样：
刘邦10月从武关入咸阳。定关中后，皇宫、城池和军事要塞都得派兵驻守。当时有人建议派兵去守关中的另一道大门函谷关。这个建议人可能是曹无伤，于是刘邦就派他去了。
11月中旬项羽到函谷关，派英布攻打。曹无伤见是项羽等十八路诸候，于是开关接待。楚军实际上并没攻打楚军，因为没有战斗记录。接待中，项羽从曹无伤口中得知刘邦一个半月前就己入关中受降了，心中很不是滋味。
项羽问起秦宫的珍宝，曹无伤想当然地说，沛公当然全收了。问起关中王，曹无伤并不知刘邦给父老们表的态，也想当然地说，他当然要当王了。问起子婴，未杀。为什么不杀？曹无伤又信口开河，沛公说不定要拜子婴为相呢。
由于曹无伤身在300里外的函谷关，对刘邦入咸阳后两个月来的种种举措不十分清楚是可能的。所以曹无伤一讲，项羽当然相信。
曹无伤是得意地在替刘邦炫耀，他嘴岔，信口开河。由于那时项羽还不是敌人，所以曹无伤不存在通敌问题。曹无伤不知道两个月后有个戏下分封，更不知一年半后刘项会分裂为敌，故不存在讨封赏的念头。
如果曹无伤是对张耳、魏豹等吹吹牛，绝对没事。殊不知项羽心眼小，醋意大。见刘邦把珍宝独吞了，又不顾各路诸侯而擅自称王，才为了讨公道而扬言要攻打刘邦。
曹无伤并不知道他闯了大祸，12月中旬还喜恣恣地以主人身份陪项羽和各路诸候进关。他把那些话当作闲聊，也没把这事放心上。闲聊的事也用不着向刘邦汇报。
待项伯连夜来了解了情况，见刘邦封秦宫室，秋毫未取，更未称王。他回去对项羽一讲，这时项羽才知道曹无伤是虚吹，也就没了攻打刘邦的理由，更无杀刘邦的念头。
项羽见刘邦既未称王，珍宝全未动，和气酒一喝，为了解释他扬言攻打沛公的原因，也就认错式地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
曹无伤绝不象有教授讲的，是项羽安插在沛公军中的“卧底”。项羽也不象他讲的那么“糊涂”，随便出卖自己安插的高级间谍。
戏下分封是次年1—4月份召开的，距霸王、汉王之说还早，曹无伤不可能预见有楚汉战争，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去卖身投靠。这是我们应该明察的。
鸿门宴上项庄舞剑，虽是范增的个人行为，但刘邦看到了杀气。
鸿门宴后，刘邦开始对项羽有了戒心，但这时尚未为敌。刘、项的敌对是从戏下分封后开始的。
刘邦在回灞上的路上可能一直在想项羽的那句话，曹无伤不是从函谷关回到军营了吗，怎么会去跟项羽讲我要称王、尽收珍宝呢？他这是挑拨！
由于项庄舞剑，瞬间刘、项的关系转化为敌我，曹无伤闲聊的性质顿时也就转化成通敌了！
刘邦如惊弓之鸟回到灞上时，一定咬牙切齿地想，今天的险情全是曹无伤惹出来的，曹无伤通敌！曹无伤该杀！估计他第一个找萧何商量。萧何听完鸿门宴上的险情后，他的第一反应也应该是曹无伤通敌，该杀。刘邦审慎，觉得应将这情况通报曹参，于是找来曹参。
曹参一听，觉得曹无伤通敌，绝不可能，但项羽、沛公讲的又是实情。曹无伤毕竟是自己的长辈，曹参可能不忍，更可能央求了不杀。萧何急了，讲了大义灭亲之类的话，可能还训了刘邦和曹参一顿，力主杀，他是从事业出发。刘邦在杀与不杀之间，可能有所踌躇，但从事业考虑，不能开这样的先例。
由于萧何的力主，曹参的亲情又缺乏抵抗力，当时三人的思维确实都短路了，都在“杀”与“不杀”上打转转，都忘了应该找曹无伤来问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刘邦最终决定杀！
《史记》上说的“立诛曹无伤”，是指不问三七二十一的“秒杀”，实际上应该有以上的过程。不讯问就杀曹无伤，也可以说“立诛曹无伤”。
刘邦是大度的，连雍齿的公然反叛、并拒兵以抗都能宽容，为何不容曹无伤？当时刘邦一是气，二是急，加之萧何力立主，故未明察而“立诛”。
沛公军杀左司马是件大事，军中必纷纷纭纭，甚至引起了轰动，皆莫明所以。
于是传出曹无伤为讨赏而出卖沛公，编造谎情而通敌。这说法顿时不胫而走，上下皆知。
太史公一百年后是根据这个令人信服的传闻而作的记载。
以上是笔者的假说，只有这个假说才能解释其后的所有情况。
刘邦杀曹无伤是在鸿门宴当天下午，时间约在公元前207年12月底。这是沛公军杀的第一位高级将领。公元前206年4月刘邦就国汉中时，楚营中有不少人投奔汉营，韩信就是那时加入汉军的。韩信是项羽的郎中，随侍项羽左右，他可能知道曹无伤是在什么情境下讲的那些话。
可能这时刘邦和萧何才得知曹无伤通敌可能是冤情，罪不致死，可以杖责，但不该杀。而曹参得知实情后，当然怒气冲天，大为不满。他怪刘邦，更多的是怪萧何，因为是萧何的力主才杀的。
那时韩信还没脱颖而出。萧何为相，曹参为将，这就是《史记》上讲的：“及为将相，有隙。”因此，他们起隔阂应该在入汉中后的5-6月份。萧何竭力保举才22岁的韩信为大将，是在6月份。
将相不和，刘邦为难，两人都是他的故旧。
这年曹参30多岁。萧何推荐一个22岁、从未上阵打过仗的年轻人作大将，居于曹参之上，无疑将加深隔阂。曹参对萧何的误解，恐怕就不止于怨气了。
刘邦为难，但更多的是愧疚。误杀曹无伤的过错他应该担戴，绝不能推给萧何。所以刘邦后来写给刘盈的敕文中有“追思昔所行，多不是”之句，应该包括此事。
萧、曹不和，由韩信为大将而加剧，估计刘邦没少做思想工作。好在大家都以事业为重，都能顾大局，故萧、曹没有闹纠纷和对抗的记录。
但从此刘邦与萧何从此在曹参面前要软三分，因为你俩错杀了曹参的叔叔。好在曹参仅是心中有隔膜，并未挟隙而闹事，只是端着个冷脸。曹参愈卖命，脸愈冷，刘、萧的愧疚也愈深，两人都争相补救。
故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兵出汉中不久，刘邦即拜曹参为汉左丞相。曹参是将相兼于一身的。这汉相当得很久，直到项羽死，刘邦称帝的前202年2月后，才归还汉相印。
（项籍已死，天下定，汉王为皇帝，韩信徙为楚王，齐为郡。参归汉相印。）
公元前202年2月韩信迁为楚王后，曹参单独将兵镇守齐国达10个月，直到当年12月，“高帝以长子肥为齐王，而以参为齐相国。”从此曹参就留在了齐国。
窃以为，刘邦、萧何、曹参僵硬的关系，与误杀曹无伤有关。事情的真相可能有如上述。
由于错杀曹无伤这件事，应该只有刘邦、萧何、曹参三人知道。曹参顾大局，不提了。刘邦、萧何碍难启齿。他们三人不讲，谁也不知道。
故分封时出现了如下现象：刘邦称萧何功第一，食邑却比曹参少2600户。曹参座次排第一，萧何却列第十五。刘邦在作补偿。刘邦左支右绌的窘态，我们只能想见了。
刘邦此后就再没杀过任何将领了，连背叛过他、不时与他作对并羞辱他的雍齿都不杀，大概从此事吸取了教训。
从公元前209年7月陈胜、吴广首义起，至公元前207年10月刘邦灭秦止，这两年又三个月的战争的本质是东方六国的复国战争。由于这时东方六国都己有了王，所以这场战争是在六个王直接或间接领导下进行的。
说王们直接领导是因为赵王歇、魏王豹都杀进了咸阳。说间接领导，如楚怀王就派出了刘邦和项羽两个将军，韩国派出了张良和韩信都两位将相，齐国田荣派出了三个将军，最远的燕国韩广也派了臧荼为将。
商人逐利于市，诸侯们逐权位于疆场。商人们分红不公要争吵，诸侯得的权位不平则拔刀相见。
金子是黄的，眼睛是红的，心子是黑的，人类在利益面前，是很难坚持道德仁义之类操守的。面对秦帝国这么大个黄灿灿的蛋糕，怎么吃？谁也独吞不下。如果不分，那各路诸侯就各归其主，回去等此奉公地当臣子。那么这场战争从形式到内容，就是彻里彻外的六国复国战争了。可谁愿意就这么空手回去？个个都想在这块蛋糕上切一块！最想分一块的是项羽，因为是他提出了瓜分的方案。
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后不都有个“巴黎和会”、“雅尔塔会议”来分享战果吗？我们的祖先真聪明，两千二百多年前就会以开会的方式来分享果实了。
倘若说，公元前206年1-4月的戏下分封是正餐，那鸿门宴首先是两路楚军的会师会，其次是消除误会的酒话会。我们不妨将“戏下分封”称为“戏下和会”。
项羽为什么要攻打刘邦？不就因为听说刘邦欲称王、财货珠宝尽据为己有了吗？你刘季敢独吞，我项羽就敢率诸侯来铲不公！项羽是打着“公”字旗来铲“私”的，所以项羽的扬言是义愤填膺、堂堂正正的，也是正义的。
当项伯了解到情况并不是曹无伤讲的那么回事后，项羽就师出无名了。所以项羽根本就没有杀刘邦的道理，明白真相后更没有杀刘邦的意思。于是次日请刘邦去，盛情款待，甚至当面向刘邦表示了歉意。
因此鸿门宴是分封前的酒话会，古人称为“讲解”。只是范增不知内情而乱插手，差点血溅鸿门。
灭秦第一大功是刘邦，第二大功才是项羽。不知咋搞的，中国好多人都说是项羽灭的秦，可能是灭敌国的标准不一致。正如谁先进柏林一样，美、英让苏联得首功。
如果两大功臣打了起来，聚餐会就没法开了，胜利果实也没法分了。所以，鸿门宴这个预备会开好了，两大功臣先作好“讲解”，刘邦又积极配合，戏下分封才有结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有声色的一篇，项羽也因之而成了秦汉之际的大英雄。鸿门宴是《项羽本纪》中勾心斗角的片断，海峡两岸皆将之列为高中的课文，故鸿门宴上的故事，不用赘述。
究竟如何解读《鸿门宴》？阅读是个人行为，见仁见智，难定一是。因此，必须进入当时的历史存在，对五个当事者逐一分析。
一、首先要说明的是，项伯是楚国的左令尹，是副丞相，是刘邦和项羽的上司。如果出现楚军攻打楚军的情况，他是有责任的，他必须了解真相。张良是韩相，是韩军，与沛公的楚营应有一定的距离。
项伯冒着风雪，夜奔韩营救张良，他纯粹是出于义。张良不走，化解刘、项之间的误会，甚至次日只身陪刘邦入楚帐，也是出于义。两个大义之人，勿庸置疑，也不容置喙。
有教授说项伯是“内奸”，这是指责项伯不该去救张良，更不该去见刘邦，这种指责是不恰当的。
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篇）该教授是在教中国人不要行义！教中国人见死不救！教中国人在生死悠关的时刻不要讲友情，不要管什么朋友不朋友！孟子说的“舍身取义”，根本不要听！
教授之说乃误国、误民、误子孙、大不义的误人之教，这不是汉文化！
二、项伯了解真相后，邀刘邦次日去鸿门，当项羽的面化解误会，是善意，也是诚意。刚灭秦，为了刘邦实际上动也没动的财货珠宝，楚军就攻打楚军，后人将耻笑项氏无人。项氏伯侄，深明大义。有人说刘邦去装孙拥狼福朗裁辞福苛醢蠲鹎赜泄Γ炊蛳钣鸬狼福啦桓孟让鹎刂福空媸俏藁福?/span>
三、面对项伯的邀请，尤其在知道项羽扬言要攻打他后，刘邦去不去，敢不敢去，对刘邦是一个考验。刘邦毅然只身前往，他仅在张良陪同下，赤手入帐，有胆有识，是大勇。
如果刘邦知道伏有杀机，则是一种大义凛然。因为他对中伤他的话己讲解清楚，如果项羽还要对他下毒手，则项羽输了理。他坚信项羽还不是那种小人，他是怀着信念去的。这信念来自对项羽的了解和信任。
项羽的人格虽有缺陷，但还不至于这样渺小，在大义面前他是有操持的。
据太史公说：“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这是说，范增叫项羽下决心，快下手。这就暗示我们帐外埋伏有刀斧手。军帐后是否埋伏有刀斧手，我对此事有怀疑。因为项羽知道真相后就根本没有杀刘邦的意思，埋伏刀斧手干什么？
如果是范增布置的，情有可原。如果说是项羽布置的，则是对项羽的亵渎。
四、《史记》中写这段故事时，通篇称项羽为“项王”。这时谁都不是“王”，司马迁注有个人的感情色彩，确有抑刘扬项之心。
刘邦有功无过，仅持一腔正气前去讲解，且只讲了49个字：“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他称项羽为“将军”，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细察刘邦的话，不卑不亢、十分妥贴，甚至挑明项羽听信了“小人之言”，含有谴责之意。有教授竟说刘邦是个“奸险的说客”，在“骗”项羽！而项羽又是个“糊涂蛋”。
夏、商、周、秦、汉凡2600年，中国还只出了这么两个被后世称作英雄的人。不管是提供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他们都是为华夏民族作了贡献而名垂千秋的人。但在教授口中，一个被骂为“骗子”，一个被斥为“糊涂蛋”，这是教历史的对历史的不尊重。钱穆大师早说过，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
鸿门宴上项羽该不该杀刘邦，苏东坡在《范增论》中早有论述。他说：“增之欲杀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杀，犹有君人之度也。”他对项羽不杀刘邦的评价是很高的—有君子的风度。
而该教授以项羽没杀刘邦，深引为恨事。窃以为，倘项羽有灵，是不会听他教训的！
五、项羽大怒而击沛公军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刘邦欲称关中王，二是珍宝尽据为己有。刘邦当面挑明有“小人之言”，项羽立刻陷入窘境。他只好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羽实际上认了错，并讲明了原因。项羽坦荡荡，在这件事情上是个君子。教授们却骂项羽太幼稚，还出卖了自己的“卧底”。这样谴责、训斥项羽是不恰当的。
六、据史载：“於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项伯了解真相后，训示项羽，纯出于大义。伯侄俩己商定要善待刘邦。故樊哙持盾无礼闯入，项羽不以为过，反而赐酒食。对樊哙的怒斥，“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尤其刘邦离去以后，项羽也没派人去追。因此，项羽自始至终从无杀刘邦之意。
教授们认为项羽失计，没听范增之言杀刘邦而失天下，窃以为非！
有道是：“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
项羽虽然犯了很多错误，毕竟是个“论万世不论一生”的少年英雄。项羽虽然失去了江山，但他没背千古“不仁不义”之恶名！蒋介石的日记公布了，至今也没有一个国民党人嗟哦当年的失计，教授们为何不讲讲这些？这些才是汉文化！
诲人使“阴招”，“下毒手”，引项羽没下毒手为憾事！这，有失君子之风，更有失教授为师之范，吾期期以为不可也！讥诮甚至奚落项羽，是对项羽的亵渎，更是一种文化的误导。
七、项羽请“客”，范增杀“客”。他在席上三示“玦”，又私令项庄舞剑，这两事都是未曾规划，也未经请示的临时的个人行为。鸿门宴上仅五人入席，范增的“阴招”，与项伯、张良、刘邦、项羽的大义相比，显然十分阴鸷。范增可能不知道：项伯头天晚上亲去了沛公营，己了解了实情；项氏伯侄俩己定了接待刘邦的方针；刘邦是按“功臣”和“客人”的规格、并由项羽设宴亲自接待的。
既然刘邦是项伯请来亦经项羽首肯的“客人”，如果血溅鸿门，于诸侯于天下及后人，如何交待？项伯拔剑起舞翼护刘邦，是当然的事。范增不察，误以为刘邦是自投虎口，擅作决定，当然不逞。
范增尤其不察的是，刘邦与项羽同为楚将，是名符其实的“兄弟连”。分封诸侯王之事根本没提及，楚、汉的格局还没影子，他怎么知道刘邦要与项羽争天下？他执意要杀刘邦，实在没来由。
窃以为鸿门宴之事，含有“小说”的成份。太史公的说法暗示后人，项羽错过了杀刘邦的机会。所以两千多年来，大家都顺着他的思路在讲解，至今不少人还在替项羽惋惜。
实际情况是，项羽不能杀，也不会杀，刘邦有恃无恐地也不怕杀，否则就没有鸿门宴。
尤其从其后1-4月份戏下分封时，刘邦与项羽还相处了四个月。如果项羽和范增处心积虑地要除掉刘邦，有的是时间和机会，但项羽并没出暗杀、突袭之类的邪招，由此可知他们灭秦后并非誓不两立。
我对鸿门宴作如是观。
现在我谨将刘邦入咸阳后的记载，翻译如下：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先于诸候至霸上，秦王子婴车白马，以绸带系于颈，（表示受死）封上帝玺和符节，降于轵道旁。
据《西京杂记》载，是樊哙劝刘邦把秦王子婴杀了。沛公说：“当初怀王派遣我，是因为我能宽容。人家己经服降，又杀之，不吉祥。”于是将秦王交给下属，西进咸阳。
当晚沛公想住在秦宫内，经樊哙、张良劝谏，于是将秦庭的财货珍宝封于府库，还军于霸上。
沛公召集周边各县的父老豪杰说：“父老们受苦秦庭的苛法很久了，以致诽谤者灭族，交头接耳者也要杀头。我与诸侯们有约定，先入关中者称王，按理我应当关中王。现在我与诸父老约定，法仅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窃按罪行抵罪，其余的秦法全部废除。各级官吏，一切照旧。我之所以来，是为父老们除害的，绝无侵犯之意，你们不要怕。我之所以还军于霸上，是等诸侯们来了再作决定。”解放军入城时，是“约法八章”。
于是沛公派人与秦庭的官吏巡行城乡，周告他的意思。秦人大喜，争先恐后地献上牛羊酒食以劳军。沛公又不让受，反而说：“我的粮食多，不缺乏，就不让你们破费了。”秦人更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以上是刘邦入咸阳后的表现，确有仁者长者之风。
项羽入咸阳后干什么呢？鸿门宴后数日，项羽引兵西进，屠咸阳城—全城杀尽，又杀己降的秦王子婴。纵火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他将财宝妇女收归己有，全部东运。
秦人怎么看待项羽？
“项羽……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史记-高祖本纪》）
两相比较，我们也就能看出古代这对老少英雄“质”的不同了。
在灭秦除暴政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但灭秦后他们的行为大相径庭，映射出的“质地”相差太远。
项羽之志，志在复仇，故他不顾一切烧光、杀光、抢光。这些虽非大器之举，但说明项羽对秦廷是极端仇视的，他的爱憎太质朴了，质朴得毫无政策水平。
而从刘邦抚慰秦人的话来看，他注重人心。他政策界线分明，能将秦始皇的暴政与秦人的无辜区别开来。尤其从他当道后“拨乱反正”、为天下人兴利来看，他是胸有大志，志在天下！他要重建天下！故《汉书-高帝本纪》中说，刘邦新建的国家“规摹弘远矣”。
项羽没有得天下，他的这些举动，也不可能得天下。
但今天有不少人，认为项羽该得天下，并引项羽失天下为憾事，这是偏见与陋识。
据《史记》载：“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并没有“新丰”，新丰是刘邦当皇帝后为他父亲修的新城。项羽是驻在“鸿门堡”，位于戏水之下，故称“戏下”。现在那里修了一座“项王城”供旅游者观瞻。
刘邦在“灞上”，灞上是指灞水之上，两军以灞水为界，相距约40里。
项羽真有40万兵吗？没有！
须知这40万兵是天下六国十八路诸侯兵的总和—包据秦降卒，不包括韩军。项羽的嫡系部队恐怕只有5万余。另外35万是否能听他指挥去攻打刘邦，是一个问号。为什么这样说呢？以赵军为例。
陈余与张耳因误会闹翻后，陈余是将他手中的5万兵还给张耳了的。赵王歇与张耳据守巨鹿城中，姑且算作3万。巨鹿之围时，张耳的儿子张敖也从代地带了万余人来解救父亲，但巨鹿之战时没上阵。 （“张敖亦北收代，得万余人来，皆壁馀旁。”）因此，仅赵国的总兵力就有9万余。这9万余人分作三路，由赵王和张耳带一路，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卯和张耳的宠臣申阳各带一路。
两千多年后我们来细察戏下分封，东方六国中，赵国的人马是最多的，可能多于楚军。正因为赵国人多势众，故赵国出了四个王一个候。这四个王是：代王赵歇，常山王张耳，殷王司马卯，河南王申阳，“南陂侯”陈余。
此外，齐王田市、齐将田都、田安有三支部队，姑算作5万。此外还有燕国的臧荼，魏王魏豹，吴芮的百越之兵。
项羽在新安坑了20万秦兵，总不致于只剩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秦将，至少得保留万余的警卫部队吧。因此，项羽的40万兵，是除韩国之外的六国部队加百越之兵。巨鹿之战后，诸侯们拥戴他为“上将军”，只是名义上的统帅，项羽并不见得对另外的十七路义军有绝对的指挥权。
项羽没有40万兵，刘邦也没有10万兵，因为刘邦就汉国时只有三万人马。
另外，项羽坑20万降卒，从道义而言，诸侯们不会全部赞同。华夏文化是“不杀降”、“不杀二毛”的。尤其咸阳的宫室那么壮美，有的诸侯连看都没看到，你项羽也不商量一下就放火烧了，害得大家在这冰天雪地里挨冻，难免嘀咕甚至抱怨。所以项羽屠咸阳、烧咸阳，不仅尽失秦人之心，也不一定得诸侯之心。戏下分封是在项羽人心不顺的情况下召开的，他必须收揽人心。
前面谈到鸿门宴上项羽是出于道义不会杀刘邦，此外还有个能不能杀的问题。
当时，虽然项羽和范增担心刘邦有据天下的大志，但经鸿门宴上己讲解清楚了。项羽和范增亦怕担当负约的恶名，也怕诸候联合起来攻他。诸侯们联合起来叛他，是项羽最担心的事情，因为项羽对另17路诸侯并无指挥权。
故《史记-项羽本纪》分析这时的情势时说得很清楚：“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太史公讲得太清楚了，项羽还没有能力杀，也不敢杀，因为“恐诸侯叛之”。
项羽的爱憎鲜明，从不掩饰。倘他真的恨刘邦，欲置刘邦于死地的话，他就会象屠咸阳、烧宫室一样，早出手了。项羽不是“心软”，也不是“糊涂”，首先是出于大义，其次是力所不及，这是找们应当明察的。
公元前207年12月鸿门宴后，26岁的项羽一心想当“关中王”，于是背着十八路各国诸侯，密请楚怀王，任谁当关中王？不料怀王仅回答两个字，“怀王曰：‘如约。’”
项羽大怒，于是佯尊楚怀王为“义帝”，亲自操刀宰割天下为十九块，连他在内共19个王。这是公元前206年1—4月的事，这年他己27岁。
楚国幅员辽阔，当时就有东楚、西楚、南楚之分。项羽想定都历史悠久的彭城，彭城位于西楚，于是自号“西楚霸王”。这“霸王”并无“霸道”之意。春秋有五霸，“霸主”就是诸侯拥戴的“盟主”。项羽自称霸王，只想当十八个诸候王的“调解员”，他没有统一天下的抱负，那时他也不可能称帝
楚怀王的都城是彭城。于是项羽决计把他赶走，“使人徙义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催）义帝行’。”长沙郡的郴县，即今日湖南省的郴洲市，当时只有几千人，地近“南越”，穷乡僻壤。项羽还不解恨，密令九江王英布追杀义帝于江中。
熊心从公元前208年6月即位—前206年4月被杀，秉政一年又十个月。
楚怀王的死，使项羽背上了“大逆不道”的恶名，政治上陷于被动。
刘邦“袒而哭之”，公祭义帝，并传檄天下，联合五个诸候56万兵予以讨伐，于公元前205年4月杀进了彭城。因此，真正的楚汉第一战是灭秦后一年半才开始的。这是后话，在此不表。
四百多年后的曹操懂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占据政治制高点。而在他四百多年前的刘邦则“尊义帝而令天下”，刘邦实有示范之效。项羽杀义帝，刘邦尊义帝，政治见地的差异，勿庸赘言。
倘若说鸿门宴上只初现杀机，让刘邦高度警觉了，那么戏下分封就播下了战乱的种子，项羽开始“种兵”、“种乱”了。
读《史记》几十年，每读到戏下分封时，由于受司马迁偏爱项羽的影响，总认为项羽一身豪气，也实在霸气，一个人能说了算。其实，细细咀嚼，实情恐非如此。当时各路诸侯都有发言权，刘邦的主张可能还多。历史很难找到真相，但认真在字里行间去发掘，总能挖出一些“道”和“理”。
戏下分封始于公元前206年1月，“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这是说，如何分享果实，诸候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三个月。如果项羽单独操刀，一人宰割，又一槌定音，也不需要耗时三个月。由此可知项羽没搞“一言堂”。
由于巨鹿之战项羽消灭了秦军的主力，有大功。刘邦首入咸阳，更有大功。两个大功之人皆楚将，项羽和刘邦自然坐首席而取得了话语权。总的态势是：项羽好胜争强，争当主导，刘邦不甘寂寞，时有建言。诸侯们多附和他俩人，七嘴八舌，才有三个月之争议。
项羽和刘邦，在戏下分封时就开始了诸侯“争夺战”。在戏下分封这场论战中，项羽的聪明才智，争取诸候心的策略和手段，不仅不逊于刘邦，反而占了上风，因此我们的感觉是项羽一个人说了算。
《史记》和《汉书》是戏下分封后100—300年后写的，只记载了戏下分封的“结果”。
我们和司马迁一样，都没机会去参加“分封研讨会”，因此，分析会议的情况，我们能与汉代的史家们处于同一水平线。鸿门宴仅五个人，至多两个时辰，竟如此勾心斗角、扣人心弦。而戏下分封会历时三个月，诸侯将相多达数十人，会议的内容又悠关每个人的地位和利益，必定激烈，其精彩度应胜过鸿门宴，可惜史家们没有详载。
但汉代史家们的字里行间亦透露了当时的“过程”。没有过程就不会有结果，因此，尽量将这过程部份地复原，是有意义的，从中我们可进一步了解那个时代和那时的人物。
按逻辑，会议的背景应当是这样。
按楚怀王之约，刘邦应该当关中王，刘邦也想当关中王。只不过他比项羽稳重，并未称王，而是“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他认为他稳操胜卷，等等也无妨。殊不知项羽更想当这个“关中王”。他自认为有盖世之功，这个关中王非他莫属，于是背着诸侯们悄悄派人去问义帝，任命谁当关中王。这一问，他的心思昭然若揭。他满以为楚怀王会叫他当关中王，这是他的“孩子气”。
殊不知，“怀王曰：‘如约。’”—照原先约定的办！这两个字不啻是晴天霹雳，而且弦外之音是“你不守约”，这是长者对后生的训斥。项羽不傻，他当然不会把这两个字公诸于人。他挨了这一闷棒，还不能声张。如果楚怀王的批示是“项羽王”三个字，他也就会笑咪咪地示诸众人，历史也就不一样了。
项羽派人去请命，又复命，从咸阳到彭城，快车往返需要一个月。项羽12月烧咸阳，故《汉书》载：“春正月，阳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
1月才尊怀王为义帝，因此，真正的“分封研讨会”是从一月份开始的。一个月来，项羽由期望转为失望，但失望是希望之母。正是楚怀王的两字批复点化了项羽，为什么总在“关中”这一个王上打转转？多设几个王不就行了吗？设多少，他开始心中也没数，但首先必须推翻原有的约定。
因此，一开会他就说：“怀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专主约？”这是说，楚怀王没有参加征战，就没有资格来定谁是关中王。
他真正的潜台词是：既然不要我当“关中王”，那就谁也别当，他得取消“关中王”一说。他想称王，只能先封各路诸侯将相为王。故太史公说：“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
于是他说：“天下初发难时，假立（临时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於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
义帝是楚王，他的约定只对两个楚将有约朿力。项羽提出了在坐的各位将相与“我”才是灭秦的有功之人。他明告诸公，有功之人才能当王，即在坐的各位都能当王！
项羽的点子好哇，我们虽然后刘季而入关，也能当王了！项羽不仅当了楚国的家，也为六国的诸将作了主。在座的人当然一致拥护他的提议，所以“诸将皆曰：‘善。’”
鉴于他的提议一致通过，于是“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羽就这样抓到了“分天下”的主导权。
至于义帝虽然无功，还是应当分一块地让他当王，这是说给大家听的。杀义帝的念头，在他接到“如约”两字时就产生了。（以上引文俱见《史记》：“项羽本纪”和“高帝本纪”。）
刘邦在耐心地等着当关中王，从十月份起他己等了三个月了。殊不知项羽不顾王命，另立章程。他和诸侯们一样，都没想到。既然大家都雀跃着想当王，他当然不会反对项羽的提议而得罪各位诸侯，反正他也有王可当，他可能是第一个附议者和积极发言者。史书记载戏下分封的结果时，排名第一的是刘邦，立为汉王，最后一个是张耳，立为常山王。实际过程恐怕不是这样。实际情况可能是，张耳第一个立为王，刘邦是最后一个。现在来看看史书上透露的“过程”。
戏下分封时，史书上载有三个提案，只有三个提案！这三个提案可能都是刘邦提出来的，因为这三个人都和他关系密切。
一、据《汉书.张耳陈余列传》载：“项羽立诸侯，（张）耳雅游，多为人所称。项羽素亦闻耳贤，乃分赵立耳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国。”襄国在今河北邢台市一带。
张耳“雅游”，这“雅游”乃高雅之游，是指他广交结豪杰之士。“多为人所称”，有些什么人称颂他？
刘邦与张耳交游二十多年，年轻时常到张耳处去，一住就是数月。刘邦率先提名张耳当王，不仅仅因为与张耳有私交，还在于张耳确系当时的名士，在坐的诸公中也不乏他的故旧。例如张耳的宠臣申阳，（后被立为河南王）赵将司马卯，（后就被立为殷王）加上魏王魏豹，赵王赵歇，都与张耳深交，故他先提张耳。
项羽也久闻张耳大名，见有这么多人赞成，故刘邦的提案顺利通过。
刘邦提名张耳，出于久来的敬仰之心，更出于对项羽的附和。张耳王何处？当时的赵王是赵歇，张耳是赵相，于是刘邦提议在赵国划出常山郡这块地，立张耳为“常山王”，赵王歇只好在代郡当“代王”。由于赵王是张耳和陈余扶立的，赵王不会反对。
刘邦的这个提案很重要，这样将东方六国一分为二、一分为三的“瓜分法”，就成了模式，十九路诸侯就都参照这个模式作安排了。
二、刘邦的第二个提案是东越的“君长”梅鋗。这个人带兵不多，随刘邦时间也不长，是刘邦入咸阳前3—4个月在南阳追上刘邦的。这人只有刘邦才会提名。刘邦竭力鼓吹梅鋗的功大，可能是实情。而抬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蛮夷君长，不歧视而以功论人，确有收揽人心之效。碍于刘邦的面子，项羽同意封梅鋗为十万户。
三、最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会上居然有人提出了陈余，“陈馀客多说项羽曰：‘陈馀、张耳一体有功於赵。’”这些“客”是谁？第一个应当是刘邦。从两个月后陈余重新扶赵歇为赵王来看，第一个附议者应该是赵歇。
陈余与张耳是忘年的刎颈之交，刘邦早年为客数月于张耳时，也结识了儒生陈余，陈余谈孔孟之道可能还胜过张耳。他给章邯写的那封策反信就能证明他的思维缜密与文才。
陈余与张耳闹翻后，带了几百人到南皮县以渔猎为生。论反秦，他并无大功，但刘邦是从“一体有功於赵”这个角度提出的。可能刘邦想借机化解张耳与陈余的误会。一年后刘邦对项羽开战，还请过陈余加盟。（“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不从入关，然素闻其贤，有功於赵，闻其在南皮，故因环封三县。”）
项羽怎么办？项羽又听刘邦的，将南皮附近的三个县封给陈余，陈余为“侯”。
刘邦发言踊跃，他倒是出于好心，尽在“栽花”、“发糖”。他言之有理，言之凿凿，连东越的梅鋗和不在场的陈余都想到了，当然显得公正而得人心。
诸将附和刘邦，是在固化自己利益，但也就引起项羽和范增的高度警觉。在项羽和范增看来，刘邦有拉帮结派之嫌，必须把刘邦与诸候王们分开，隔得越远越好。因此，刘邦在滔滔不绝地推举别人时，项羽和范增也在算计，他去巴、蜀的命运这时就注定了。这时刘邦却并不自知，他倒是犯了傻。
因此，戏下分封时，项羽不可能一开会就封刘邦到巴蜀，言不顺，理不成。所以刘邦是在诸王分定后，至少在三秦之王笃定后，才最后一个轮上的。
过去，我们总以为项羽缺乏政治头脑，其实不然。“戏下和会”时有一个对战败国如何处置的问题。项羽捐弃前嫌，不找章邯报杀项梁之仇，反而封为壅王，这就有政治家的气度了。尤其封三秦之王，达到了他“居楚控秦”、“以秦制汉”的政治、军事布局，更是政治家、军事家的大手笔。项羽哪糊涂？现在我们继续看“戏下和会”的进展。
项羽等刘邦说够了，刘邦的三项提案也在诸侯们的附和中通过了，又该项羽说话了。
田荣与他有隔阂，他以田荣没来咸阳为由，不封他。故他将齐地一分为三，封了三个齐地王。不封田荣，是项羽提出的。故四月份分封一结束，5月份田荣也就赶杀了三个齐王，这是向项羽挑战。
项羽暂不提关中王，先附和刘邦的“瓜分法”。于是赵分为三，燕分为二，魏分为二，齐分为三，楚分为四等等。如何分割自然就成了主要议程。哪些人该当王？地又在何处？这事花费的时间最长。
遇有争议，刘邦可能口口声声劝诸公讲大义，顾大局，他尽力抹平，他够热情的。
待地盘分得差不多了时，项羽和范增突然提出“关中”的问题。在东方六国人心目中，“关中”就是秦地。项羽可能提出，秦地还是由秦人来治吧，东方人恐怕管不好秦人。
刘邦心中一格登。由秦人来治关中，这是不取消之取消，他的“关中王”岂不化为乌有？他可能有异议，但他只能在未必非由秦人来治秦这个说法上做文章。
于是范增配合着说，封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个降将为王，是殷墟签盟受降时答应了的，总不能让项羽失信于秦人吧？项羽也笑咪咪地请兄长成全他的信誉，刘邦只好同意。故三秦之王立在刘邦之先。
这时刘邦开始变哑了，他当君子，成了人之美。现在他怎么办？若大的天下都被分光了！
范增说：“巴、蜀亦关中地。”这就是那句令刘邦啼笑皆非的话的由来。
刘邦当然有情绪。巴、蜀道险，乃秦时充军流放之地，怎么竟叫我到那里去？
刘邦不便发作，“巴、蜀亦关中地”这话很呛人，呛得他也无由发作。刘邦也不能发作，否则三个多月的讨论成果得推翻重来。他在劝这个讲大义，劝那个顾大局，现在该他入瓮了。
刘邦顿时闷闷不乐。他原以为不讨论“关中王”，是因为关中王天经地义该属他，用不着讨论。故他不争不抢，与项羽积极配合。这时他才明白，是将中国之土分完后，剩下的边角余料—巴郡和蜀郡才轮到他。
刘邦的不快，自然形诸于色。这时倒是大家来劝他顾大局了。
估计劝说中，范增可能提出了他的国籍问题。以前的分配都是按各归其国的原则来分的，你沛公于魏于楚都不合适呀！魏地己一分为二，楚地也一分为四了，将你安排到哪里去？只有这块地了，巴、蜀毕竟也是关中地嘛！这实际上是剝夺了刘邦的国籍，并削去了楚将的军籍，这是公然地欺负“长者”。
刘邦不能闹，一闹就成众矢之的。他还没理由闹，巴蜀难道不是关中地？你想要哪块地？你这不是想去口中夺食吗？这次分果实，刘邦是吃了哑巴亏的。尤其将章邯立为“壅”王、司马欣名为“塞”王时，刘邦才恍然大悟，这“壅塞”两王原来是堵他的呀！
这个分封图，辽东王韩广、临江王共敖和衡山王吴芮的位置，并不准确，示意而己。
刘邦被耍了，众目暌暌之下被小他23岁的项羽当众戏耍了一番而不能发作。据《汉书》说，刘邦事后要发兵攻打项羽，被萧何劝阻了。这是他被戏耍后迟钝的反应，刘邦是个老实人。
戏下分封是一场大戏，编剧是项羽和范增，导演和主演是项羽，最佳配角是刘邦，诸侯们是群众演员。
戏下分封没吵、没打、没闹，是项羽的大成功，是刘邦始料未及的大失败。“戏下和会”的成功有赖于项羽这个编导聪明绝顶，也有赖于刘邦的无偿配合，刘邦成了最大的“傻子”。
中国夸赞某人能干，常用“精明”这个词。通过戏下分封这场戏，我们会发现：范增、项羽太“精”，刘邦耍“精”耍不过项羽和范增，是“明”而“不精”的人。做人太精，叫“工于算计”，是难有朋友的。看一个人不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项羽欺负人，刘邦明吃大亏，是诸侯们亲眼所Ｏ钣鹜莱巧障萄簦跏诵模环址獠还质诵模患吧币宓郏虼笫诵囊印Ｏ钣鹩惺诵模参奕烁腋蚪坏懒耍屎罄次奕酥钣稹Ａ醢钅芫兰詈钔豕フ寂沓牵钣鹆⒉级嫉鞑欢?/span>
谚曰：“吃亏是福”。刘邦吃了亏，应了这句箴言。项羽占了便宜，最终却吃了大亏。人心的向背，戏下和会就埋下了种子。
项羽有一件事是值得今人称道的，他的亲属一个也没封。他必须示天下诸侯以“公心”，否则他不可能当“霸王”。刘邦当皇帝后，也一个亲属没封，一年后才陆续封的。
所以，说项羽在鸿门宴上要杀刘邦，实不敢苟同。要打要杀，这四个月有的是时间和机会。
太史公说项羽将财宝妇女收归己有，全部东运。（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我有点不相信。刘邦入咸阳，财宝一样都没拿，你项羽好意思独吞吗？估计他还是给各路诸侯分了的。要不然，刘邦送张良的百镒黄金、珍珠2斗从何而来？
项羽不蠢，聪明得很，他是一种年青人所特有的机灵。他当霸王时年仅27岁。
戏下分封是分享果实的“和会”，“戏下和会”正式宣告灭秦战争的结束，但也是战端的开始，一个月后田荣就向项羽挑战了。因此，公元前206年1- 4月的“戏下和会”才是刘项分裂的分水岭。
但看十九个诸候的分封图，灭秦的第一大功臣被赶到了与世隔绝的最西边，比最早的秦人还偏僻。项羽在窃笑，“窃笑”是暗自偷偷地笑。刘邦素被称为长者，长者忠厚，而忠厚往往是无用的别名。刘邦这时无疑成了诸侯王中最无用的“傻瓜”，竟连一声抗议都没有。
两千多年后我们再来看戏下分封。倘若说，鸿门宴上项羽展示了他识大体、顾大局、明大义的君子正面，戏下分封则露出了他失正义、欠公正、使小气的一面。他的这个转变与范增有关。对这位秦末唯一七十岁以上的老英雄，笔者在第二卷中有论述。钱穆大师告诫过，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
从后来的历史行程看，戏下分封对刘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项羽守约，让刘邦当关中王，把刘邦摆平了，刘邦也就没有出兵的理由，可能就不会有楚汉战争了。
古谚曰：“玉不琢不成器。”项羽和范增弄术，耍小聪明，真是倒行逆施地欺负、压迫刘邦。这样的压迫当然要激起刘邦的反抗。当时刘邦是痛入骨髓的，故两年多后刘邦在广武涧历数项羽十罪时，第一条就是谴责项羽背约。当时刘邦说：“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於蜀汉，罪一。”（《史记-高帝本纪》）
通观戏下和会的全过程，刘邦还只能忍气吞声地遵守十九个王的“和约”，他是主导者之一，他不能又吵又闹地现场丢丑。刘邦是老练的，他既憋住了尿，又憋住了话，没有冲动而闹事。刘邦既老实又不老实，因他在就国途中也就暗下决心要打出去了，哪是听了韩信都和韩信的话才出兵的？
事实上，十九个王中最不买这个帐的是刘邦，四个月后他就兵出汉中，去讨回他应得的“关中王”，进而直捣彭城。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项羽成全了刘邦，刘邦发愤图强的动力，是项羽打压的反作用力。刘项分裂，范增有重大作用。历史就是在种种不可测的因素中形成的。
其实刘邦之志，根本不在乎汉王和关中王，他志在天下，他要按照他的意志重建天下。
楚汉战争是刘邦发动的，其后我们将分析刘邦发动这场战争的内因和外因。
夏侯婴或旁人编了个刘邦是“赤帝子”的故事，刘邦也就顺水推舟打起了红旗。但他从没说过自己是赤帝子，他也不想当什么赤帝子。由于项羽公然的欺负反而激励了他的志气，他志存高远，而是想与四位天帝并列而称第五帝—“黑帝”！
有说乎？有之！戏下分封后4个月，8月份刘邦就兵汉中，11月尽占三秦之地。
11月份，刘邦出函谷关到关外的陕县镇抚关外父老。这陕县在今山西境内，靠近三门峡市了，距咸阳600里以远。刘邦看望关外父老，说明他这时己是“汉王”和“关中王”了，但他还没立社稷。
在这往返途中，刘邦故意问左右：“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
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
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四，何也？”莫知其说。
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
从陕县回来后，于是“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社”是土神，“稷”是谷神。中国古代以“社稷”代表国家。因此刘邦正式立国是在这时，他没在汉中立社稷。
“立汉社稷”这事在汉二年2月—公元前205年2月。两个月后他占领了彭城。三年后的前202年2月才被诸王拥立为帝。
秦廷祭天上的白帝，汉社稷祭天，尊崇哪一帝？如果他自认是赤帝子，那就该祭祠赤帝，但他并不认他是赤帝子。上天己有了白、青、黄、赤四帝，刘邦既然自诩为第五帝，就不能再立四帝之祠堂，于是“乃立黑帝祠，名曰北畤。”《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都记载了“立社稷”这件事。而刘邦与左右的对话记在《汉书-郊祀志》中，这是一个冷僻之处，故古今学者多不察。这番对答使我们看到了：
1、刘邦明知故问，在“逗你玩”，展现了他性格中诙谐的一面，但也泄露了他这时己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故两个月后他率大军杀进了彭城。“立黑帝祠”可不是戏耍之言，他是实践了的。
2、显而易见，“赤帝子杀白帝子”不是刘邦而是旁人或后人编造的，他没相信赤帝子的神话，他也不想当“赤帝子”，他的心比天高！他发明“黑帝”，是“欲与天公试比高”！
3、赢政发明了“皇帝，”是人间之帝，刘邦却欲与四位天帝并列而五！从这一点看，刘邦创造力的气魄超过秦始皇。
4、刘邦自诩为“黑帝”，是他志在经营天下的有力证明，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汉王和关中王。从其后的历史看，他是实现了“兼善天下”这个抱负的。
秦国的三个降将分别封为“壅王”、“塞王”和“翟王”，故此后对秦地的陕西部份有了“三秦之说”。
这“翟王”是戎翟的“翟”（di），国都是“高奴”，这高奴就是今日的延安。陕北的延安在秦汉时期尚属戎翟之邦，这“翟王”是蔑称。
天下七国被重新宰割为十九个国，唯有韩国没挨刀。随刘邦首入咸阳的有韩相张良、韩将韩信都，按分配原则他俩至少应有一位该封为王。估计刘邦提出过，项伯、项羽也赞成过，但张良不同意。
张良在诸侯中的地位是很高的，12年前他就是敢刺秦始皇的第一大英雄。张良的志向是灭秦复韩，灭了秦，他祖宗之国的仇复了，他现在是想回韩国去辅助韩王成，重整山河。至于在这戏下分一块韩地，也当个王，绝不是忠臣所为。张良的思想比那些踴跃当王的诸候们，相对要保守规矩得多。他由此得到诸侯们—尤其是刘邦的敬重，所以可能唯有韩国没被肢解。
张良送刘邦去汉中途中，在褒河江边一大石上为汉中题词“玉盆”，刘邦即命人刻之。该石经一千四百多年的冲刷，己模糊不清。至南宋绍定二年，即1229年，有曹济之者，将张良的手迹拓下，重刻之。该石高63厘米，宽103厘米，现存汉中博物馆内。汉中素有“小江南”之称，通过这刻石，可想见张良一路在劝慰刘邦。
“戏下和会”张良是全程参与了的，刘邦一厢情愿、热情帮忙反作茧自缚而不能龃龉，他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他暗自好笑，也深深同情刘邦，刘邦毕竟没有坏心眼呀，是个老实人。刘邦的苦水还只有向他倾述。听说张良要归韩国了，于是刘邦送张良一百镒黄金，二斗珍珠。那时一镒为20两，100镒相当于今日56市斤。送礼时，刘邦请张良代请汉中郡。于是张良“厚遗”项伯。
笔者之所以说刘邦是最后一个封的王，是因为最后切给他的“蛋糕”是巴、蜀两块，汉中郡是经张良说情才搭的“盖头”。根据地理位置，这汉中郡应是属于壅王章邯的。章邯跨秦岭而治汉中，也嫌麻烦。鉴于刘邦没闹事，又没“上访”怀王的牢骚，既然刘邦托张良有所请，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好在章邯好说话，也不在乎这个才2.9万人的偏僻之郡，“项王乃许之，遂得汉中地。”刘邦真的是最后一个才分了一杯羹的。
巴、蜀自古不与秦塞通人烟，素被中国视为边鄙之地，蛮荒之民，乃秦虏流放之所。刘邦倘称“巴王”、“蜀王”或“巴蜀王”，真羞煞人也，平地矮人一大截！好在有了“汉中”，由此刘邦自称为“汉王”。如果没有上述情节，我们今天就不叫“汉人”了。
张良与项氏有十多年的交情，与刘邦的交情仅仅两年。这两年，他了解了刘邦，“沛公殆天授”—沛公大概是上天派来的—是他对刘邦的高度评价。想到此别恐难再见面，或为了安定刘邦的情绪，或张良对项氏有承诺，张良依依不舍地一直送刘邦到“褒中”，现叫“褒中镇”。这“褒中”距汉国国都南郑只有20里了。张良后来封为“留侯”，故张良所过汉中之地有“留坝”，汉中的紫柏山有全国最大的“张良庙”，此乃海内外张氏祭祖之地。
张良为了安慰刘邦，特为刘邦题汉中为“玉盆”，此刻石现存于汉中博物馆内。
“古之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沙漠大草原大，无民也就无王。故古代是以民的多寡来衡量王的大小，而不以幅员的广狭来论国势的强弱。古时地广人稀，故刘邦当皇帝后两年后的公元前200年春，制定了奖励生育的政策：“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免除两年的徭役赋税。
刘邦公元前206年4月当汉王，辖地巴、蜀、汉中三个郡，他有多少民？这里有几组数字，可供我们分析个大概。秦时有2300万，汉初仅剩十之二三，姑以25%计，约575万。这巨大的差数的大部份并非死亡而是逃亡—北逃入匈奴，南逃入“桃花园”。
据鸿门宴后230年成书的《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全中国的人口有“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这是说，从汉初经230年的繁衍，人口增加了10.3倍。
同期汉中郡有30万；巴郡有78.8万；蜀郡有124.5万。三郡合计233万。
倒退230年，扣去10.3倍的增长数，三郡人口为233/10.3=22.6万。
230年后的南越王赵佗，拥有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三个郡也才23.49万。赵佗称王时，至多3万人。
诚然，以上数字是根据史料推算的，还只能按这个方法推算。
因此，刘邦当汉王时，将巴郡、蜀郡、汉中郡的总人口界定在23万左右是合理的。
汉中郡是秦惠王时代、司马迁的九世祖司马错灭蜀时占领的，刘邦当汉王时才30/10.3=2.9万人。张良争来了不足3万人的汉中郡，刘邦也不见得有多高兴，故张良给他题了“玉盆”两字，实在出于劝慰之意。
秦极盛时有2300万人口，刘邦当汉王时只有23万人口，仅及秦帝国的1%。刘邦最后能取天下，实在不容易。大致23万人口的汉王，比起拥有9个郡的霸王，刘邦当时是弱小的。仅凭义愤，不用任何人来劝，他都会不顾死活打出去。其后经三年又四个月的楚汉战争，刘邦取得了天下。故老子曰：“柔弱胜刚强。”
汉民族这个称号，来之不易。是华夏民族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前仆后继地死伤数百万从暴秦、暴楚下夺取政权后形成的。尤其了解刘邦备受欺凌、发愤图强的这段历史后，我们都应该为有这样的祖宗而骄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骂刘邦！更不应该不遗余力地诋毁我们这个民族的奠基人。
巨鹿之战是中国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司马迁说，当时来救钜鹿的诸侯军有十馀支，都在壁垒中不敢出兵。楚军击秦时，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地。破了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将，众将是爬着进辕门的，莫敢仰视。虽然没有一句话描写项羽如何作战，但项羽的“神威”己毕现无遗。
双方的兵力无疑有悬殊，王离是20万，项羽是多少？
项羽加上英布和蒲将军的二万人马和鄱阳君吴芮的数千人，楚军估计只有五万左右。刘邦西进时至多一万五千。由于当时的战略重点是联合天下诸候一致抗强秦，楚怀王厚宋义，薄刘邦，也只好如此了。
巨鹿之战后，项羽率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西进咸阳。这是一支服色斑驳的六国部队。这支部队中，秦军最多，服装军械也最整齐。
值得一提的是，项羽的数十万大军中，有一支披头散发、打着赤脚的“吴越蛮夷”，最勇猛的可能就是这数千人，勇猛程度可能胜过“荆蛮”！这支军队是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后代。由于史料散乱，故两千多年来没人提及这支部队。从刘邦当皇帝至惠帝三年，这支部队中是出了三个王的！
经笔者整理，将这支部队和“长沙王”、“闽越王”、“东海王”的来龙去脉献曝如下。“长沙国”在今之湖南，“闽越国”在今之福建，“东海国”在今之浙江，二千二百多年前究竟是什么模样？
2、勾践和夫差的子孙们秦末时在哪
勾践和夫差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妇孺皆知。延至秦末汉初，他们的子孙怎么样了？
勾践卧薪尝胆，立志复仇，于公元前477年，越国灭了吴国，在位19年的夫差去世。次年即前476年，中国进入战国时期。距陈胜首义约257年。
越王勾践是夏禹帝的后裔，由于夏禹葬于会稽，故越国定都于会稽，即今之绍兴。秦始皇死前一年亦去会稽祭祀过夏禹帝。
当时的吴、越、楚人，与中原之人的习俗迥异。中原之人皆“束发于顶”，而他们都“断发纹身”。中原之人蔑视他们，称之为“蛮夷”，如楚人就称之为“荆蛮”。南粤王赵佗给汉文帝的信中也自称“蛮夷大长”。“大长”是“大君长”。由于长江以南气侯湿热，他们最典型的特征是“断发纹身”。“断发”是指剪短长发，披于脑后，估计有一麻带束于额头；衣衫单薄，纹身易现；他们大多打赤脚，古时称为“跣足”（xian）。
勾践灭吴后，做了一些仁义事情。例如将吴国曾侵占的土地分别归还了楚国和宋国，由此名声大振。周元王特赐了“福胙”—祭祀时供献用的肉，命他为一方之“霸”—一方诸侯的盟主。“当是时，越兵横行於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越霸”传至六世有越王名“无彊”（彊同强）。“王无彊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彊。”
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於徐州。”（以上俱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77年越灭吴，144年后的公元前333年楚灭越。吴、越先后灭亡了，但他们的子孙未灭。
吴王夫差的子孙们散落在今江西鄱阳湖一帯。
楚灭越后，勾践的子孙们由此散乱，有的南迁至今浙江、福建沿海一带。部族大的自称为“王”，小的自称为“君”—君长。《汉书.地理志》称：“会稽海外有东鳀人，分为二十余国。”
“鳀”（ti）是海中永远长不大的小鱼，加工成鱼干后称为“海蜒”。将越人蔑称为“东鳀人”，估计越人瘦小。由于这一带的越人立国众多，故又称为“百越”。这些部族都很弱小，每族数百上千人而己。他们皆臣服于楚国。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将今日的福建一带设为“闽中郡”。由于这一带越人居多，故又称为“闽越”，又由于地处最东之方，史称“东越”。而将建都于今日广洲番禺的赵佗之国称为“南越”。
据《汉书》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故刘邦说：“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古时“粤”同“越”。《史记》称为“东越”和“南越”，《汉书》称为“两粤”。
今日的浙江、福建、广东是发达的“沿海地区”，而2300年前却是“蛮夷之邦”。
勾践的后代东迁一百多年后，秦占领了中国。原臣服于楚的二十余位“越人王”被秦始皇废为“君长”。这“君长”不属政府编制，相当于家族首领。越王“无强”被楚威王灭后，其后十世有两位“君长”叫驺无诸和驺摇，他们是勾践的十六世孙。驺氏是为勾践养马的，估计是孽枝。
夫差有个后代叫吴芮，秦时为鄱阳县令。他善待东越之人，故东越之人尊之为“鄱君”。吴芮有个女婿叫英布，由于受过黥刑，又叫黥布。
项梁、项羽公元前209年9月起事后，英布投之。英布作战勇猛，“常冠军”。
前208年6月立熊心为楚怀王后，项梁号为“武信君”，英布号为“当阳君”。故英布的资历和在楚军中的威望是相当高的。14年后刘邦就死于他手。
公元前208年8月项梁死，秦兵又大至，估计是英布派人叫岳父吴芮也出兵。故9月楚怀王在彭城开军事会议布署时，吴芮带着人马赶到了。更有趣的是，吴芮也通知东鳀人出兵。东鳀二十余君长中，唯有驺无诸和驺摇两君长带兵前来。两百多年的世仇之家，为了灭秦走到一起了。
由于吴芮年长，久负人望，故驺无诸和驺摇归于吴芮帐下，故项羽只认吴芮。这三支军队估计人数不多，仅数千人不足一万。
这数千人随项羽北上救赵。故巨鹿之战阵上，应该有一支打着赤脚、披头散发的“蛮夷”，他们嗷嗷呼叫着，格外奋勇。这就是刘邦后来在诏书中称的“百越之兵”。他们随项羽一起进了咸阳。
另外，东鳀人中有个君长叫“梅鋗”，应鄱君之召亦来灭秦。他到楚怀王处时报到时，刘、项两支大军早己出发。估计楚怀王见刘邦兵少，巨鹿又大捷，于是叫梅鋗去追刘邦。
梅鋗在南阳一带追上刘邦时，己是公元前207年6—7月，距刘邦入咸阳仅三、四个月。这支披头散发赤脚军的人数不多，估计2000人上下。他们骁勇骠悍，立有战功。
项羽戏下分封时，只认吴芮，将吴芮封为“衡山王”。驺无诸和驺摇虽为“君长”，秦以前毕竟是个“王”呀，项羽连个“侯”也没封。相反，梅鋗虽然只从刘邦打了三、四个月的仗，刘邦特为他请功。项羽碍于刘邦的面子，于是封梅鋗为“十万户侯”。（《史记.项羽本纪》：“ 番君将梅鋗功多，故封十万户侯。”）
那时东越、南越属未开发之地，地广人稀，一个郡才几万户，梅鋗到哪儿去领这十万户？中国历史上还只有吕不韦受领过“十万户”，汉家还只有曹参和张良两个“万户侯”。项羽以为是“大封”，在梅鋗看来是“虚封”。
“戏下和会”这三人都是参加了的，会上的事一清二楚。失封的驺无诸和驺摇两君长，除了不满之外，还将刘邦与项羽作了一番掂量。沛公待人不薄，项羽太小气，也处事不公不义。他们的投向，不言自明。
刘邦被贬为汉中王，自是不满。有道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刘邦自然要与驺无诸和驺摇结识一番。刘邦的布局，相当深远，沿海一带的“越蛮”他都要引为己用。
估计吴芮为驺无诸和驺摇亦对项羽有所请，项羽没应允，弄得吴芮对两人不好交待，难免也有怨气。
楚汉战端一开，刘邦派使者有请驺无诸和驺摇，二人欣然派兵佐汉，这是项羽己失人心的证明。
刘邦公元前202年2月当皇帝后，念及吴芮、驺无诸有灭秦佐汉之功，于是连续颁布了两道诏书。这两道诏书《史记》中没有，载于《汉书》。
项羽立吴芮为衡山王，吴芮原只有一个郡，刘邦增之为五个郡，故刘邦将吴芮封为长沙王是加封。但后面三个郡当时在“南越王”赵佗手中，故这三个郡也是“虚封”。
（“诏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
第二道诏书：
“又曰：故粤王亡（亡=无）诸，世奉粤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这样，夫差和勾践的子孙就这样复国了。刘邦这是在仿效周公“存亡国，继绝世。”三个月后刘敬指出了这一点，刘邦曰“然！”
“长沙王”吴芮建都临湘，即今日之长沙市。“闽越王”驺无诸建都东冶，即今日之福洲市。由福建省渡海去台湾的移民，应当含有大禹—勾践王的DNA。
梅鋗和驺摇呢？“番君之将梅鋗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可能楚汉战争时梅鋗没有出力，故刘邦只是“德番君”—感激鄱君而没有加封梅鋗。刘邦不知何故没有封驺摇。
刘邦去世后，“孝惠三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又称“东海王”。东瓯地在今浙江省永嘉县。
从汉初的这段历史看，尤其刘邦死前11个月还封赵佗为“南越王”，直到惠帝都还在加封异姓王，所以今人说刘邦杀功臣、剪灭异姓王是不公正的。
“武功”和“武略”是针对“文治”这个概念而发，本章所谈的“武功”是指战场的作战能力和指挥能力，“武略”是指战略的规划能力和执行能力。韬略这个词函义太广，在此不用。
实际上，刘邦个人的“功夫”也是可以的。他当亭长时与比他小20岁的夏侯婴“相戏”—比武， 还把夏侯婴打伤了。
后人谈刘邦，多谈他的怪异之事，并将他的策略贬之为“权术”。 刘邦的武功和武略历史上似乎没人谈及，甚至连他是不是个军人都不甚了了，但他确实是个军人。
刘邦不仅有“匆忙症”，而且崇尚武勇，是一个好斗好胜之人，逢阵必上。
秦人胜天下，刘邦灭秦国；项羽胜秦军，刘邦又吞项羽。按照A大于B、B大于C、A必大于C这条不用证明的公理，刘邦的军事才能在当时应属上流，这是勿庸置疑的。
但当代易中天教授在《汉代风云人物》里说：“在整个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没有一座城池是刘邦攻下的，没有一个计谋是刘邦策划的，没有一埸战争是刘邦指挥的。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我该怎么办啊？”
真不知这样的“脓包”怎么会灭秦吞楚、一统天下？所以易教授只好以“运气好”来解释历史了。
既有这石破天惊、令人大讶且不可思议之语，刘邦的武功和武略就值得探究了。
刘邦共打了14年的仗。他不仅上阵指挥，而且亲自上阵作战。所以他能在诏书中说：“……朕亲被（=披）坚执锐，自帅士卒，犯危难，平暴乱，立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训也。”（《汉书-高帝纪下》）这诏书是要给全天下人看的，刘邦也不敢对将相们撒弥天大谎。因此，“朕亲被坚执锐，自帅士卒”应是他上阵作战的自陈。刘邦当皇帝后，打匈奴他都上阵，不然不会有白登之围。
由于刘邦从来上阵，使将相们很担心。公元前196年9月陈豨叛乱时，刘邦又欲亲征。这时蒯成侯周緤（xie）哭了，他说：“当初秦始皇攻破天下，他自己从未去过战场。现在皇上经常自己去，是不是无人可使了？”刘邦很感动，认为周緤“爱我”，于是赐周緤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
（上欲自击陈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尝自行。今上常自行，是为无人可使者乎？”上以为“爱我”，赐入殿门不趋，杀人不死。《史记- 傅靳蒯成列传》）
这年刘邦己60岁，己当皇帝六年。
淮南王英布造反时，他己61岁，仍带病出征，并冲锋在前。这是他最后一战，最后死于箭伤。刘邦不上阵作战是不会中箭的，不冲锋在前，也不会中箭。他上阵作战的作用绝不是充当一个士卒，也不一定是为了亲自指挥，而是身先士卒，率然而为全军先。
他61岁了尚能如此，这说明刘邦上阵作战并临阵指挥己成了习惯，且有始有终。其后我们将看到，刘邦连剿匪这种小战斗都要参加，相当敬业。
刘邦不仅上阵，连萧何都上过阵。胡陵之战中，萧何与夏侯婴活捉了泗水郡的“郡监”，郡监的名“平”。这事在《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中有记载。
太史公说刘邦“大战七十，小战四十”，此说可靠吗？有两个佐证材料：
一、据《汉书.萧何曹参传》载，汉五年三月，即公元前201年3月，刘邦第三次封候时，刘邦认为萧何功最大，封为食邑八千户的酂侯，群臣不服与他争执道：“臣等身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居臣等上，何也？”刘邦的将领们皆自称“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由此可猜大军的统帅上阵多少了。
二、我抽样查了一下。刘邦公元前209年9月举事，从10月出兵至次年2月，头5个月间就有10战，平均每月2战。如照2战/月计，他14年应有336战，故太史公说他“大战七十，小战四十”是可信的。
刘邦起事后头五个月的这十战《史记》上都有详细记载。五个月内，他由三千人发展到九千人了。
这时张良、陈平、韩信都还没有投身“革命”，更没加入沛公军，他实在没法去“问张良，问陈平，问韩信，我该怎么办啊？”
在冷兵器时代作为一个大军的统帅，必须要有几分“雄”气。他和项羽一样，都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畏缩不前，只会指手划脚，则“雄材不服也”。
“刘邦的本事只有一句话—为之奈何？”这说法有失明察。
刘邦起事时己47岁，是个半老头子了，他在沛军中的年纪可能是前几名。他的“武勇”即“勇气”，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这是有案可稽的事实。
陈胜首义后，“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史记-陈涉世家》）诸侯们树旗帜、拉队伍，各自割据，还没人敢对秦军开战，也没有任何对秦作战的记录。
项梁和项羽如何？他们九月份举事后，自命为会稽郡守，只是派人到所属各县去收集兵员，得精兵八千人。12月份陈胜死，召平矫造陈王的命令，任命项梁为上柱国，并下诏给他说：“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项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这是次年1月份的事。项梁渡江后，也未找秦军寻战，而是继续扩充部队，收编陈婴、黥布、蒲将军的人马后，得六七万人。
项梁的第一战是公元前208年3月份对自立为楚王的景驹开战，收编后得十万人。这时仍未对秦军作战。同月项羽屠襄城，根据襄城的位置，那应是景驹的地盘。
迄至举事当年的12月份，寻找秦军作战的还只有两人，第一人是陈胜。陈胜当时派周文为将军，据说将兵数十万己杀到戏水，距咸阳己不远了。章邯率骊山的囚徒大败之，周文自刭，虽败犹荣。
第二人就是刘邦。12月雍齿叛变前，他就走出丰沛，先后到胡陵、方与、薛县、戚县、滕县，寻秦军战。据记载，他的战果在诸侯中是最大的：俘、杀两个郡级高官，攻下一个郡！
不足三千人马，四处去攻打求战，这说明刘邦自恃有“武功”，这更是一种勇气！
有这种勇气的人，反秦初时还只有陈胜王和沛公刘邦！
正因为刘邦能征善战，故楚怀王封他为“武安侯”。
公元前208年8月项梁死，9月楚怀王从盱眙（xuyi）赶来彭城召开紧急军事会议。这时距陈胜、吴广举义己一年又两个月。这次会上作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楚军分兵两路，一路北上巨鹿救赵，一路西击咸阳，直捣秦都。
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从此反秦斗争不再是零星的战斗，而是天下诸候大联合，战争进入了大规模的集团化的阶段。这次会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年又一个月后，正是在刘邦与项羽这两支楚军的合力下，灭了秦皇朝。
“救赵”如“救火”，道之所在，义不容辞，天下诸侯共来了十几支部队。
问题在于，在这危急而忙乱的时刻，是谁提出了“西击咸阳”这个冒险而大胆的计划？我们得回到当时的环境去。当时的大背境是：
一、楚怀王从盱眙赶到彭城后，将吕臣和项羽的军队收归自己指挥。
（楚怀王见项梁军破，恐，徙盱台都彭城，并吕臣、项羽军自将之。《史记-高祖本纪》）
同时“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将砀郡兵。”这时，楚国有兵权的只有两人，即楚怀王和刘邦。
二、章邯杀项粱后，认为楚地不足忧，于是全力围剿赵军。赵国数次派人求救，于是“怀王乃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救赵。”因此救赵是作为第一提案首先通过的，楚怀王的军队指挥权也就交给宋义了。
三、控有另一支军队的刘邦干什么？估计这时刘邦毛遂自荐，愿将其兵西击咸阳。
四、“西击咸阳”这个方案是刘邦提出来的吗？这个说法有依据吗？
有！有数个依据！现在我们进入会场来审视决策过程。
1、因为当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都认为这时入关很不利。
（当是时，秦兵彊，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史记高祖本纪》）
这时谁来提议叫刘邦将万余兵去攻咸阳，无异于支人逮蛇、火中取栗、以身委虎。
刘邦两个月后在陈留遇见郦生后，居于世外的“郦生曰：‘足下起纠合之众，收散乱之兵，不满万人，欲以径入强秦，此所谓探虎口者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以身“探虎口”。故“西击咸阳”这个计划，绝不是诸将们提出的，他们甚至是反对者。
2、刘邦提出这个计划后，遭到反对性的评议。估计这时刘邦作了大量的说服解释工作。诸如有必要开辟笫二战场，让章邯千里回救咸阳，首尾难顾，牵制秦军，可减轻北上楚军的压力等等。这些理由都是堂堂正正而充足在理的。
3大家唏嘘一番、七议八议之后，开始认为这是一个顾大局、有可能实现的战略性计划。这时归纳性的结论是“楚国曾有数次进取，但陈王、项梁都失败了。现在不如另派长者，扶义而西。让他告谕秦国的父兄，秦父兄也苦其主久矣。如果真能派一位长者前往，只要不以暴力侵犯秦民，应该可以拿下咸阳。”（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史记-高祖本纪》）
诸将的这些话，不是提议，而是附议，甚至为刘邦出主意：西进的大旗应是“义”字大旗。故刘邦进军咸阳途中，从未侵犯秦民。
4、尚未付决之际，项羽冲动了，据《史记》载，当时项羽“奋，愿与沛公西入关。”项羽自告奋勇、愿与沛公一起西入关，这向我们泄露了，刘邦正是这个计划的提案人。项羽也不是这个计划的提议人。一旦同意项羽与沛公西入关，项羽只能作次将，历史将是另一番面貌。
5、当项羽提出他也要随沛公西入关时，问题才进入深一步的讨论。诸将认为，“‘今项羽骠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
二千二百多年后我们来看刘邦的这个计划，无论人力物力，都毫无保证。楚将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尤其人力，沛公军仅万余人，令楚怀王也揪心，他也毫无准备。于是楚怀王令刘邦“收陈王、项梁散卒。”
“收陈王、项梁散卒”是同意刘邦西击咸阳后的补救方案，他事先并不知道刘邦会提出要击咸阳，故未平衡协调兵力，刘邦的任务重而危险反而兵少，这也说明楚怀王不是提案人。
那时，“荆蛮”吴芮和“越蛮”驺无诸共带了数千人来助战，楚怀王没把这两“蛮”部队划归兵少的刘邦，反而给了兵力数倍于刘邦的宋义。这说明，楚怀王内心深处是不以此举为然的，他不愿将远道而来的义士们让刘邦带去送死。
当时，鉴于刘邦坚执己见，楚国的君臣上下是怀着姑妄听之的态度来看待刘邦的。他们虽有关切，但骨子里很可能是怀着诀别的心情来为刘邦送行。然而，历史证明刘邦是“西击咸阳”成功的执行者。
如果以上的解读有道理，能确认刘邦是这个战略计划的提议人，那末刘邦就不是有人说的“胆子大”，“运气好”，而是以楚怀王为中心的、老人战时政府中最勇敢的一个人，而且是最具战略眼光的唯一人！
用“运气好”、“胆子大”这种不可名状的偶然性来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姑不言对历史的歪曲和对文化的误导，至少会被天下及后世所嗤笑。
如果公元前208年9月彭城会议之前我们只看到刘邦的“武功”，因能征善战而被楚怀王封为“武安侯”，那末彭城会议上刘邦的武略就暂露头角了，那是一种胆识过人的智慧，实践也证明了他的正确性。
在冷兵器时代，有两种人容易当上领袖。一种是身材高大，功夫超群，古人称之为“雄”，项羽就是“雄气”冲天的代表。另一种是年纪大，阅历丰富，智计多，古人称之为“英”，刘邦就属“英分”足的人。
“英分”与“雄气”的差异，形成了刘邦与项羽这两位不同质的“英雄”。
论个人功夫，刘邦当然不如项羽，故项羽要与刘邦“独身挑战”，以决雌雄。而刘邦则笑答：“吾宁斗智，不能斗力。”他俩在广武涧的这番应对，披露了他俩内在的气质。
然而刘邦最终杀项羽，显然不是靠个人的“功夫”，而是靠“武略”。
从刘邦后来的“文治”来看，刘邦的武略还不是小智术，而是经天纬地的大智慧。
按古代兵家的分类，所谓武略者是归为“兵权谋家”一类的，今称之为“战略家”。战略家就不能只谈行军打仗的用兵之道了，团结谁，打击谁，如何分派兵力，如何分化瓦解敌营，如何吸附民众等策略，皆在武略之列，传统的说法是“韬略”。
后来的汉军中真有武略之人还只有两人，一是刘邦，二是韩信。故楚汉战争进入第二年，刘邦就分兵三万给韩信，放心地让他去开辟第二战场，他自己来对付项羽。
项羽的胜利是“武功”的小胜利，刘邦的胜利是“武略”的大胜利。打胜仗和取得胜利远非一回事。回眸二千二百多年前，在那场风起云涌的大乱中，豪杰并起，诸候林立，刘邦能以四年又四个月的时间，荡平群雄，一统天下，这是武略胜人，哪是什么“运气好”！
倘论刘邦的武略，可圈可点之处甚多。恕不赘举，仅撮其一二。
例如公元前206年8月汉军兵出汉中，刘邦没有图方便买舟而下攻彭城，而是寻找项羽最薄弱的环节打击—北定三秦。东方各国反秦时，总共花了两年又三个月才拿下秦地，而刘邦这次只花了三个月就尽收关中，决策正确，这就是武略。
又例如，刘邦深知战阵上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守”的战术。他在正面吸引住项羽，放手让韩信去平定齐、燕两地，让彭越、卢绾、刘贾深入楚地烧其积蓄，让项羽疲于奔命，四处救援，从而他取得了汜（si）水之战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他的武略。
彭城之战他虽然大败，但能雄赳赳地带领五国联军直捣项羽的国都，直接与项羽叫板，这是武略，也是勇气。
第九篇 楚汉战争的五大战役
古代战争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古人一说，我们就信。实际上我们有考察的必要。
史书上谈用兵，动辄数十万，如王翦灭楚60万；章邯率骊山囚徒平叛东方六国70万；巨鹿之战后项羽拥兵60万，在新安坑了20万，入咸阳时还有40万。这些数字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在于给养的供应。
淮海战役，解放军63万，民伕549万。即是说，要8.7个民伕才能供养一个战士。这8.7个民伕还只是用小推车的运输人员。每个战斗员身后的种植、加工、搜集粮食的家人，姑且只算父母兄姊，就是四人。即是说，总共要有2200万民众才供得起63万将士的军需。供耗比为34.8比1，约35个人供一个人上阵。
古人的给养如何？《孙子：用间篇》第一句话就说：“孙子曰：凡兴师十万，出兵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这是说，7家人才能供养一个士卒。古人一家五口，也是35个人供一人。
农耕时代战争的给养，尽管时隔两千多年，仍没多大变化。
孙子是怎么算出7家供一人的呢？古人实行“井田制”，“井”字中间那一块是公田。“井”字上面三家，下面三家，左右各一家，八家合种一块公田。曹操对此的批注是：“古者八家为邻，一家从军，七家奉之。言十万之师举，不得耕稼者七十万家。”
军粮如此困难，故孙子在《作战篇》中说：“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所以他主张：“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曹操对此的批注是：“兵甲战具，取用国中，粮食因敌也。”—粮食要从敌国夺取。日本侵华战争，就靠以战养战，绝不会从本土运粮来。
古人没有解放区的小推车，边送边吃，运到前线的粮食还剩多少呢？
孙子说：“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曹操是帯兵打仗的人，他对军粮的远输深有体会，他批注道：“计千里转运，二十钟而致一钟于军中也。”这是说，95%的粮食是运粮的人途中消耗掉了，运到军中的只有5%。故“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
言归正传。为什么说《史记》和《汉书》提供的兵员数字有问题呢？
王翦60万大军灭楚，必须要有60万*35=2100万民众作后盾！秦占领全中国后，总共才2300万。当时的秦国一地，至多400万人口！
项羽入关，在坑20万降卒前也有60万兵，哪来2100万人搞后勤？
我们不可能去纠正《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唯一的解释是，60万人马中，绝大部份是运输人员，真正的战斗人员只有几万。
这里再作一番比较，更知古时作战动辙几十万是不大可能的。
淮海战役是国共两党最大的一战，共军64万，国军45万，它的人口基数是四万万！国军用空运都没解决战场的补给问题。
当代的海湾战争，美国空运两个多月，才调齐45万，庞大的后勤军需人员尚不计在内。
在了解古代的兵员和给养的关系后，我们就可以探讨楚汉战争的规模了。
总体概念是，楚汉战争的时间不长，规模不大，战役也不多。
1、时间：从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兵出汉中起，迄公元前203年12月杀项羽止，楚汉战争打了三年又四个月。如果从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攻入彭城、正式与楚军交战算起，真正的楚汉之战实际上只打了两年又八个月。两者之间有八个月的时间差，这八个月是刘邦在定三秦、扫不服、联合诸侯与项羽决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打了6年。新中国的解放战争，从1945-1949年打了四年。
农耕时代的物资是相当匮乏的，刘邦和项羽这对老少英雄能持续捱过两年又八个月，相当不容易了。
2、规模：楚汉战争兵员的规模是可以计算出来的。秦末人口有多少？其说不一。当代最高估计数为2300万。由于避秦乱世，民人有的北逃入匈奴，有的南遁入山林。晋时陶渊明写的《桃花园记》就反映了一些人的去向。
秦末汉初之际，人口只剩十之二三，姑以剩25%计，全国人口只有575万。
按孙子的征兵法，全国的兵员应只有16万。加上运粮的老弱，夸大一点，再乘以3，天下总兵不过50万。这恰好是戏下分封时的项羽40万、刘邦10万之和。须注意的是，这50万兵是天下19个王的总兵力。
鸿门宴时，项羽号称100万，实有40万；刘邦号称20万，实有10万。其实刘邦这10万兵也是虚数，他入汉中时只有3万人马。这3万人马是从三千人马经两年又七个月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
所以，对史书上写的一场战役动辄用兵数十万，我们虽不能驳斥，但允许质疑。
3、起因和战场：楚汉战争是刘邦发动的。从他后来采取“分权、分治、分享”而建立的“汉联邦”来看，还不能用“贪”字来解释他的动机。因为汉初62郡，他这个皇帝只有15个郡。
他志在天下，不甘雌伏，遑论享乐。他早有利天下的抱负，从他其后治国的种种政策来看，他要按照他的意志重建天下并治理天下，这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内因。项羽和范增的欺负和压迫，激发他的反弹，这是外因。外因是诱因，内因是主要原因，石头是孵不出小鸡的。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行军几千里，从今日的陕西打到今日的徐州，这是一场力所难及的战争。这年他己51岁了，项羽才28岁。
楚汉之间的小战斗无确数，大战役只有5次。刘邦先大败两局，其后连扳三局。
这正如国、共之战，小战无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定胜负一样。
我们有必要解析这五大战役，从而了解刘邦与项羽的武略。
胜败乃兵家常事，红军不也曾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吗？尽管刘邦开始吃了两个大败仗，但他从头到尾一直处于攻势，故楚汉战争一直在楚地和中原进行，可谓按着项羽的头在打，项羽从未将刘邦打回关中去过。
彭城之战是楚汉之间的第一战。刘邦和项羽曾并肩对秦作战三个月，这是他俩第一次交手。
刘邦公元前207年10月入咸阳，前206年4月就国汉中， 8月兵出汉中，11月收复三秦，公元前205年4月占领项羽的国都彭城。占领彭城或许是刘邦最快意之事，他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他当时联合了五路诸侯王，哪五位？史书没明载。
《史记-项羽本纪》注释说，五诸侯王大概是张耳、申阳、郑昌、魏豹、司马卯。这个说法不对。
韩王郑昌是秦时原吴中县县令，估计项梁、项羽落难时得到过他的照顾。公元前206年8月项羽杀了韩王成，于是封昔日的恩人郑昌为韩王。刘邦派吕释之和王陵两次去沛县接太公，都是他据兵以阻。
8月刘邦兵出汉中后，于11月命韩信都灭了郑昌，立韩信都为韩王，这是刘邦扶立的第一位异姓王。从后来荥阳之败后，韩信都投降了项羽来看，随刘邦入彭城的应是韩信都而不是郑昌。
综合多方资料，应该是：
1、常山王张耳。张耳被陈余大败后，己失国。他以故旧身份随汉王军，只有一些残兵。
2、西魏王魏豹，只有河东一个郡的兵力。
3、韩王韩信都，这是刘邦去年11月份才扶立起来的王，还不甚强壮。
4、河南王申阳，这是张耳的嬖臣，应是张耳召来的，只有河南郡的兵力。
5、殷王司马卯，这是张耳的故将，占河内一个郡。
前面曾谈过，这司马卯是太史公司马迁的六世祖，司马卯曾是赵相张耳的部将。他应该是应张耳之召而来的。彭城兵败后，司马卯不明不白地“死”了。这是一宗历史疑案。
刘邦当时有巴、蜀、汉中三个郡，加上以上几个王四个郡，（张耳己无国）总共约七个郡，而项羽一人就有九个郡，尽占“肥地”。刘邦的兵力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项羽。
刘邦的联军深入楚地，四月份占领了项羽的国都彭城。这是抄了项羽的窝，项羽如猛兽归巢，必倾全力将这帮“强盗”赶尽杀绝。
项羽是就近调兵，总共也只调集了三万兵。刘邦拼凑的那几个王，哪来56万大军？
即使有56万人，按照淮海战役8.7：1的比例，刘邦的战斗人员至多6.4万，其余49万都是“搬运工”。这是我们今天的分析。以下叙述，仍遵照太史公说的56万。
刘邦攻打项羽，政治上有优势。项羽杀义帝，弑君如弑父，是“大逆无道”。
为此刘邦发了一道檄文，遍告诸候。这篇檄文写得很好，简明扼要。文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
（“三河”是指河东、河内、河南三郡；“江”是指长江；“汉”是指汉水。）
这篇檄文最精妙的是最后一句：“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一个“从”字表达的潜台词是：不是我刘季发动诸侯王击楚，而是我刘季从诸侯王来击楚。
这篇檄文是向天下宣告，他师出有名。这是新乡的三老董公向他建议的。
两千多年后我们来看彭城之战的历史背境，就会发现刘邦内心的赌本还不是他那56万大军，他下的是“政治注”和“道德注”。他高举的是“义”字大旗，56万大军只是他的“赌资”，他有恃无恐，他孤注一掷，认为必胜无疑。加之刘邦袒而大哭，在军中为义帝发丧三日，全军缟素。他将全军变成了一支“哀兵”。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69章》）刘邦的战前动员工作做得好，在“讨暴逆，除无道”的旗号下，汉军的士气应当高昂。
楚军的士气根本不用动员，“打回老家去”一句话就够了！汉军胆敢来抄家，楚军士卒们是嗷嗷叫着快回家杀“强盗”！那士气是义愤之气，有如猛虎归巢护崽的咆哮。
倘说汉军是“哀兵”，楚军才是更大的“哀兵”！楚军的士气远远高于汉军。但楚军的胜利，关键在于项羽的武略过人。
汉国联军进入彭城时，项羽在哪？项羽在城阳与田荣斗。
城阳在哪？据2000年4月修订版《史记》“项羽本纪”和“田儋列传”的注释，城阳在现山东省西边、黄河边上的鄄（juan）城的东南。如按这个注释，彭城之战的战况就百思不得其解。实际上有两个城阳，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专门分析。
项羽怎么到那里去了呢？这是因为戏下分封时项羽没封田荣，而封了田荣的三个部将为王。田荣大怒，赶杀了这三个王，自立为齐王，史称“并王三齐”。
项羽封的齐王田都逃到楚国向项羽求助。与此同时，陈余又向张耳发难，彭越又在魏地攻下17城。这些都是戏下分封一两个月后—公元前206年5-6月份的事情。那时刘邦刚到汉中，尚未还定三秦。
天下大乱的兆头己经出现了，项羽作为盟主有责任保护他所封的王，他早该出兵逐一平息“叛乱”，恢复他所制定的秩序。但他一直按兵不动。待到刘邦8月份兵出汉中、11月还定三秦后，他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认为应该首先镇压首恶田荣，然后再来对付刘邦。
这时张良又给项羽打了一个“烟幕弹”，他给项羽修书一封，书称：“汉王没得到应有的职位，他只是想得关中，一旦履约，他就止兵，不敢东来。”
（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史记-项羽本纪》）
在这个错误信息的引导下，项羽于公元前206年12月左右北上定齐，这就给了刘邦4个月的时间。
如果项羽早出兵定齐，及早还师，以逸待劳地在彭城等候刘邦。汉军不可能轻松地进入彭城，两军对阵，彭城之战必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项羽的兵力也不足，他攻齐国的田荣时，向九江王英布征兵。英布称病不去，只遣将率数千人前往。刘邦占领彭城后，英布仍称病不助项羽，从此项羽怨英布。
（汉二年，齐王田荣畔楚，项王往击齐，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遣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史记-项羽本纪》）
当项羽4月份与齐人打得正欢时，刘邦才兵不血刃趁隙入了彭城。
其实，项羽很快就平定了齐国。齐王田荣从城阳逃到平原县，被平原民杀之，这表示齐民愿归顺了。但好烧杀的性格又害了项羽，他夷平城廓，烧光房屋，不仅尽坑田荣的降卒，更将老弱妇女，全赶至北海，那是最北边的穷苦之地。齐人真是没活路了，反正死路一条。在田荣弟田横的召唤下，又聚众数万在城阳与之抗衡。项羽又赶到城阳攻城。现在的齐人是怀必死之心与你作战，就不那么好攻了。因此，项羽被“粘”在齐国延长了三个月。
（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史记-项羽本纪》）
古代行军打仗，都要远远地派出“斥侯”，这斥侯就是今天的“侦察员”。
刘邦当然知道项羽必气急败坏地赶回来救彭城，他也远远地派出了斥侯探听项羽的回归路线。城阳的攻坚战仍在打，说明项羽仍在城阳，他只有耐心地等。他现在是以逸待劳，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的地图上己没有城阳这个地名了。根据《史记》数处的注释，这城阳是山东的鄄（juan）城。那么项羽的回归路线应该是：城阳—定陶—胡陵（今鱼台）--沛县—彭城这条最近的路回来，这线路约660里，大军要走20多天。因此刘邦的兵力应该布防在彭城的西北方向。
但从其后的战况来看，刘邦的56万大军并未在彭城内，而是在彭城的东北方向，他的大军是在这一带被击溃的。这就是说，刘邦的布防是在彭城的东北方向。
真不知刘邦这一仗是怎么打的？连项羽来的方向都搞错了！焉有不败之理？我为此困惑了多年。
实际上，是我们搞错了。两千多年来，我们都把城阳的地理位置搞错了，是刘志道帮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一个没人研究、但迟早必须研究清楚的问题。
《史记》上有十多处提到城阳，公元前208年6-7月，刘邦和项羽都去攻打过城阳。例如《史记-高祖本纪》载：“（项梁）使沛公、项羽别攻城阳，屠之。军濮阳之东，与秦军战，破之。”
彭城之战攻防图
这里的注释也说城阳就是鄄城（juan）。鄄城在今山东省的最西部，与河南省接壤，在黄河边上，是孙膑的故里。1959年版本的《史记-正义》说：“城阳，濮洲雷泽是。”《史记-正义》是唐代张守节作的注，几处都这样说，我也就深信不疑了。
事实上，一百多年后太史公讲的“於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项王因留，连战未能下。”这句话中的城阳根本不在那儿。
汉文帝即位后，念朱虚侯刘章灭吕有功，于是封刘章为“城阳王”。2000年版的《史记》在这里作注时说：“城阳：郡名，国名。”也没指出城阳国的位置。
刘志道是搞电子机械退休的高级工程师。2008年5月他去沛县祭刘邦后，又要去山东祭祖时，曾向我提过他是刘章的后代。我没在意。
2010年12月19号，在一次聚会上，我问他：“你祭祖怎么还要到山东去呀？”他说：“我是城阳王的后代呀！”
“啊，城阳王！那你去了黄河边上的鄄城，那里交通方便吗？”
他说：“哪是鄄城？是莒县！（ju）”
我大惊：“怎么会是莒县？”
于是他告诉我，汉时的城阳就是莒县。那里的城关镇至今仍叫“城阳镇”，两条最长的大街仍以城阳南路、城阳北路命名。他在刘章的坟前祭拜过，还有坟的照片。
于是我忙查资料，在《汉书-地理志下》中查到：“城阳国，故齐。文帝二年别为国……县四：莒，故国。”再在互联网上查莒县，证实城阳就是莒县。
其实，这些都是两千多年前的史籍上早就有的，只是我没看到或看了没留意。
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史记》两个版本的注释或许没有错，鄄城在秦时可能叫城阳。但在高帝时代增设26个郡时，就将古莒国更名为“城阳郡”，文帝时代又将之立为国，封给了刘章，称为“城阳国”。
又过了两代，汉武帝时的司马迁说的城阳，就是这个地方。司马迁当然清楚城阳的方位，如果他加一笔“城阳，古莒国。”后人就会有两个注解，我们也不会误以为城阳就是鄄城了。
莒县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汉语的成语里有“毋忘在莒”这个词。蒋介石曾在台湾搞过“毋忘在莒”的运动，台湾对这个典故人人都熟悉。金门的巨石上，至今刻有蒋介石手书的“毋忘在莒”四个大字。
弄清楚这个地理位置很重要，不仅为《史记》再版时可勘误，尤其能解释刘邦彭城大败的原因。
刘志道是城阳王刘章的72世孙，是刘邦的74世孙。谱牒可弥补史书上的不足，刘志道帮我们解决了系列问题。在此呜谢。
在确认城阳就是莒县后，那刘邦的设防就没错。因为城阳正在彭城的东北方向。刘邦算计心焦急燥的项羽必从城阳—临沂—台儿庄—彭城，这是一条南下的路线，该线约500里。
彭城的东北方有谷水和泗水，刘邦以这两水为防线，在等项羽来。
彭城之战是刘邦和项羽的第一次交战，太史公对项羽这次用兵的谋略，只有如下交待：“项王闻之，即令诸将击齐，而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史记-项羽本纪》）
倘说巨鹿之战记下了项羽的赫赫“武功”，彭城之战则展示了项羽的“武略”过人。两千多年来，好象没人对太史公的这段叙述认真解读过。我们试着分析一下。
一、路线：项羽大概也侦察到刘邦的设防位置，绝不会自投罗网。他根本没照刘邦想象的路线，而是从城阳向西—曲阜向南—胡陵（今鱼台）--再南下，但没过沛县直接南下彭城，而是绕到彭城西边的萧县。这条线路是西线，是一条折线，约1100里。性急的项羽绕圈子干什么？原来他要隐藏他的行踪，不让刘邦侦知他的动态。
二、萧县是秘密集结地：项羽并没有直接攻彭城，而是将大军引至彭城以西22里的萧县。他进攻彭城时，是早晨从萧县出发，“日中，大破汉军。”因此，萧县是项羽3万大军的秘密集结地。
三、人马：窃以为项羽并没有带三万人马从城阳出发。而是命彭城逃出来的散卒或附近郡县的士卒秘密集结于萧县，他只带了若干骑士绕道而直奔萧县去指挥。
这个说法有依据吗？有三！
1、照他的路线，大军必经过沛县。三万大军，浩浩荡荡，必有响动。沛县只要派一快骑，南下两小时就可到90里外的彭城给刘邦报信。这叫“未击先声”，项羽不会那么傻，大摇大摆地暴露自己的意图。
2、古时大部队行军一天，住下来后叫一“舍”。早年项燕追击秦军，“ 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一“舍”有多远？晋文公与楚成王交战，履行诺言，先“退避三舍”。三舍是90里，一舍就是30里。车马一舍可走50里。
1100里/30里/天=37天。兵贵神速，归心似箭的项羽可不会慢悠悠地跟大部队走37天，这是他不带三万大军理由之二。
3、《汉书.艺文志》根据项羽传下的那篇兵法，将他归为“兵形势家”。兵形势家的作战特点是什么？《汉书.艺文志》说：“形势者，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乡（=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
项羽作战勇猛，轻快制敌是他最欣赏的“快战”！快战者，快哉之战也。孙子在《军争篇》中谈到：“跨越百里而征战，上中下三将军将为敌所俘，因为强劲者先到，疲弱者掉队，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到达。奔赴五十里作战，先到的将领必受挫，因为只有半数到达。”
（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五十里而争利，则撅（=蹶）上将军，其法半至。《孙子兵法-军争篇》）
项羽读过兵书，他知道远征的危害性，正如孙子所说，“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孙子兵法-军争篇》从项羽悄声匿迹地回来，密集3万大军在彭城西边22里处的萧县，从刘邦根本没想到的方向和方式，一个急行军猛扑彭城，打了刘邦一个冷不防。这有如猎豹匍伏于草丛中，一旦突击，必制敌于死命！项羽千里奔袭，战胜近20倍的强敌，有武略，武略过人！
项羽用兵是经过缜密算计的，从路线、调兵遣将、发起进攻的时间和方向，都显示了项羽的精明。而刘邦的56万联军是缺乏统一指挥而毫无准备的。
他的人马在谷水、泗水布防，眼巴巴地望着对岸，殊不知项羽从后面杀来了，几十万人在惊惶之中，只有逃。往哪儿逃？正前方！于是被赶入了谷、泗两水中。
近代也有这样的战例。1940年5月，当纳粹德国从阿登山区出奇兵、突然出现在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的后面时，英法联军也就惊恐万分地大溃逃，30万联军从敦刻尔克被赶入了海中。这就是兵家说的“乘其不备，出其不意。”
项羽的3万军队，有如“空降兵”，汉军从上到下极为惊恐，无人指挥也无法指挥而四处乱窜。
其实项羽的突袭，只需要几千骑军一冲，汉军必大乱，故战果辉煌。
据《史记》载：“项王乃西从萧，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穀、泗水，杀汉卒十馀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馀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
从太史公的记叙看，这场战斗仅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结来了。实际上不止一天。太史公的这段记载，可圈点者有四：
一、楚军至彭城，没有发生攻城的战斗，这说明汉军没在城内设防，而是在城外防守。一个县城也不可能容下56万人。
二、汉军在何处驻防？从汉军相随入谷水、泗水来看，汉军是在彭城的东北方。这是刘邦的“马奇诺防线”。这段记叙中的谷水、泗水，皆在彭城东，西北—东南走向。睢水则在彭城东南方。
三、三万楚军杀死十多万汉军，又淹死十多万，共损失20—30万。汉军如此无用？竟无抵抗？这可能是实情。“兵败如山倒”就是指这种情况。只要有一个人跳进水里，就会有接二连三，接着就是一大批，这就是“羊群心理”。如果真死了二、三十万，死者可能多为手无寸铁的民伕。冷兵器时代的战斗，杀伤并不多，大多是击溃战。
四、这里提到了“灵壁”这个地名，灵壁在彭城西南方约140里处。这说明楚军是在彭城东从北住南赶杀的。这么远的距离，恐怕一天结束不了战斗。
五、两年又七个月后，项羽曾被困于灵壁，“四面楚歌”在灵壁，“霸王别姬”在灵壁，虞姬墓在灵壁，垓下就在灵壁的东南。灵壁出产奇石。
楚汉战争以刘邦大败至灵壁始，以项羽大败于灵壁终，这巧合是一件奇事。总之，楚汉战争的第一仗，以刘邦大败而告终。这一仗并非刘邦无能，而是由于项羽太能。
这场大败谁负责？从刘邦没有惩处任何一个人来看，他将责任全部承担了。曹参为左丞相在关中守国，韩信应在军中。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刘邦进入彭城后，将楚怀王的那班老臣全部提前送走了。这些老臣有相国（令尹）吕青，司徒吕臣，太尉（上柱国）陈婴。这几人刘邦后来全封为侯。秦博士叔孙通带了100多位儒生，也提前撤走了。
叔孙通是儒博士，一个月后为太子太傅，后来官至九卿之一的奉常。汉皇朝的礼仪是他制定的，其后唐宋元明清的朝拜礼仪，皆沿袭不衰。
汉军大败之际，刘邦与数十骑逃出彭城，直奔沛县，去接家小。鉴于刘邦曾遣王陵和吕释之两次去接家小，因郑昌拒兵以抗，故都没接着。刘邦在这逃命之际能想到家人，并亲自去接，无论放在什么国度，也无论什么时代，刘邦都是一个顾家并有浓厚亲情的人，这应当是不争的事实。
项羽知道刘邦是个大孝子，知道刘邦会去接家人，也派了轻骑先去沛县，掳走太公和吕雉作人质。项羽此举，虽然不宜说“下作”，但绝对不是什么“大作”。
刘邦只在道中拾得刘盈和鲁元，忙载入车中。楚骑追，夏侯婴驾车逃。近一百年后，司马迁说刘邦三次将儿女推下车，夏侯婴三次将两个小孩抱上车，为此刘邦甚至十多次要斩夏侯婴。
两千多年来谈论刘邦，这成了他心“黑”的罪证，虎毒尚不食子。因此，刘邦不仁，要天下不要儿女，也就成了刘邦的一桩大是非。
其实，司马迁之说，可质疑之处甚多。马车奔跑，时速约20公里，将六岁和四岁的小孩推下车，非死即伤，何况三次？刘盈和鲁元三次被推下车，怎么连皮肉之伤都没有？
停车、回身抱小孩、又放上车，如是者三，楚骑早追上，刘邦等人也早成刀下鬼，历史也就变了。
“三推三收”之说不必用实验来验证，这是简单的物理知识。闭目想一想，司马迁的说法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刘邦大怒，十多次要斩夏侯婴，就更不可信了。那时哪有时间去吵架？斩了夏候婴，谁来驾车？刘邦再急也急不到要杀夏侯婴的地步。（汉王怒，行欲斩婴者十馀。《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窃以为，刘邦并没将儿女推下车，三次推下车又三次收载，属于谬传。
此事发生在四月底，刘邦六月份专程去栎阳，立刘盈为汉太子。
说来也奇怪，项羽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掳去了刘邦的的父亲和吕雉。楚汉之间的第二战是整整一年之后的次年四月份，项羽才向刘邦发起了进攻。
这一年多，不仅给了刘邦喘息的机会，而且给了刘邦收拾诸侯王发展壮大的时间。整个楚汉战争实际上才两年另八个月，这一年多的时间是很可贵的。
这一年多项羽无所事事，他可能陶醉于大胜之中。而这一年刘邦干了许多大事，他干了些什么？
一、当年5月，刘邦屯兵荥阳，萧何悉发关中老弱到军中，兵复大振。接着，刘邦反击，破楚，关键是取得了粮库敖仓。这敖仓是秦时的大粮库，因建在敖山上而得名。
拿下荥阳和敖仓，意味着刘邦在中原取得了立足之地。细察两年又八个月的楚汉战争，战斗一在在中原和楚地进行，战争从来没进入关中。这说明刘邦是攻势，也是优势。
二、6月，刘邦定雍地，杀雍王章邯，取得80余县。项羽又少了一个盟国。也就是这次军事行动中，刘邦为坚固吕雉之心，回栎阳立刘盈为汉太子。
三、魏豹背叛，8月郦生去劝说无效，9月，刘邦遣韩信、曹参、灌婴平定魏国，虏西魏王豹。魏地归汉，设为河东、太原、上党三个郡。所以韩信的功劳簿上，第一功是平魏，这是韩信第一次单独领兵打仗。
四、10月，张耳、韩信率军获赵王歇、斩陈余，刘邦又得一国。当时赵有20万，估计此役收赵降卒10万左右。这一仗发生在井陉，即韩信成名的“背水为阵”之战。灭赵国时，张耳为主将，故后来张耳为赵王，韩信为赵相。
五、11-12月份，策反英布，英布投汉。
综上所述，从5月到12月的七个月中，刘邦平雍国，定魏国，灭赵国，收九江王，而且北望燕、齐。
这一年，刘邦的势力急剧膨胀，大半个中国己在他控制之下，这时胜负之数己基本确定了。项羽无所事事，这说明他根本没有取天下的雄心。既然无心，也就不可能得天下了。
项羽这时才醒过来，于是公元前204年4月发大兵围攻荥阳，这时距彭城之战刚好一年。于是迎来了楚汉战争的第二大战役。
由于刘邦将部队分派出去了，要守西魏国的新土，又派张耳、韩信灭赵国等，故荥阳城中的兵力并不多。项羽围荥阳时，首先断了刘邦的粮道，使荥阳变成一座孤城。从4-5月份，项羽围攻了一个月。
城中无粮，刘邦请和。但刘邦的条件很硬，他的条件是承认既定事实，割荥阳以西归汉，荥阳以东归楚。于是双方互派使者谈判。范增见项羽有和意，力主急攻荥阳，以毕其功于一役，老英雄是忠心的。
楚使来荥阳谈判，陈平趁机使用反间计，除掉了范增。
陈平的反间计之所以得逞，并不在于计策的高明。窃以关键在于项羽没有一统天下的大志，他只知道打仗，只图一时之快，他仍抱着割地而治的愿望，根本没有重建天下的宏图。
而刘邦是心雄万夫，他的地盘己远远超过汉王和关中王，甚至立足中原了。加之他打着除暴灭害的义旗，他志在天下，甚至在规划今后如何治天下了。
刘邦有一统天下之心，项羽仅有割据分治之道，他们两人的抱负实在有天壤之别。
项羽中计，还有一个致命的心理因素，那就是阅历太浅，心胸狭隘。阅历浅，使他不能明辩忠良。心胸狭隘，使他怀疑范增要卖他而与汉王有勾结，有密约。其实项羽与范增的分歧，是政见的不合，正如秦始皇之于吕不韦。吕不韦主张变商君之法，秦皇不变。说不定这时项羽内心在责怪范增，不该挑拨他和刘邦的关系，戏下和会失策了，否则不会有这埸不知尽期的战争。他对这埸战争毫无心理准备，他后悔了。范增主战，项羽想和，这是他们分道扬镳的真正原因。笔者将在第二卷中详解此事。
荥阳之盟有些什么条款，不便妄测。但有一条是肯定的，那就是汉王投降后，项王不得杀之。项羽当然满口应承这个要求极低的条件，他也认为刘邦真的要投降了。项羽真的不杀刘邦吗？这有可能。
汉军中有个纪信，愿冒名顶替去诈降。为保护主子而杀身成仁，两千年来好象还只有纪信这么一个人。故刘邦当皇帝后，将纪信的家乡命名为“安汉县”。今四川省的西充市，古时称为“忠义之邦”。
荥阳的攻坚战一定很惨烈。按孙子“十则围之”的原理，项羽的兵力必数倍于刘邦。刘邦是冲不出去的。楚汉之间的第二战—荥阳之战是以刘邦的失败而告终的。
这一战虽然只是一城的得失，于大局无妨。但对刘邦心理的打击远远超过其它损失。
汜水之战发生在荥阳之战后的五个月，即公元前204年10月。这一战是刘邦奠定胜利的一战，两千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刘邦两次大败，两次都近乎只身逃脱，虽然伤了元气，更多是心理上的伤害。但他并不气馁，他还要与项羽战。当时他的情势是很惨的。
荥阳之败后，刘邦并没逃多远，他在荥阳西北方十余里的成皋就止步了。这成皋在三国时称为虎牢关，现地图上己不存在。由于这一仗一直在成皋一带进行拉锯战，故史称“成皋之战”而不提汜水之战，而汜水之战才是此战役的压轴戏。
6月，荥阳城破，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周苛被俘，宁死不降而被烹杀。韩王韩信都被俘向项羽投降了。这些对刘邦都是沉重的打击。
古时打仗，多为击溃战。跑得快就逃，跑不脱就降。故楚军中有汉卒，汉军中也有楚兵，正如共军中有国军一样，这是常事。
刘邦驻成皋，跑散了的卒子们还没归队，无力再战了。更糟糕的是，项羽听说刘邦就在成皋，于是发兵围成皋。刘邦咋办？《史记》只用了三个字—“汉王跳（=逃）”。
怎么逃？估计这时他身边还有郎中之类的警卫人员，他一个没带，独与夏候婴驾一辆车，渡黄河，北上80余里，当晚宿于小修武。“修武”是秦时的一个县名，在荥阳以北百余里。今河南省的修武县称为“大修武”，城东有个地方叫“小修武”。他们当晚就宿于此处。刘邦为什么到那里去呢？
原来去年10月张耳和韩信率军于井陉之战灭了赵国后，招降不少赵卒，屯有大军在大修武。他和夏侯婴冒称是汉王的使者，清晨进入张耳和韩信的军营而“夺之军”。
（羽烹周苛，并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跳（=逃），独与滕公共车出成皋玉门，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汉书-高帝纪》）
今人对“夺之军”三个字有种种解释，窃以为这三字应理解为“夺得军队的指挥权”，并没剥夺两人的兵权。作为汉王，作为全军的统帅，到部下那儿去调兵并重新布署兵力，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是无可厚非的。而有教授却将此事说成是刘邦奸诈，这是偏见在作祟。
张耳、韩信胜赵军时，汉军为2万，赵军有20万。这20万赵军，估计杀一些，逃一些，降了大部，这时张耳和韩信的兵力在10万以上。
刘邦重新部署兵力：
一、张耳年纪大，可能刘邦不忍叫他再打仗，于是叫张耳带一部份军队去收复并守护赵地，估计拥兵约2万。（乃使张耳北收兵赵地。）
二、韩信提出要掠取齐国和燕国，刘邦这次分兵3万给他，并派步将曹参、骑将灌婴这两位最能打仗的将军随韩信出发。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刘邦毫无气馁之心，依旧斗志昂扬，他很倔很犟，他偏要与项羽一战到底，而且放走大将们由他自己去斗！此时他仍信心满满的。
三、余下5-6万人马，就归刘邦指挥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刘邦这个人真不简单。
项羽垓下败一仗，就拔剑自刎，显然意志脆弱，缺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斗志。而刘邦两次大败，败得来只剩一两个人，乃至落荒而逃。但他却毫不泄气，两次聚兵复战。可谓屡败屡战，愈挫愈奋。
书曰：“艰难困苦，于汝玉成。”刘邦这年52岁，真是老而弥壮，是最现人格和意志力的年龄。拿破侖曾说：“人生之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能屡仆屡起。”他这个皇帝，真是九死一生杀出来的，不是“运气好”。
老子曰：“柔弱胜刚强。”刘邦最初是柔弱的，唯其柔弱才有韧性和弹性。如经不起挫折，一折就断，他该自杀好几次了。
荥阳之战，刘邦败得很惨，这时他想起了彭越。
刘邦去年3月进军彭城时，曾授彭越为魏相国，魏豹死后，魏国无王，彭越实为无冕之王。结识四年来，刘邦有德于他而从无所求。在这最困难的时候，刘邦开口了。他请彭越出兵，去烧项羽的粮草。
刘邦与彭越，至此只有两面之交。项羽召英布，调不动。刘邦请彭越，彭越就来了。这说明刘邦是有号召力的。这是刘邦回击项羽的第一步。荥阳之战时的五月，彭越就渡过睢水，与项声、薛公战于下邳，大破楚军。
项羽大怒。于是亲自去围剿彭越。彭越的17座城失守，被赶到了黄河边上的谷城。这谷城就是刘邦亲葬项羽之处。彭越听了“刘大哥”的去惹项羽，现在出了事，汉王你这是支人逮蛇呀！所以刘邦后来作补偿，立彭越为梁王。
8月份，刘邦驻军小修武，欲与项羽复战。
6月份他从张耳、韩信处取得五六万兵后，加上陆续归队的，估计有七八万人马了。项羽上十万。项羽一直守在成皋，瞄着刘邦。
这几处的相对位置是：荥阳是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北上不足二十里是成皋，成皋靠近黄河。从成皋渡河北上60里是小修武。因此，楚汉两军对峙时，相距不过60里。项羽占领了成皋，他要打刘邦，必须渡过黄河。所以项羽是隔河守望着刘邦，只等刘邦过河来。
刘邦不服气，正欲与项羽开战时，他的一个叫郑忠的“郎中”—警卫员兼站岗的卫兵，劝他“高垒深堑勿战，汉王听其计。”刘邦连一个卫兵的进言都能采纳，故史书上称他“能听”。
但彭越不能不管呀，刘邦也仗义。于是他继续在小修武吸住项羽，“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
卢绾和刘贾替彭越夺回了十七城，彭越当然高兴。于是两军联合大肆骚扰项羽的后方，断其粮草。
卢绾和刘贾这支军队，从此留在楚地，一年后垓下之战时，才从南方合围过来。
9月份，项羽坐不住了，于是对他的大司马海春侯曹咎说：“你好好守住成皋。如果汉王来挑战，千万别与他战，只是挡住他，别让他东去。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再来与将军会合。”于是项羽第二次去打击彭越。
（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击彭越。）
刘邦与项羽一起对秦庭打过仗，对项羽是非常了解的，他知道项羽必去救梁地。
刘邦让项羽跑来跑去，调虎离山的布局成功了。
小修武距成皋约60里，“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汜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尽得楚国金玉货赂。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汜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就敖仓食。”
这曹咎在秦时是蕲县的狱掾，（掾=员）与曹参是同级干部，他曾救过项梁。这司马欣是秦将，戏下分封时封为塞王。刘邦定三秦时他投降了刘邦，彭城之战后他又回到楚军，项羽对这两人很信任。
古时那里有一条汜水，早己干涸。一年又五个月后，刘邦就是在汜水下游的北岸筑坛登基的。
这场战役的战果和后果是不能小估的。
一、楚军的两个主将皆引颈自刎，说明是全军复没。全军有多少？姑算项羽总共十万，他带走三、四万，剩下六、七万。这六、七万并不见得都杀绝，而是有死、有逃、有降。一增一减，刘邦的军势大振。尤其他证实了自己能，恢复了自信心。
二、战线由黄河以北进入了黄河以南。战争时期最缺的是粮食，故孙子曰：“军无粮则散。”刘邦夺回成皋在军事上意义并不是很大，而夺回敖仓，则有“天”矣。
三、项羽前方无粮，后方被烧，从此项羽军心不稳。项羽并不败于军事，最后是败于缺粮，不到一年就被迫签鸿沟之盟。
汜水之战是楚汉之间的第三战，刘邦取得了第一个胜利。
项羽去平定梁地，收回十余城，听说海春侯曹咎被破，只好回来。
这时，汉军乘胜南下在荥阳东围攻钟离眜，听说项羽回来了，于是撤军，退守广武。
刘邦驻广武，项羽亦进军到广武，为什么打不起来，这就得谈广武的特殊地形了。
广武是座山，在荥阳以北，位于成皋和荥阳之间。成皋和荥阳相距约二十里，成皋的后面就是黄河了，刘邦并没渡河而去。广武山上现有东西二城的遗迹，据说这二城是刘邦和项羽修的，此说可信。两城中间有一条深涧相隔，这条涧就叫广武涧。这广武涧实际上是鸿沟的起点，下面要详谈它。
所谓筑“城”，并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城墙，而是“高垒深堑”。命士卒取土而垒，不断夯实，垒个三、四米高，冷兵器时代可以御敌了。“堑”就用不着挖了，广武涧是现成的。
项羽也筑了一个，隔涧相望。
项羽气急败坏地赶回来，急于寻战，可刘邦偏不与他相交战，高垒深堑地守着。瞅准机会，大肆杀伤。刚发生的汜水之战即是一例。
由于相距不远，双方约定，隔涧对话。根据其后事件的内容，这次对话应是项羽提议的。这时项羽的形势己很不利了。项羽情急，情急之下难免讲些小孩子话。
刘邦刚打了胜仗，春风得意，谈笑自如，从容应对，从而给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隔空对话”。
需要说明的是，《史记》和《汉书》对这两个月发生的事记载不同，《史记》将次序颠倒了，亦有不实之处，《汉书》的要合乎逻辑些。以上及以下综合两位大家之说，尽量合理地还其原貌。
据说项羽准备了一个大案板，置太公于其上。他隔空喊话道：“你不立即投降，我就把太公烹了！”（“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如果项羽真的以为这么一吓，刘邦就嚎啕大哭而率全军投降的话，就是一种幼稚。这是典型的“娃娃话”，刘邦如被吓住也就成了“类人孩”。
刘邦看清了这是要挟，他不作正面回答而将话题一转，从容应道：“当初我与你同受命于怀王，并约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如果你硬要烹你父亲的话，则请分我一杯汤。”
（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桮羹。）
刘邦的应对是很机智的，是一种智慧。明朝的冯梦龙在编辑《智囊》一书时，将这番应对归为“语智部”，是大加赞赏的。
今人说刘邦脸皮厚，要天下不要父亲，甚至要喝父亲的肉汤。这话真不知说到哪国去了。
项羽被呛住了，一时语塞，但他终于把憋了好久的话讲了出来：“天下汹汹滔滔数年，就为了我们两个人。我愿向你挑战，决一雌雄，别让天下人受苦了。”
（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
项羽的话，是堂而皇之的。但与刘邦单挑，才是他的真话，他是真的想与刘邦单挑。项羽好幼稚，此话带有“童子军气”。
刘邦见项羽急成这样，居然蹦出了一般人都不会讲的小孩子话，笑而谢绝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据说，憋不住尿又憋不住话叫“幼稚”；憋不住尿却憋得住话叫“成熟”；憋得住尿又憋得住话叫“老练”。刘邦都憋住了，项羽啥都憋不住，尽讲“娃娃话”。
其实，项羽这个人聪明又狡黠，听了这类小孩子话，反而觉得他很可爱，他只是杀人放火失却了人心。
司马迁那个时代没有“口才”这个词汇，“有口才”叫“有辩口”，有辩口之人叫“辩士”，蒯通就是个大辩士。看了许多刘邦拟的诏书，叹服他的文才。他的口才如何？他的确“有辩口”。
广武涧上，当他如实回应项羽的挑战后，开始历数项羽有十罪。
汉王曰：“当初我与你受命于怀王，约好先定关中者为王，你背弃约定，将我迁到蜀、汉去，此乃罪一也。
你矫命杀卿子冠军，自封为大将军，罪二也。
救赵以后，你应当归国还报，而你却擅率诸侯兵入关，罪三也。
怀王与我们约定，入秦不得有暴行和掠夺，而你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呑财宝，罪四也。
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也。
在新安欺骗并坑杀秦子弟二十万，独将其将封为王，罪六也。
听你话的诸侯将领你给好地，而放逐迁徙他们的故主，让他们君臣叛逆相争斗，此罪七也。
你将义帝逐出彭城，霸占为都，你夺韩王之地，兼占梁、楚，全给自己，罪八也。
你唆使人暗中杀义帝于江南，罪九也。
身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己降之人，为政不平，主约不信。你大逆无道，为天下所不容，罪十也。
我以义兵随诸侯来诛你这个残贼，只派囚犯来杀你，安用我来挑战！”
刘邦数落项羽，没有谩骂，只讲事实，而且都是事实。
这篇演讲，立意很高，前六条讲尽项羽背信弃义，后四条则讲项羽不仁不义。刘邦这个人最重“义”，他始终围绕项羽“不义”这个要害来数落。即使按今天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刘邦的话也无半点可挑剔。
如果真如史书所述，刘邦能以严密的逻辑，围绕主题，没有稿子，毫不紊乱地一气呵成，那刘邦的口才就相当不错。但我们还不能仅仅当作一篇演讲稿来读，透过这番演讲，我们能看到刘邦的心地和是非感，可谓大义凛然。
至于项羽预伏强弩，乘其不备，射中刘邦胸部，项羽这件事有失君子之风，刘邦就沒有预伏射手。
公元前204年10月，项羽约刘邦在广武涧对话。项羽预伏了强弓手，乘刘邦不备射中了刘邦胸部。刘邦伏下身子，扪足喊道“射中我脚趾了”。当晚他从张良之言，象往常一样夜间巡营，只不过这次是带伤而巡。如何看待刘邦“扪足”这个细节？
明朝的文坛泰斗是冯梦龙，今人为他出了“冯梦龙文学全集”24册，“三言二拍”就是他写的。冯梦龙还有一部书叫《智囊》。他说：“人之有智慧，犹如地之有水。地无水则成焦土，人无智则为行尸。”
这部书搜集了前人上千个智慧型的故事，分为“上智”、“明智”、“语智”、“兵智”、“捷智”等十大部。这是一部集社会学、管理学、人才学、决策与智谋之大成而不可不读的书。据说叶帅为粉碎“四人帮”，上西山时就带了《智囊》这部书向古人讨计。
书中将刘邦扪足之举归为“捷智灵变”部。“捷智”即“敏捷之智”，“灵变”是指“灵机之变”。我们简称为“急智”。《现代汉语词典》对“急智”的注释是：“在紧急情况下突然想出来的应付办法。”人们常常“忙中无计”，“急中生智”十分罕见。
中国古代的“急智”，冯梦龙还另举了类似的一例，那就是齐桓公。管仲挽弓一箭射中了小白的带钩，他坠车装死。公子纠和管仲见他己死，于是放慢了行程，小白却乘机急行军，赶在他们前面登上了王位。这小白就是春秋五霸之第一位的齐桓公。
象这样瞬间迸发出来的智慧，己不能用“聪明”两字来概括了。刘邦的“急智”是上了专论智慧之书的，是罕见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的“急智”这个词，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讲的。
今人如何看待这罕见的“急智”？有位教授在《百家讲坛》说，刘邦“撒谎”！刘邦扪足是“谎话即兴表演”，“谎言脱口秀”！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就是以这种无孔不入的方式，散播着偏见和对刘邦的敌视。遑论象这样讲书教人，会不会误人子弟？所以对刘邦的正确评价，有如迈千山万水，十分艰难。
刘邦中箭后，11月养好了伤，于是西行入关，到汉都栎阳，存问父老，摆酒设宴，只留了四日，然后立即回到部队，驻在广武。
（病愈，西入关，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留四日，复如军，军广武。关中兵益出。《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和《汉书》都记下了这趟行程。从洛阳到栎阳，往返两千多里。刘邦这么远匆匆来又匆匆去，在栎阳只待了4天，难道仅仅是为了设一趟酒席？史书没作任何说明。
这时他父亲和吕雉被关押在楚营中，看望家人之说不成立。
据估计，刘邦受伤后，栎阳谣言纷起。为了稳定人心，澄清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他亲自去一趟栎阳，当面“存问父老”。由相府张贴告示、萧何口干舌燥地作解释，都没用。前面提到，刘邦三个月拿下关中后，曾东行六百里到关外的陕县去“镇抚关外父老”，这是他亲民的表现。
大事业往往是从小事情做起的。刘邦仅仅为了辟谣，不惮劳苦，千里奔波，这说明他是敬业、勤政而不贪图享乐的人。他真的患有“人生匆忙症”。
在刘邦取得汜水之战胜利之后的11月份，韩信在齐国取得了潍水之战的胜利。这一战的背景如下。
刘邦分兵三万给韩信，他自己去面对项羽。他让韩信等人去征伐齐国和燕国，这是志在天下的大武略。这也说明刘邦并不虚项羽。
韩信出发后不久，刘邦又派郦生出使齐国，与齐国结盟联合抗楚。齐国也同意了，就等签字了，郦生亦成天陪齐王喝酒了。殊不知韩信听信蒯通之言，趁齐国对汉军撤防之际，奔袭齐国，大获成功。齐国认为汉欺齐，于是烹杀了郦生。
齐王田广和齐相田横迅速派人与项羽联系，联楚抗汉。项羽当然喜出望外。尽管项羽备受彭越、卢绾、刘贾的折腾，刘邦又虎视耽耽地驻在修武，他在兵力匮乏的情况下，还是立即派龙且（ju）为将，立即救齐。龙且这支军队有多少人？史书上说“号称二十万”。实际上至多五、六万。加上齐国的兵力，齐、楚联军约七、八万。
田广和田横己逃至山东半岛中部的高密县，韩信势如破竹地下齐数十城，收降上二十万，加上原有的三万，合计约25万许。以上的这些数字其后都能得到印证。
楚汉战争从公元前206年8月起，迄至现在的公前204年11月，己两年又3个月，韩信才第一次与楚军交手。刘邦己与楚军打过三仗，两败一胜。
潍水今称为潍河，是山东境内由南往北的一条较大的河，流入莱洲湾。双方在潍水展开一战。
未交战前，龙且的部下向他建言道：“汉兵远道而来，势必尽力而战，其锋不可当。而我们处在自己的地盘上，士卒容易溃散。不如加深壁垒，让齐王派信臣去招徕失守的城池。失守之城听说他们的王还在，楚国又来救，一定会反汉。汉军两千里客居于此，齐城又皆反之，势必无粮，这样就可不战而降之。”
龙且说：“我深知韩信的为人，这人好对付。我来救齐却不战而降之，我有何功？战而胜之，我可得半个齐国之封，不必劝我了。”
于是两军夹潍水而列阵。韩信与灌婴夜间将万余沙囊堵住上游，带了一半人渡河进攻，装作败退。
龙且大喜：“我早就知道韩信胆子小！”于是渡水追击。韩信令人放水，大水至，龙且军大半不能渡。于是韩信与曹参杀龙且，追至城阳，尽俘楚卒。这个城阳，也是莒县。
韩信此战的战果有多大？从一年后垓下之战时，“项羽之卒可十万。”“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
项羽才大约10万兵，因此垓下之战时韩信的30万不全是齐国的士卒，应是汉刘邦、魏彭越、齐韩信三国部队的总和。大致是刘邦10万，彭越5万，韩信15万。由于韩信还要留10万守他的齐国。（这时他己是齐王了。）因此潍水之战后，再占领全齐，韩信的兵力应在25万上下。
之所以要探讨这个数字，是因为其后发生的两件事，都与韩信握有25万重兵有关。
一、这时韩信的军队己超过刘邦与项羽之和，己成为中国最大的集团军。因此项羽派武涉来策反，项羽开的支票是三分之一天下。项羽那么高傲的人都来找韩信下话，说明韩信己成为耀眼的军事明星，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了。
二、韩信有重兵，又持宠，故趁机向刘邦提出了要当齐王的要求。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公元前204年11月份，距杀项羽只有13个月了。五个月前韩信出兵时的职务是汉将军、赵相国。次年2月，刘邦刻印并由张良送去，正式立韩信为齐王。
韩信当齐王，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变动。因为韩信现在是与刘邦平起平坐的“王”了，他可以听你调遣，也可以不服从你的命令，甚至可以分庭抗礼，反戈一击。
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值得一问。
1、武涉来策反，刘邦知不知道？刘邦应该知道。楚营来了人，全军都知道，这是瞒不住的。韩信这时是忠心的，他应该主动把这事报告刘邦，也有必要表示效忠，这是刘邦立韩信为王的原因之一。至于蒯通趁机搧阴风，刘邦可能就不知道了。
2、韩信握有25万重兵，会不会反刘邦？刘邦是怎么考虑的？既然项羽来与韩信三分天下韩信都报告了刘邦，他也就不必担心了。至于韩信拥兵造反，他也不用担心。因为韩信的步将是曹参，骑将是灌婴，带兵的孔聚将军、陈贺将军等，都随刘邦上过芒砀山，曾是刘府的舍人。韩信想反也反不了，这些人是不会跟他走的。蒯通劝韩信反，韩信是考虑了几天的，大概也就是考虑这事。所以韩信一不想反，二也反不了。即使反了，也至多是个王。韩信时机把握得很好，他是在武涉走后、又向刘邦报告后才自请为王的，这明显是挟敌以自重，刘邦当然不快。刘邦封韩信，并非本意，但势在必行。刘邦与韩信，两人都厉害。
这年刘邦52岁，韩信24岁，项羽29岁。韩信是诸侯王中最年轻的。
至此为止，楚汉之间的战争双方都是两胜两负，但形势对项羽相当不利了
公元前203年是楚汉战争结束之年，然而这一年的春夏却格外宁静，没有发生任何战斗。
详查史料，项羽1-9月什么事也没做，而刘邦却忙得不亦乐乎。
刘邦忙些什么？他在忙布局。现在看看刘邦所做的事。
一、公元前204年11月，刘邦扶立张耳为赵王。从几个月后张耳就去世来看，张耳身体不行了，他比刘邦大十多岁。刘邦立张耳这个早年的“导师”为王，了了他的一桩夙愿。张耳死后，其子张敖继续为赵王，其后他又将唯一的女儿嫁给张敖，算是有始有终地对得起这位忘年之交了。
二、刘邦中箭后，在成皋稍事疗养，就匆匆去汉都栎阳。在栎阳他只呆了4天，置酒款待关中父老后，就立即回广武，据兵与项羽对抗。军营才是他的家。
三、公元前203年2月，由张良操印，正式立韩信为齐王。韩信向张良表示，他愿回家乡当楚王，刘邦后来兑现了。
四、7月，刘邦兑现承诺，立原九江王英布为淮南王。英布原只有九江一个郡，现有淮南大部地区，包括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个郡。英布后来造反，也就靠这四郡的资本。
刘邦这时还没当皇帝，1-7月他一下子扶立了三个王，虽然有的并非他的本意，如韩信，但能说明他重承诺，讲信誉。无信不义之人在那个时代是在社会上立不住脚的。
刘邦这时己有大半个中国，诸侯们都站在他这一边，曾投降项羽的韩王韩信都也回来了。政治上、军事上、物力上他都拥有绝对优势，但这时刘邦“厌兵”了。
他认为应适可而止，这时他并没有置项羽于死地的意思，正如项羽也没有置刘邦于死地的意思一样。于是派陆贾去见项羽，请项羽放回他的父亲，这就有请和的意思了。这是公元前203年8月份的事。
项羽全面处于劣势，但他不服气，他拒绝放人，那意思是还要打。
于是刘邦又请候公去说服项羽。从刘邦两度请和来看，刘邦想罢兵是真心的。
其实，项羽这时的情况相当不妙，史称“少助食尽”。“少助”是指失道寡助，他失去了人心，无人助他了，连他的干将英布都投靠了刘邦。
“少助”还有一个典型的事例：齐国被韩信占领后，田横也称王，但田横无地盘，于是田横去投靠彭越。齐国是被韩信灭掉的，项羽还派龙且去救过齐国，田横在这无家可归的时侯，都没去投项羽，反而帮彭越去烧项羽的粮草而不愿与刘邦作对，所以刘邦后来两次请田横从海岛回来。
当听说韩信即将领兵南下击楚，项羽自忖也没力量再打了，在候公的说服下，项羽同意媾和。刘邦很高兴，于是封侯公为“平国君”。
今天我们来看，楚汉媾和的条件很简单：项羽放回太公和吕雉；双方以鸿沟为界，西边归汉，东边归楚。其实，其中有很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的事。
去年四月荥阳之围时，刘邦请和，条件是荥阳以西归汉。项羽不同意。
这次仍是刘邦请和，从地理位置上看，仍是荥阳以西归汉，与去年的条件大致不差。但界线比去年具体了，是以鸿沟为界。这就不能不谈鸿沟。
鸿沟又叫作“大沟”，是公元前361年魏惠王修的一条人工渠，它将黄河与淮河连结起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公元220年-公元581年），都一直是黄、淮之间的主要水运交通线。由于它并不是一条河，故西汉时期又称为“狼汤渠”。宋、元时期鸿沟就堵塞了。
鸿沟的起点在荥阳以北的黄河，他们当时说的以鸿沟为界，也就是以双方山下的这广武涧为界，因为广武涧是鸿沟的起始段。
其实，如真以鸿沟为界，项羽是相当吃亏的，其亏有二。
一、因为只有广武涧这一段是北-南走向，他们筑的东城西城是明证。一出广武涧，这“大沟”就朝东走至中牟—开封—通许—太康西—淮阳—入颖河—入淮河。
这“大沟”象一支大弯臂，将昔日的魏国、今河南省的绝大部份、甚至将项羽祖上的封地—今河南沈丘县附近的项城都揽到西边去了。
刘邦是魏国人，项羽虽是楚人，但鸿沟的末端就在他老家附近，他们应该都清楚这鸿沟的界线。项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这屈辱的条款，相信他迟早都会为争祖业而开战的。
二、以鸿沟为界，这地界远远超过了关中王的地界。鸿沟以东有些什么地方？臧荼的燕国、韩信的齐国都在鸿沟以东，项羽能拿到那些地盘吗？至少韩信的25万兵不答应。勾践的十六世孙驺无诸和驺摇，在今日的浙江和福建，他们都出兵佐汉击楚，5个月后刘邦封之为王，项羽能去占领吗？
刘邦取的是现金，项羽拿的是支票，这张支票根本不知何时何地能兑现。
所以说，尽管鸿沟之盟项羽是同意了的，但他是吃了大亏的。其中界线不明确之处，今后必有争议，也是开战的理由。（鸿沟位置图见图3）
双方达成协议的时间是公元前203年9月。“九月，归太公、吕后，军皆称万岁。”将士们可以回家了，故两军齐呼万岁。
刘邦公元前206年8月兵出汉中，11月定夺三秦，从公元前205年4月—前203年8月，己苦战两年又四个月了，至此能以鸿沟为界，“划沟而治”，适可而止，这可能是他的想法之一。不过，这想法也向我们透露：刘邦欲半途而废，并无独占天下之心。刘邦厌战，士卒们亦不思战，应是刘邦请和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厌战还是为了要回父亲，刘邦是真心不想再打了，况且他己胜了，他见好就收。
项羽最初不同意媾和，最终同意，真是心不甘、情不愿、出于无奈而迫不得己的事。
刘邦这年53岁，是知天命之年。项羽这年30岁，正是气盛之年。他会忍气吞声从此罢休吗？不会！一旦情况好转，他必定会向刘邦重新开战。
张良和陈平看清了这一点，于是向刘邦建言：“汉己有大半天下，诸侯都归附你。现楚兵疲惫，军中断粮，此乃天亡楚之时也！不如乘机取之。如果现在放过他，那就是养虎遗患了。”其实，真正欲置项羽于死地的是张良。本欲西归的刘邦这时才明白，老虎养好了伤还会吃人，项羽是会卷土重来的。既然项羽是祸害，只要有他在就不会有太平安宁，于是同意追。不是张良，历史可能又不一样了。
细查项羽的回归路线，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项羽。
项羽从广武撤军，并不是《史记》和《汉书》说的“东归”，因为东边没有他的归宿之地。他是朝正南方向一路南下，到了阳夏（jia）。从广武到阳夏，大约320里，十来天的行程。
后来与淮阴候谋反的陈豨就是“阳夏侯”。阳夏是什么地方？阳夏就是今河南省的太康，鸿沟流经那里。项羽基本上是沿着鸿沟南下的。阳夏距项羽的世封之地项城，只有120里了。
照这动向，看来项羽是真撤，他没东去彭城，可能他是想回老家。
10月份，汉军在阳夏追上了项羽。
在阳夏南有个小县叫固陵，项羽打了个反击，大破汉军，又把刘邦打回了壁垒。
这个反击战是项羽最后的辉煌，但毕竟只是一个战斗，扭转不了大局。此后项羽就开始了千里大溃逃。太史公说项羽还有十万兵，刘邦也只有十万兵。刘邦要吃掉项羽不可能，故刘邦只好深堑自守。
原来约定的韩信和彭越都没来，于是张良向他分析了两人不来的原因。刘邦从其计，许给他俩地盘，两人来了。
项羽有10万，汉刘邦10万+齐韩信15万+魏彭越5万=30万。30万对决10万，绝对优势。刘贾和英布是参加了垓下之战的，他们的数万兵力尚不计在30万内。
项羽向南走，深入南楚，或许能重振旗鼓。因为他只有把他的士卒引入“死地”，将士们才能团结一致，进入“穷战”—拼死作战。当代就有这样的例子。国民党的败兵，如逃入内地，无疑必遭全歼。但进入缅甸、老挝、泰国的绝境，将士们反而抱成一团，终于打出了“金三角”的天地。
项羽南下320里到阳夏，阳夏距项城只有四天的行程120里了。为什么项羽没继续南下，却突然90度大转弯转向东方了呢？
原来刘邦去年8月布的一颗棋子活动了。卢绾和刘贾带2万人去烧粮草留在楚地，这时刘贾与英布策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三支大军从南往北迎击南下的项羽。刘邦的大军又从北往南压下来。
在南北两军的夹击下，项羽被迫折向东方。
从阳夏按同一纬度线东行约490里可达彭城，偏向南一点是灵壁，阳夏-灵壁约550里。
项羽没回彭城，而是逃向彭城东南140里的灵壁，那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地方。为什么项羽没回彭城？估计距彭城最近的韩信己抢先占领了。灵壁的东南方有个小地方叫垓下，项羽逃至垓下。
中央电视台制作了一个关于虞姬和垓下的节目，那里还有项羽石砌的“项王城”，仅两三米高。
刘邦、韩信、彭越，加上刘贾、英布、周殷的数十万大军，从四面八方团团围住了垓下。
项羽犯了兵家大忌，他将他的将士带入了“散地”。
什么是“散地”？孙子在《九地篇》中第一个讲的就是“散地”：“诸候自战其地者，为散地。”这是说，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作战，士卒距家近，易思家，易溃散。“散地”是不利之地。项羽走“散地”是迫不得己的。果然项羽的10万士卒，纷纷逃跑，最后只剩八百人突围。
项羽9月撤退回归，10月到阳夏，按行程到垓下时应是11月中下旬了。
太史公说这时“项羽之卒可十万。”“可十万”是说大致有十万。实际上可能没有了。
孙子在《军争篇》中说：“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劲者先，疲者后，其法十一而至。”
行军百里都只有十分之一的人马能赶到。项羽从广武退到垓下，溃逃近千里。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加之缺粮，“无粮食则亡”，这时还有两三万人马就很不错了。
不过这是我们的分析，还得以太史公讲的“可十万”为准，因为后来太史公说骑将灌婴率五千骑军斩首楚军八万。（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斩首八万，遂略定楚地。《史记-高祖本纪》）
五千骑士斩八万，一人杀16人，不大可信。因为项羽的人都跑光了，要杀亦应该在垓下杀，30万人杀8万有可能。灌婴的任务是追项羽，项羽渡淮河后还有百余人，到东城时只剩28人，哪来8万人供你杀？
据《史记》载：“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
垓下究竟有多大的战斗？实际上，汉军在垓下进攻楚军时，只攻打了三次。
韩信先上，不利，退却；孔将军、费将军又上，楚兵不利；韩信再上，大败之。
（淮阴先合，不利，卻。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淮阴侯复乘之，大败垓下。《史记-高祖本纪》）
在描述这场攻坚战时，太史公说：“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这说明刘邦是去了垓下前线的。
孔将军叫孔聚，后来封为“蓼”（liao）候。费将军叫陈贺，封为“费”侯。他们两个资格都老，都随刘邦上过芒砀山，是刘府的22位舍人之二。他们这时在韩信手下当将军。所以垓下的三次进攻，都是韩信的部队。
至于后人传说韩信设的十面埋伏，是没有的事。项羽守，韩信和孔、费两将军先后去攻，项羽没出击，焉用埋伏？又伏击谁？
汉军重重围住了项羽，垓下的那座小城堡最终是没攻下来的，不然就没有夜间的“四面楚歌”和“霸王别姬”了。所以，垓下决胜之战的规模并不大，只是攻坚战。双方的人数也不象史书上讲的那么多。项羽至多只有一两万人了。
项羽虽然好烧杀，但他对将士是仁义的。韩信曾说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xu，温和）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人有多重性，他骨子里还是有慈爱心肠的。
在“四面楚歌”声中，士卒确有逃亡。抵抗己无用了，我估计，项羽不忍见将士被杀戮，可能下了“遣散令”。否则，最终只剩800人，项羽的军纪也不致于如此败坏。
这个假说最充足的理由是项伯、项佗（骑将）、项恒（步将）、项襄、钟离昧等这些主要将领全活了下来，他们是活见证。这几个人是不会背叛或逃跑的。只有项羽下死命令这些人才会离去，项庄与他断后，最后战死。
项羽的突围之夜很凄凉，遣散将士们后，“於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项羽哭了。刘邦也哭过，哭过两次。一次是为义帝之死，“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另一次则是葬项羽时，“泣之而去。”他们都是有情之人。
下遣散令，让士卒们各自逃生，趁夜间让大家先走，这是笔者的假说，因为这合乎他外刚而内柔的性格。不然，拂跷前只有八百人随他突围就无从解释，因为他自己也决定突围了。
项羽是那个时代的英雄，是英雄总有一定的人格，不然他怎么能称霸天下？又怎么能有那么多人追随他？只是他的人格有缺陷。人格有缺陷并不妨碍当“元首”当“领袖”。
项羽是黎明前趁汉军熟睡、防备松懈带800余人向南突围的。这800余人有骑士，可能更多是步卒。
天明后汉军才发觉，“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从垓下南下100余里就是淮河，项羽渡过淮河后就只剩百余骑士了。可能步卒跟不上，或许是逃散了。
渡过淮河再南下约80里到了“阴陵”。阴陵地图上己没有了，这阴陵就在今安徽省定远县的西北。
“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dai，欺骗）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史记-项羽本纪》）
这一小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
1、项羽是在“阴陵”被追上的，从垓下到阴陵约180里，骑马约3天的行程。即是说，项羽突围后3天被追上了。
2、请注意“迷失道”三个字。项羽问路，说明他不是盲目乱窜，而是有目的地的，这目的地可能就是“江东”。事实上，他最后也到了“江”边。
田父欺骗他后，“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
这“东城”是什么地方？这东城在定远县东南。即是说，项羽出沼泽地后，只从定远县的西北方的“阴陵”逃到定远县东南方的“东城”，仍在原地打转，故汉骑追上了。
“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项羽的“快战”确实痛快淋漓，就不学舌了。
当时项羽与骑士们冲入汉军时，约定在“山东”聚会。这“山东”是指一座小山的东面。
有这么一座山吗？有！安徽省和县有座“四溃山”，相传那就是项羽令汉军“四溃”之山。
和县在哪？和县在定远县东南方约160里，距“乌江”只有两里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到，项羽不敢恋战，不战而走。他与28骑最后的“快战”是在和县的“四溃山”。从垓下到“乌江”边的“四溃山”，共约340余里。骑军约5-6天的行程。
项羽逃到今天的和县，从宿命论来看，是很不吉祥的。和县当时称为“历阳”，项羽曾封范增为“历阳侯”，项羽最终逃到范增的封地。老英雄范增死了，项羽最后也死在那里。这巧合可解之为“不祥”。
“乌江”在哪？乌江是安徽和县东北的一段长江，这段长江是南北向，江的西岸有个渡口叫“乌江浦”，故名“乌江”。和县至今有“霸王祠”，和县正对岸就是马鞍山市。
“亭”是城内的居住单位，乌江边上是否有个乌江亭？是否有个亭长在那里等候项羽多日？这是小说的构思，无可厚非。
太史公在年表中说，项羽是公元前203年12月死的。这个月份是可靠的。算来项羽死时才30岁，太年轻了。
前面笔者提出了垓下突围时，项羽下了“遣散令”的假说。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说，是因为项羽好烧杀的大毛病，后来有改进，这有事例为证。
公元前204年8月，汜水之战前一个月。由于彭越游击项羽的后方，他安排海春侯曹咎谨守荥阳，于是去收拾彭越。他攻打外黄时，数日才下。外黄投降后，项羽怒。下令15岁以上的男子全到城东去，准备全部坑埋。这时外黄县令门客有个小儿年仅13岁，前往游说项羽：“彭越强力劫持外黄，外黄人害怕才投降他，一直在等大王来。大王来了，又全部坑之，百姓怎敢再有归顺之心？从这里往东去，梁地十余城都怕你坑埋，再也不会有人投降了。”
项羽听了这个小孩子的话，赦免了要坑的人。此后他到睢阳等地去，各县都争先投降。所以他15天顺利地收复了17城。这事发生在他死前一年另四个月。项羽能听一个13岁小儿的劝说，虽然不能改变己远播的恶名，却实在进步不小。
再者，项羽并没有虐待太公和吕后，甚至可能优待了他们，这是他的仁义，刘邦对此是感激的。
如果项羽真的下了个“遣散令”，是有仁者之心，合刘邦的口味，由此也得到刘邦的敬重。故刘邦亲葬项羽、封项氏、赐姓刘，与此不无关系。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项羽确有善良的一面，故笔者认为这个假说能够成立，
项羽公元前209年9月24岁时起事，前203年12月30岁时战死，在秦末这个舞台上只有六年另三个月。生前他一度威名远播，继而声名狼藉。如果假说不成立，那么项羽就是众叛亲历，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一个人在作战，被逼自刎！
从五千年的历史看，刘邦既有一统天下之武功，更有大兴教化之文治，他对这个民族是有贡献的。但他的名气却不如项羽，这是为什么？
一是因为后人对刘邦的误读和不了解，二是由于司马迁对刘氏有“郁结”，他将这情结转化成对项羽的偏爱。尤其对项羽的死，太史公着力描写，真是既雄又壮且悲！
他将马送给乌江亭长后，“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馀创。”他一人就杀汉军“数百人”，何其雄也！
他无颜面见江东父老，至死不过江东，何其壮也！
一位驰骋天下的少年英雄，死后竟被刴成五块，何其悲也！
在司马迁笔下，项羽是一个敢作敢当不怕死的英雄。《史记》五十余万言，人物上千，还只特写了项羽死前的镜头，太史公用意颇深。
项羽真的不怕死吗？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项羽马不停蹄地跑了五、六天，340里，而且跑到了江边，为什么？他还是想活下去。
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如太史公极写他如何狼狈地逃命，那项羽就是另一个形象了。
中国人需要英雄，象这样一位既雄且壮且悲的英雄，古代不多。晋代的刘邵论古代的英雄，还只有两位。一是刘邦，二是项羽。
项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反暴政的少年英雄，后人不宜以“糊涂蛋”来奚落他，但也不宜夸大他的历史地位。太史公己指出了他失败的原因：“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他是后人治国平天下的一面镜子。
项羽是失败的悲剧式的英雄，尤如古罗马的斯巴达克斯，死后全钉在十字架上，失败的英雄也是英雄。唯其失败，故令人同情叹息，情感自然向他倾斜，故他的名气反而比成功者刘邦大。
“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是在自认为跑不掉的情况下才死战而自刭的。
项羽死了，仔细回顾项羽六年又三个月的军事生涯，他能打仗，是神勇之人，且以军事素养见长，他是个军事家。论军事素养，与他不相上下的还有韩信、彭越和英布。英布在楚军中可是“常冠军”，项羽早年都得倚重他。
项羽不可能取得天下，即使取得了天下，也不可能治天下，因为他的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远逊于刘邦。历史是给了他机会的。
项羽最后弄到天下诸侯齐心合力围剿他的地步，人心的向背是胜负的关键。
秦始皇是失败的政治家，项羽是失败的军事家，一个帝王是不能仅凭武力来取天下、守天下的。
在刘邦以前的时代，王侯将相都是世袭的。倘说秦始皇是第一位自命的皇帝，那末刘邦就是第一位被“选举”或被“推举”出来的皇帝。
“选举”一词，最早见诸《史记》，它的本意是“选而举之”，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选和普选。中国历史上被推举的皇帝还多，例如汉文帝，宋太祖赵匡胤，末代皇帝溥义是被“选择”。
刘邦当皇帝的过程能透露刘邦的为人和当时诸候王的态度，不可不察。
《史记》记得较简单，虽然简单，但透露出两点：
一、刘邦当帝是诸候王及将相们共同推举的。
二、刘邦谦让过一番。谦让是一种姿态，谦让一下总比欣然自命为好。项羽当霸王是自命的。
《汉书》记载较详。在刘邦大赦天下后，又经诸候将相们劝进、刘邦谦让一番后，七位诸候王才联名上书。《汉书》从皇家档案中调出了这份“疏”，兹录于后：
“于是诸侯上疏曰：“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时，秦为亡（=无）道，天下诛之。大王先得秦王，定关中，于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败继绝，以安万民，功盛德厚。又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
劝进的理由有两条：一、“于天下功最多”又“功盛德厚”。二、“而位号比拟，亡上下之分。”大家都是王，你也当王，就无上下之分了。但刘邦并未立即就位，仍推辞：
“汉王曰：‘寡人闻帝者贤者有也，虚言亡实之名，非所取也。今诸侯王皆推高寡人，将何以处之哉？’
诸侯王皆曰：‘大王起于细微，灭乱秦，威动海内。又以辟陋之地，自汉中行威德，诛不义，立有功，平定海内，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实宜，愿大王以幸天下。’
汉王曰：‘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
于是诸侯王及太尉长安侯臣绾等三百人，与博士稷嗣君叔孙通谨择良日二月甲午，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汉书-高帝纪下》）
据《史记》和《汉书》载，刘邦12月份葬项羽，诸候将相们两次劝进是在一月份，刘邦二月初三当皇帝，此事议了一个月许。通观这个过程，刘邦这个皇帝，还不是自命的。当时包括刘邦在内的八个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被选举权”，也都可以“自命”。由于他的功最多，威望最高，是诸侯王们心悦诚服地“选”而“举”之诞生的。这两道上书应是诸侯王们态度的真实写照。
王陵的母亲送使者时，“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以死诫儿，是何等的悲壮！“汉王长者”是陵母对刘邦的评价。
楚怀王的老将们在讨论入关问题时，一致认为“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现在诸候王们亦说刘邦“功盛德厚”，“ 德施四海”。
不同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人物，皆众口一辞地说刘邦是“长者”。刘邦德高望重、众望所归是无疑的。因此，那个时代刘邦的道德品质应是最高分，《史记》中得到“长者”这个称号的还只有他一人。
项羽的霸王是自命的，所以，刘邦这个皇帝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推举出来的皇帝。
2、如何评价秦汉之际的人物
究极说来，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帝王将相史，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们的事迹。因此，评价历史人物，很大程度上就是评价帝王将相的功过是非。
自汉皇朝将儒学定为治国化民的指导思想后，其后历朝历代皆以孟子定的两条标准论人，这两条标准就是“功”和“德”：于国言功，于民言德。刘邦的“功德”是当代史家的另一个大盲区。
王立群教授在《百家讲坛》上评价刘邦这个历史人物时，既不讲其“功”，也不论其“德”，津津有味地大讲其“术”， 任何一个事件他都能用微分法分解成若干种“术”，于是王教授成了当代讲“权术”并大有心得的人，刘邦也因之成了取天下、治天下全靠权术的“骗子”。这违背了两千年来我民族公认的论人标准，实际上也是歪曲历史。
真学近乎“道”，伪学则为“术”。造假之人都是“玩术”之人，都是自以为聪明的人。家父曾有严训：“把别人当傻子的人才是最大的傻子。”
在中国的夏、商、周三代及以远，盛行着一门“术”，这就是“巫术”。男为觋（xi），女为“巫”。巫术是女人干的事，两个女人配合着糊弄人，她们自称能通天地鬼神。
进入周代的春秋战国，人们发现了自我，弃伪“术”而讲真“学”，故诸子峰起，有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孙子、韩子等大家。他们论宇宙、谈天下，讲治道，是从不讲“弄术”的，弄术之人也早己退出了历史舞台，不料今日竟复见。
由于历史不可重复，又不具备可检验性，在造假之风盛行的当代中国，在讲坛上弄“术”，影响力大，后果也严重。象这种徒以口舌讲“术”的方式，其作伪、作假的轻快性、简便性、易操作性胜过任何制造业，故历史学成为“伪学”的可能性相当大，“伪学”的本质就是不实事求是。
“秦为无道”，汉文化重“道”，天下有万事万物就有万门之道。治国讲王道，执教讲师道，治病讲医道，治学求真道，做人要厚道，这些都是至理至诚至善的汉文化。
阅读具有个人性，讲学不是阅读，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师者应该“传道”。“术”有时可能侥幸一逞，但中国人从不称道，故有“大道”与“小术”之别。
王立群教授将秦汉之际的这段历史看成并讲成一部阴暗的权术史，侈谈其“术”，这种看历史的眼光本来就很不正常，也不善良，有违汉民族的厚道。
须知，鬻“术”的人往往在出卖自己，不正的心术和浅薄的学识同时也暴露无遗。在教授玩术的风化下，故教历史的老师也就能轻佻地说“历史是个什么玩意”这样玩世不恭的话。
教历史的人不尊重历史，尤如牧师不尊重上帝，这布道也就成了欺人欺己之谈。
王教授在恣肆汪洋的时候，大概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个星球上有一个浩浩荡荡多达12亿的民族，这个民族姓“汉”！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刘邦是这个民族的奠基人。
中华五十六族，其中汉民族的来历和形成的过程，史书记载最详细也最清楚，故是全世界唯一最清楚的民族史。“汉”族这个称号，来之不易。它是两千两百多年前的华夏民族，以上千万人流离失所、死伤数百万、人口仅剩十之二三的惨重代价才得来的称号。在那之前只有氏族，自那以后汉民族才逐渐形成，“多难兴邦”就是指这回事。敝帚尚且自珍，王教授应该有点民族责任感。
刘邦的“世功”是灭秦的暴政、除项的暴行；“世德”是与民休息，令民自富，沛然兴学，广施教化。刘邦功德昭著，故其后形成的汉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勇于奋斗、重教育、爱学习、讲和睦，有着无数优良传统的民族！
教历史的老师在讲自己民族的历史时，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和自豪感，也应该讲讲祖先们艰苦奋斗创建一个新国家的历程和令后人值得观瞻的事迹。因为一个民族不能正确回顾自己的历史，就不能从中吸取养料以壮其民族精神！大讲权术是把我们领入歧途。
郁达夫说：“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蒙古族就爱戴、崇仰成吉思汗！当我们盛赞成吉思汗时，他们说“那是我们的汗”。美国人以华盛顿、林肯、法国以拿破侖、俄罗斯以彼得大帝、印度以圣雄甘地为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
王立群教授对刘邦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什么“农民的儿子”，“不读书的皇帝”，“混了一顿饭，涮了一个老婆”等说法，始终停留在开涮说书人的水平。他可能根本没意识到或不知道刘邦是汉民族和汉文化的奠基人，故他从未进入经邦治国、磅礴大气汉文化的境界。
丑化自己民族的奠基人，是在曲解污蔑历时两千年之久的汉文化！
王立群向全世界宣布汉民族的祖宗是个“骗子”，是个“流氓”！少年英雄项羽也只是个“糊涂蛋”！在他眼中，那个大时代一无所是，无一人可取，充满了阴谋、欺诈和奸险。
20世纪最具中国情怀的大史学家钱穆先生曾告诫我们，对历史要有“温情与敬意”。
我们的祖先—包括陈胜、项羽等无数豪杰—为了除暴政不计生死地为我们这个民族付出了那么惨重的代价，他们的鲜血就只换得王大师这样的鄙视吗？须知汉文化敬祖先敬先烈！
秦始皇的暴政，带给华夏民族的灾难是摧残性的，凶残性胜过秦始皇的“四人帮”，带给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也是摧残性的。在这重建恢复民族自信心的时刻，王教授的说法是在打击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
教历史的教授，对自己民族的奠基人、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缺乏认同感，这是中国历史学的悲哀。拿破仑说：“.爱国是文明人的首要美德。”一个不尊重也不爱自己民族和自己民族文化的人，会爱国吗？我不信！
刘邦、项羽和那个时代的豪杰们，都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在弘扬传统文化、壮我民族精神的今天，这样轻佻地数落那个大时代的英雄豪杰，尤其不遗余力往他们头上扣屎盆子，简直是在往我们脸上抹黑！任何一个有知觉的中国人都不会同意的。
他的恶果是把汉民族说成一个“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这个国家的古代根本没有伟大的人物，“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浩荡而博大精深的汉文化被他彻底否定了！汉民族是由一个“骗子”和“流氓”缔造的，这个民族有原罪！把我们这个民族讲成一个生来就带耻辱的民族，史学大师的用心安在？
然而，刘邦是伟大的，陈胜、项羽及与他们同时代那些豪杰们也是伟大的，他们不计生死、挺身而出掀翻了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暴政”，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的一书中有许多掷地有声名言，其中有一句是：“坏作品永远是一样的，伟大的作品却千差万别。”
教授们讲刘邦与项羽，立场一样，角度一样，甚至连“胆子大”、“运气好”的用词都一模一样，这令人不得不重温哈罗德的话。他们的说法不仅是文化的误导，更是误国、误民、遗患子孙的误人之教。
我们想欣赏孔雀的羽毛，王教授却指指点点专教我们如何看孔雀的屁眼。例如刘邦中箭“扪足”，明朝的冯梦龙赞为罕见的“急智”，并写进了《智囊》一书。王教授却告诉我们刘邦在“撤谎”，是“谎言的即兴表演”，是“谎言脱口秀”。这是个令人笑不起来 的“笑话”。
这不是眼光、方法的问题，而是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大师应该具有起码的风范，至少应该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人不管心中有佛无佛，总要存点敬畏之心才好。有所“敬畏”是立身做人的底线。无敬畏之心的人，就不怕天谴，就有可能欺天欺地欺人欺己，肆无忌惮地无所不为。
其实，用眼光、视角、立场、方法都不能解释王教授这样的讲座。王教授的秦汉史观存在一个很大的盲点。这盲点不仅使他对刘邦“功德”的认识陷入了盲区，还使他成了色盲，色盲尤如带了有色眼镜。他透过这副有色眼镜看到的事物都是变了色的，刘邦的“作为”他都说成是流氓“行为”，这就是偏见。先哲们早说了：“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王教授有偏见吗？有！而且很严重！例如他在讲“夺储之祸”时，就搞了一份矛盾百出的宣判书，并教我们这样看待这件事。吕雉虐杀戚夫人，他找了三个应为这个事件负责任的人：
一、刘邦“难辞其咎”，“最应当负责任的是刘邦”。他的过错是：“立储过早；虑事不周；优柔寡断。”刘邦“请周昌保儿子，太幼稚，也保护不够。”
二、“张良也有责任”，因为他“借力打力”，为吕后出主意请出了商山四皓。
三、“戚夫人当然有责任，她根本就不应该发动这场战争，她是咎由自取。”
既然这三人都有罪责，那么杀人的吕后如何评价？王教授告诉我们：吕后“应对得力”，也“做得很好”。
既然吕后杀得好，戚夫人也该杀，那刘邦、张良就是立了“阴功”的人，又何罪之有？
显而易见，王教授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总是根据不同的需要拿出不同的尺子来量人，不惜曲意罗织。
王教授本来是想讲这件事的是非的，由于他的是非标准有偏见，反而讲得是非不明。在甚于无知的偏见下，刘邦和张良这两个无辜的人都被他定了罪责，无罪被杀的戚夫人是该杀！而杀人犯吕后、中国历史上最凶残的妒妇、唯一被唾骂了两千年的最缺德而无人性的女人，反而成了女杰！
戚夫人该不该杀，我们不作姑婆之争。但全世界稍有人性的人，对戚夫人惨不忍睹的虐杀至少应该有点同情心。连吕后的儿子惠帝都说“此非人所为”。在虐待动物都要遭社会谴责的当代，王教授与众不同的眼光和令人大讶之语，亮出了他不善良的心地，至少他讲的是缺乏人性的话。
处心积虑地诋毁那段历史和人物的这类事例太多，恕不赘举。
“偏见”已让王教授善恶不分、是非不明、逻辑混乱、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地找不着北了。“偏见”不仅会扭曲事物，也会扭曲自己。
秦末大起义，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也最浩大的正义之战，值得万世景仰。但从王教授称刘邦是“死刑犯”、“流氓”、“骗子”这类用词来看，还不只是丑化刘邦并否定刘邦为我们这个民族的作出的贡献，更在于暗示这场大革命的非法性。
一个“骗子”不仅能把天下骗到手，还把一个民族骗了两千多年—骗这个民族要勤学习、尽孝道、识礼仪、讲和睦、讲孝廉……欺人歟？欺天乎？
如果王教授相信自己讲的话，就很可怕了；如果不相信，就更可怕。
布道者应该知道：文化可以兴国，文化亦可以亡国。“造假”的文化足以误国、祸国。汉文化重道，崇尚真学而不兴玩术，弘扬汉文化应从最起码的事实着手，歪曲、曲解以至诋毁是弄术！
玩术的人迟早要吃亏。有位伟人讲过：“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最终都要重新宣判。
秦汉大转折的教训太深刻了，正如“文革”之痛是民族之痛，我们都应该好好总结。王教授的讲座问题相当严重，他把中国人都当成了“傻子”。他不仅忘了自己是谁，而且想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历史是死去了的文明，要完全重建它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尽量使它接近真相。
关于项羽这个人物，我想说的是：打胜仗与取得胜利远非一回事。
举一个当代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论点。1991年1月17日～2月28日，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为恢复科威特领土完整而对伊拉克进行了一场局部战争。史称“海湾战争”。这场战争仅历时42天，双方不成比例的伤亡数字与伊军惊人的崩溃速度，使美国打了一个大胜仗。20年后的2011年1月20日，美国在海湾战争时期的几位主要决策者：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在得克萨斯聚会，重温海湾战争20周年。
鉴于美国军队仍然深陷伊拉克泥潭，他们的敌人还缠住他们在撕打。这表明，美国20年后还未取得胜利，美国人称，他们得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美国《外交政策》网站1月20日文章：《反思海湾战争》）
项羽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馀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项羽讲他一生七十余战，从未打过败仗，他是个伟大的军事家，但他并没取得胜利。故曰：打胜仗与取得胜利远非一回事。显然胜败之数另有因素在支配，这就是人心的向背！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孟子还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
秦始皇和项羽之所以失天下，是因为失民失人心。刘邦得天下，是因为得民得人心。究极说来，秦皇和项王败于缺文化，刘邦成功于有文化。
民国年间有川大教授李宗吾者，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命“厚黑教主”而教天下人要“脸皮厚”、“心子黑”，他认为这是成功之道。项羽失天下是因为“脸皮薄”、“心不黑”，刘邦反之而得天下。这绝不是汉文化！他的论点论据都恶心，中国人就是被这种人教坏的。
第三十三章 刘邦治国，初试啼声
写刘邦的小说和影视作品，都只写到项羽如何壮烈牺牲、刘邦当皇帝止。刘邦当皇帝后干了些什么？他是骄奢淫逸地腐化掉了还是精励图治地想着天下人？这个议题很少有人谈，以致汉人不知道汉家高祖为我们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
其实，刘邦真正的了不起之处，还在于他拨乱反正地治国。克敌致胜有赖将士出力，治国不是打老虎，人多了没用。所谓“船载千斤，掌舵一人”，“舵手”是船老大，不好当。历史上翻船的“舵手”多的是，好舵手还没几个。刘邦取天下，从公元前209年9月-前202年2月，花了六年又五个月的时间。他登基后治国，从公元前202年2月-前194年4月去世，只当了八年又两个月的皇帝，其中九次亲征。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刘邦无师自通地运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在抓生产、恢复经济和重建上层建筑两方面，都大有作为。他将一个人口只剩十之二三、民无盖藏、民心无所适从的国度，迅速厘顺，天下大安。其实，将一个“欲为乱者，十室有八。”的国家，引领至“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的社会，就己说明了一切。（《汉书-刑法志》）
这里仅摘他当政之初的几道诏书和几件事情，以了解刘邦的“文治”。 他的系列做法，都是前所未有的，影响相当深远。笔者要去解释，纯属多余。读者自会判断和领悟它们的意义。刘邦治国，初试啼声。这几啼声，隽永悠长，实在值得流芳百世。
秦末大乱之后，国家崩溃，生灵涂炭，民无盖藏，天下人引颈而望的是什么？是和平，是安宁。刘邦当皇帝前1-2个月，做的第一件事是顺民意，讲“和”。他首先大赦天下，故他当皇帝后楚人从未与他作对，更无任何反抗的记载。
山东省曲阜市“古城”内的“霸王坟”近景。
公元前208年9月，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食地鲁邑，即今日之曲阜。
刘邦公元前203年12月杀项羽，天下皆归顺，唯鲁人不降，据城以抗，诸将皆曰屠之。刘邦认为鲁人怜项羽，乃忠义之民，未可加诛也。他连称帝这样的大事都放下了，于公元前203年12月，亲去鲁邑抚慰劝降，并以鲁公之礼厚葬项羽于“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史记-项羽本纪》）
曲阜“霸王坟”远景，笔者身后远处，隐约可见古城墙。
由于山东详图上没有谷城，司马迁的记载多有出入，刘邦究竟葬项羽于何处？这是一件旷古未有的大事，激发我必须去证实。故我于2006年10月和2007年11月两次去山东找项羽的坟。
项羽祠堂的基石，现列为文物保护遗址。
《史记》注有两说，一说是山东曲阜的“古城”，另一说是山东的东阿谷城。
2006年10月我去曲阜，经多方打听，终于在郊外请农民带路找到了“古城”，并找到了一座当地农民世代传称的“霸王坟”，我真高兴。当时我认为“谷城”是“古城”的讹音，一度肯定项羽是葬在曲阜的“古城”。
我绕坟一周，见项羽的坟如此寒碜，我还流了泪，感慨万端地写了篇《项羽葬址考察记》，以志哀悼。
2007年6月许，陈瑞红专程从北京来成都与我探讨刘邦。他是山东人，我问他：“山东是不是有个东阿县？”他说：“有！”“在哪儿？”“说不上，但肯定有！”
我警觉了，既有东阿，必有“谷城”！用“古城”代“谷城”是我的臆说，太不可靠了，必须重新考察！我终于在地图上找到了“东阿”，那是平阴县附近的一个镇。于是2007年11月，我专程去平阴，到平阴县后四处询问当地有没有“东阿”和“谷城”。
在平阴县博物馆问“谷城”，都说没这个地方。我问有没有“东阿”这个地名。他们说东阿镇就有人在这儿。来者叫郜成安，他是山东平阴县东阿镇北市村村民，时年52岁。当他问明我的来意后，他大为感叹，决心助我。他也不知道有没有项羽坟，说只有一个颇识诗书老人可能知道。于是用手机挂通电话。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决计陪我去找。他是一个热心人，他在平阴县请子侄找了一辆面包车陪我去。
东阿镇靠近黄河了，东阿就是产阿胶之地，距平阴有几十公里路。东阿古城门尚保留有残迹，只有一座“谷城小学”还保留着这里曾是谷城的痕迹。郜成安带我去找到了孟广之老人。孟老时年78岁，。
孟广之老先生带我去了项羽的祠堂遗址，在一大片田地之中。他告诉我，文革前项羽的祠堂有三层楼高，甚是壮观，如今己夷为平地，只剩祠堂的基石，但当地仍作为文物，由县公安局保护着。项羽只给我们留下了这番凄惨的景象，连座坟也没有。
右为孟广之，时年78岁。左为郜成安，时年52岁。中为笔者。
为了证明这里就是安葬项羽之处，郜成安还专门去了公安局证实，并来信告诉我。落实此事，吾心慰然。孟广之老人还健在，今己82岁了，依然健朗，下地劳动。
东阿古城墙遗址。公元前208年7月，“大雨三月不见星”。据《汉书》载：“沛公攻亢父。章邯围田荣于东阿。沛公与项梁共救田荣，大破章邯东阿。”这场战斗，项羽是参加了的。我估计，项羽可能在此役中救过刘邦的命，故刘邦千里迢迢葬之于此，并立祠祭祀。
我很感激郜成安和孟广之，2008年5月汶川地震时，他们还来电话问侯并叫我到他们那里去小住。至今每年春节互有电话问候，逢年过节我也不时寄钱去表达多年的感激之情。
刘邦12-1月份葬项羽，2月份才回来称帝。显然，葬项羽比称帝还重要，刘邦治国正是从葬项羽开始的。项氏的人员，刘邦一个不杀。当时刘邦“又曰：“兵不得休八年，万民与苦甚，今天下事毕，其赦天下殊死以下。”（汉书-高帝本纪下）刘邦大赦天下，哪有王立群教授讲的大搞“白色恐怖”？
东阿古城门洞，门高约三米。现列为文物保护遗址。
刘邦不仅亲葬项羽，还将项氏赐姓为刘。“赐姓刘”则意味着刘、项合为一家了。
刘邦不仅赐姓，不仅将项伯封为射阳侯，还将与他血战过五年的项佗、项襄、项恒三位少年将军皆封为侯。（“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死时三十岁，他们都是项羽的堂弟，年皆不满三十岁，都曾追杀过刘邦。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如果不战死，相信亦能封侯的。更值得一提的是，项襄封为“桃候”。这位桃侯在刘邦的孙子汉景帝时当上了御史大夫，周亚夫被罢相后，还当了丞相！
汉家容人，“有容德乃大”！刘邦这些举措无疑昭示天下：停止仇视和杀戮，和解了！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是先贤的古训。全世界最终都要“和”！
回眸2200多年前，刘邦率为天下先，在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谱出了“和谐共生”的篇章，这值得当代的中外之人观瞻。刘邦亲葬项羽，是对项羽的敬重。封项氏，这是以大事小，以强事弱，这就是厚德，是王道！从中我们看到了刘邦的仁者之心。项氏安则楚人安，楚人安则天下安，这更是政治家的大手笔。
秦末乱世，人口散亡，人口只剩下十分之二三，2300万人口，只剩下600万左右。死伤约数百万，有的北逃至匈奴，有的南逃至与世隔绝的山林。晋时的陶渊明写有一篇《桃花源记》，就反映了一些人的去向。
刘邦立国时，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皇帝配不上四匹同色的马，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车。那时的米价，用黄金换算成人民帀为1054元/斤。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是当务之急。他当皇帝后的第三个月，即公元前202年5月份，刘邦下了一道诏书，旨在安民，令士卒解甲归农，复员回家。
《史记》对这件事记得很简单，仅曰：“五月，兵皆罢归家。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六岁。（复：免除赋税）食之一岁。”（供养一年）（《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则引用了这道诏书，使我们得以窥得事情的全貌。
这道诏书的译文如下：“诸侯之子仍在关中者，免除十二年的税赋，己回老家的，只免六年。以前百姓为保命，相聚于山林湖泽，不计其数。现在天下己安定了，叫他们各归其县，恢复他们原有的身份和田宅。当地官员要张贴文告告诉他们。他们回来后不得打骂岐视。有的百姓，因为饥饿，自卖为奴为婢者，都复归为庶人。对军吏和士卒要予以宽待：很多没有罪过又没有爵位、或有爵位没有达到大夫级爵位的，一律赐爵为“大夫”。
以前为大夫级以上的，各加爵一级。七大夫以上的，都要给予食邑。不是七大夫或七大夫以下的，其终身及全家免缴税赋，终身不事徭役！”
（原文：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甚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汉书.高帝本纪下》）
史称这道诏书为“复故田宅赐爵令”—恢复原有的田宅和赐士卒以爵位。
林肯解放黑奴，名扬四海。刘邦解放“自卖为人奴婢者”，中国人多不知道。
其实，早在刘邦当皇帝30年前许，《吕氏春秋-慎势》篇中就说：“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众的穷苦越来越严重了，王者要救他们是很容易的。王者是干什么的？就是来救助穷苦的。”（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
刘邦掌握大权后，能首先想到当时三个最大的弱势群体—奴、婢和士卒，己属不易；他能亲颁诏书，更属难得，实为中国历史第一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以人为本”最早的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强势人物对弱势群体的第一次救赎，我们中国应以有这样的祖宗为荣！
权势和财富是人间最大的腐化剂。在这两大药剂面前，有多少人变态变型而不自知。秦始皇是第一个栽倒在权势面前的皇帝。
对这诏书作两点说明：
1、刘邦在外领兵打仗，叫叔孙通教太子刘盈在关中的栎阳读书，那时刘盈仅六岁。同时刘邦又叫后来封的诸侯子去陪读，中国有句古谚“陪太子攻书”，就出在这里。天下大安后，有的诸候子就回老家去省亲去了，刘邦只免六年的赋税，留在关中的免十二年。
2、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定二十等军功爵。凡斩首级一个，即赐爵一级。有爵位才 可以当官。
秦、汉设爵位20级：
1—4级称为“士”，一级就称为“公士”。愿做官的，可以作“斗食小吏”。
5—9级称为“大夫”，可作校、尉或地方的中级官员。 五级称为“大夫”，六级为“官大夫”，七级为“公大夫”，八级为“公乘”，九级为“五大夫”。大夫和士都不是贵族。
诏书中说：“ 很多没有罪过又没有爵位、或有爵位没有达到大夫级爵位的，一律赐爵为大夫。”刘邦对跟随他的“士卒”，那怕是新兵，一敌未杀，也一律赐爵为第五级的“大夫”。这是优待，给他们提供做中级官员的机会。七级以上的就要发给田地和住宅了。
10—18级相当于“卿”，有资格进朝廷或在郡县作官员了。
19—20级为“侯”—彻侯、通侯，相当于县级“王国”，有纪元。
秦时的爵位必须有军功才能获得，汉时的爵位并不一定要杀敌才能获得，有时可赏赐。这次对数十万复员的士卒就是“赐爵”。
诏书说：“七大夫以上的，都要给予食邑。”爵位在七大夫以上的多为久经沙场的“老兵”。论军功这些老兵还封不上“王侯”，但也九死一生了。这些老兵象“王侯”一样，也享有食邑。只是户数不如侯王们多。七大夫以下的，“其终身及全家免缴税赋，终身不事徭役。”
这样，凡是随他打过仗的士卒，不管七大夫的上下级爵位，他都想到了。优待“转业军人”，起自汉家。
刘邦时代汉政的最大特色，就是“分权、分治、分享”。这道诏书体现了刘邦兼善天下的“分享”思想，随他征战的士卒们首先分享了果实，封功臣是次年的事了。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郡”级王和“县”级侯国以下，还有“乡”级侯和“亭”级侯。据《三国志》记载，刘备曾被汉献帝封为“宜城亭侯”，关羽被封为“汉寿亭候”。刘备曾封诸葛亮为“武乡候”。宜城、汉寿、武乡都是地名。
“乡侯”和“亭候”不世袭，故《史记》和《汉书-百官公卿表》都没提，疑是为大功卒设置的。三国时魏文帝（曹操之子）制定爵别，“亭”侯为第九等，位在“乡”候下。估计乡、亭侯不超过千户，太史公说的500—900户者，似指此。他们属于小侯，又不世袭，故不记。诸葛亮是个“乡”候，刘备和关羽比他还低一级，都是“亭”候，他们的封赐只相当于刘邦时代的“功卒”。
刘邦之所以之所以下这道“安民告示”，是因为他体恤民情，能与士民共呼吸。
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存在决定他的历史意识。他在陈胜起义前，就与百余人相聚于芒砀山中。他深知民心，能急人所急。这是史籍中蕴藏的“道理”，值得发掘。
刘邦首先安排并优待这些“转业军人”。但地方官员不照办，怎么办？大概问题反映到他那里了，于是刘邦紧接着又颁布了一道诏书，毫不客气地训斥了各级官员，命令他们善待他的“老卒”。
这道诏书说：“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等爵位了。诸侯的子弟和从军活着回来的，很多都是这类高爵。我己数次颁诏给各级官吏，要首先发给他们田地和住宅。当他们向官吏提出要求时，要立即给！这些有高等爵位的或当上“侯”的人君，我这个当皇帝的都尊敬礼遇之。让他们久久地站在官吏面前，不给他们办事，没有这个搞法！
今后爵位在公大夫以上的，县令、县丞要与他们平起平坐！现在我对这些有爵之人都不怠慢，你们这些官吏安敢如此？
再者，我规定有功劳者要给他们田宅，现在一些小吏，没有从军打仗，却田多宅多，而置有功之人于不顾，这是背公立私！你们这些郡守、郡尉等长官没教训好！
现在我下令，各级官吏要好好对待我的这些有高爵位的（老卒），这才合我的意，你们还要经常关心过问他们。如有不按我这诏书行事的，以重罪论处！”
（第二道诏书的原文：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敢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汉书：高帝纪下》）
需要强调的是，“背公立私”这四个字是原文。刘邦能斥责官吏“背公立私”，说明他是以有公心而自诩的。刘邦能造出“背公立私”这个词，说明他有学问，而且学问还不小。
最早的“私”字写作“厶”，金文是一个圆圈，韩非子解为“自环者谓之厶”—凡事总围绕自己考虑叫作“厶”。与“厶”相反的意念叫作“公”，韩子说“背私谓之公”。“公”字怎么表达？有了“厶”字，智慧型的古人也就把“公”字造出来了。在“厶”字上添个“八”，“八”犹“背”也！韩子说：“公私之相背也”，这是苍颉造字以来就知道的道理。（“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韩非子-五蠹》）
刘邦身后300多年，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就采用韩非之说。刘邦能说出“背公立私”这样的话，是从远古造字的哲理来讲的，他有学问。
这两道诏书都颁布于他当皇帝后的第三个月，即公元前202年5月。
这时一个县级“侯”未封，刘邦说的“人君”应指军功较高的“乡侯”和“亭侯”。
这两道诏书和刘邦宽待项氏，照古代的道德观念可以用“仁义”和“长者之德”来评价。用今天的眼光看，是一个“人”如何对待卖掉自身的“奴婢”，是一个“王”如何对待他的“卒”，是“胜者”如何对待“败者”，是一个强势人物如何对待弱势群体！即使用今天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刘邦都应该得满分。
刘邦爱他的士卒，可从下面一件小事中看出。
《汉书.高帝纪下》说：“（高祖）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
这是说刘邦对守门人和站岗的士卒，见之如故旧—老朋友。用今天的话讲，他平易近人。实际上，刘邦是一个朝气勃勃、热情洋溢的人，他的亲和力构成了吸附力和凝聚力。
刘邦当亭长时，常请人从薛县给他买回一种竹篾编的帽子—“竹皮冠”。他当皇帝后，仍常带这种帽子，史称“刘氏冠”。当时长安的百姓见皇帝戴，也都戴！真是皇帝的帽子满天飞。于是刘邦下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刘氏冠。”“公乘”是第八级爵位，出入可以由官方派车、有“小车”坐了。
老兵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刘邦心中时时装着他的老卒子，连戴帽子都不忘老卒！
刘邦在一个“诸候”没封的情况下，为何连发两道诏书，特别惠待他的士卒？
刘邦的这种感情，只有当过兵的人才能理解，这是“战友”之谊。
“战友”是在战场上生死相救、生死与共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了！
刘邦虽为大军的统帅，但行军、打仗、食宿与士卒是一样的。士卒行百里，他不能只行九十里；士卒日晒雨淋，老天爷不可能单独给他放阴或开晴。魏国名将吴起的带兵之道他是知道的：同甘共苦！
灭秦除项的七年中间，他不仅逢阵必上，而且冲锋在前。他形同老卒，夏天光着膀子，冬天一身虱子，吃喝拉撒都同士卒在一起。这种同生死、共患难之谊就是“战友之谊”，只有上过阵的军人才有这种体会并加倍珍惜这种友谊。
刘邦爱士卒，士卒们亦死命护他们的王，故有奚涓战死、纪信替死之事。这些事就不能仅仅用“仁义”来解释他同士卒的关系了。这“战友之谊”是纯洁的生死之谊！刘邦亲葬项羽时，从他“泣之而去”来看，他是动了感情的。这感情应来自昔日的战友之谊。
刘邦当皇帝后，不忘“战友”，他的军旅生涯决定了他的军旅意识，这军旅意识就是“战友之谊”，故他针对士卒连发两道诏书，故他下诏痛斥官吏。
天地无私，天子就得行天意，他贵为天子后，不背本，做到了“顺乎天而应乎人”。他执政后善待民众的数道诏书，既体现了无私的宽弘气魄，也是他个人素质的注释。这两道诏书也是他思想境界的注解。我们不仅看到了刘邦的文笔，更看到了他的行事风格：事必躬亲，雷厉风行，坚决彻底，斩钉截铁，毫不含糊！
刘邦时代初封的侯王中，只有一位女姓，她就是奚涓的母亲。
奚涓是刘邦的22位舍人之一。他没上芒砀山，凡是上了芒砀山的的称为“起砀”。他是在沛县参军的，故称为“起沛”。“起砀”相当于“井岗山式”，“起沛”相当于“长征式”，都属于老革命。
奚涓在《史记.高祖功臣者年表》里只有37个字的记载，根据只言片语分析，这个人的简历如下：奚涓很年轻，沛县人。奚涓只有一位老母亲，他是个孝子。刘邦入咸阳时，他还只是个“郎中”，即沛公身边的警卫员。他作战勇猛，奋不顾身，刘邦当汉王时就提升为将军。奚涓战死后，由于年轻，尚未成家，无子，故刘邦封他的寡母为“鲁侯”。夏、商、周、秦以来，母亲代死难的儿子封为“侯”，实为空前第一人，故史称“母代侯”。
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封地在孔子的葬所，今山东曲阜。“鲁侯”的食邑也是在曲阜。鲁侯是个多大的侯？
众所周知的樊哙是个猛将，位至左丞相，又与刘邦是连襟，“革命”的资历很老。他被封为“舞阳侯”，食邑五千户。鲁侯“功比舞阳侯”，是说奚涓的功劳与樊哙相当，享食邑4800户。大谋士陈平、骑兵司令灌婴也是5000户。故鲁侯是个大侯了。“侯”是县级王国，有纪元，可自设官吏。
张良与萧何是公元前201年正月封的，鲁侯是六月封的，故封候较早。
年轻的奚涓究竟有什么大功，使刘邦念念不忘，乃至追封其母为侯？樊哙在鸿门宴中，不顾安危，冲进去训斥项羽，敢替刘邦解危。“功比舞阳候”，奚涓必有舍身死救刘邦之恩。
刘邦最危险、又死里逃生的是什么时侯？是公元前205年5月的彭城之战。刘邦大败而逃。刘邦逃到沛县去接父亲。项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派了数百轻骑抢先到沛县掳走了太公和吕雉。刘邦只遇到了一对儿女。楚骑见刘邦，立即穷追不舍。
刘邦和夏侯婴驾车逃，马车无论如何跑不过骑兵。估计这时奚涓率数十骑兵赶到了，缠住追兵，拼死保王，立有大功。此役或者其后，奚涓战死。
这场殊死格斗，怵目惊心，令刘邦终身不忘。故三年又一个月后，刘邦封其母，以代侯，是报答奚涓的舍身救命之恩。刘邦赡养奚涓的寡母，是尽“道义”，刘邦重“义”。
刘邦带伤只身逃命时，又遇到了定陶人戚蓉父女搭救，戚蓉就是后来的戚夫人。刘邦不选美，不设嫔妃，终身不弃戚夫人，亦有报答之意。
《史记》和《汉书》都没讲这两个人的来历，估计是讳大人言。大败之人不可言勇也。
在鸿门宴的遗址上塑有十尊铜象，沛公军有刘邦、张良、樊哙、夏侯婴，还有一位叫纪信。
鸿门宴上刘邦脱身后，纪信曾提着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徒步抄骊山小道护送刘邦回灞上。今人为纪信塑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是因为他有“安汉”之功。纪信是今四川西充人，他率了一支楯板兵从刘邦，鸿门宴时他己是将军了。他相貌长得象刘邦，也是个大胡子。
荥阳之战时，兵尽粮绝，危在旦夕。于是他主动提出冒充刘邦去诈降，后被项羽烧死。
这种牺牲自己、顾全大局的作法，是汉文化。奚涓有救主之恩，纪信有替死之德，刘邦不敢忘！
刘邦当皇帝后，将纪信的故乡取名为“安汉县”，即今日四川西充市。汉时“安汉县”在巴郡西部，故史称“巴西安汉县”。“安汉县”顾名思义是安定汉室之县，这里一直被称为“忠义之邦”。
四川省西充市纪信广场的大型雕塑。
雕塑之前部两人，应是夏侯婴与刘邦。
20世纪末，西充市政府特耗上千万巨资，修了座上万平方米的“纪信广场”。广场有一座大约高5米、宽5米、长60米许的大型雕塑就记载了这个故事。这座雕塑有生气，更有磅礴之气。佇立于前，肃然起敬，值得观瞻。
刘邦当皇帝后的第八个月，下令天下县邑，重新筑城。估计同时，皆设庙祭祀纪信，封纪信为“城隍”。“城隍”是“城之保护神”之义，纪信是中国第一个“城隍爷”，是人间之“神”。在这之前无任何关于城隍爷的记载。
在文革之前，全国各县市都有“城隍庙”。 至今全国有很多地方仍供奉着“城隍神”纪信。例如陕西、甘肃和江苏。
本来，纪信是作为忠义之士和城隍爷历代供奉着的，公元1260年后，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敬关羽的忠义，将关羽封为“关帝”，下令全国修“关帝庙”。于是忠义之士就成了关羽。
尽管“城隍庙”和“关帝庙”并存，其后由于战乱，社稷更替，重建城隍庙时，有的地方忘了纪信，各地也就各自为政，敬奉当地的名人作为“城隍爷”了。例如台湾的台中市，就以若干年前的一位县太爷作“城隍”。
近些年中国在春节期间大兴“庙会”。庙会是在什么“庙”聚会？
由于纪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受供奉的“人神”，正月初八是纪信的诞辰，中国祭城隍爷的“庙会”也就从这一天开始。这就是中国“庙会”的由来。二千二百多年了，中国人淡忘了，这庙会从来是在“城隍庙”举行的，不在“文庙”，不在“关帝庙”，也不在“菩萨庙”。
“城隍庙”作为封建迷信被铲除了，现在人们赶“庙会”是赶热闹，凑人气，但汉时的“庙会”却是进行“忠义”教育的课堂。
中国最大的城隍庙是西安西大街的“都城隍庙”，门楼巍峨而壮观，颇有气象，供奉的仍是纪信。
西安的“都城隍庙”是明朝时修建的，但西安人的庙会却在城南的“王曲”这个地方举行。“王曲”自古以来就是屯兵之地，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曾驻在那里。据说那里是十三省的总城隍庙，供奉纪信，每年正月初八有十多万村民在此烧香参拜，我慕名专程去拜谒。
位于西安西大街的“都城隍庙”大门，庙内供奉的城隍是纪信。据《明史-礼志-三》记载，朱元璋即位后的洪武二年，曾下令全国上千的城隍庙，一律要按京、府、州、县四级分等，分别封授城隍王、公、侯、伯四级地位。西安两座城隍庙中的纪信，皆戴王冕，应属王级。此时距刘邦时代己1570年，各地供奉的城隍神之所以不同，疑自此始。
王曲城隍庙在郊外，公共汽车两个钟头才有一班。我坐出租车往返花了150元。
王曲城隍庙是一个只有一间屋的破庙，庙前有一个上千平方米的旷地，杂草丛生，坑洼不平，十一月份都有人焚纸，烟雾缭绕。这旷野绝无交易市场的迹象，只供焚香烧纸而己。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每年都有一次的十万之众的聚会之所。怎么解释这个文化现象？
史书上并无为纪信修城隍庙的记载，但从全国城隍爷来看，纪信是有名有姓有事迹最早的一个，正月初八是当地人讲的。因此，王曲城隍庙很可能是汉时纪信的原庙。正如印度人用手抓饭，中国人用筷子刨饭，是代代传承的习惯。二千二百多年来，古长安的后裔们按照祖先定的规矩，当作信念年年在这个旷野里祭祀最早的“城隍爷”。
“总城隍庙”前的旷地，11月份仍有焚烧的香火。
王曲城隍庙是只有一间屋的小破庙，但扁额却称“总城隍庙”。
纪信作为“安汉公”被封为护城之神了，纪信的家人刘邦也没忘。纪信无后代，但在《史记.高祖功臣者年表》里有一段33字的记载，允许我们去发掘其中的道理。
有位将军叫纪成，他战死了，刘邦封他的儿子纪通为“襄平侯”。
我们不妨揣测，纪信、纪成有可能是两兄弟。纪信无后，“襄平侯”纪通是纪信的侄子。
这个揣测有道理吗？有！我们可以从纪通担任的重要职务来分析。
纪通担任的是“御史”。御史是皇帝身边秘书之类的角色，刘邦—汉武帝时代都只有15个。史载“襄平候通尚符节”。“符”是兵符，“节”是节杖。拿着皇帝的节杖一站，百官都要下跪，他也就可以代表皇帝宣布口谕了，因此，纪通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
十九年后大臣们诛吕氏，太尉周勃没兵符进不了军营，调不动军队。正是这个纪通持着符节，伪造命令，周勃才得以进入北军，史称纪通“持节矫纳太尉北军。”周勃从而行令于军中曰：“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皆左袒为刘氏。
看来，纪通从刘邦时代起，历经惠帝、吕后、直至文帝，四朝都掌管着皇帝的“符节”。
“城隍爷”纪信的后人，在最关键的时刻为安定汉室立了功。所以刘恒一当皇帝，加封纪通两千户食邑，并赐黄金一千斤。纪信的确不愧为“安汉公”。
刘邦去世前六个月，祭孔前一个月，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沛县。在与父老乡亲聚会的宴席上，刘邦击筑而唱了那首著名的《大风歌》。然后在120个小儿的合唱声中，刘邦拔剑起身而舞。当时记刘邦有八个字，“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我们不难想见，一位61岁须发斑白的老人，且歌且舞，百感交集而热泪纵横，他的内心世界是何等的丰富！他那高吭的《大风歌》，至今仍在九洲回荡。一首歌词历时2200多年不衰，且脍炙人口，这在中国歌词史上是仅有的。
只有新朋友而没有老朋友的人，是不能交往的。刘邦情感丰富，不忘故旧，还有两个例子。
周苛是沛县人，起事时是个“卒史”，相当于卒长，能帶百人之兵。刘邦当汉王时，他位列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地位仅次于萧何。
荥阳之战时，周苛被俘。项羽劝降时对周苛说：“你做我的将领，我任你为上将军，封你三万户。”
周苛骂道：“你还不赶快投降，汉王就要俘虏你了，你绝不是汉王的敌手。”项羽大怒，烹杀了周苛。
刘邦感佩周苛的忠心，宁死不降。不仅任命周苛的弟弟周昌为御史大夫，还追封周苛之子周成为“高京侯”。
刘邦死前一个月，在病中想念郦生。郦生比刘邦长十多岁，是一个好老头。他死得很冤，可以说是韩信投机而害得郦生被田横烹杀。刘邦觉得郦生之死应该由他负责，于是封郦生的儿子郦疥为“高梁候”。“高梁侯”是刘邦生前最后封的侯。
周昌和郦生都是汉初的著名人物，故事颇多，都很动人。笔者将在第二卷中详述。
刘邦在对待奚涓、纪信、周苛、郦生这些人士时，不仅说明他情感丰富，更说明他重仁重义，十分敬重忠勇气节之士！这就是汉文化。
刘邦那个时代，没有政党、政纲，也没有主义，他靠什么聚集千军万马？他为什么能受诸侯和天下人的拥戴？这是由于他的行事为人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仁义”两字。
刘邦有信仰吗？有！信仰的本质是心存敬畏。不管你信鬼信神还是信佛信上帝，只有存了敬畏之心也才有律己的尺度。刘邦不信鬼神，但他信上帝和祖宗。汉二年12月他“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书-郊祀志）
他祭祠上帝和祖宗，除了仪式性地祈祷外，更主要是禀报上帝和祖宗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叫“告在天之灵”。刘邦有敬畏之心，并以上帝和祖宗来律己。人在做，天在看，故他从不胡来。不怕天谴的人，不惧春秋笔的人必肆无忌惮、胡作非为，“四人帮”者是也。
刘邦有人生哲学吗？有！他将“仁义”作为信条，作为道德标准以律己。但观他行事为人，自始至终皆贯之以“仁义”，并以之作为准则，故他缔造的汉民族的性格是“和”。
孟子曰“仁者无敌”，他信奉并恪守着。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义”是作为古代国家的第二大道德支柱而存在、并受到高度推祟的。
古人重“义”重于生命，故孟子有“舍身取义”之教，世间亦有“不义之人莫相交”之言。“仁义”是那个时代人际交往中最高的“德”。
秦汉前后社会中有一类人叫“任侠”，他们轻生死、重然诺，行事为人，义字当头。他们虽然无钱也无势，但在社会上却有崇高的声誉和人望，刘邦、张良就是这样的“侠义”之人。
刘邦与夏候婴早期的关系是“侠义”之交。
刘邦上芒砀山，仗的是“正义”，反秦是举“大义”。
刘邦灭秦是“扶义西行”，除项是灭“不义”。
陈胜、项羽反秦有大功，刘邦厚葬他们尽的是“道义”。
刘邦大赦天下，尤其赦楚军将士，善待士卒和民众，行的是“仁义”。
他封纪信、周苛、郦生的子侄为侯、赦刺客，说明他崇尚并提倡“忠义”。
不管他仗正义、举大义、尽道义、行仁义、奖忠义，刘邦总是“仁义”当头，他是举着“仁义”的大旗在打天下、治天下的。综观秦末汉初的那些豪杰，还只有他自始至终崇尚“仁义”，尤其在他当了皇帝以后，故刘邦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
“仁义”从不载诸法律，它和“忠孝”一样，也是一项道德标准。中国人至今也重“仁”重“义”，不仁不义之人在社会上是不能立足的。那个时代，“仁”与“不仁”、“义”与“不义”是察人律己的常用词，“不仁不义”是最高的诛语。故刘邦在广武涧上历数项羽十罪，皆是不仁不义之事。
我们再进一步探索刘邦“重仁”、“行义”的深刻原因，盖与他的平民家境有关。他来自民间，没有居高临下、俯视世人的优越、傲慢感，故他能平等待人，“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以仁义结人，以仁义待人，坚定不移，这就是原因的原因。
“仁义”与“不仁不义”，关乎人心向背。《左传》曰：“多行不义必自毙”。秦之亡，贾谊的评价最中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在“仁义”或“不仁不义”这个关键问题上，刘邦大胜项羽，胜负之数早确定了。所以刘邦胜项羽，正如孟子所言“仁者无敌”。孟子还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谓大丈夫。”刘邦是个大丈夫。
在汉文化中，出卖朋友是一种不义，是失人之举。秦汉时称为“卖交”。“交”者，“友”也。“卖交”就是“卖友”。
刘邦是仁者，长者，更是一个重义之人。李克应对魏文候如何察人的那席话：“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实际上也告诉了我们，看一个人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
综观刘邦之行事为人，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仁义”两字在打天下。从他义释滕公、厚葬项羽、大赐项氏、善待民众、优待士卒、抚恤烈属等，无一不是仁义之举。他因此才有崇高的威望，故受诸侯群臣拥戴而立为帝。他行仁义是兼善天下，他怎么会独独虐待功臣、甚至杀功臣呢？稍有分析力的人，会发觉于情于理都讲不通！
一个君王如何对待有功之臣，不仅是道德水准，更是政治品质。君王“杀功臣”是不义，比“卖友”还恶劣，是遭千古唾弃的恶名。“杀功臣”这个恶名不幸落到了汉家高祖的头上。
刘邦杀过功臣吗？没有！从来没有！说刘邦杀功实为两千多年来的大冤案。
刘邦善待功臣，甚至善待“功卒”，所以他能在遗诏中豪迈地说，“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但两千多年来为什么都说刘邦杀功臣呢？这正如两千多年来都众口一辞地说刘邦是“无赖”、“流氓”一样，是误读，是误解。造成这种全民族误解的原因，是小说家、说书人和个别教授的误导，他们难辞其咎。
曹操究竟是“奸雄”还是“英雄”？“奸雄”之说由小说家和说书人说了几百年，将他还原成“英雄”是半世纪前的事。“奸雄”或“英雄”不是原则性的是非问题，而“流氓无赖”和“杀功臣”就是本质性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了。要谈“杀功臣”，首先必须弄清哪些是功臣。
刘邦的功臣是指他封的那143个“侯”，太史公专门为这些功臣列了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讲明他们的出处和功劳。这143个候他是一个也没杀的。
后人说的“杀功臣”其实是指他当皇帝后确认的八位异姓王。太史公从没有把他们当作“功臣”，而是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之前列了个《汉兴以来诸候王年表第五》。
如果太史公视异姓王为“臣”，就不会列第五表了。
这些异姓王有的是在楚汉战争以前、戏下分封时就存在了，如衡山王吴芮，九江王英布，燕王臧荼。有的是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一手扶立起来的，如韩王韩信都，赵王张耳，齐王韩信，梁王彭越，闽越王驺无诸。在刘邦当皇帝前，这八人都是与他平起平坐的“王”，刘邦仅仅是汉王。
刘邦当皇帝后，建立了“联邦制”的新国家，他与这八人的关系，应该看作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正如“白宫”和各“洲”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搞分裂和维护统一之争，其中就有两人想掀翻汉廷，自立为帝。
这八个王中，只有韩信曾是汉家人马，为刘邦立过大功。但他在汉皇朝成立之前一年就自立门户称齐王了。严格说来，说刘邦“杀功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因为这些人除了韩信曾经当过他两年又十个月的“臣”外，没有一个是他的“臣”，都只是“盟友”关系。
“杀功臣”太离谱，说刘邦“剪灭异姓王”或许靠点谱。刘邦真的容不得异姓王、要赶尽杀绝才收手吗？非也！本来刘邦立异姓王就是与他们“分权、分治、分享”，汉初62郡，汉皇朝只有15个郡，且都在西部。
刘邦当皇帝的当月加封了驺无诸为“闽越王”，当年九月份又封卢绾为燕王，实有九个异姓王。他还准备请田横回来当“侯王”，其后确认赵佗为“南越王”，他死前三个月还封名“织”者为“南海王”，到惠帝时还加封驺摇为“东海王”。因此“剪灭异姓王”并不是汉家的政策。
这九个异姓王除赵王张敖是因赵相贯高刺杀刘邦被废为侯以外，其中五位都是或因反控制而造反，有的甚至联合匈奴人打到华夏地区来了，刘邦才兴兵讨伐。刘邦是平叛乱！
因此，对这九个异姓王的来龙去脉和最后的归宿都得逐个解析。实事求是地澄清事实，还刘邦一个真面目，这是我们的责任。
什么是“白马之盟”？据说刘邦生前曾杀了匹白马，与大臣们盟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对这件事，我是很怀疑的，理由有三：
一、象这样一条关于政权结构的重要制度，《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本纪》居然没有记载。《汉书》是以摘录诏书和奏折而著称的，年月日都详实，杀白马、饮马血对天地立誓是隆重的大典，皇家档案对这样一件大事居然没有时间、地点和人物的记载！“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句话，只在吕后的本纪中，借王陵和吕后的口中说出。此乃可疑者之一。
二、不立异姓王不是刘邦的政策。刘邦当皇帝后，就立了八个异姓王而无一个刘姓王。燕王臧荼反后，刘邦立卢绾为燕王，也是异姓王，至此仍无一个刘姓王。刘邦死前11个月还立赵佗为南越王，死前两个月，还封名“织”者为“南海王”；刘邦死后三年，惠帝追念十七年前反秦时的功勋，立驺摇为“东海王”。
如果刘邦真与大臣们立有“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这样的誓言，那么立“燕王”、“南越王”、“南海王”就是刘邦对自己誓言的背叛，惠帝立“东海王”就是对高祖定制的违背。
对天地、对祖先立过誓，违背誓言就是欺天欺地欺骗祖先，古人是不会骗祖先的。在看重喋血立誓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三、此事之可疑，还在于刑白马歃血为誓也不伦不类。对天地立誓天子之礼是用豕、牛、羊三牲的太牢之礼，从无宰白马之说。
基于以上三条理由，故我认为并无“白马之盟”。
难道这事是空穴来风？唯一的依据是，刘邦去世前一个月有一道遗诏，遗诏最后一句话是：“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遗诏是写得明明白白的，怎么竟变成“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了呢？这是思维的惯性和定式在起作用。刘邦生前先后封了七个儿子为王，这些王当时是与有的异姓王并存的。
刘邦在世时皇权并不牢固，数度受异姓王的挑战，最后竟死于异姓王之手。他自认为他“无负天下”，但异姓王实在靠不住啊！于是他学周天子，周天子尝封了55个同姓为诸侯，为的是拱卫王室。刘邦在世时他镇得住，他百年之后就难说了。故太史公在谈到刘邦封儿子为王时说：“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这是他封儿子为王的初衷，但他并未排斥异姓王。
惠帝时虽有六个异姓王，但无异性王的危机，故他除了封驺摇为“东海王”外，他的六个儿子一个也没封为王。
经吕氏之乱后，文帝时曾封自己的两个儿子为王，为赎过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景帝时，儿子多，先后封十四个皇子为王，又封其弟梁王的五子为王，凡十九个刘姓王。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代的人，距刘邦时代己四世近百年，他看到四世以来封的的尽是刘氏王，汉武帝也照前两世的定式只封刘氏为王。
只封刘氏为王的依据是什么？是根据“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谁说的？高祖说的！高祖何时何地说的？谁也说不出来！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个说法究竟出现于何时。
窃以为应在吕后去世之前，当时长安城内见刘、吕两氏对立，刘章甚至借逃席之罪杀了吕氏的人，满城风雨地有“与刘氏乎与吕氏乎”之议。于是倾向刘氏的人根据需要就编出了“白马之盟”这条“最高指示”，“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这个说法是为诛吕氏造舆论，它是应运而生的。
由于刘皇室的人喜欢听，诛吕氏也需要这把尚方宝剑，因此谁也不去追究这个纰漏，都乐于自己哄自己。于是此说不径而走，太史公也就根据传闻记下了此事。
大概太史公也觉得此事有疑点，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地点，于是借王陵和吕后之口来讲。他营造的语言环境也合情合理，令后人不得不信。
于是只封刘氏为王成了不成文的定式，刘邦的子孙们也就照这个定式行事。
西汉初、中期，王侯们虽然有废有兴，但总趋势是兴多于废，最终滥封。到西汉末年孝平帝时，郡国王由刘邦时代的8个增加到103个，不过这103个王全姓刘了。县国侯由143个增至241个。344个王侯，真是侯王遍天下，比战国时代多得多！只不过这些王侯都很小，都不足以作乱。
综观这个过程，我的结论是：
一、刑白马歃血立誓这件事是没有的。
二、刘邦讲过“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但没讲过 “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
三、太史公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谈到：“汉兴以后，分为王与侯两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和无功未经皇上所置而称侯者，天下共诛之。”
（“汉兴，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里没提白马之盟，更没说这是刘邦讲的。根据太史公的行文和口气，显然是根据传闻和自己的理解而估摸作的记载。
四、只封刘氏为王是刘邦的子孙们根据自身的需要搞出来的制度。不料这条只封同宗的制度从此传承了下来。故唐皇朝有“王”，明皇朝有“王”，清皇朝也就有了“亲王”之类。
下面我们来看汉初这八个异姓王的始末。
臧荼虽名不见经传，《史记》、《汉书》都没为他立传，但他对汉初的政治影响不小。他是异姓王中笫一个叛乱、被汉家第一个镇压的人物；他儿子影响了第二个燕王卢绾；他的孙女甚至是汉武帝的外祖母。他波及汉初四代，不谈他，汉初的很多人和事都无法谈，故不得不表。
先叙臧荼的来历。
公元前209年8月张耳和陈余扶武臣当赵王后，张耳为相，陈余为将。为了自壮，他俩向武臣建议，宜派人去占领燕地，因那时燕人未起事，还无王，于是派韩广去。这韩广地位并不高。张耳和陈余投靠陈胜时，才仅仅是左右校尉，韩广是他俩的下属，其名份可想而知。
韩广去燕国时，带了个卒长名臧荼。卒长是个小军官，仅率百人。韩广到燕国后，燕人立他当了燕王，臧荼也就水涨船高地由卒长当上了将军。韩广当燕王、臧荼当将军，大致在公元前209年9月份，这时刘邦刚起事。因此论造反的资历和名份，他俩都比刘邦高，刘邦这时仅仅是“沛公”—一个县令。
次年11月巨鹿被围时，张耳派人向燕国求救，老部下韩广当然得派，于是派了臧荼来。项羽在巨鹿大破秦军后，臧荼也就带着万余燕军随项羽去了咸阳。
戏下分封时，齐国的田荣没来，不封。燕王韩广没来，按理也不该封。估计张耳发了言，为他的老部下韩广说了话。七嘴八舌议论一番后，搞了个折衷方案：臧荼当“燕王”，韩广去当“辽东王”。
这两个王是中国最北边的王。臧荼的燕都是蓟城，在今北京一带。“辽东”是秦时最靠北的郡名，辽东王的国址在今辽宁省大凌河一带，“北”得来连国都都说不清楚。
韩广无疑是被冷落、流放了，他当然不去。估计和臧荼发生了争吵，公元前206年8月，即分封后四个月，臧荼索性把韩广杀了。这说明臧荼是一个凶悍之人。
这里有三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
一、燕王臧荼的地域在今北京至辽宁一带，那是一个一年一熟的地区。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这是一个气侯很差的种植地带。
二、刘邦与臧荼素无交往，仅仅是在戏下分封会上认识而己。他们无交情，彼此也缺乏了解。
三、刘邦在广武涧历数项羽十条罪时，第七条“项羽将服从他的将领封王给好地，而放逐他们的故主，让臣子争相叛逆，罪七。”就是指臧荼杀韩广这一件事。
刘邦是公元前202年2月当皇帝的，7月份臧荼就反了。臧荼为什么要反？反迹是什么？遍查史料，毫无痕迹。既然两千多年前的史家们没说，按逻辑我们只能揣测出个端倪。
一、请注意臧荼造反的月份，是在7月份。秋收是在夏历的8月份，7月份是个青黄不接的日子。那一年天下甫定，那时“民无盖藏”，“天子难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米珠薪桂，小米都要1054元人民币/斤。估计臧荼造反，政治上还不是主要原因，而是饿慌了，实在挨不过去了。行伍出身的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势孤力薄的小民靠“偷”，王者能组织人马去“抢”。到哪儿去抢？估计是到富庶而最近的齐国去抢。那时齐国无王，曹参将兵驻守。一个快书飞传到洛阳，刘邦当然不能容忍。
二、政治上没有原因吗？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且是互相的。
楚汉战争时，遥远的臧荼“两不沾”。韩信灭齐后，派使者与燕国签订了城下之盟，臧荼表示愿意归顺汉王。但在臧荼看来，我当燕国的将军时，你还在芒砀山中亡匿，他有“老资格”的潜意识。对刘邦当皇帝，他虽然同意了，却并不以为然。他内心深处没有服从感和归属感。他与刘邦毕竟只有一面之交。
刘邦一生很重义，最看不得不义之人。臧荼杀韩广，在刘邦看来，尤如子弑父、臣弑君，是大逆不道！臧荼归汉后，刘邦还在广武涧不指名地数落臧荼，臧荼不会不知道，这种道义上的隔阂和反感，很难消除。
臧荼非大器之才，亦无多大作为，属大风起时被卷上天的人。他杀韩广，说明其凶悍，所以他的行径带有“胡子”气，没有经邦治国的王者之气。
所以说，他的造反主要是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原因，还不一定是政治上要把刘邦推翻，自己来当皇帝。
既然你臧荼不顾天下大安的局面，要作乱，乘机除了你这个“不义”之人。
于是史书上只记下了：“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这样17个字。
两个月就平叛，并活捉臧荼，这说明燕国并不强大，刘邦的手脚也真快。
9月回来后，刘邦下诏请诸侯们议一议，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于是“荆王臣信等十人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以为燕王。’”请注意，对卢绾当燕王，楚王韩信是发表了意见的。大概在这之后，刘邦才接到“人告楚王信谋反”的举报信。
两千年来没人谈臧荼，但谈刘邦剪灭异姓王时，是把他包括进去了的。
如果刘邦旨在剪灭异姓王，又立一个姓卢的异姓王，岂不多事？因此，“剪灭异姓王”之说至此难以成立。
臧荼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并不是要角，但由他连带出来的第二个燕王卢绾，却对刘邦的打击相当大。这得另辟章节细说。
话说臧荼被掳到洛阳后，刘邦并没有枭首示众，估计是软禁养老而死。
以下的故事虽与经邦治国的汉文化无关，但涉及汉初的门第婚姻观，仅从汉武帝是刘邦的四世孙，却是臧荼的五世外孙来看，这个议题值得一表。
臧荼有个孙女叫“臧儿”。臧儿流落民间嫁给了槐里人王仲，生有一男两女。男的叫王信，长女叫王姝儿，次女叫王儿姁（xu）。王仲死后，臧儿改嫁，嫁给了“长陵”的田氏。
“长陵”是什么地方？长陵就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刘邦生前采纳刘敬的建议，将齐、楚的豪门大户迁到长安十万户，其中有一部份就住在五陵塬上。这田氏应是齐国的大户人家。
臧儿改嫁到田家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田蚡，一个叫田胜。
这里我们看到了，臧儿至此己生有三男两女。一男两女姓王，另两男姓田。这三男两女在汉武帝时都成了大贵人。怎么“贵”起来的呢？臧儿先将长女“王姝儿”嫁给了长陵的金氏，王姝儿为金家生了个女儿。臧儿找人算命，卜筮之人称她的两个女儿—王姝儿和王儿姁都是大贵之人。
于是臧儿想把长女王姝儿从金家要回来，作为奇货囤积。
金家大怒，不退！于是把王姝儿送进太子宫当宫女。这宫女是供人使喚的奴婢，大户人家的女儿是不得去的。由此我们可知，汉时进皇宫或王宫当宫女并不是美差，正如当太监不是男人的正果一样。
殊不知王姝儿进太子宫后深得太子喜爱，事情就越来越热闹了。
以上事情都发生在汉文帝时代，那个喜欢王姝儿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按照近代的“政审”制度，臧儿是“反属”，她的女儿王姝儿至少应该划为“黑五类”。但汉初的皇帝们没有“阶级”观念，连王姝儿是二婚嫂都没审查出来。
但看刘邦的夫人都是民女，吕后也是二婚嫂。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甚至是奴隶，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是民女。汉初三太后的出身都不高贵。可见当时的人没有从政治上去划分等级，也说明汉代的男女关系是不讲门第的，还没有门当户对那一套。，
这王姝儿入太子宫后开始称为“王美人”。后来为太子生了三女一男，就升级为“王夫人”。
这王夫人应当漂亮，但她的得宠，应当是聪明、乖巧。她貌似温驯贤淑，其实心计很深。她怎么当上皇后的呢？汉景帝的太子是刘荣，是栗姬所生。按理就应当立栗姬当皇后。但栗姬不会做人，为人傲慢，出言不逊，上下都得罪完了。
例如景帝有病，心中不乐，将诸皇子托付给栗姬道：“我百年之后，你可要善待他们。”栗姬不高兴，不答应，反而出言不逊，甚至骂皇帝为“老狗”。景帝怒，隐忍未发，但立皇后事也就在考虑中了。
王夫人见此，在景帝面前不仅不讲一句栗夫人的坏话，反而暗中叫“大行”启奏，立太子母栗姬为皇后。本来就不快的景帝大怒：“这是你该讲的话吗？”于是杀了那个“大行”，废太子为临江王，栗姬也就自杀了。这“大行”是宫中负责接待的中级官员，秩600石，相当于今天的礼宾司司长。
王夫人深谙“欲取之必先与之”之道，左左右右上下都打点得很好，其中景帝的妹妹长公主刘嫖起了关键作用，她终于被立为皇后，史称王皇后。
她为景帝生的那个儿子先取名为刘彘，后来改名刘彻。刘彻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臧儿又把她的小女儿王儿姁送到汉景帝身边。王儿姁又为汉景帝生了四个儿子，这四个儿子后来都成了王。
现在我们再来理一下这条线。臧荼的孙女叫臧儿，臧儿有个女儿叫王姝儿，第二嫁嫁到宫里后成了王皇后，汉景帝死后刘彻继位，王皇后成了王太后。因此臧儿就应是汉武帝的外祖母了。
汉武帝继位后，估计是听了母亲的话，将外祖母臧儿追尊为“平原君”。
王太后还有三个哥哥，这三个哥哥可是汉武帝的“国舅”，怎么安排？
汉武帝将大国舅王信封为“盖侯”，盖侯好酒。二国舅和三国舅是王太后的异父哥哥，姓田。田蚡封为“武安侯”，田胜封为“周阳候”。这两人很贪。田蚡后来当了汉武帝的丞相。
王皇后为汉景帝还生了三个女儿，分别称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林虑公主。
由此看来，汉武帝时代，他母亲、他国舅、他的丞相，甚至连他本人，都与臧荼有血缘关系。
刘邦用功臣，用能人，连刺客都敢重用。刘彻用国戚，用人之道大不同。
刘彻如何找他的“金大姐”？王皇后是二嫁嫁到宫里来的，她最早是嫁到金家。在金家生了一个女儿，这事瞒住了汉景帝和儿子刘彻。刘彻当皇帝后，从韩嫣口中得知，太后有个女儿在长陵。他说：“何不早言！”于是他先派人去侦察，证实确有其人且在家后，于是乘舆亲去迎取。
他去时，街道戒严，使武骑围住了金家。家人惊恐，金女躲在床下。
他扶住大姐泣道：“嗨，大姐，何必藏那么深啊！”
于是刘彻将这个异父姐姐接回宫中。由于不姓刘，不好封，于是“奉钱千万，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以赐姊。”从这件事看，十六、七岁的刘彻还是孝顺其母的，故有资格谥为“孝”。
以上这些事虽与治国方略无关，但因牵涉到臧荼，奉作谈资以了解汉初的婚姻观。
刘邦“杀功臣”之说民间流传最广的是韩信，因此韩信必须重点分析。
韩信乃秦汉之际脍炙人口的人物之一。他那胯下之辱，至今仍妇孺皆知。
韩信的身世从来没人提及，《史记》和《汉书》也一笔略过：“韩信，淮阴人也。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
由此可知，韩信父母双亡，无兄弟姊妹，是个独子。他缺少亲情，性格可能孤僻，但由此也养成了他深思好谋的习惯。
其实，要分析韩信的身世，就必须谈那位“漂母”，漂母的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
今之学者谈“漂母”，漂母在河边“漂洗”什么？有的 说是“漂丝”。蚕丝太嫩气，一漂必乱。
蚕茧经蒸煮后才能抽丝，十几根丝拧集成“丝线”，丝线才能织绸缎。“漂母”漂洗的是“麻”。
“麻”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麻皮从杆上剥下以后，要在水中浸泡、搓揉，洗去皮屑后才能理成织布的纤维。古时无棉，桑麻自成为重要农事。
古时对年长的的男子都可称为“父”，年长的妇女可通称为“母”，“漂洗”是她当时所操之业，故称“漂母”。
南昌亭长不供饭后，韩信到城下钓鱼，有一漂母可怜他，拿饭给他吃，一吃就吃了数十天。韩信感激地说，我必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是可怜你这个王孙才给你进食，哪指望你报答啊！”
漂母说：“吾哀王孙而进食”！韩信是“王孙”吗？显然不是。
“王孙”是一个恭维之辞，尤如昔时对有身份人家的小孩可称“小爷”、“少爷”一样。
漂母供食数十日，韩信称谢时，母竟然可“怒曰”！这说明：
1、漂母就不只是认识韩信而己，而是“熟识”，对他的根底有所了解，故能以长者的口吻训斥之。
2、韩信无食却未“乞食”，韩信是“寄食”。这“寄食”显然不只吃了两家，因为他“常从人寄食”！一个人能在淮阴县城内到处找得到饭吃，而且有人给他吃，这说明韩信的父辈或祖辈在当地是有名望的，因为谁也不会把一个素昧平生的流浪儿叫到家里来进食数十日。
3、“小爷”落魄了，竟无处吃饭！看着怪可怜的，于是漂母召而饲之。漂母脱口训斥，怒其不争，也是一番爱怜之意。
另外，韩信家贫，却悬剑上街，这剑成了他身份的标志物。他的剑显然不是买的，因此这剑是前辈传下来的。韩信熟读过《孙子》，学得精，也用得活。
试想一个家庭有剑有兵书以传人，他的身世应豁然开朗了。
刘邦、张良出自“卿相之门”，项羽出自“将门”，韩信出自哪“门”？
淮阴是富庶之地，应当是万户以上的大县。按秦、汉制，县有“县令”和“县尉”。县令主政，县尉主军，掌兵数百至千人。
公元前223年秦灭楚，杀项燕。估计韩信的父亲相当于“县尉”，很可能从项燕而战死。
陈胜首义后，“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史记.陈涉世家》）
韩信年轻，或有良谋，却缺乏刘邦和项羽那样的王者之气。他没有树大旗，自立山头，而是投军。
那么多支造反军，韩信都没去投，“及项梁度淮，信乃杖剑从之。”他投项梁军或许与他的身世有关。韩信投项梁军，自报家门后是得到项梁照顾的。他被委以“郎中”，“郎中”就是贴身的“警卫员”或在外站岗的“卫兵”。汉初的许多将军包括曹参、周勃在内，都当过刘邦的“警卫员”。
“郎中”是首长的形象人，想来韩信应该中上身材，相貌堂堂。
韩信出自“军门”，乃不是“王孙”的“王孙”！这个臆测，应当是成立的。
另外，“太史公说：我去淮阴，淮阴人对我说，韩信为布衣时，其志向就与众不同。他母亲死时，贫不能葬，于是选了一块宽敞的高地，让今后那里可安置万家。我看了他母亲的坟，果然如此。”
（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葬母选择了可安置万家守陵人的宽敞高地，说明他很自信，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出人头地。他胸有大志，腹有良谋，这番境界断非穷家小户子弟所有。
现在我们看到了，汉初的几个杰出人物，刘邦、张良、项羽、韩信，其先世都是有根有底的。虽然他们都曾沦为“破落子弟”，都不曾“事家人生产作业”，但帝王将相的文化种子早埋于心田，天时一顺，他们争相破土而出，终成参天大树。
《百家讲坛》有学者称：韩信公元前228年—前196年。
韩信的生年不知出自何处。只是韩信的卒年有误，韩信死于公元前195年1月。刘邦死于前194年4月，他们离世仅相差15个月。
韩信的生年无考，就以该学者的说法为准吧。
刘邦生于前256年，韩信生于前228年，他们相差28岁。韩信比刘邦的长子刘肥还小6岁。
韩信的履历大致如下：
一、前228年韩信出生。
二、前223年秦灭楚时，韩信为5岁，项羽为10岁，刘邦为33岁。
三、前208年1月韩信投项梁军时，为20岁。
四、前206年4月背楚入汉中，6月刘邦拜为大将，时年22岁。项羽24岁起事，27岁当“西楚霸王”。“自古英雄出少年”，邓小平18岁当中央秘书长，胡耀邦16岁当团中央书记，韩信22岁为大将，是可能的。
五、经自请，前203年2月张良授印，立韩信为齐王，时年25岁。当齐王仅一年。
六、前203年12月杀项羽，前202年2月迁为楚王，时年26岁。
七、前202年12月被执回雒阳，当楚王仅10个月。
八、前201年1月被贬为淮阴候，时年27岁。其后6年相继住洛阳、长安。
九、前199年与陈豨密谋造反，他在长安作内应。前196年9月陈豨果反。
十、前195年1月被吕雉诱杀于未央宫钟室。年仅33岁。
从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韩信率军出汉中—公元前203年12月杀项羽，韩信的军事生涯只有3年另4个月。绝不是易教授讲的“打了几十年的仗”。
韩信公元前208年1月投项梁、项羽军，在军中一直是“执戟郎中”。公元前207年12月的鸿门宴上，他在帐外站岗。这1年又11个月只能算作“军龄”，不能算作军事生涯。
韩信的履历、功过是汉时写的，载诸《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全文是：“兵初起，以卒从项梁，梁死属项羽，为郎中，至咸阳，亡从入汉，为连敖典客，（招待员和通讯员）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徙楚，坐擅发兵，废为淮阴侯。”
根据记载，韩信的军功只有两条：平定魏国和齐国。这两笔功劳的简况是：
1、公元前205年5月彭城之败后，魏豹请假省亲叛刘邦，8月郦生劝说无效后，由韩信为主，步将曹参、骑将灌婴为辅，于河东郡虏魏豹。平定魏国这笔功是记在韩信头上的。
2、公元前204年10月，刘邦派郦生与齐国结盟成功，韩信听蒯通之言，趁齐国对汉军不设防袭击齐国成功，但导致了郦生被烹。这就是平齐之功。
看来，后人将韩信的战功夸大了。刘邦戎马15年才身经百战，韩信三年另四个月，能打多少仗？就算每月一仗，也才40仗。刘邦是“大战七十，小战四十。”
实际上，韩信指挥作战不止这两个“灭国”之战，例如公元前205年10月灭赵国的背水为阵之战，就是韩信作军事指挥的。只不过当时的主将是张耳，功劳记在张耳头上，故此战结束后，张耳为赵王，韩信为赵相。
刘邦与滕公两人清晨驰入张耳、韩信军营而“夺之军”。那时张耳还不是王，今人不察“夺之军”的含义，认为刘邦很阴险，趁人不备去夺印。
刘邦是汉王，是全军的统帅，到部下处去调兵，怎么说到阴险两字上去了呢？实际情况是荥阳之败后纪信死，刘邦去调兵，重新布署兵力。他命张耳去守赵国并招兵，命韩信去攻齐，韩信攻下齐国后就要求当齐王了。
详查楚汉战争前期，韩信从来未与项羽正面交过手。下齐后齐国与项羽联合了，派龙且救齐国，他只杀过楚将龙且，垓下之役才第一次与项羽作战，那是最后一战了。
因此韩信的真正战绩是平魏、平赵、平齐，他单独率军作战，替刘邦铲诸侯。《史记》只记了两功，有失公正。
真正意义上的楚汉大战役只有五次，汉军两负三胜，从来是刘邦亲自指挥面对项羽的。
韩信打过败仗没有？只有考察楚汉之间的第一仗了。楚汉之间的正面接触战其实很晚，是戏下分封一年后的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率5国联军56万人攻入了彭城，结果项羽率3万人突袭，刘邦大败，他也只身落荒而逃。这一仗究竟是谁指挥的？当时韩信是大将军，他在哪里也不详。不过，从事后刘邦没有惩处一个人来看，刘邦是将全部责任承担了。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韩信著有三篇兵书，将他归于兵权谋家之列。这三篇兵书己不可见了。据《汉书-高帝本纪》载：“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这里的“韩信申军法”向我们透露了这三篇兵书的内容。它不象《孙子》、《吴子》是讲用兵之法，而是“申明军法”。“军中之法”的内容应包括军队的编制、军阶的设置、军纪、奖惩制度、军队的训练、军队的给养等。看来，汉军的制度是由韩信制定的，这是一大功迹，不可埋没。
刘邦爱才，连十个刺客都要重用。韩信年轻，拜为大将时才22岁。
初时，刘邦可能认为，他谈兵论道还有一套，但毕竟从没有带过兵、没上过阵呀，得看一看。
公元前206年8月出汉中北定三秦时，刘邦旨在夺回本该属于他的“关中王”，这是出汉中后对诸侯的第一战，至关重要。由于刘邦本人在前线，他也不可能将全军交给这个22岁的小伙子。估计这时韩信虽名为大将军，实际上并无指挥权。刘邦三个月就将三秦收复了，故没给韩信记功。
公元前205年5月彭城大败后，9月讨伐魏豹时，韩信才第一次单独带兵，虏得魏豹。刘邦大喜，这小子还行！给他记一功！
10月，刘邦命张耳、韩信击赵。井陉（xing）背水为阵之战，韩信一战成名。虽然没给他记功，但刘邦对他刮目相看了。这小子还真的行啊！能活用兵法！刘邦能放心地交兵给他了。
韩信乘机提出要三万人，北定齐国和燕国。刘邦这时很欣赏韩信，他果真能带兵打仗，是大将之才！刘邦不仅立即给兵三万，还派步军司令曹参和骑军司令灌婴去辅佐他。这是刘邦最得力的两位战将，年纪都比韩信大十多岁。
细看汉家人马，真正具有战略规划能力和战役指挥能力的，还只有刘邦和韩信。那些将军还只能冲锋陷阵指挥“战斗”，当当军长、师长而己。
这里，我们必须分析刘邦的心理因素。
刘家迁丰日浅，枝叶不茂，常叹自己昆弟少，他是很羡慕项氏那几个少年将军的。
那是一个“父战于前，子战于后”、上阵不离父子兵的时代，刘邦没有儿子上阵，韩信又比自己的儿子小六岁，韩信又能象自己一样带兵打仗，他实在喜爱。韩信没有父母，因此潜意识中，刘邦是将韩信当作儿子栽培的。
这个臆说成立吗？应该成立！
汉军一直是由刘邦统一指挥的，这时第一次开始分作两个方面军。韩信去扫荡诸侯，他来对付项羽。韩信吃肉，他啃骨头，这是一种父辈才有的深情。
韩信带三万军平定齐国，燕国不战而降，又打垮楚将遥薪挡簧伲拼笳瘛９兰普馐弊鼙河?span>25万，远远超过汉王刘邦的七、八万人马。这时刘邦是很高兴的，他庆幸这个“儿子”养得好！
刘邦这时又分兵两万给刘贾和卢绾，让他们深入楚地，切断项羽的粮草，故刘邦手中只有五、六万了。
项羽立即回军去救粮，刘邦乘机灭掉了项羽的主力军。汜水一仗是刘邦亲自指挥的，大胜，初定胜局。
项羽气急败坏地又回救，刘邦把项羽调来调去，疲于奔命。项羽急得要与刘邦单挑，故刘邦很得意地笑答道：“吾宁斗智，不能斗力。”
当项羽猛攻并围刘邦于成皋时，刘邦命韩信发兵救援，韩信这时乘机提出要当齐王，刘邦气惨了。虽然他大骂，这时潜意识又起了作用。
现在我们来看这件事，要怪25岁的韩信不懂事，你这不是乘汉王之危而要挟吗？其实，韩信深深体会到了父爱，他自己也亲口讲过，汉王“深亲信我”，他不是要挟，他心中有数，他知道他一请必准。
这时项羽派武涉来策反，愿与韩信三分天下。韩信坚定地表示他对汉王的忠心“虽死不易”。蒯通劝他自立门户，他也坚定地说：“我怎么能为了利益而背了大义呢？”（吾岂可以乡（向）利倍义乎！）
公元前203年2月，距楚汉战争结束只有10个月了，刘邦命张良去齐国授韩信齐王印，韩信又委婉提出想衣锦还乡，回故里当楚王，一年后刘邦也满足了。
韩信与刘邦平起平坐地当上齐王后，刘邦还在与项羽孤军作战。调他来围歼项羽，还调不动。
从公元前206年8月—公元前203年12月杀项羽，凡3年又4个月。刘邦喜欢这个年青人，一手把他提拔起来当了大将军、齐王，想当楚王又当楚王。韩信26岁当楚王，是诸侯王中最年轻的，是诸将中提拔得最快的，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所谓“乱世出英雄”，韩信是一个。刘邦爱才，存心栽培韩信，一直迁就他，从没追究过他的过失。这与刘邦的大度有关，更与他的潜意识有关。
《史记》上说韩信“坐擅发兵”，即因擅自发兵而坐罪。
韩信当楚王后，为了风光风光，调动军队，穿邑走县。史称“行县邑，陈兵出入。”按新订的汉律，这是犯法的，叫“擅发兵”。刘邦是一个通情达理很宽容的人，象这种事情，是可治罪也可不治罪的，至多下个文，批评一下，下不为例就算了。怎么竟按法动起真格了呢？
实际上，韩信另外还有两条是可以定罪的。一是窝藏钟离昩，二是两次抗旨调兵不动，甚至要挟称王。
如果刘邦真要给韩信定罪的话，任何一条都是死罪，但刘邦没有这么作，竟找了一条可大可小、可赦可免的罪名，这是为什么？因为刘邦实在爱韩信。有说法吗？有！有以下一件事为证。
韩信2月份去当楚王后，3月份刘邦在洛阳南宫设酒宴，款待群臣。大家很轻松，闲聊。
刘邦说：“诸将公卿，不要瞒我，都讲实话。我为什么能得天下，项氏为何失去天下？”
诸公七嘴八舌之后，刘邦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粮，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这话是韩信不在场时讲的，他将韩信推祟到胜过自己的地步。这说明，他是从心底里爱这个26岁的小伙子的；这也说明，刘邦这时根本没计较以前韩信冒犯他的不快，刘邦一直在情感的支配中。
两千两百多年后我们再来看刘邦夸赞“三杰”的这段话，除了能说明刘邦不贪天功为己有的政治品质外，其中可能有一段隐情。什么隐情？
刘邦讲这话时只立了八个王，一个侯也没封，八个月后才开始封第一批侯10人。但他早己讲了要让张良在齐地自择三万户的话，诸将可能大哗，他凭什么封三万户？
刘邦认为萧何功劳大，应居第一。诸将甚至说“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史记-萧相国世家》）
尤其对韩信，他几时入的伍？他杀敌几何？负过伤没有？26岁就当王！我们还什么都不是！纯粹是皇上的偏爱！当时诸将可能拱张、萧、韩这三人拱得很凶。
于是刘邦设宴款待群臣，故意问我为什么得天下。他想讲的话早蕴于胸中，他是借这机会替三人“扎起”！硬扎！我都不如这三个人，你们闹什么！再闹？刘邦也就连“功狗”都骂出来了。
那时，天下总兵不过五、六十万，韩信何尝“连兵百万”？
韩信公元前202年2月当楚王，12月被诱捕，这10个月间有一些暗中发生的事情，还需要我们去挖掘。
太史公评论韩信时说：“假如韩信学会点谦让，不居功，不称能，就差不多了。他对汉家的功勋可以与周公、召公、姜太公相比，后代都可享受祭祀。但他不这么作，在天下己安定之时，却谋反叛逆，以致夷灭宗族，不也活该吗？”
（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於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史记-淮阴侯列传》）
太史公说韩信居功称能是一种“骄”，骄则必然“傲”，人有“傲气”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出言不逊。
所以我认为，韩信还不只是骄傲的问题，而是少年得志，仅三年多功夫，26岁就当幅员最辽阔的楚王，加之又有皇上撑腰，故十分得意。人不能得意，得意就要忘形。他忘乎所以，以致太狂太冲，说话不知轻重了。
皇上夸奖你，你谦虚一点，不就行了吗。估计刘邦的话传到他那里，他不仅欣然受之，还说了一些自己如何如何，皇上带兵打仗不如他之类大不敬之言。这些话，不仅是蔑视，可能还奚落和讪笑过刘邦。
韩信会是这样吗？完全可能，有事为证。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有一次刘邦与韩信谈及诸将的带兵能力。估计韩信一律低贬，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
于是刘邦问，“据你看我能带多少兵？”
韩信说：“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刘邦问：“你能带多少？”
韩信说：“臣多多益善！”
刘邦笑问：“你多多益善，怎么被我所擒？”
韩信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韩信讲的可能是实话，但这里透露出了皇上带兵不如他。他当面都能这样讲，背地里的话可能就没遮没拦了。
韩信相当自大，任何人都瞧不起。他被贬为淮阴侯后，羞与周勃、灌婴等人为列。有一次路过樊哙家，樊哙跪拜迎送，还直说“大王赏光，肯临寒舍。”他出门后笑道：“想不到这辈子竟与樊哙这些人为伍！”
象这样目空一切、极度自高自大的人，会有朋友吗？没有！ 他的身世决定了他性格孤僻，他的处世能力、交往能力实在太差太差。他不会做人，真的以为自己是“老子天下第一”！他连刘邦都没打上眼！
韩信骄狂成这样，刘邦是有责任的。他出于一私之爱，而且一爱到底，死了都还“且喜且怜”。他长期惯纵韩信，韩信想当齐王就当齐王，想当楚王就当楚王，26岁的韩信也真的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韩信忘了，没有将士用命，没有刘邦这面大旗，他一事无成。
幸好他遇上的是刘邦，如是项羽，早人头落地了。刘邦通达人情世故，把他当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实在没与他计较，骨子里还是喜爱韩信的。韩信也是持宠而撒“娇”。
刘邦公元前202年2月份当皇帝，3月份还在背地里夸韩信，5月份连发两道诏书安排民众和士卒，7月份燕王臧荼反，他带兵亲征，9月份才回来。估计在9月份之后，收到一封举报信，“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
信的内容是什么？史书上没谈。但从刘邦处理这事的经过来看，我们可以揣测这封举报信的内容。
当时，刘邦召集诸将开了个会，可能出示了这封信。刘邦问诸将。诸将曰：“马上发兵坑了那小子！”
诸将的这话，说明韩信地位虽高，出生如死的战将们对这个从未负伤的“王”并不服气，全赖刘邦的偏爱和撑持，一旦皇上态度有变，久积心中的不平就脱口而出了。昔日的“大将军”、“大王”顿时变成了“小子”。刘邦的反应呢？“高帝默然”。
（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韩信反。高帝问诸将，诸将曰：“亟发兵阬竖子耳。”高帝默然。《史记-陈丞相世家》）
请注意“高帝默然”这四个字。如果韩信真的又招兵、又买马地打造军队，谋反证据确凿的话，刘邦不会默然。2—9月才7个月，韩信又能打造多少军队？韩信拥兵25万时，武涉策反，三分天下，那时韩信都未反，此时来反，从何说起？高帝之所以默然，是他不以韩信“谋反”为然，是他心中闷闷不快。
从诸将群情激愤“马上发兵坑了那小子”这句话来看，这封举报信的份量还不轻，竟然顿时就把诸将的火都点燃了。那么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我们就可揣测一二了。
这封举报信没有说韩信做了些什么，而是说韩信说了些什么。
韩信说了些什么？就不是“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益善”之类的话了，估计除了嗤笑刘邦外，还说了诸如“我要是皇上，那仗就不会那么打……”、“我要是当了皇上……”我就要如何如何之类的话。
刘邦见自己的爱将、一手提拔起来并视作儿子的人竟这样奚落他，他的心是隐隐作痛的，故默然。
而令他警觉的是，韩信的扬言，大有不甘居人下之意，或有取而代之之心。“胸有大志”和“怀有野心”这两个概念是很容易转化的。韩信的妄言、狂言就不是居功称能、骄傲的问题了，而是要采取措施防范的问题了。加之韩信挟敌自重、自请为王的事泛上心头，刘邦这时是相当不快的。
刘邦是个有恩必报的人，但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什么是“睚眦必报”？瞪了自己一眼这样的小仇也要报复。我认为“睚眦必报”的心理这时是起了作用的。这种心理，人皆有之，连狗都有。你打了狗，下次狗见你必狂吠。伟人是人，也是动物，有这种心理不足为奇，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处理。心理允许有，行为得自己负责，俯仰得无愧天地。从事后来看，我们还不能指责刘邦心胸狭小，因为他并没将韩信一撸到底，将韩信打翻在地。
韩信由持宠转为失宠了。两千多年后我们来审视这事，韩信失宠与这封检举信有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诸将全面的长期的不满。对韩信的不满，实质上是对刘邦不满，刘邦再不作处理就可能失众。
刘邦可能反复考虑过，说韩信谋反吧，仅凭这些不逊之言是不能作为罪证的。
刘邦“能听”，顶撞他、反对他、甚至当面骂他，他从不以言治罪，至今找不到一个因言获罪的例子。
韩信的话那怕再恶毒，以言治罪会显得他无雅量，也是一种不义。况且“谋反”罪是灭族之罪，情感上他还过不去。韩信他虽然没有反，但今后有可能反！他己发展到骄横、骄狂的地步，必须管束！怎么管束？削职调职！
刘邦的思路应当如此。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刘邦并没有杀韩信之心。其后事态的发展，也证明刘邦自始至终根本没有杀韩信之意。
怎么去管束？于是他问陈平，陈平就给他出了“诱捕”韩信的主意。
《史记》多处记载了刘邦执韩信的经过，我认为，《史记.陈丞相世家》的记载最可信，也最形象生动。
太史公是这么说的：高帝预先准备了武士，韩信一到，就把他捆起来，然后载在他后面的车子上。韩信大呼道：“天下己定，就该杀我？”高帝回头对韩信说：“你莫吼！你想造反，是明明白白的事情！”
（高帝豫具武士，见信至，即执缚之，载后车。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当烹！”高帝顾谓信曰：“若毋声！而（=尔）反，明矣！”）
韩信对刘邦大吼，是咆哮，是张狂，是长期惯纵声嘶力竭的最后表现，但也是韩信无反心的明证。
刘邦对韩信也大吼，却是自己壮胆。
刘邦无意要给韩信定“谋反”罪，他也明知韩信只是今后有可能反，但现在并没有反。所以刘邦说：“尔反，明矣！”这是提虚劲，他想用这话镇住韩信，是在为抓韩信补自己的底气。
抓韩信，总得有个罪名呀！按秦始皇的法律，好办。“诽谤者族”，儒生说了他的坏话就“坑”。刘邦认为，汉家不能再搞秦皇以言治罪那一套了。
韩信的话，有的可能很“毒”，刘邦很难堪，故史书上没有记载韩信究竟说了些什么。
刘邦多次要钟离昧，韩信就是不给，韩信也是持宠而抗旨。窝藏朝庭要犯是死罪。定这个罪就要杀头，他舍不得，不能定这个罪。况且韩信冒着风险藏的是“朋友”，他行的是“义”。你一辈子最讲“义”，你杀行义之人就是不义了。刘邦抓了韩信，反倒成了“猫儿抓糌粑—脱不了爪爪”。
刘邦左思右想只有求诸法律。汉律中有一条，擅自调动军队者死。故刘邦遗诏中最重要的、最后的一句是：“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
韩信没有“擅起兵”，如果擅起兵就要“天下共诛伐之”了。韩信是“擅发兵”。“擅发兵”也是死罪呀！刘邦只好想法替韩信减轻罪责，怎么减轻罪责？总得有一个说法！
于是他亲拟了一道诏书。韩信是12月被抓的，刘邦12月一回洛阳就发了这道诏书，这道诏书虽然没提韩信的名，一看就知道是韩信的特赦令。
这道诏书说：“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都封了侯。他们新立，还没有尽享他们的功劳。他们居军中九年，有的没读过法令，有的以其它原故犯了法，大者死刑，我很怜惜。大赦天下！”
（十二月，会诸侯于陈，楚王信迎谒，因执之。诏曰：“天下既安，豪桀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汉书-高帝纪下》）
这道赦令覆盖面很广，但从发布的时间看，显然是为韩信而发的。刘邦以“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为由，原谅并开脱了韩信，估计他还对诸将们做过说服工作。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史记》上说韩信由楚王贬为淮阴侯的唯一罪名是“擅发兵”，其它的一句都没谈。
他认为对韩信的处置，是有情、有理、有义的了，再给他一个高待遇。
故次年韩信第40名被封为“淮阴侯”，同时与他剖符立誓。“侯”就没有兵权了，但有丰厚的食邑可享受。老虎去掉了爪子，就成了大猫。刘邦认为只要铲去韩信作乱的条件，也就去掉了隐患，既护住了天下，又平息了诸将的不满。也护住了韩信。
韩信从公元前201年1月被贬为“淮阴侯”，到公元前195年1月被吕后杀，这六年随刘邦一直住在京师。从他们还在一起谈兵论道来看，他们是和睦相处的。
韩信有怨气，可以理解。由于长期持宠，甚至可能当面抱怨过刘邦，讲他从来没有反心。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讲这个，就有几分持宠“撒娇”的成份了。
刘邦自认为处置得当，于心无愧。对韩信的抱怨，他可能要宽慰一下，甚至对韩信述述自己的衷肠，不得已而为之的原由，他想获得韩信的理解和谅解。
这时他们名为君臣，平席而踞，款款而叙，有如父子，因为刘邦实在爱才。
对韩信撒娇式的抱怨，刘邦并不以为忤。他可能还给大臣们打过招呼，切不可长势利眼，要善待、礼遇这位“大将军”，他毕竟有功呀！
将军们过去全是韩信的部下，樊哙跪迎跪送之举由此可得到解释。满朝文武对韩信的这种敬而远之、若即若离、不冷不热的态度，使韩信没有得到丝毫温暖，反使他更加孤僻。他象离群的孤雁，更象一只受伤的孤狼，躱在一旁舔伤口。
刘邦为了化解韩信的敌意，为收服韩信之心，带头对他客气。刘邦越客气韩信越不快，越认为刘邦小看了他的智慧，越是对他的侮辱。尤其当韩信明白真相后，哪会谅解？
他的心态历程，应当是由悲而生怨，由怨而生恨，由恨而生杀心！这皇帝谁当不得？你当得，我也当得！我比你能！
由受宠到失宠的巨大落差，己使昔日的感恩之心荡然无存，韩信己变态。故他到长安两年后，开始谋反。他与陈豨密谋后，对刘邦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过去怏怏不乐、甚至桀骜不驯的韩信，现在变得温和而恭顺了，他的“大计”需要他伪装。
而以知人判事、察微知著而著称的刘邦，竟全然不察韩信的心理变化。他认为他的仁义确实有效，韩信不是被感化了吗？他又开始喜欢韩信了，故平陈豨之乱时，还邀韩信同去。
其后的历史证明，刘邦的感觉真好，他没有错逮韩信。韩信无兵无权无势了，都还处心积虑地搞政变。
首先要谈陈豨这个人。今天的人多不识陈豨，但他在汉初却是鼎鼎大名、仅次于韩信的少年将军。从韩信称他为“弟”来看，他可能比韩信小两三岁。韩信20岁入伍，他大致十七、八岁就入伍了。姑算作18岁入伍的吧。
陈豨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封侯早，是与张良、项伯、萧何、周勃、樊哙、灌婴、周昌等人同一批封的侯。一位24岁的年轻人，能与汉家的名臣们同榜并列，自然令人瞩目，也说明刘邦对他器重。
太史公的另一说法是，刘邦任他为代相时才封的“阳夏候”。我以功臣年表为准。
陈豨并无显赫的军功，他20岁就随刘邦入咸阳，至灞上。他最初只是率500卒的“特将”，这“特将”是单独带兵的人。从他后来曾挂名“游击将军”来看，他不隶属于任何军营，估计是专搞破坏、烧敌粮草的特务营。他当“特将”时，韩信还在楚营当“郎中”。在汉军中的军龄，他比韩信多两年半。
刘邦的二哥刘喜封为代王后，匈奴人打来，他弃国而逃回洛阳，刘邦将之贬为合阳侯。当时的代国在今日的河南、河北省北部，距匈奴最近。那是华夏族的北大门，刘邦称之为“急所”。
可能是戚夫人有所请，代王空出来后，公元前200年12月，刘邦封他的爱子刘如意为代王。当时刘如意是一个不到四岁、还在尿床的小孩，他还离不开母亲。怎么去守国？只能配一个能力很强的相国，史称“强相”。选来选去，刘邦选中了阳夏（jia）侯陈豨。陈豨这年26岁。韩信28岁。
四岁的代王在京师，陈相国是政权、军权、财权一把抓，这在汉初诸侯国中是仅有的。刘邦喜欢年轻人，用人不拘一格，这陈豨是他培养的第二个韩信。
大约公元前199年陈豨去上任时，到淮阴侯府第向韩信辞行。韩信执其手，退其左右，漫步于庭院。韩信仰天叹道：“我能跟你交心吗？我有话想跟你讲啊。”
陈豨说：“唯将军之命是从。”
韩信说：“你去的地方，是天下精兵所在之地。你是皇上最信任的人，如有人进谗言，说你要反，陛下必不相信。再有人说，陛下就要怀疑你了。如果有第三次，陛下必大怒而亲自带兵来讨伐你。那时我在京师为你起事，这样，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韩信素来知道韩信能干，信之。陈豨到代国后，运用手中的权力，大肆招兵买马，广结宾客。经两年多准备，公元前196年9月，陈豨反于代地，自称代王。韩信料事如神，刘邦果然带兵亲征。
对韩信的阴谋，刘邦丝毫不察，他当时还邀韩信一起去平叛，韩信称有病未去。故史载：“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
韩信走到这一步，是刘邦长期放纵的结果，他把韩信己惯纵得不成样子了！
韩信的布局是“里应外合”。刘邦不走，韩信在京师绝对掀不起浪子。陈豨反于外，是韩信的调虎离山之计。刘邦中计，韩信喜出望外。猫儿走了，耗子就可以翻堂了。
韩信造反，兵从何来？于是韩信与家臣刻印玺，伪造诏书，准备释放狱中的犯人，攻打皇宫，杀吕后和太子。韩信真是利令智昏了。他也不想一想，即使你杀了吕后和太子，占领了未央宫，这天下就是你的了？即使你坐上皇位，百官会来朝拜吗？
那些文臣武将都是跟随刘邦打了十几年仗的“铁哥们”，谁听你的？他们只听刘邦的！
尤其他没想到的是，“猫儿”还要回来！刘邦带着大军一回来，你怎么办？
韩信最糊涂的是，你在朝中一个人也不敢串联，你连一个卒也不敢喊、也喊不动，你是孤家寡人哪！他这个百万大军的统帅真不知是怎么当的！
下围棋，讲厚势，厚势时刻都释放着能量，对方的棋子尽量别去撞厚墙。刘邦得道，他以道构筑的厚势就是他的威望，他的威望具有气盖山河的威慑力。他死后，吕后经营了十多年，都没撼动这块厚势。周勃进北军，大呼“为吕氏右袒，为刘氏左袒。”全军左袒。
吕后十多年都没夺下刘家天下，韩信想一夜夺下来，近乎异想天开。
韩信走到这一步，不可一世地自以为无所不能，刘邦应负责。
韩信这个异想天开的政变计划，是孤注一掷的胜负手，大险着，必败无疑。
果然，汉家没动一兵一卒就化解了。事有凑巧，韩信有个家人得罪于韩信，韩信欲杀之。这人有个弟弟叫栾说，（音悦）他想救他哥哥的命，于是将韩信的反状上告吕后。吕后召萧何来商量。鉴于韩信并不知道事己败露，于是决定诱杀。
萧何告诉韩信，前方传来捷报，陈豨己死了，百官都入宫去贺喜了，你也该去去。
韩信称有病，不想去。萧何说，即使有病，也得去呀。其实，韩信也想去听听，究竟怎么回事。你陈豨9月举事，皇上10月出兵，怎么才两个多月你就死了呢？公元前195年1月，在萧何的强邀下，在探个究竟的驱动下，韩信进宫，立斩于钟室，次日夷灭韩信三族。
如果韩信当晚不进宫，为防消息走漏，吕后当晚也必然调动宫卫，围歼韩信于淮阴侯府内。这是两三百卫士就可解决的事情，根本不用大动干戈。
这个举报人叫栾说，后来被封为“慎阳侯”， 食邑2000户，地在今河南省正阳县北。
吕后杀了韩信，知道事关重大，她这是擅杀有功之臣！
她知道刘邦对韩信的政策，养起来，要用！讨伐陈豨不都叫韩信也去吗？尤其她知道刘邦爱韩信，喜欢这个象他一样能带兵打仗的年青人。你现在竟然擅自把他杀了，甚至斩而不奏，这是有罪的！皇上连亲哥哥都不认，犯了法照样惩处。估计她和萧何商量后，专程从长安赶到洛阳，当面向刘邦亲述始末。
估计吕后拿着罪证向刘邦汇报了事件的始末，刘邦是“且喜且怜之”。这五个字真是传神之笔。
刘邦“喜”什么？喜的是吕后、萧何刚毅果断，不费一兵一卒而智取韩信。他暗中还有一喜，喜他六年前还没冤枉韩信，韩信果然反了，这“喜”只能算作一种心理上的自慰。
刘邦“怜”什么？他还是爱怜韩信之才，他到这时都没有恨。其实刘邦还有一番“自怜”，“怜”自己蠢，竟没有发现这个睡在身边的阴谋家。
且喜且怜之余，慨叹一番之后，刘邦的思绪又转到了韩信，他问吕后：“韩信死前说了什么？”吕后说：“他后悔没听蒯通之计。”
这蒯通的真名叫“蒯彻”，因为避汉武帝“刘彻”之讳，太史公改名为“通”。这蒯通是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著有《蒯子》有五篇著作，刘邦当然了解这个人，于是说：“是齐辩士也！”
这蒯通劝韩信反叛无效后，迅速离开韩信跑到齐国，他当时在齐国曹参手下做事，很快就被押送来了。
刘邦问：“你教过淮阴侯反吗？”
蒯通说：“是的，我教过。那小子不用我的计策，所以才被灭族。如果他听了我的话，陛下安能灭他！”
刘邦大怒：“给我拿去烹了！”
蒯通大叫道：“哎呀呀，烹我实在冤枉啊！”
刘邦：“你教韩信反，有何冤？”
蒯通：“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捷足者先得之。昔时狗吠尧帝，并非尧帝不仁，而是因为尧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有韩信，而不知道有陛下。不为陛下尽力者多的是，难道能都烹了吗？”
于是刘邦就把他放了。其实，刘邦释放蒯通的真正原因，《史记》上没有讲。
窃以为还不在于蒯通的这番貌视有理的狡辩，而在于刘邦讯问蒯通后，了解到一些前所未知的情况。
在韩信当了齐王后，项羽被汉军和齐军打得难以招架时，“项王恐”，曾派武涉来策反韩信。那时的情势是，韩信“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只要韩信背汉连楚，项羽愿与韩信三分天下。
韩信坚决拒绝了，他说：“我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计不用，所以我才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给我数万之众。他解衣给我穿，推食给我吃，言听计用，所以我才有今日。汉王深爱我也深信我，我背之不祥，我至死也不会背叛他，请代我向项王致谢吧。”
按逻辑，这事韩信是向刘邦报告过的，这是他自请为王的资本，刘邦亦为此有耿于怀。
但蒯通知道武涉策反这一情况后，两次苦劝韩信背汉，刘邦可能就不知道了。当时韩信也坚定地说：“汉王对我十分优厚……我怎么能为了利益而背了大义呢？”（汉王遇我甚厚……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史记-淮阴候列传》）
蒯通和韩信的对话，只有两人知道，只有这时蒯通才会讲出来。刘邦看了蒯通的供词后，深受震撼，感触良多，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原来韩信曾经是这么忠于他的。
这篇供词是韩信死后留给刘邦的唯一慰藉，所以他放了蒯通。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都说刘邦忌才而杀了汉家第一功臣韩信。实际情况是，刘邦爱才，韩信死后他都怜惜不已。
《史记》和《汉书》里有两个韩信。一位是“淮阴候”韩信，另一位韩信是韩王，史称“韩王信”。
西汉的刘歆在《西京杂记》中指出，第二位韩信的名字是“韩信都”。由于事隔2200多年，难定孰是孰非，为避免两个韩信混淆，本书就以刘歆的说法为准，将“韩王信”命之为“韩信都”。
韩信都是原韩襄王的孽孙，“孽孙”是“孽枝之孙”，不是嫡传的孙子。他长“八尺五寸”，比项羽还高5寸，在一米九以上了。在张良与韩王成攻略韩地时，得到了他，于是作为韩将同刘邦一起入关。入关时张良是韩“相”，韩信都是韩“将”，论名份都比“沛公”高，论关系是韩军与楚军。。
刘邦当汉王时，张良送刘邦到汉中，然后回韩国去韩王成处复命去了，韩信都随刘邦入了汉中。
在汉中，韩信都对刘邦说：“项王将他的诸将封在就近的地方当王，独让你远居在此，这是降格啊。（左迁）我们的士卒都是山东之人，跷足而望归。如果挺锋东向，可以争天下。”刘邦然其言。这些话是韩信都讲的，不是韩信讲的。
还定三秦后，刘邦拜他为韩国的太尉。项羽杀了韩王成以后，将吴中县的县令郑昌立为韩王。
这郑昌是什么人呢？吴中县就是今日的苏洲。秦灭楚后，项梁带着10岁的项羽在吴中住了十多年。估计这位县令早年曾关照过项梁叔侄，项羽为报恩，故立郑昌为韩王。
公元前206年8月刘邦兵出汉中时，曾派驻守在南阳的王陵去沛县接他父亲，由于郑昌发兵相阻，王陵没接到。8个月后刘太公被项羽掳去。
出汉中后，刘邦带兵去收复三秦。令韩信都率兵攻占韩地。韩王郑昌不敌，于是降汉。
公元前206年10月，张良归汉。11月，估计刘邦和张良商量后，扶立韩国的宗室裔孙韩信都为韩王。这是刘邦扶立的第一个异姓王。
刘邦率五路诸候王进彭城时，韩信都是去了的。
彭城之战一年后的公元前204年5月，项羽穷追猛打刘邦，围荥阳，纪信诈降替刘邦死。
韩信都与汉军共同作战，被围。6月城破，周苛和韩信都都被项羽活捉了。周苛宁死不降，被烹。韩信都投降了项羽。刘邦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对韩信都投降项羽，他是谅解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陈豨造反时，常山郡25城中有20城失守，周昌请奏诛郡守和郡尉。
刘邦问：“他们反了没有？”
周昌说：“没有反。”
刘邦说：“他们是力量不足，无罪。”
（赵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请诛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对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
韩信都被俘投降，也“是力不足”。刘邦谅解韩信都，是雅量，也是统战之策。
刘邦日子好过一些后，就请韩信都回来了。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被拥立为皇帝时，仍封他为韩王。
刘邦认为韩信都有雄材武略，次年将其国徙至太原郡，让他守北大门。他的国都是晋阳，即今日之太原市。韩信都倒也不负重托，他认为晋阳离边塞太远，请将国都迁至马邑。刘邦同意了。这马邑就是今日山西的朔洲市，在太原以北约400里，韩信都的初衷是真心要抗击匈奴的。
当时的匈奴王是冒顿（mo du）单于，是一位雄主，他统一了匈奴各部落，十分强大。
韩信都春天迁都马邑，秋天冒顿单于就发大兵围攻韩信都。汉军立即去救，但发现韩信都竟与匈奴互通使节，有二心。
于是刘邦写了封信，责备韩信都。韩信都见事己败露，怕被诛杀，于是献出了都城，投降了匈奴。
如果韩信都仅仅是“力不足”而降，刘邦有可能原谅。但韩信都却带着匈奴人南下400里，杀到太原来了。勾结异族杀戮汉人就是“汉之奸人”，故韩信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大汉奸”，在汉皇朝建立之前是没有“汉奸”之说的。
刘邦当然不能容忍韩信都的叛国之举，尤其不能容忍勾结匈奴人侵犯中原。皇帝有守土保民之责，于是公元前201年10月，刘邦当皇帝仅一年又八个月，刘邦亲率32万大军，北击匈奴。汉武帝打匈奴那么有名，还从未亲征过。
这是华夏民族在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对外族用兵，中国人对这场战役的研究和评估是很不够的，窃以为其历史意义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自周、秦以来800余年，北方的边患是华夏民族唯一的、最大的民族忧患。周天子被戎翟打得被迫东迁至洛阳，秦始皇只好修长城来防。周代“躲”，秦朝“防”，这对身经百战、武略盖世的刘邦来说，是龟缩，是示弱，他绝不可取，他绝不雌伏！
二、刘邦作过战略分析吗？他有把握打赢吗？他认为能！因为在他之前20多年，赵国的李牧经数年准备，以16.3万的兵力曾大败匈奴，打得匈奴十几年不敢南望。刘邦这次以32万的大军北击匈奴，是李牧的两倍兵力，他认为能赢。刘邦在华夏作战内行，外战虽是第一次，他自信他也在行。
三、详查史料，这场战争是周、秦80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族开战。他以皇帝之尊挂帅，开创了华夏民族史上最高级别的抗击侵略的战争，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年他55岁，已须发斑白。无论成败，我们的老祖宗都是武勇的！他主动出击，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四、二千二百多年后我们来看老祖宗，他是想一次性解决边患问题。八百年的华夏之耻，他认为应该由他这个新皇朝来雪，他需要在新的领域再来一个自我实现，他想一创前人未有的功勋。他当时踌躇满怀，淮阴候、彭越、英布这些能单独带兵打仗的，他一个没叫，他的信心是满满的。
刘邦是在立国仅1年又8个时发动的这场反击入侵者的战争的。那时经济还没恢复，百废待兴。所以，他是倾全国之力、从各诸侯国征调兵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出的兵。
他10月出兵，12月回邯郸。整个战役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平定韩信都的叛乱，当代却说刘邦是“剪灭异姓王”，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第一阶段十分顺利，历时约一个月。汉军在铜鞮这个地方杀了韩信都的将军，迅速收复了晋阳。韩信都见刘邦亲自来了，于是北逃入匈奴。
刘邦怎么打仗？战前有些什么准备工作？史书写得不多。这里难得一见地看到了他的“调研”工作做得相当细。他当时派了十趟“使者”去侦察，回来的人都说可以打。
刘敬也去侦察了，他认为两国交战，宜夸其所长，怎么尽见其短，只见老弱？他认为有诈，恐有伏兵在后，不可以击。刘邦下了这么大的决心要打这一仗，况且当时三十余万大军己从各地陆续出发了。（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箭己上弦了，怎么能听你刘敬的？于是进入了战役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是反击匈奴战，大致分为追击10天，被困7天，撤军10余天，共约一个月。
刘邦不顾步行的大军未到，发动了进攻。史书上说，皇上从晋阳接连打了几仗，乘胜向北追击。（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刘邦也追得高兴了，一口气追了七百里，快到平城了。
平城是什么地方？平城就是今日山西省最北边的大同市，再往前走80里就是赵长城，越过赵长城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了。在距平城还有60里的地方有座白登山，是一个小丘陵，刘邦在此扎营，准备次日入平城。殊不知，冒顿单于组织大军围住了白登山。
关于平城白登之围，有多处记载，唯有《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最详细，该书说：“於是汉悉兵，（悉发全国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刘邦憋足了气，架足了势，悉发全国之兵32万，要与匈奴作最后的了断。
冒顿单于也悉调可控之兵40万，大有要与汉家决一雌雄之意。
结果呢，两军一箭未发，一仗没打。相恃七日之后，冒顿引兵而去，刘邦引兵而归。
这是在打什么仗？这实在有违双方的初衷。据说是用了陈平的秘计，实情恐非如此。我们必须详细解读当时的实际情况。
首先分析双方的兵力。
一、汉军共32万，多为步兵在后。汉军有32万军吗？实际上没有。
自去年5月刘邦连发两道诏书令士卒解甲归田后，汉廷的常备军不可能有32万。32万只是规划中的、拟从全国各郡县抽调、集中后的总兵力。当时全国有62郡，每郡出五千人还凑不够此数。天南地北的人马要调集到太原一带需要时间，尤其运粮草的民伕尚需240万，也不是一两个月能到达的。汉廷只是下令各郡县出兵，故史称“三十余万众，兵已业行。”患有“人生匆忙症”的刘邦急于雪耻，是不可能等齐了32万大军才出发，他只带了骑军就出发了。
刘邦冲锋在前的骑兵有多少？这里有一个参考数据。
两年另三个月前，刘邦派卢绾和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骑数百”是多少骑？姑算作500骑，那么汉军骑、步兵之比为2.5%。
两年前的垓下之战保壕?/span>30万，骑兵仅5000，骑、步兵之比为1.7%。
两者平均数为2.1%。我们将刘邦这次率的骑兵算作3%，那末白登山上约有9600名汉骑，至多也只有此数，因为连年战乱，马匹稀少，一匹马要100斤黄金，相当于今日560万元人民币。
二、匈奴是无骑不成兵，100%的骑兵。他有多少人？《史记》说，“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於白登。”40万这个数字是有问题的。
冒顿统一匈奴后的40万骑是包括东胡—即今日辽宁一带的胡人，这40万骑是全匈奴数百个部落的全部战士之和！是指他可以调动的兵力—即可控之兵。
刘邦打的是“闪电战”。大队步军每舍—即每天只能行30—50里，刘邦率骑兵10天左右长驱700余里，平均每天70里，猝然而至，打了匈奴一个措手不及。
冒顿单于10天左右能从四面八方调集40万战骑吗？不可能！况且冒顿单于也不知汉军将到达平城，更不可能预先设伏40万。
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出兵42万，是花了两个月的空运才到达的。冒顿单于能在10天之内调集40万军队吗？绝不可能！
因此，白登之围的战况是：匈奴人见汉军来，奔走相告，才匆忙调兵，匈奴骑兵是陆续赶到的。天亮时，匈奴人围住了汉军。汉军这时己冲不出去了，只好挽弓以待，等待步兵。
三、匈奴人在等援兵之说有依据吗？有！
据记载，当时冒顿通知并约定了韩信都的两个将军—王黄和赵利会战，但王黄和赵利并没如期而至。
冒顿单于怀疑他们与汉军有谋，因此听阏氏之言解一面之围。
（冒顿与韩王信之将王黄、赵利期，而黄、利兵又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解围之一角。《史记-匈奴列传》）
冒顿单于连韩国的“伪军”都要等，“伪军”不来他还不敢贸然进攻。如果匈奴真有40万精骑，只需15分钟一个冲锋，就可解决刘邦的9600人。
四、因此，双方的兵力之比是：汉军0.96万，匈奴至多数万，不可能有40万。
五、匈奴人为什么围而不攻？这得从汉军的素质和装备谈起。
公元前307年，即白登之围前106年，赵武灵王率先向胡人学习。“胡服骑射”的“胡服”，主要是指穿上了裤子便于骑马，“骑射”是指学胡人骑马射箭，从此中国才多了一个兵种—骑兵。
中国得骑射风气之先者是赵国人。二十多年赵国的李牧大败匈奴时16.3万将士中，就有强弓手10万，步卒5万，骑兵仅1.3万。因此李牧对付匈奴的主力部队是10万强弓手。（《史记.廉颇蔺相如传》）
对付来去如风的匈奴骑士，弓箭是最佳的武器。
李牧死于秦王嬴政的反间计，李牧死后7年秦灭赵。李牧死于公元前229年，距刘邦出兵北击匈奴仅28年。李牧如何抗击匈奴，刘邦随便找个赵国的老卒问一问，也就会制定战略战术了。
因此，刘邦的9600骑士中，绝大部份应是训练有素的赵国人。当时的赵王张敖又是刘邦的女婿，必罄其所有骑士以助“老丈人”。赵国的骑射手们持弓扣弦以待，每人姑以两箙箭50支计算，以每4支箭射中一人计，48万支箭足以射杀12万人，匈奴人不敢上！
六、今天我们说9600人“持弓扣弦以待”，这个说法有依据吗？有之！有二！
其一曰，刘邦撤退时，令全军箭上弦、持满弓向外徐行以出围。
（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满傅矢外乡，从解角直出，竟与大军合。《史记-匈奴列传》）
其二曰，根据刘邦的进军日程，这时己是11月中旬，适逢大寒，士卒的手指被冻掉的有十之二三。这是连续七天“持弓扣弦以待”的必然结果。（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人不敢上，汉军也不敢往外冲。匈奴人在等援兵，汉军在等救兵。
这时的状况是“持麻杆打狼—两头都害怕”，故相恃七日，互不交战。
相持不下之后怎么办？刘邦派使者给阏氏送了份厚礼，也教了一番说辞，于是阏氏对单于说：“两主不必危困太甚。即使得了汉地，你也不可能去居住。汉王乃神武之人，愿单于明察。”
（高帝乃使使间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而单于终非能居之也。且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史记-匈奴列传》）
单于本来也无力进攻，况且汉军的步兵己全速赶来了。据《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载：七天后，匈奴人开始撤退。天下大雾，汉使人来人往，匈奴人也没觉察。汉军撤退时，陈平建议强弓手都搭上两支箭，慢慢出去。进入平城后，汉救兵也到了，胡人走了，汉军收兵而归。
（居七日，胡骑稍稍引去。天雾，汉使人往来，胡不觉。护军中尉陈平言上曰：“胡者全兵，请令强弩傅两矢外乡，徐行出围。”入平城，汉救兵亦至，胡骑遂解去，汉亦罢兵归。）
在分析战场实情后，就明白平城之战为什么打不起来了。匈奴无力进攻，汉军也无力突围，故相恃。
既然没打，就不存在胜败。
说刘邦中计，被匈奴40万骑围困七日，大败而归，这是两千多年来的传统说法。
但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高祖沉着镇定，面对数倍之敌，严阵以待，岿然不动，终于全师而还呢？
两千多年来都说刘邦“杀功臣”、“剪灭异姓王”，韩信都是刘邦扶立的第一个异姓王，刘邦是不是要杀他，最好听听韩信都自己的说法。
韩信都是公元前201年9月（汉7年9月）背叛汉家的，其后四年他一直率匈奴兵往来侵犯边境。（信为匈奴将兵往来击边。）
汉11年春—公元前196年春，韩信都与匈奴人入占据参合县，于是刘邦派柴将军抗击。柴将军给韩信都写了一封真情实意能代表刘邦的信。
这封信说：“陛下宽厚仁慈，诸侯即使背叛逃亡了，只要回归，就会恢复以前的地位和称号，不会诛杀，这是大王知道的。今大王是因打了败仗才到胡人那边去的，不是什么大罪，还是尽快回来的好。”
（十一年春，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汉使柴将军击之，遗信书曰：“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大王所知。今王以败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归。”《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韩信都也言辞恳切地回了一封信，备叙他的衷肠。
他的回信说：“陛下将我从闾巷中提拔起来，让我南面称孤，此乃我之大幸也。荥阳之事，我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敌寇攻马邑，我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我现在反而为寇，率兵与将军争生死，此三罪也。过去文种和范蠡，无一罪而身死，我现在有三罪，而想求话，这正如伍子胥事败于吴国一样啊。现在我亡匿于山谷之间，早晚向蛮夷乞食，思归之心，尤如瘫痪之人不忘起，失明之人不忘视，实在势不可也。”
（信报曰：“陛下擢仆闾巷，南面称孤，此仆之幸也。荥阳之事，仆不能死，囚于项籍，此一罪也。寇攻马邑，仆不能坚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为反寇，将兵与将军争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种、蠡无一罪，身死亡，仆有三罪，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偾（fen）于吴世也。今仆亡匿山谷间，旦暮乞贷蛮夷，仆之思归，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视，势不可耳。”《汉书-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于是两军开战，柴将军攻下参合县，斩了韩信都。韩信都从公元前208年9月出山，至公元前196年春被斩，在秦末汉初这个舞台上活动了12年。
汉文化是宽容的，并没将韩信都的子孙当“反属”。韩信都逃入匈奴后，在穨当城生了个儿子，取名“韩穨当”。他的太子亦生子名“韩婴”。汉文帝时，韩穨当和韩婴率众归降。汉文帝封韩穨当为“弓高候”，封韩婴为“襄城候”。汉景帝吴、楚反时，弓高侯的功劳居诸将之冠。迄止于汉武帝，韩信都的子孙共有6个封为侯。所以，汉家从刘邦到汉武帝刘彻，都不存在剪灭异姓王之说。
刘邦二、三十岁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而广交豪杰，交往最深的是张耳。张耳是大梁名士，名气很大，秦廷尝悬千金之赏以求购，戏下分封时被封为“常山王”。陈余与他闹翻后，从齐王田荣处借兵攻张耳，于是张耳投靠了刘邦。井陉之战后，杀赵王歇和陈余，刘邦于公元前204年11月扶立张耳为赵王，次年2月扶立韩信为齐王。因此，刘邦扶立的第一个诸侯王是韩信都，第二个是张耳，第三个是韩信。
扶张耳这位忘年之交当王，了了刘邦的夙愿。估计张耳比刘邦大十多岁，他当赵王不到一年，于公元前203年就去世了，这时楚汉战争还没结束。
张耳的儿子叫张敖，陈胜曾封为“成都君”，项羽巨鹿之战时，他从代地带兵万余人亦来参战。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确认张敖的赵王地位，其后又将唯一的女儿鲁元公主嫁给了张敖。刘邦算是有始有终地对得起张耳这位老朋友了。
在汉初的八个异姓王中，赵王张敖与刘邦的关系是最亲的了。故次年平韩信都之乱时，张敖对刘邦有求必应。平城之战时，除了刘邦的千余骑卫外，骑军的绝大部份应是赵军。
赵地在今河北，韩地在今山西，两国紧邻着。故刘邦等不及三十万步军凑齐，就带着赵国的七、八千骑军去打匈奴了。
公元前201年12月平城脱围后，刘邦回师，当然先到最近的赵国邯郸。
刘邦素不拘小节，一个坐姿不当，竟引来杀身之祸。
古人无凳、椅，席地而坐。正规的坐恣是盘腿而“踞”。过去北方人家中有坑，坑上不能垂腿而坐，故有“盘踞”一词。另一个坐姿是“跽”。双膝并跪，臀部落在小腿上。至今韩人和日人仍保留着这两种坐恣。日人、韩人想当“棋士”学围棋，首先要连续数日、每次或踞或跽闭目“打坐”数小时，才有资格学围棋。
“跽”时有席垫垫于双膝下，貌视为“跪”，其实是正规的坐相。
秦汉时，君臣们是相对或踞或跽、平起平坐的。宋朝以后，只有皇帝独坐，群臣皆侍立。
古人无裤，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才穿裤。赵武灵王“初胡服”是公元前307年的事，故这时中国之人穿裤仅百年的历史。无裤之人，无论男女，叉着腿而坐席上，都十分不雅，这种坐恣称为“箕踞”。箕踞犯忌，被视为大不敬无礼之相。
张敖见皇上来，又是翁婿关系，格外殷勤。挽起长袖，亲自上食。
刘邦大概是拿了几个席垫，垫而箕踞，这是无礼！加之士卒冻伤不少，心情不好，脾气本来就大，动辄骂人。张敖倒是逆来顺受，执子婿礼，“礼甚卑”，仍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殊不知，一旁气坏了赵相国贯高和内史赵午。诸侯国的“内史”相当于汉庭的御史大夫。
贯高和赵午是张耳的门客，是赵国的老臣，刘邦早熟识。这两人皆六十多岁，比刘邦还大几岁，属耿介之士，意气用事之人。他俩为赵王大抱不平，认为刘邦公然欺负他的王，简直是侮辱他的王！
他们认为“吾王孱王也”，太懦弱了，决定为王出气，以示赵人有气节，赵国有人，赵人宁死不受辱！其实张敖并不孱弱，他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
当晚，他俩带了十个武士进宫，要杀刘邦。刘邦这年56岁，由赵王献的赵美人侍寝，全然不知。这赵美人后来为刘邦生了第七子刘长，又引发了一连串的故事。
贯高和赵午对赵王说，我王侍侯皇上那么恭敬，而皇上无礼，让我们替你把他杀了。（请为王杀之！）这两位老人家也真使性子。
张敖大惊道：“你们怎么这样讲，岂不害我！我父亲失国，全赖皇上得以复国。如今能泽被子孙，秋毫皆是皇上之力啊！你们再也不要这样讲了！”于是张敖苦苦相劝，最后咬破手指，与诸公立誓，绝不再提今晚之事。这事就这样瞒下了。
但贯高等人还不死心。他们相聚说道：这是我们的不是了，我王是忠厚长者，不背皇上的恩德，我们找他商量杀皇上，岂不是与虎谋皮？我等是义不受辱，恨皇上欺负我王才杀他，我们何必把大王扯进来呢？这样吧，事成了归王，事败了我们去顶罪。
古人执着，贯高等人确实意气用事，还在找机会要出这口气，而且非出不可！
韩信都逃到匈奴后，他的余部仍在“游行”。第二年，刘邦又出征去东垣打这些“游击队”。这东垣在今日的石家庄附近。刘邦做事很认真，连这样的“剿匪战”都要亲自参加，这说明他的责任心很强。
当年，即公元前200年，也是在12月份，刘邦剿匪回师时路过赵国的“柏人”县。这“柏人”县位于石家庄与邯郸之间。现称为“柏乡”，从邯郸北上约一百公里可达。贯高和赵午派那十个武士驱驰二百里，预先埋伏在柏人县驿馆厕所的夹壁中，想等刘邦半夜起解时杀之。
这一次的性质就不一样了。上次是出于义愤，想泄一时之气，尚可理解。事隔一年了，再大的气也该消了。贯高等人，却阴而谋之，伏而刺之，过份了，也大可不必了。
刘邦本欲当晚住下，突然心动，问县名为何。有人告之曰“柏人”。刘邦认为地名不祥，“柏人者，迫于人也！”于是不宿而去，由是躲过一劫。刘邦的警惕性也真高。
汉九年12月，即第三年，公元前199年，贯高的仇家举报了这件事。刘邦大惊，于是下令逮捕赵王、贯高等。赵午自杀了，那十名刺客争着自刭。独贯高骂道：“谁叫你们自杀？我王并没参与其谋，却被逮捕。如果你们都死了，谁来还我王以清白？”
于是赵王与贯高由槛车押至长安。十名刺客皆剃光头，项系铁练，随王而行。
据说当时刘邦曾下令，群臣宾客敢从王来者，灭族。于是这十个刺客便以赵王家奴的身份而来。
刺杀皇帝自是汉家惊天的第一大案。
贯高等人实事求是，一口咬定是我辈单独干的，赵王实在不知道。（“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贯高等人挨了数千鞭子，又用烧红的铁条烙。他们受尽了酷刑，体无完肤，以致“身无可击者”，但他们宁死也绝不改口。
吕后认为，因鲁元公主的缘故，张敖不会有这种弑君弑父之事。
刘邦大怒道：“假使张敖得了天下，难道还少你的女儿么！”
通过这句话，我们可推测，刘邦开始认为张敖是为了篡位而杀他。但贯高等人主动投案，众口一辞地为张敖辩解，使案情发生了变化。如何定性成了本案的关键。刘邦听了供词后，态度变了，他开始欣赏贯高和这批刺客了，一个没跑，敢作敢当，竟然敢全来“送死”！他说：“真是壮士！谁了解他，找人私下再问问。”（上曰：“壮士！谁知者，以私问之。”《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刘邦有个中大夫叫泄公，泄公说：“我与贯高是同乡，向来了解他。他是赵国那种讲究信誉而不违背诺言的人。”于是泄公持皇上的节杖入狱探视贯高。
躺在竹床上的贯高仰视道：“是泄公吗？”
泄公尽量与贯高叙旧，感情融洽后，才问张敖究竟参与计谋不。
贯高说：“人之情，哪有不爱父母妻子的？我的三族将论死罪，难道我会为了张王而牺牲自己的亲人吗？我王实在没反，全是我们单独干的。”于是详细讲了他们的本意和赵王实在不知道的情况。
刘邦得知张敖确实不知情后，于是赦免了张敖。刘邦一生重义，由是非常欣赏贯高的为人并守信誉，于是叫泄公去告诉贯高，张王己出来了，同时也赦免了贯高。
贯高喜道：“我王真的放了吗？”
泄公说：“真的放了。皇上很敬重你，所以也赦免了你。”
贯高说：“我之所以体无完肤而不死者，就是为了辩白张王没有反。现在张王己出，我己尽责，死而无憾了。作为人臣有弑君之罪，哪还有脸侍奉皇上啊！即使皇上不杀我，我不羞愧于心吗？”于是仰首，割喉而死。贯高当时，名闻天下。
张敖放出来后，被贬为宣平侯。二十年后张敖去世，吕后封张敖之子张偃为鲁元王，另两个儿子为侯。这些是她的外孙。
两个月后，即次年二月，大概那十名刺客的伤养好了，刘邦从洛阳回长安，召见了要刺杀他的那十名“壮士”。刘邦召见他们并与他们谈话，发觉都是人才，汉廷的大臣还赶不上他们。他很高兴，于是全部拜为郡守和诸候王的相国！真是“反革命”胜过“老革命”了！
（召见与语，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上说，尽拜为郡守、诸侯相。《汉书-高帝纪下》）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如上述，究竟说明了什么？刘邦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们不妨揣测一下：
1、刘邦召见十人时，可能要道个欠，认个错，因为他确实失礼了。
2、刘邦可能嘉勉了他们的“忠义”。为了维护主子的尊严，不惜杀身而复仇，这就是“忠”！临难不苟且，誓死护主，这就是“义”。你们是忠义之士呀！
3、刘邦有是非，公私分明。为什么这么讲呢？贯高等十余人，是为了国家和大王的尊严，他们报的是国仇，是公仇，是为国血耻，是大勇！你皇上无礼，得罪了赵人，结下的是私仇。私仇私了，不能公报私仇。论是非，先是你皇上的不是，他们为非是你惹起的。他们的不是，你看着办吧！这些可是忠义之士啊！刘邦的思路应该如此。
4、刘邦与他们谈话，谈些什么？应该谈天下大事，谈经邦治国之道。这十人当中，有一位叫朱建，后来刘邦赐号为“平原君”，是儒家，有七篇著作，与刘邦并列为儒门53家之一，名字还排在刘邦之前两位。刘邦命他去当淮南王英布的相国。这个人很精彩，《汉书》专门为他立了传，笔者将在第二卷中专题讲述。
5、刘邦“尽拜为郡守、诸侯相。”郡守和诸侯相都是两千石的高官，与萧何同俸禄了。据《史记》载：“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张王客子孙皆得为二千石。”这是说，他们的子孙到景帝时都是二千石。例如朱建的儿子是二千石，文帝时出使匈奴，大骂匈奴被杀。
汉书在《季布栾布田叔传第七》中为田叔和孟广两位郡守立了传，朱建当过英布的相国，《史记》和《汉书》都有传。
6、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刘邦敬贤爱才！只要有才，那怕是要刺杀他的人，一旦发现，一律重用。
这等胸襟和气魄，谁人能及？
交友识人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看他对你怎么样，而要看他对别人怎么样。
通过以上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了刘邦如何对待秦始皇和项羽这样的敌手、如何对待民众、如何对待士卒、如何对待烈属、如何对待田横这样的朋友，尤其如何对待私敌的。
他的这些做法，全是前所未有的第一个！人们常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第一个，而历史却以崇敬的目光瞻仰第一个。
在了解赵王张敖被贬的始末后，可知刘邦至此不存在要剪灭异姓王的问题。
彭越起事，与众不同。从立志而言，他不象刘邦、张良、项羽、韩信那样久怀大志，他不是生与俱来的天然造反派。从出身而言，他非卿相将门之后，故他的文化素养不如前四者。
他没有反秦的愿望，也没有与谁争高下的动力。属于飞起云飞扬时，不由自主地被卷上了天的人。他听别人的，最终听刘邦的。
他原在巨野大泽中猎鱼为生，纠集一帮人“为群盗”。章回小说讲的“江湖大盗”，彭越实为上了史书的第一个“江湖大盗”。今有学者将“泽”释为“沼泽”。“泽”不是沼泽，泽就是“湖”。原巨野泽在今日的山东境内，古时属齐地，距徽山湖约120里，现己成平地了。
陈胜起事后，他的伙计们劝他，豪杰们都叛秦了，你也带头来干一场。他说，看他们去斗，等一等再说。等了一年多（居岁余），反秦的烈火己成燎原之势了，刘邦都向咸阳进军了，他还没动作。看来，他安于天地人三不管的“草头王”的闲散生活。
泽中少年百余人相约去找他，请他当头。他说，我才不愿给你们干呢。（“臣不愿与诸君。”）在少年们的强请下，他只好答应。于是他与少年们约定，次日日出时聚会，迟到的就斩。
看来，这些少年都是各自有家可归的，他们还没结成团伙，相聚仅仅是为了自保。彭越虽为草莽，却孚众望。他行事为人，必有过人之处。
第二天，迟到的有十几人，最后一个中午才到。彭越说：“我年长，你们强迫我来当头。今天迟到的多，不可都杀了，只斩最后来的那一个。”众人哄笑道：“何必如此，今后不迟到就是了！”
彭越抽剑斩之，以头设祭坛。众皆大惊，从此就怕他了。彭越起事了，但并未去攻城掠地占地盘。他只是扩充人马，又收集一些诸侯的散卒，得千余人。这时就有点象个军事组织了。
彭越并无反秦之心，这时还没对秦人打过一仗。在秦末这个大舞台上，他虽然演过一些大戏，但不是主角。他没有既定目标，他是边走边瞧。
彭越思想境界虽然不高，缺少帝王气象，但是聪明，能打仗。楚军的战斗力在当时属上乘，他却数次大破楚军，以致项羽亲自出面追杀他。面对项羽，他又不行了。
他举事不久，刚好刘邦率一万多人从砀郡出发，北击昌邑。这昌邑是彭越的家乡，也是孔子的诞生之地。见有人攻打昌邑，他们也来帮着打，俗称“帮野忙”。昌邑虽未攻下来，彭壮士却结织了沛公。刘邦公元前208年9月出兵，他与刘邦结识应在10月左右，《汉书》也是这么记的。
刘邦每到一地都要寻访当地的贤士豪杰，他这是效法魏公子。彭越助战，不请自来，刘邦当然乐于结识这样的壮士，也感谢他的拔刀相助。估计刘邦邀他一起西击咸阳，但彭越志不在此。
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但这不期之遇，彼此都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这为他们日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他们酒肉一番后，刘邦也就引兵西去了。彭越仍归居巨野泽，陆续收了些魏卒。这些人就是后来刘邦下诏书、劝归故里、相聚山林湖泽以自保的那类人。
一年多后戏下分封结束了，诸侯王各自归国去守土了。彭越这时己有万余人，竟一时找不到归属，不知属于哪一国。这时自立为王己晚了。他那万余人，估计还不完全是有组织的军队。其中有一些人无事时各为生计，有事时啸集为伍。这时，他们大有散了伙、各自回家吃饭的意味。
恰在这时，齐王田荣向项羽发难，看中了这支万余人的武装，于是给他发了个将军印，让他去打项羽。他听田荣的，果真去了。因此，彭越第一投靠的是齐王田荣。这是公元前206年5月左右、戏下分封一个月后的事。
项羽派一个叫“萧公角”的将军迎战。可能彭越指挥有方，也可能这一万人从未上过阵，首次上阵，格外奋勇，居然大破久经沙场的楚军。彭将军自然名声大振，也自然引来项羽的围剿。
这“萧公角”并不姓萧，他原是萧县的县令，故称“萧公”，他字角，故称“萧公角”。项羽率三万人马击彭城的刘邦，就是在萧县集结的。估计他参加过彭城之役。
公元前205年4月，这时田荣己死，彭越也在魏地大力发展，尽量避开项羽的锋芒。当时刘邦率五国联军在进军彭城的途中，路过彭越的辖区，在外黄这个地方两个两年半前结识的朋友相会。
田荣一死，彭越又无归属。但从他尽占魏地来看，说明他对魏国有所图，他应该是魏国人。史称彭越这时“归汉”，其实彭越并未归于刘邦帐下，也并未加入汉军。
这时刘邦可能邀他去彭城，他又不愿去。这时他手中有三万人马，收得魏地有十余城。估计当时西魏王魏豹在场，刘邦说：“彭将军收得魏地有十余城，想立魏国后裔为王。这西魏王魏豹乃魏王咎的弟弟，是真正魏国后裔。”于是刘邦和魏豹拜彭越为魏相国，让他带着他的人马去守魏国。
（汉王曰：“彭将军收魏地得十馀城，欲急立魏后。今西魏王豹亦魏王咎从弟也，真魏后。”乃拜彭越为魏相国，擅将其兵，略定梁地。《汉书》）
彭越只是听了刘邦的话，得到了封位，有了归属。因此，从编制来讲，魏国是他的第二个归属国。
魏豹随刘邦去了彭城，刘邦大败后他背叛，后来被周苛杀了。彭相国也就成了魏国的无王之“相”，实际上的无冕之“王”。这时，彭越还没替刘邦打过一仗。
楚汉战争是刘邦发动的。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率联军捣过项羽的老巢，项羽当然不依，也调集他的诸侯围追刘邦，同时也围剿曾无端向他开过战的彭越。
刘邦和彭越这时都认识到有联合抗楚的必要了。
公元前204年6月，刘邦派韩信进军齐国后，刘邦叫彭越不要与楚军正面作战，只是骚扰，烧他的粮草。彭越听了刘邦的，于是当“游兵”，即当游击队。8月，刘邦派卢绾和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这是协助彭越打游击。彭越也乘机攻下17城。
彭越、卢绾和刘贾两支大部队在项羽后方烧粮草，项羽有多少粮草可烧？项羽急了，于是放弃在成臬围攻刘邦。9月，他对大司马曹咎说：“你替我把成臬守好，汉王来挑战，千万别与他作战，只要挡住他别东去就行了。我十五天内必平定粱地，然后再来见你。”
（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击彭越。《汉书》）
项羽出兵，很快就攻下了彭越占领的17城，把彭越赶到了黄河边上的谷城。这谷城地图上己没有了，当地人也不知道，项羽就葬在那里，我去过。
刘邦乘机发动了汜水之战，消灭了曹咎，初定胜局。
彭越听了刘邦的，牵制了项羽。彭越替刘邦出了力，故刘邦记着彭相国的功劳，也欠彭越一个人情。
一年后的公元前203年10月，楚汉战争进入了决战阶段。刘邦叫彭越出兵相助。彭越说：“魏地刚刚平定，还怕楚国，不能前来。”（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
张良替刘邦分析彭越不来的原因时说：彭越平定梁地有功，当初由于魏豹的缘故，拜彭越为魏相国。现在魏豹死了，彭越也想当王。干脆与他约定，一旦胜了，从睢阳以北至谷城，全划归彭越“王”。
彭越见刘邦支持他当王，欣然出兵。于是共同于公元203年12月杀项羽。
刘邦当皇帝前是汉王，他没资格封王。他只能扶持、支持某人当王。一旦得到他的承诺和支持，你这个王就当得成，也当得稳。例如，当时就己有韩王韩信都、赵王张耳、齐王韩信的先例，我们由此可知刘邦当时的地位和威望是最高的。
领袖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他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公元前202年2月，当七个王两次联名上书请刘邦当皇帝时，刘邦还谦逊地推辞了一番。
刘邦当皇帝后，兑现了他的承诺，封彭越当梁王。梁王就是魏王。孟子见“梁惠王”就是“魏惠王”。由于魏国定都大梁，故亦称“梁王”。大梁就是今日的开封。
刘邦是大梁人。在23年前秦灭魏时，引黄河之水灌大梁三月，太史公七、八十年后去采访时，故大梁都是一片废墟。刘邦时代大梁是不能建都的，于是刘邦就将齐地保存得较好的一座城市给彭越作国都，这座城市就是今日山东省的“定陶”。
刘邦是皇帝，是天子，天子对“王”、“侯”们有承诺，那就是与他们剖符为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即使大河细得象衣带，泰山小得象磨刀石，你们的封国也永远安宁，传至子孙不绝。）
诸侯王对天子所承担的义务，其详己不可见诸文献，但从其后的事件来看，至少有三条：
一、要定期朝拜天子，王不能亲自来也要派使者来。所以彭越多次到长安朝拜，他第一次是“朝陈”。“朝陈”就是刘邦以狩猎为名执韩信那一次，彭越是亲眼见到韩信被绑起来的。
二、每年要给天子上贡，称为“献费”。这就是刘邦后来下诏书，规定不准多收人民的钱，每人每年只准收63个铜钱，每年10月“朝献”。
三、不得“擅发兵”，但天子要征兵得应召而至。
彭越最后出事就出在“征兵不至”而谋反上。
公元前196年9月，陈豨反于代地，刘邦亲征。刘邦到赵国的邯郸后，向彭王征兵，同时叫彭王也去。这时彭越当梁王己有6年半了。彭越称有病，只派了个将军带了些兵到邯郸。
刘邦很不高兴，派使者指责了彭越。彭越还是怕刘邦，准备亲自去见刘邦，当面谢罪。诚如是，也就没事了。
不料彭越有个将领叫扈辄，他对彭王说：“当初叫你去，你不去。他一指责你就去，去了肯定被擒。不如发兵反了。”彭王左右为难，既没去，也没反，于是继续称病。
刘邦三个月平定陈豨之乱后，于12月份回洛阳。
本来这事应该不了了之，不料这时，彭越的太仆犯了罪，彭王欲斩之。这太仆为活命，逃到洛阳，向刘邦告发了彭越谋反之事。于是刘邦命人逮捕了彭越等人，押到洛阳审讯。
司法人员审讯后，认为反形已具，按法论处应当灭族。
刘邦过问了案情，觉得灭族太过份了。但不惩处又不行，于是特赦，将彭越贬为庶人，发配到蜀郡的青衣县。这青衣县就是四川成都市与雅安市之间的名山县，名山产名茶。
刘邦平叛后之所以没回长安，是因为1—2月份在洛阳处理彭越的案子。
当年1月份韩信被斩后，吕后急着要向刘邦汇报韩信之事，于是千里迢迢地从长安赶到洛阳。
恰好彭越从洛阳出发去蜀郡，到郑县时恰好在道中碰到吕后。彭王向吕后哭诉，自言无罪。希望能不去蜀郡，愿回到自己的家乡昌邑。
（“逢吕后从长安來，欲之雒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
吕后同意了，又把他带回洛阳。不料吕后背地里却对刘邦说：“彭王是壮士，现在把他放到蜀郡去，是留后患。不如乘这时机把他杀了，我已把他带来了。”
（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
刘邦在得知韩信之事后，触动颇深，听吕后之言后，可能又默然。
于是吕后叫彭越的家人告彭越又要谋反，由廷尉王恬开奏报皇上，请灭彭越之族，刘邦同意了，遂灭族除国。吕后诬陷彭越，显然不义，刘邦同意了，难辞其咎。
（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国除。《汉书》）
这位王恬开，是被刘邦罢了官的。罢官的原因可能与此事有关，他直到汉文帝时才封侯加官。因为他是刘邦的舅舅，是汉文帝的舅公。
梁王彭越从头至尾，不知不觉全受韩信牵连，连撞上吕后，都是因为韩信之故！
韩信害了自己，害了陈豨，彭越也被稀里糊涂地拖下水，至死不明其中蹊跷。
刘邦从汉王到汉皇在位12年，韩信和彭越都死于汉11年，即公元前195年的1月和3月。次年4月刘邦也去世了。
刘邦能与韩信和彭越相处11年，说明刘邦并无“杀功臣”的初衷。尤其在明白了两案的始末后，应知这两人之死，皆是吕后所为，故《史记》和《汉书》都直书“所诛大臣多吕后力。”“所诛大臣”也就是指韩信和彭越，没有其他人。
刘邦本己赦免了彭越，而吕后却伪造“反情”，这就有些不公不义了。因为彭越只有言论，没有现行，可杀可不杀，刘邦的处置是对的。这事说明吕后的心计很深，远不如刘邦宽厚仁慈。
吕后杀彭越对刘邦和戚夫的心理影响相当大，他俩看到了吕后的可怕，也深为他们的儿子赵王如意担忧。有说法吗？有！
据戚夫人的侍儿贾佩兰讲：“说在宫内时，见戚夫人侍高帝，常以赵王如意为言。（为话题）而高祖思之，几半日不言。（将近半日不说话）叹息凄怆而未知其术。”
这个“术”字不是“方法”，应理解为“不知她讲了些什么内容”。
刘邦这个皇帝能治天下却不能治左右，这是他的悲哀。
英布是个传奇式的豪杰，他秦时犯过法，受过黥面之刑，故又称为“黥布”。他曾在骊山服过劳役，逃出后联合他结识的豪杰，在“江”中为群盗。
这“江”是特指长江。彭越是“江湖大盗”，英布是“江洋大盗”，都是上了史书的第一人。民不能安居乐业，潜入江湖，深入山林，比比皆是，刘邦亦是其中之一。秦帝国实在无道。
不过，英布和彭越还有质的差异。彭越是聚众自保，英布就有反秦之心。
陈胜起事后，英布率他的数千人去见鄱君吴芮。吴芮就是前面提到的吴王夫差的十七世孙，是个长者，《汉书》称他“甚得江湖间民心”。在吴越一带颇有人望，时人尊之为“鄱君”。
他虽是秦的县令，庶民造反时不但没杀他，反而四方都拥戴他，人民是有眼睛的。项羽得封他为衡山王，刘邦得加封四郡为长沙王，足见人望之高。
英布虽然出身卑微，估计乃堂堂一表人才，气宇轩昂。吴芮慧眼识人，于是将女儿配之为妻，脸上那钤印可谓“瑕不掩玉”。
天下大乱时，吴芮守土保民。英布年壮，不甘雌伏，毅然投了项梁。这是项梁渡淮时的事，事在公元前208年1月份。英布的第一战还不是对秦作战，而是随项梁讨伐自立为楚王的景驹和秦嘉。这是公元前208年3月份的事。英布作战勇猛，奋不顾身，这时就被誉为“常冠军”。这“冠军”应理解为带头冲锋在最前面，常为全军之“冠”。
公元前208年6月楚人立熊心为楚怀王时，项梁自号“武信君”，怀王以英布为“当阳君”。在楚军中还只有这两人有封号，项羽都没有。这个英名是英布自己拼杀挣得的，亦说明英布在军中早有威望。
当时刘邦初去怀王麾下，未露峥嵘，未得封号，只是“沛公”而己。但三个月后，刘邦凭战功得封“武安侯”和砀郡守，这时地位就在项羽和英布之上了。双方的作战能力，彼此都是深知的。
平心而论，楚怀王时期楚国骁勇的战将还只有刘邦、项羽、英布三人。
宋义救赵时，项羽为次将，英布也就随项羽去了，他参加了巨鹿之战。
项羽杀宋义自立为上将军后，就命英布为前锋，先渡黄河，击秦军，数有利，项羽往往引兵随其后。
当时对秦军作战，都是英布在前面。所以《史记-黥布列传》载：“楚兵常胜，功冠诸侯，诸侯兵皆服属楚者，以布数以少败众也。”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英布是项羽手下最得力的战将，诸侯服楚，皆因英布经常以少胜多。
英布骁勇，是项羽离不得的骁将，他凡事听项羽的，从未见他对项羽提过什么好的建议。
项羽做的一些不得人心的事，他都参与了，并且是带头的执行者。例如在新安坑20万降卒，就是他干的，义帝也是他率兵追杀的，估计屠咸阳、烧宫室，他都在最前面。故太史公在评价英布时说：“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史记-黥布列传》）
由此看来，英布只是一个缺乏政治头脑的赳赳武夫，项羽犯的错误，他一样不少。这般思想境界，连是非感都缺乏，必然唯利是图，见风使舵，就谈不上经营天下的大志了。
项羽不能用能人，史称“所与者独布”。这是说，与项羽交好的唯独有英布。
项羽怎么能得天下啊！刘邦用的是师友，项羽交好的是听他役使的人。
“用师者帝，用友者王，用臣者霸，用役者亡。”项羽焉有不败之理？
估计英布的年纪也不大，可能只比项羽长几岁。
戏下分封时，项羽当然要给英布扎起，封英布为“九江王”。“九江”是秦时的一个郡名，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郡，地跨今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四省，不是这四省的全部。这在当时无疑是“肥地”了。
英布是“六”人，“六”就在今安徽省的六安县以北，九江王定都于“六”城。
这时我们来回看秦汉之际的王们，除了刘邦外，素质都不是很高的。他们占地为王，就象民国初年的军阀，只是军事割据。鼎鼎大名的英布，也不过尔尔。
公元前206年5月，即戏下分封后一个月，齐国的田荣揭开了反项羽的序幕。当年12月项羽平齐时，曾向英布征兵。英布称病不往，仅派了四千人去。次年4月刘邦入彭城时，英布又称病不去佐楚，由是项羽怨恨他。项羽曾数次派使者去责备英布，越责备，英布越不见项羽，两人的裂隙越来越大了。
当时，项羽北忧齐国和赵国，西患汉国，与他交往的还只有英布这一个人。加之项羽亦欣赏英布的军事才干，想要用他，所以没有攻打他。
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彭城大败后，大致在5月的一天，刘邦叹息着对左右道：“你们这些人哪，没有一个能为我考虑天下的事。”
有个叫随何的谒者问道：“不知陛下指的是何事？”
刘邦说：“谁要是能为我出使淮南，叫英布发兵背楚，只要让项王在齐国再滞留数月，我取天下就可万全喽！”（《史记》记载有误，这时项羽己杀回来，大败刘邦，己不在齐国了。）
于是随何毛遂自荐，带了20个人去。这“谒者”是个什么职务？谒者是帮客人递名片的人，相当于传令兵，通信员，门房，只不过能随侍汉王左右。随何虽是谒者，却是个儒生。
刘邦入关后，曾派人守住函谷关，当时就是英布率兵攻打的。这事开创了楚军攻打楚军的第一例，也是内斗的第一仗。实际上只是一攻，双方都发现是自己人，于是就没撕杀了。
刘邦能捐弃前嫌，反而在最困难时想去联合他，这是韬略，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统战”敌营上层人士的第一例。
一个“谒者”当汉王的“使者”，刘邦敢用人！事后证明，随何不辱使命，这事还只有他的办法才办得成。
随何到了“六”城后，由于“太宰”主事，三日不得见英布。这“太宰”是什么职务？ “太宰”就是厨师，文雅点称为“御厨”。一个国家由厨师来接待使者，由他来决定准不准见王，九江王无人，至少是用人不当。将御厨当作亲信，这说明英布“好吃”。
项羽的亲信是英布，英布的亲信还只见到这位“御厨”。谚曰：“用役者亡”。
随何说服太宰后，太宰安排了接见。随何游说英布的话，就不照录了，仅撮其要点：
一、你说你臣服项王，项王平齐国，亲自上阵，为士卒先。你只派了四千士卒去，有这么当臣子的吗？
二、汉王攻彭城，你不派一个卒子去助项王，有这么做僚属的吗？你这样将九江国托付于楚国是靠不住的。
三、接着随何分析形势。楚强是暂时的，项羽背盟约，杀义帝，负不义之名；汉虽弱，但诸侯归附。由是讲明汉必胜、楚必败的道理，这是陈之以利害，劝英布寻万全之计。
四、万全之计是什么呢？你的兵力诚然不足以灭楚，但只要发兵背楚，牵制项王儿个月，汉王就可以得天下了。
五、有什么好处呢？随何说：“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随何代刘邦许了愿。
倾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在利害面前，英布根据他对项羽和刘邦的了解，认为随何讲的有道理，天下必归汉，故曰“请奉命”，这是说，英布同意背楚而连汉。但要英布立即翻脸反项羽，英布也做不到，故只能“阴许”。所谓“阴许”就是暗中答应，“未敢泄也”。
这是不公开的口头密约，按英布的要求，应只有三人知道。这说明英布有心计，他是走着瞧，暂时坐山观虎斗，说不定最终由他来收鱼翁之利。
由于当时天下的枭雄还只有刘邦、项羽和英布，韩信还未分兵自立门户，故英布的遐想有合理的成份。
话己至此，随何本应打道回府了。恰巧这时，项羽也派了使者来催英布发兵，住在招待所。
随何得知，直入传舍见楚使说：“九江王己归汉了，楚国怎么还来叫他发兵？”
（随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
英布得知后，大为愕然。随何也有决断之才，他对英布说：“事己至此，宜速杀楚使者，不能让他回去，你也立即到汉国去。”
（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击之耳。”於是杀使者，因起兵而攻楚。（以上均摘自《史记- 黥布列传》）
随何以霹雳手段，不管三七二十一，将生米煮成熟饭。不过，英布最终能毅然上“虎背”，说明他对刘邦是高度信任的。
英布是项羽倚重的人，他归汉而击楚，楚国的震动相当大。项羽当时在下邑围攻刘邦，于是派项声和龙且攻打九江以平叛。楚国对这事重视得连项伯都亲自去了，“尽杀布妻子。”
英布当时只有万余将士，经数月激战，英布不敌，于是跟着随何抄小道投奔刘邦。这是公元前205年12月份的事，估计这时只有数十百人跟从。
英布去见刘邦时，刘邦正在洗脚。他踞床而召英布见。英布大怒，后悔来，欲自杀。随何当然要挨英布一顿痛骂。经劝解后，去住宿。英布见刘邦替他安排的饮食、居住条件、侍侯的官员与汉王一样，确是王者的高规格接待，“布又大喜过望。”刘邦的粗犷，英布的一怒一喜，都反映了两人的性情。
英布现在是国也没了，家也没了，只好跟着汉王走呗。于是英布派人去九江召集旧部，得数千人。刘邦又调了一些兵给他，规格待遇与汉王同，因此英布基本满意，
英布是随着刘邦打了半年仗的。刘邦与项王在成皋对峙时，英布一直在场，因此两人还是有“战友”之谊。
刘邦讲信誉，英布来投靠他7个月后，即公元前204年7月份，前线战事好转时，扶英布为“淮南王”。那时距杀项羽还有一年另五个月。8月份，刘邦派卢绾和刘贾深入楚地，扰乱项羽的后方。“布使人之九江，得数县。”估计这时英布就归国了。卢绾和刘贾那两万兵、五百骑还兼有助英布立淮南国的任务。
一年又三个月后，英布、刘贾、周殷率部迎击南逃的项羽，又向东一直追到垓下。垓下之战英布是参加了的。公元前203年12月杀项羽，次年2月七个王联名拥戴刘邦为帝。刘邦与英布剖符立誓，正式确立英布为“淮南王”。
这“淮南王”与“九江王”有什么区别？九江王只有一个郡，现在的淮南王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个郡，地多人多，国力大增。
英布当然高兴，跟汉王跟对了。刘邦有召唤，他都亲自去，连续几年朝拜天子。
天子巡猎捉韩信那次，他去了的。汉九年未央宫建成，刘邦讲“始大人常以臣亡赖”那一次，他也伙着在高呼万岁，“大笑为乐”。
按理说，随何釜底抽薪是立了大功的，按刘邦“好施”的性格，应有封赏，刘邦却没有。
以下这件小事，虽与天下治道无关，但却能了解刘邦的性格和为人，进而了解汉家朝廷的风气，不可不读。
葬了项羽后，大致在一月份，刘邦置酒款待群臣。宴会上，随何虽不能入席，作为侍从人员却可在场。
不知什么事惹着了刘邦，刘邦当众骂随何：“腐儒！取天下哪能用腐儒！”
随何曰：“当初陛下率兵攻彭城，项王也没去齐地。陛下发步卒五万，骑士五千，能不能取得淮南？”
刘邦说：“不能！”（曰：“不能。”）
随何说：“陛下派我与二十人出使淮南，如了陛下之意。这么说我的功胜过数万步卒、骑五千了。而陛下却说我是腐儒，还说‘取天下哪能用腐儒’！这是为何？”
（随何曰：“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贤于步卒数万、骑五千也。然陛下谓何‘腐儒’，‘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史记-黥布列传》）
刘邦沉吟道：“嗯，我正在考虑你的功劳。”（上曰：“吾方图子之功。”）
于是“乃以随何为护军中尉。”
史家一般不记这类毛毛事，但太史公郑重其事地著于正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素材。这事说明：
一、刘邦当众骂，随何也毫不客气地当众顶。这说明刘邦与小臣的话语权是平等的，刘邦没以势压人。
二、随何说得在理，刘邦讲理，也服理。刘邦时代是有言论自由的，《汉书》说他“能听”，不只是能听计，他连顶撞、反对、咒骂他的话都能听，从没动雷霆之怒，例子有的是。因言获罪，尚未有过。刘邦的这番雅量，实在难得。
三、刘邦知错即改， “吾方图子之功”那句话，其色也，悻悻然，一点也掩饰不了他自寻台阶的窘境，刘邦是个老实人！
四、刘邦时代朝廷的风气很正，没有唯唯诺诺，都能讲真话。上有明君下才有忠臣。
“护军中尉”是个什么职务？“护军中尉”在军中属高官了。护军都尉相当于副总参谋长，“护军中尉”相当于总参谋长，有监军之义，有安排兵力之权，与丞相同俸2000石。在后来的平息英布的叛乱中，陈平就是“护军中尉”，有调兵遣将之权。
当时一个侯也没封，故随何无封侯之赏。一年后封侯，以有无军功来评定。萧何与张良都靠刘邦使了一大把劲才轮上。儒术比他强的陆贾、叔孙通等大儒都没封上侯，故随何与“侯”无缘，但随何与陆贾、叔孙通同俸2000石。
刘邦身边儒生多，连谒者都是儒生。
英布于公元前204年6月反项羽，于公元前195年7月发兵反汉廷，他与刘邦友好相处了9年余。
英布为什么要反？据说彭越被杀后，汉廷将彭越剁成肉酱，遍赐诸侯。肉酱送到淮南时，英布正在打猎。见肉酱，英布大恐，于是暗中布署兵力，防备天子来进攻。
（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帝郡警急。《史记-黥布列传》）
鉴于是太史公说的，我原以为真。后来详加揣摩，觉得疑点甚多。
一、将彭越剁成肉醤遍赐诸侯这件骇人听闻的大事，《史记.高祖本纪》和《吕后本纪》中都没有记，只在《黥布列传》中有如上一笔，似乎是为英布造反的原因而设置的。
二、韩信一月份被杀，彭越是在三月份被杀的，夏天才送人肉酱，如何保鲜？
三、“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遍赐诸候”，这些诸候是哪些人？
这时刘邦己封了140多个县级“侯”，这些“诸侯”只有食邑，并无兵权，刘邦根本不用担心他们造反，也用不着发人肉酱来警告他们。这140多个“侯”还只有淮阴侯韩信和阳夏侯陈豨合谋造过反。
因此，这140多个“诸侯”应撇开，他们遍布全国各地，不可能收到这份人肉酱。
剩下的只有郡级“王”了。当时有七个刘姓王。包括胞弟楚王刘交，族弟荊王刘贾，另外还有五个儿王。这五个儿王除刘肥年长外，最大的赵王如意才9岁。刘邦有必要去恐吓七个家人吗？
异性王还有长沙吴臣，闽越王驺无诸，燕王卢绾，他们都没有收到人肉酱的记载。
四、贲（ben）赫上告英布谋反后，刘邦与萧何认为英布不宜有此举，贲赫反而被下牢。待派使者去验证确实后，才放贲赫出来。既然有人举报了，刘邦都不相信，这说明刘邦对英布是深信不疑的。上阵后刘邦都不解，还遥问英布“你何苦要造反啊！”刘邦实在没必要逼英布反。
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太史公在《季布栾布列传》中说到，彭越被枭首，悬之于洛阳城下，栾布从齐国回来，奏事彭越头下，祭祠而哭之。据说刘邦曾下令：“有敢来收尸看顾者，抓起来！”（诏曰：“有敢收视者，辄捕之。”）
古时“枭首”于上、“暴尸”于下以示众，故中国古代有“尸首”一词，现称为“尸体”。“暴尸”三、五、七日不等。栾布被抓去后，刘邦骂道：“你与彭越一起谋反了吗？我禁止人来收尸，独有你来哭祭，你参与谋反明矣，快拿去烹了！”
（上召布，骂曰：“若与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独祠而哭之，与越反明矣。趣亨之。”）
如果太史公说的是真实的话，那么“尸”和“首”同在洛阳城下，谁敢拿去剁人肉醤？
尤其在了解刘邦的人品后，仁者长者当不会有如此残忍之举。所以我认为人肉酱之事应属谣传。
这正如“无赖”、“生猪脚”、“溲儒冠”、“三推三收”、“现龙”、“杂种”等许多说法一样，是后人不解或误解后的传说。
英布究竟为什么要造反，还是应听他自己讲。
公元前195年1月和3月，韩信和彭越先后死，引发英布的恐慌，这是可能的。
英布误以为刘邦要剪灭他，布兵作防范，这也是可能的。
但怎么竟传成英布聚兵要造反了呢？这就不得不谈贲赫这个人了。
英布有个宠姬生病了，出宫就医。中大夫贲赫就住在医家的对门。贲赫见大王的宠姬来了，认为是巴结的好机会，于是张罗酒莱，送到医家去，陪宠姬饮。宠姬回去后，果然讲贲赫的好话，说他是个长者。
英布怒问：“你怎么知道的？”
于是宠姬讲了经过，英布吃醋，怀疑宠姬与贲赫有男女之事。这是英布的误会。
贲赫听说王怒，以为要惩治他，吓得不敢上朝，称病在家。这是贲赫的误会。
英布更怒，欲逮捕贲赫。贲赫闻之，于是逃出六城，乘驿传车逃向长安。英布派人追，没追着。
贲赫到长安后，上书说英布调兵遣将谋反，要汉廷先发兵诛之。
刘邦将贲赫的上书给萧何看。萧何说：“英布不应该有此举，可能是他的仇怨在诬告。先将贲赫关起来，再派人去调查一下。”
（上以其书语萧相国，萧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史记-黥布列传》）
刘邦和萧何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猜疑英布，这说明他们根本无意灭英布。
英布见贲赫上告了，汉使又来调查了，怀疑大兵将至，于是灭了贲赫的族人，先发兵反了。这是英布误会了刘邦。
英布造反时作过形势判断，他说：“皇上老了，也不想打仗了，肯定不会来。他只能派诸将，諸将当中，我只怕淮阴侯和彭越。现在这两个人都死了，其他的皆不足畏。”于是反。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已死，余不足畏。”故遂反。《史记- 黥布列传》）
英布这话向我们透露了，行军打仗他还是怕刘邦的。他是基于刘邦老、又厌兵、肯定不会来的判断才敢造反的。换言之，如果刘邦不老、不厌兵、肯定来，那他至少要踌躇一番。
英布的判断是正确的。刘邦这年己61岁了，又有病，确实不想来。他准备派太子刘盈去，吕后向他哭诉太子压不住阵脚，他在万般无奈下才带病出征的。
7月份，英布反，首先带兵击荆，杀荊王刘贾，收降其兵。接着又大败刘邦的胞弟刘交。
出兵前，刘邦召薛公作过战略分析，结果果然如薛公所言，恕不赘述。
鉴于英布确实反了，于是将贲赫放出，任为将军。
英布四个郡的兵力约6万，加上收降荆、楚两国的人马，估计约15万。刘邦的兵力有多少？据载，刘邦发上郡、北地、陇西三个郡的车骑，估计不过3万。因解甲归农，发展生产，刘邦没养常规军。
鉴于以上三郡都是距长安最近的郡，这一抽调，京师空虚了。万一英布千里奔袭长安怎么办？于是刘邦从巴、蜀两郡急调3万人保卫太子和长安，这三万人驻军灞上，那里是长安的东大门。
然后刘邦赦天下死罪以下的犯人，皆令从军；同时向诸侯征兵。齐王刘肥和曹参带兵12万来参战，估计总兵力也在15万以上。刘邦和曹参，己是九年多未见面了。
由此我们可知，刘邦事前并无进攻英布的军事布署，他也是临时抱佛脚，英布确实误会了。
后人在谈论刘邦与张良的关系时，说他们相处不好，其实张良是相当关心刘邦的。
刘邦这次出征时，居守的群臣皆送至灞上。张良有病，强撑起来，追至曲邮这个地方。他对刘邦说：“我本应该跟你去，无奈病重。楚人敏捷勇猛，希望皇上不要与楚人去争高下。”
（於是上自将兵而东，群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邮，见上曰：“臣宜从，病甚。楚人剽疾，愿上无与楚人争锋。”《史记-留候世家》）
他这是了解刘邦每阵必上的德性，特意的告诫。只有挚友才会从床上爬起来，披头散发地赶去叮嘱，他担心刘邦出事。刘邦听见了，入耳不入心，仍然上阵。事后证明张良的担心一点也不多余。
英布武勇，能征善战，“常冠军”，故吕后说他是“天下猛将也”。刘邦的两个弟王皆败于他手下，曾率兵2万助他立国的刘贾都被他杀了。刘邦非得出马不可了。
英布的士卒训练有素，是精兵。战前刘邦在庸城上观看了一下英布的布阵，见与项羽的一样，“上恶之”是说他都感到头痛、皱眉头。
战阵上，刘邦与英布相望见。刘邦这时都于心不甘、仍不解英布为何要造反，于是大声问道：“你何苦要造反啊？”英布说：“我也想当皇帝呀！”刘邦怒骂之，遂战，大破英布军。
（与布相望见，谕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战，破布军。《史记- 黥布列传》））
英布终于亲口讲了他造反的原因，是想当皇帝。
“欲为帝耳”这四个字虽然轻佻，却如晴天霹雳，震撼了刘邦！他自以为对得起天下的贤士功臣，天下应该大安了，殊不知人的欲望无止境，英布竟不顾生民战乱之苦而填一己之私！
“欲为帝耳”是言简意赅的真话！答案竟这么简单，他实在没想到！故刘邦大怒大骂大破之。
刘邦究竟怎么打仗，司马迁从没描写过，只极写项羽的神勇，以致有教授误解为“没有一埸战争是刘邦指挥的。”
《拿破侖传》里写拿破侖只要一出现在战场，顿时全军沸腾，齐呼皇帝万岁，三军踊跃，格外奋勇。
刘邦也大致如此，所以他每阵必上。这次讨伐英布，他因病是想让太子来的。吕后说：“黥布是天下的猛将，善用兵……你虽然病了，强撑着载于帏车中，你就是躺着监护着全军，诸将也不敢不尽力。你虽然劳苦一些，但为了我也得强撑着去啊！”
（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上虽病，彊载辎车，卧而护之，诸将不敢不尽力。上虽苦，为妻子自彊。《史记-留候世家》）
吕后这话说明了，刘邦只要一上阵，将士们打仗就有劲。
皇上带病亲征，己令三军感动。皇上带病还同士卒一起上阵，士气可想而知，全军必亢奋而雀跃。
估计刘邦大骂英布不义之后，拔剑一指，声嘶力竭地大呼一声“万岁！”于是跃马冲锋在前。
他亲自下令，又冲锋在前，将士们立刻精神百倍，顿时万马奔腾，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全军欢呼着、呐喊着冲向英布军。数万人的喊“杀”之声，惊天动地，这就是冷兵器时代特有的“气势”！
刘邦仅凭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勇冠三军的英布，英布是没料到的。
皇帝的“声势”竟能产生这么大的爆发力，谁都没料到。强大的气势和声势构成了强大的冲击力，这就叫“来势凶猛”、“势不可阻”。英布的将士们是被这气势冲垮的，士卒们不战自溃。
此战没说杀敌多少，估计是击溃战，故史书曰“大破之”。
由于刘邦冲锋在前，故中箭，伤势不轻。他六个月后去世，殆与此伤有关。
刘邦能一战定英布，不是偶然的，他身经百战所积累的“声威”起了作用。所以“没有一埸战争是刘邦指挥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他这次不来，战事还真难预料。
英布7月反，刘邦9月自往，10月大破英布军。这一仗是在蕲（qi）县一带打的，蕲县的大泽乡就是陈胜起义的地方。说来也有意思，蕲县现称祁县，在今安徽省宿州市东南。往东平行50公里就是灵壁的垓下。8年前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8年后大败英布于蕲，两地竟这么近。
刘邦让其他的将领去追击英布，他率小部份军队回了沛县，拜望早年有德于他的父老乡亲。
平英布之战是刘邦毕生的最后一战，虽然胜了，但他毫无志满意得的辉煌感，反而是无限的惆怅。当他淌着泪唱“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时，固有对刘贾的哀思，更有心忧天下的悲凉。
这悲凉来自他对人欲无涯的重新认识，英布那“欲为帝耳”对他是震撼性的警示！陆贾“马上得之，安能马上治之”教诲，估计这时回响于耳际，这时他顿悟了“做人”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凭他的感性认识，他发现许多王侯将相都不会“做人”，他们在权势面前纷纷自我迷失，英布就是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从古到今最深奥的学问、最大的学问是“做人”。儒学不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而是教人如何“做人”。孔子是教“人”的大师，必须请孔子，兴儒学！他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他的社会意识。
故他马上带着伤病去曲阜，11月份的祭孔大典就是在这个背境下决定的。
贲赫于当年12月份被封为“期思侯”，地在今河南淮滨县东南，食邑二千户。
8年前项羽率百余骑渡淮，8年后英布也仅率百余人渡过淮河。项羽没过江，英布过了江，逃向江南。
长江以南有长沙国，英布是吴芮的女婿。由于英布与长沙国有姻亲关系。长沙王派人诱英布，伪称愿与他一起走入南越国。英布相信了，随使者去了鄱阳，鄱阳人杀之。
（布旧与番君婚，故长沙哀王使人诱布，伪与俱亡走越，布信而随至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遂灭之。《史记. 黥布列传》）
但《史记》和《汉书》都说：“故长沙哀王使人诱布，伪与俱亡走越。”
既然提到了“长沙哀王”，那英布的死年就是一个问题，英布是哪年死的？
刘邦公元前202年2月当皇帝，2月乙未日封吴芮为长沙王。吴芮被封为长沙王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死于公元前202年，谥为“文王”。
公元前201年吴芮的儿子吴臣继位，在位8年，于公元前194年去世，谥为“成王”。他与刘邦同年去世，月份恐在刘邦之后。2-3月份他还给刘邦上过书，建议立刘邦的八子刘建为燕王。刘邦死于4月份。
吴臣的儿子吴回于公元前193年继位，在位7年，死后谥为“哀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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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史记》和《汉书》没记错的话，也就是说，公元前195年10月刘邦大破英布后，“哀王”公元前193年继位后才诱英布而杀之，那英布在江南就流窜了两年左右。这两年英布的身份就应该是“流窜犯”。英布当年并没死！
刘邦死于公元前194年4月，英布死于公元193年以后，英布应比刘邦晚死一年多。
“哀王”在刘邦死后一年多还诱杀英布，说明他对汉廷的忠诚。
在了解臧荼、韩信、韩信都、张敖、彭越、英布这些王爷们的始末后，我认为刘邦从来没有剪灭异姓王的意思。
在英布造反前两个月的5月份，刘邦还派陆贾去番禺，立赵佗为南越王。在平息英布的叛乱后的次年2月，刘邦还颁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汉书-高帝纪下》）这位名“织”的南海王估计是少数民族的首领，他在汉文帝时代还曾献过玉璧给皇帝。
说刘邦杀功臣，灭异姓王，至今还没有一个例子。
汉初丰、沛之间出了六十多个“侯”，却只有一个异姓王，这个王就是卢绾。
尽管《史记》和《汉书》都为他立了传，卢绾在中国历史上却没有名气。但在汉初的刘邦时代，他鼎鼎大名，声名和地位一直都在萧、曹之上，是汉家的第二号人物。
卢绾为什么弄到寂寞无闻的地步？盖因汉文化从来讲究民族气节和操守。苏武牧羊19年不降，虽一敌未杀，却是脍炙人口的民族英雄。刘邦一死，卢绾就逃入匈奴，被匈奴人封为“东胡卢王”，从而成了笫一个外逃的二号人物。他没有引兵乱中国，故不宜称他为汉奸。
请注意，这里有个关键情节，卢绾是刘邦死后才出逃的。这说明他不用担心刘邦杀他，他担心谁？是吕后。汉家二号人物外逃，卢绾是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有汪精卫和林彪。
卢绾的背叛有如林彪之于毛泽东，对刘邦的打击相当大。史书上没说刘邦当时的心境，但从刘邦去世前两个月专为此事发了一道诏书来看，刘邦十分介意此事，可谓痛心疾首。
平定英布后，刘邦10月回沛县，11月祭孔，次年4月份去世，这道诏书是2月份下的，当时己派樊哙和周勃击卢绾。
这道诏书有两个内容，一是向大臣们讲明卢绾背叛的原由，二是制定对燕国吏民的政策。
这道诏书说：“燕王卢绾与我是故旧，我爱之如子。听说他与陈豨有勾结，我认为不会有，故派人去请他回来。卢绾称病不来，谋反明确无疑。燕国的吏民没有罪，现赐其六百石以上官员爵位各一级；跟随卢绾的、去了又回归的，赦其无罪，也加爵一级。”
（春二月，使樊哙、周勃将兵击绾。诏曰：“燕王绾与吾有故，爱之如子。闻与陈豨有谋，吾以为亡有，故使人迎绾。绾称疾不来，谋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赐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级。与绾居、去来归者，赦之，加爵亦一级。”《汉书-高帝纪下》）
刘邦的这道诏书，捉拿惩治的只有卢绾一人，足以说明他痛心疾首，尤其“爱之如子”这四个字，是发自肺腑亦痛彻肺腑。
刘邦对燕国的官吏和卢绾的追随者，概不追究，反而加爵位一级。这分化瓦解孤立卢绾之策，无疑是后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最古老的版本。
刘邦这个人是很聪明的，他的很多政策都是无师自通、前所未有。这次处理燕国的事务，他主次分明，政策界限清楚，制敌治国的韬略，这是又一个例子。
卢绾在刘邦当汉王时，就是“三公”之一的太尉，萧何是相国，周苛是御史大夫。太尉掌全国之兵，韩信虽为大将军，但在他的管辖之下，得看他发的虎符行事。刘邦能将全国的兵权交给卢绾，说明卢绾是他最信任的人。
卢绾和刘邦的关系如何？楚汉战争期间，他一直是以太尉的身份在刘邦左右。他能自由出入刘邦的卧内，不用通报。至于衣被饮食的赏赐，群臣是不能比的。萧何、曹参等人，是因为事业原因而被礼遇，至于其亲近信任的程度，都赶不上卢绾。（从东击项籍，以太尉常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其亲幸，莫及卢绾。《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刘邦北定三秦后，卢绾第一个被封为“长安侯”，这长安就是昔日的咸阳，那时张良、陈平都没有加入汉军。
刘邦当皇帝后，他仍是汉皇朝的第一任太尉。由于卢绾是刘邦最亲信的人，刘邦一直想提拔卢绾为王，但怕群臣不满，一直没开口。刘邦当皇帝仅5个月，即公元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反，刘邦亲征，9月平叛。现在臧荼被虏，燕王的位置空出来了，于是刘邦下诏书，请群臣议一议，择一个有功者为燕王。
群臣早知道刘邦欲立卢绾，于是都说：“太尉长安侯卢绾常从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于是9月卢绾被立为燕王。
刘邦为什么象对韩信那样痴情于卢绾，甚至在诏书中说“爱之如子”？有两个原因：
一、如果说滕公是刘邦的追随者—“粉丝”，那末卢绾就是刘邦最早志同道合的“同志”。刘邦30多岁年轻时或因“大言”惹了“口祸”，为避秦廷找麻烦而避家出走，卢绾常随上下，他们那时就是上下相随的两个“流窜犯”。（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避宅，绾常随上下。《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刘邦的志向卢绾最清楚，也最支持，这说明他也早有反秦大志，应是丰、沛人物中最早有觉悟的人。
刘邦广交豪杰，如到大梁去见张耳、陈余时，卢绾都有可能随同。这两个“反革命”在搞地下活动时，萧何、曹参还是不足二十岁的“少年”，滕公仅是十几岁的“小儿”，因为滕公比刘邦小20岁。
刘邦最重义，早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结下的革命之谊不能忘，也不敢忘。在本书第十四章谈刘邦的身世时，笔者曾分析卢绾有可能是刘府的“家令”。这是他力撑卢绾当王的第一个原因，姑存一说。
二、卢绾不仅“革命”的资格最老，而且有一定的才干，否则知人善任的刘邦不会让他当太尉。
在卢绾当燕王前，刘邦的一切军事决策他都参与了的，甚至有的好计策可能还是他提出的。只是由于他最后背叛了汉家，《史记》和《汉书》只重点讲他叛国的原因和过程，对他的功迹记载不多。
实际上，卢绾是能单独带兵打仗的人，仅举两次。
一次是公元前204年8月，刘邦“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入楚地，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能从楚军手中夺下17城，很不错了。刘邦只分兵两次，另一次是与韩信3万兵。
第二次是杀项羽后的公元前202年1月，刘邦北上东阿谷城葬项羽去了，楚地皆降，唯有临江王共敖之子共尉不降，劝降无效后，刘邦遣卢绾和刘贾去平定。其后平臧荼之乱他也参加了的，他确有军功。
（项籍死，使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敖，还，从击燕王臧荼，皆破平。《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刘邦一生身经百战，卢绾身为太尉，在韩信、张良、陈平等未加入汉军前，他是军事首脑，且率军作战多多，绝非仅仅因为是故旧的关系。
《汉书》说：“大厦之材非一木之才，帝王之功非一人之功。”刘邦从壮年立志、交豪杰、上芒砀山、当沛公、汉王、汉皇，他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卢绾伴随的足迹。
卢绾当王，是刘邦故旧中唯一的一人。说他是汉庭的二号人物，一点不诬。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因人废言，也不能因事废人，正如评价林彪，还不能一笔勾销。
按理说，卢绾是最不应该背汉的人，为什么刘邦一死他就外逃了呢？详察其经过，不能不替卢绾惋惜。
公元前196年9月陈豨自立为代王，刘邦亲征，卢绾奉命从东北方的燕国击陈豨。陈豨知道不敌刘邦，于是派人向匈奴求救。卢绾当时亦派张胜出使匈奴，叫匈奴人别插手，并讲明与陈豨作战的战况。
殊不知，一连串的问题都由张胜这位小臣引发。
前面提到6年前臧荼被虏至洛阳后，他的儿子臧衍逃入了匈奴。
这臧衍来游说张胜说：“你之所以在燕国受器重，是因为你熟悉匈奴的事务。而燕国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诸侯屡次反叛，战事连年不能定局。现在你急着为燕国灭掉陈豨，陈豨一旦被消灭，下一个就轮到燕国了，你也会成为阶下囚。你何不叫燕国暂缓消灭陈豨，而与匈奴联合呢？这样事情就留有余地，燕国也可以长久。如果汉庭有危急燕国之事，燕国也有退路而安国。”
（胜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豨，而与胡连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臧衍明显是挑拔，尤其是教张胜“挟敌以自重”。
这张胜以为然，竟自作聪明、擅作主张反而叫匈奴去攻打燕国，以牵制燕国的兵力而延续陈豨。
通过这事我们可看出，刘邦时代的汉皇朝，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的。到处都是“独立王国”，各个王都有自己的山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心目中绝没有什么中央和天子，遑论全国一盘棋？英布想当皇帝可以擅起兵，连张胜一个小臣都不惜借敌国之力以乱政。
汉皇朝和诸侯王的斗争，其本质是中央和地方之争，是统一和分裂之争。对诸侯王的认识，经历文、景两代动乱后，直到汉武帝后期才初步解决。
张胜擅作主张叫匈奴攻燕国，卢绾觉察到了。他怀疑张胜是联合匈奴造反，于是上书给刘邦，请灭张胜全族。这说明卢绾这时是忠于刘邦的。
张胜回来复命，向卢绾讲了他这么作的道理。卢绾醒悟了。他第一醒是悟到张胜原来是为自己好！第二醒是悟到自己的“独立王国”比天汉重要！这两醒的实质是对汉廷的背叛，卢绾好糊涂！
但他己上书请灭张胜的家族了呀！怎么办？于是卢绾又上书，说不是张胜而是其他的人，以此解脱张胜的“家属”，这样张胜就长期充当匈奴的间谍了。非但如此，卢绾还叫范齐到陈豨那儿去，叫他流亡，使战事长期不能定局。卢绾里通外国己越走越远了。
公元前195年10月份刘邦还乡时，周勃斩陈豨于当城，其副将投降汉廷。这副将将卢绾曾派范齐到陈豨处密谋的事捅了出来。周勃当然立即报告了刘邦。刘邦不相信或不完全相信，他也不愿有这样的事，于是派使者召卢绾，卢绾称病不来。
刘邦当然不高兴，于是又派审食其和赵尧去请。赵尧当时是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是仅次于丞相的高官。审食其当时是郎中令，掌管皇宫的禁卫和皇帝的警卫工作，是皇室最信任的人。加之审食其和卢绾都是沛县人，有数十年的交往。因此，审食其是以皇帝的亲信和卢绾的故旧双重身份去的。
一公一卿是一个相当高规格的“中央使团”，刘邦派他们去请卢绾，说明刘邦的高度重视。
卢绾背叛汉廷一事的真假，是一块试金石，也是对刘邦一生行事为人准则和信念的最大检验。
“中央”派人来了，卢绾仍避而不见。
于是赵尧和审食其查问其左右，从其幸臣处得知卢绾曾说过：“非刘氏而当王的，现在只有我和长沙王了。去年春季族淮阴、诛彭越，都是吕后使的计。现在皇上病了，大权都交给了吕后，吕后是个妇人，专门诛异姓王及大功臣。”卢绾继续称病不行，他的左右见大事不好，纷纷走避。
（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审食其将卢绾讲的话报告刘邦，刘邦更怒。
恰在这时，有投降的匈奴人讲，张胜以燕国使者身份的确在匈奴，卢绾欺骗了刘邦。
情况都明白了，刘邦最不愿相信的事竟是真的。
“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使樊哙击绾。”
于是2月份刘邦下了那痛彻肺腑的诏书。他“爱之如子”的人竟阳奉阴违地背叛他，这个打击相当大。悲凉的心情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
据其它地方记载，刘邦是2月份派樊哙和周勃率20万大军击卢绾的。
卢绾原先是想赖过去，见皇上真的动怒了，赖不走了，樊哙、周勃的大军又压境了，于是率宫人及家属车骑数千人回来了，他愿意向刘邦请罪。刘邦怎么处置他，他都没怨言。这说明卢绾知道自己错了，这时都没有背叛外逃的念头。他之所以敢回来谢罪，是根据他对刘邦三十多年的了解。刘邦可能会贬他，可能不会杀他，他对刘邦还是信任的。
他的数千人马己到了长城脚下，在等。他想等刘邦的病好一点，“自入谢”。
樊哙和周勃的大军也没有去围剿，故里中人，还有情谊。估计那时，大家的心情都是沉重的。这应该是3-4月份的事。公元前194年4月25日，刘邦去世。估计消息传到长城脚下时，卢绾应该嚎淘大哭，向南长拜不起。他唯一的生机没有了。他哭刘邦，也哭自己。
尽管他和吕后有邻里之情，但他不信任吕后，他自忖在吕后手下必死无疑，于是他率众人逃入匈奴。
匈奴人封他为“东胡卢王”，这只是名义上的称号。寄人篱下的日子是不好过的。我们可以想见，在那冰天雪地里，卢绾卷缩在帐篷中，帐内昏暗，烟雾缭绕。他回顾了与刘邦三十多年的交往，回忆了金戈铁马的雄壮，怀念着曾有过的辉煌，目睹这生不如死的现状，故他“常思复归”。
他在悲怆、抑郁、长叹和悔恨中度日，在匈奴只活了一年多，最后死于胡中。
15年后，卢绾的妻子带着儿子归降汉庭，己进了长安。住在“燕邸”。这“燕邸”是什么地方？这燕邸就是燕王在京的官邸，尤如今日的“驻京办事处”。15年了，燕邸还保留着且可入住，吕后还记交情。
由于吕后与卢妻毕竟邻里多年，因此卢妻在燕邸置酒筵，想请吕后，但吕后因病而死，终未能见面。吕后死后，卢绾妻也病死于长安。
汉景帝时，卢绾的孙子卢它以“东胡王”的身份归降汉庭，景帝封为“恶谷侯”。
景帝是刘邦的孙子，卢它是卢绾的孙子，他俩同辈份，应有世交之谊。
汉初的帝王事，大多辛酸。
太史公说：“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卢绾亲与高祖太上皇相爱，及生男，高祖、卢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
对这段记载，我是长期质疑的。质疑的原因倒不在于同里同日生的概率太低，而在于刘邦究竟是哪里人？笔者在《刘邦的家世考》和《刘邦的身世考》两章中，详细考证了刘邦的身世，他是魏国大梁人，约21岁才到丰、沛。考证的原始依据全取自《史记》和《汉书》，皆有出处，绝非笔者遐想臆断。
秦汉之际的人物传记，司马迁是根据什么写的？一是听传说，二是靠陆贾的《楚汉春秋》。
唐代的大史家刘知几在《史 通·杂说上》说：“刘氏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子长”是司马迁的字。刘知几认为楚汉八年间的事，司马迁全靠陆贾的《楚汉春秋》。
太史公去丰、沛作过实地采访，他在《樊郦滕灌列传》中说：“我去过丰沛，询问过当地的遗老，也看过萧、曹、樊哙、滕公的故居，并了解他们的生平。听到的真奇异啊！……我与樊他广有交往，他与我谈起高祖及功臣们兴起时的情况，就是这么讲的。”
（太史公曰：吾適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樊他广是樊哙的四世孙。（樊哙子：樊伉；孙：樊市人；曾孙：樊他广。）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90年，刘邦，前256年-前194年，司马迁与刘邦相距四世凡一百多年。这一百多年的史料来源就清楚了。
一、秦汉之际的英雄豪杰，太史公有的取材于陆贾的《楚汉春秋》。
二、高祖及丰、沛的功臣的生平，有的采自当地的“遗老”和樊他广。
因此，司马迁说他们同日生，少时又在一起识字读书，应当是一百多年后听的“传说”。刘邦生于大梁，21岁才到丰县，怎么少时会在一起学习呢？
尤其刘邦针对卢绾发的那道诏书中，有“爱之如子”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向我们透露了刘邦与卢绾还不是同龄人。他们的年纪相差还不小。差多少？就不能妄测了。
太史公听来的传说还多，例如说刘邦的大腿上有72颗痣，刘邦的母亲与“蛟龙”交媾，“已而有身，遂产高祖。”传说是需要识别的。因此，我认为刘邦与卢绾同日生于丰邑的中阳里是传说，刘邦并不生于中阳里而生于大梁。细民们是没有传说的，往往成了大人物才有传说，卢绾是当地唯一的异姓王。
《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常山郡真定县人。为中国岭南—广东、广西、越南文化经济发展作了重大贡献的南越王赵佗，也是真定人。
真定是赵国故土，故赵佗是能征善战的赵国人。故真定即今河北之“正定”南，在石家庄市东北。
由于南越国相对于汉皇朝而言是“外国”，因此，刘邦对南越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外交政策。“和亲”是对异族的外交政策，对这个同民族的邻国，刘邦究竟采取什么政策？这得先从南越国说起。
秦时的南越（又称南粤）泛指三个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南海郡大致在今广东省，桂林郡在广西一带，象郡则含今越南之中部和北部。当时的两广及越南的中北部是一个多民族的杂居之地，由于民族众多，故将这一带称为“百越”。“越人”在当时是个贬义词，形同“蛮夷”。
前面提到秦始皇的统一只是军事占领，在南越三郡尤其明显。这三个郡没设“郡守”，即没设“省长”级的行政长官，军政大权由“郡尉”—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独揽。占领军的将领就是最高军政首脑，南海郡尉任嚣即是一例。
南海郡的治所在“番禺”，即今日的广洲一带。赵佗只是秦时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疑是县尉，是个军人。据载，赵佗大约是公元前240年-前137年的人，竟享年103岁？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前221年占领东方六国，其后第7年，（秦始皇33年）即公元前214年，派遣了一批人去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戍边。那么赵佗应是秦始皇派出的“远征军”的一员。如果赵佗生年没错的话，他初去时应是一个26岁的小伙子。
中原大乱时，任嚣“病且死”，他召来赵佗说：“听说陈胜等作乱，豪杰们皆叛秦而自立。南海郡僻远，我担心盗兵侵犯这里，所以我想阻断与北国新修的通道，严加防守以待诸候之变，碰巧我有重病。番禺之地，有背山之险阻，南北东西数千里，有不少中国人辅佐，据此可为一洲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的长吏皆不足与谋，所以召你来，特意告之。”《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
任嚣颁给赵佗有关证书，叫赵佗代行南海郡尉的职务。这年赵佗应为31岁。
任嚣死后，赵佗不负嘱托，立即传令横浦、阳山、湟溪关等关隘，称：“盗兵即将到来，紧急封关，聚兵自守。”接着，赵佗杀掉秦所置的官吏，让他的亲党代理。
前207年10月刘邦入咸阳，“秦已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
秦时赵佗是“县令”，刘邦是“亭长”，赵佗比刘邦高三个级别。
刘邦前206年4月入汉中称“汉王”，赵佗这一年称“南越武王”。这时他们居于同一起跑线了。这年刘邦50岁，赵佗34岁。
汉王刘邦据汉中郡、蜀郡、巴郡三个郡。南越武王赵佗据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也是三个郡。
从幅员面积讲，赵佗大于刘邦。农耕社会讲天时，赵佗的天时赛过刘邦。
刘邦居内陆之地，赵佗享海产之饶，赵佗物产胜刘邦。
赵佗夺得南越三郡的统治权后，当年南下的50万秦军亦尽归其统辖，兵力上远远超过刘邦的兵力。不过这50万军人令人质疑。实际上，赵佗的民比刘邦要少得多。
刘邦不可小视赵佗，赵佗亦对愈来愈强的刘邦怀有高度的戒心。
不过在心理和境界上，刘邦志在“天下”，赵佗落地生根，偏安一隅。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将“衡山王”吴芮改封为“长沙王”。
吴芮是吴王夫差的17世孙，他参加过巨鹿之战，又随项羽入关，故项羽封他为“衡山王”。他当“衡山王”时只有一个“长沙”郡，地占今安徽省和江西省部份和湖南省全部。湖南与南海郡—今广东省接壤。
刘邦改封吴芮为长沙王时，增封为五郡，这五郡是：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郡。注意，后三个郡在赵佗手里。（《史记》可能有误，这豫章郡是封给了英布的。）
项羽大封天下十九个王时，置南越三郡于不顾，既不封，也不招安，听之任之。这固然是项羽无经营天下之心的表现，但故秦的疆土就少了三个郡。
刘邦当皇帝，赤帝子取代白帝子。中国的疆土总不能到赤帝子手里少了一大块呀！刘邦不得不考虑。
鉴于国家初创，经济崩溃，仗是不能再打了。难道这三个郡就这么丧失了？刘邦应该对历史有个交待，于是他将南越三个郡划归长沙王。这样，既不会有战乱之灾，名份上汉家又对三郡间接具有统辖权，他也就不会背丧邦失土的恶名了。至于这三郡究竟归谁，留待今后再说。显然，这是个权宜之计。
至于《史记》称：“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这是史家的说法。
吴芮只当了一年的长沙王，于公元前201年去世，他的儿子吴臣继位。殊不知，吴臣始终惦念着这三个郡。既然高祖“剖符作誓，丹书铁契”地赐给了我，我当然该要！因此不时与赵佗有小磨擦，刘邦也看到了潜伏着的危机。
经历战乱的人才知道太平宁世的可贵，刘邦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不要战争，这在他死前一个月颁布的最后一道诏书中写得很明白：“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那个权宜之计一拖就是七年又三个月，长沙国和南越国之间的隐患始终存在着，而这个隐患又是他埋伏的，他生前必须解决。
公元前195年5月是他去世前11个月，南越国的事提到了议事日程，这年刘邦己61岁了。刘邦凡事都要与大臣们商量，从不独断专行。
陆贾在劝刘邦习诗书时有一句话提到：“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由此推知陆贾是反对穷兵黩武、以刑法治国的，因此，安抚南国之策可能是陆贾提出的。加之陆贾有口才，试用于昔日，能当此重任，陆贾自成了不二的人选。
怎么对赵佗说呢？刘邦拟了一道诏书。根据诏书的口气，叙事的简明扼要，与其它诏书相参照，可以判定这道诏书是刘邦亲拟的。刘邦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斩钉截铁，“语势”很强。这道这道诏书《史记》中没有，《汉书》中才有。
“五月，诏曰：‘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县’意同‘国’）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
刘邦写这道诏书时，赵佗己称王十一年，统理南疆十三年。
“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这是刘邦对赵佗的赞许。“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这是刘邦对赵佗治绩的肯定。于是刘邦派陆贾为“天使”，带着诏书和玺绶，出使南越。
刘邦的口气就是承认赵佗为南越王，但，是汉天子册立的蕃王，是天子的王臣。
赵佗会接受而称臣吗？
赵佗接见陆贾时，箕踞，十分傲慢，陆贾老实不客气地见面就“炮轰”。
陆贾的话，尽量引用原文，为方便读者，仅对个别字词作浅译。
“贾因说佗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政，诸侯豪桀并起，唯汉王先入关，据咸阳。项籍背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屈从他，可谓至强矣。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挟持诸侯，遂诛项羽。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也闻君王称王于南越，你不助天下诛暴逆，汉庭的将相们早想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阻止了。现在天子遣我来授君王印，剖符立誓，互通使节。君王应该到郊外来迎接我，北面称臣，你却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国，倔强于此。汉廷要知道你是这样，掘烧君王先人冢墓，灭了你的宗族，使一偏将率十万众临越，来越国杀你而归降汉，如反覆手耳。’”《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列传》
古今中外，还没见过这等气势汹汹、咄咄逼人的使者！陆贾直率。
赵佗确有王者之气，不但不怒，反“蹶然起坐，谢贾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
赵佗问陆贾：“我与萧何、曹参、韩信相比，谁更贤明？”
陆贾说：“大王好象要贤明一些。”
赵佗：“我与皇帝谁贤？”
陆贾：“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天下，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如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注意“今王众不过数万”这句话。
赵佗大笑道：“我没起事于中国，才在这儿称王。要是我在中国，未必不如汉！”
陆贾不卑不亢，言辞犀利而爽朗，他讲了这十多年来中原发生的事，很多事是常人不知晓而陆贾亲历的，他们谈得很投机。赵佗很喜欢陆贾，“乃大说贾，留与饮数月。”“留饮数月”可能不实，数十日有可能。
赵佗说：“越中没人说话，先生来，让我每天都听了闻所未闻之事！”
（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
“贾卒拜佗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
这“汉约”—与汉家的约定—有些什么内容？将在下文解析。
陆贾走时，赵佗送陆贾的珠宝值千金，其随从亦送了“千金”。陆贾有一柄价值百金的宝剑，估计也是赵佗送的。从这点看，他们成了好朋友。故十七年后，陆贾再度出使南越国。
据《西京杂记》载，赵佗送刘邦的礼品有荔枝和鲛鱼，这“鲛鱼”就是鲨鱼。这两样东西是北方没有的土产。估计荔枝和鲨鱼是干货，新鲜的途中要变质。
刘邦大喜，拜陆贾为太中大夫，并回赠赵佗四匹“葡萄锦”，这只够做一件衣袍。由此可知，汉时的锦缎是很珍贵的。
由于陆贾在赵佗处“留饮”了一些时日，他回命时应在9—10月，这时刘邦在楚地与英布作战或己受伤。刘邦送赵佗的那四匹“葡萄锦”，很可能是向他弟弟楚元王刘交借的。
帝王之交，竟如此清淡！不过这也折射了这两位帝王的价值观，他们不以财货为宝。孟子曰：“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陆贾回去后半年许，刘邦就去世了，所以赵佗与刘邦未曾晤面。
刘邦册立赵佗为南越王，从他亲拟的那道诏书看，刘邦看重的是赵佗治国有方。“甚有文理”和“俱赖其力”这两句高度的评价，赵佗当然高兴。一评一喜，说明他们心心相印，惺惺相惜。
十多年后赵佗发兵攻打长沙国，还声称“高皇帝立我”，这说明赵佗对刘邦也是敬重的。
无庸赘言，这两个帝王都是爱人民、专心治国的。“心有灵犀一点通”，此之谓“神交”。
从其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实有必要解析“奉汉约”的条款。陆贾与赵佗“约定”了些什么呢？
常规性、事务性的条款，如“王”对“帝”要称臣；“臣”要听从“君”的调遣，但尽量不征调；岁岁要入朝进贡，不在贡物的多少，而在于仪式；赋税自收自支，不向天汉缴纳；军队自给自养，汉家不派驻军……诸如此类，恕不赘述。
条约是双方约定的，关键在于赵佗有没有要求？应该有！互相通商，互通有无，问题不大。
长沙国虎视眈眈、陈兵国门！赵佗要保护他的国家，天汉的态度是关键。
没有汉家的支持，长沙王吴臣是无奈我何的，汉家必须表态！赵佗是开国人物，是强硬的。
陆贾完全了解刘邦的意图，他也有资格代表刘邦表态：长沙与南越是兄弟之国，不得征伐，天子管束，一视同仁！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得了蕃国，又解除了“南边患害”，自然大悦。赵佗得到“家长”的保证，而且是绝对有效的保证，得依“汉威”，也大悦，对陆贾也就格外亲了。
和则双赢！这番谈判，史书无记载，应当如此。
陆贾这次出使南越国，时年45岁。赵佗也是45岁。
陆贾回去后约半年，刘邦辞世，太子刘盈继位，是为孝惠帝。
惠帝在位七年，无所作为，故陆贾亦无所事事。估计九卷《楚汉春秋》有可能是这时写的。这时他仍是太中大夫，享有二千石的年俸。
惠帝去世前后，吕太后用事，想封吕氏为王，害怕大臣反对，尤其怕陆贾这种既有人望又有“辩口”的大臣，故有步骤地作过试探。陆贾看清楚了兆头，叫他不争是不可能的，争又无效。高帝不在了，他没了知音，他也觉索然无味，于是称病告退。这年他大致53岁。
陆贾大约32岁从沛公军而入世，53岁不满吕后而出世，21年间他为汉家做了不少大事。由于他没得封侯，故无食邑。辞官也就没了俸禄，只有靠积蓄度晚年。他的积蓄从何来？全靠赵佗送他的“千金”。
他认为好畤的田地好，于是迁家于兹。这好畤在今陜西省乾县东，距长安约150里。
赵佗并未送千斤黄金，而是“值千金”的珠宝之类，陆贾“卖千金”。陆贾有五个儿子，每个儿子分二百金，“令为生产”。陆贾则安车驷马，带着能唱歌能鼓瑟的侍者十人和值百金的宝剑，每个儿子家轮流住。他对儿子们说：“与你们约定，过你家，就由你家供给人马酒食，要给够，我十天就走。我死在哪家，宝剑车骑和侍者就归那家。我每年不过来两三次。次数多了，惹人烦，我也不愿过多打扰你们。”好一个“想得开”的陆贾！
陆贾真的就这样“出世”而潇潇洒洒地当“员外”吗？不会！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会再入世的。
陆贾退当“员外”后，吕后即大封吕氏。
惠帝在世时尚能奉先帝意旨善待赵佗，多有赏赐以示“天恩”。惠帝死后，吕后突然改变了对南越国的政策。估计是长沙王吴回仍觊觎着南越国的三郡，收买了管铁器的官员，由主管部门奏请关闭铁器的关市—“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这个吴回是吴芮的孙子，即诱杀英布的那个人。
吕后竟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pin）”“金铁田器”是指铜铁的农具。马、牛、羊即使要给，只给公的，不给母的。这就是吕后的女人气了！
于是赵佗先后派了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三次进京“上书谢过”，殊不知这三位高官俱被扣押，赵佗当然大怒。赵佗说：“高皇帝立我，与我通使、通物。今高后听谗臣，对我与其他蛮夷不一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吞之，他这是想自立功业！。”
于是赵佗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败边境的数县。吕后派“将军隆虑候灶击之”。
据《高祖功臣候者年表》载，“隆虑候”姓周名灶，他随刘邦上过芒砀山，初起时只是一个小卒，疑是刘邦纵囚中的一员。这位“老革命”第26个封侯，在雍齿之前，算是刘邦的故旧了。周灶并无显赫的军功，在汉初只算二、三流的农民将军。那时周勃、灌婴等尚健在。
周灶率大军南下，恰逢天气又湿又热，士卒大病，军队未能逾南岭。仅年余，吕后辞世，即撤兵。周灶如果过了南岭，可能会大败。
吕后失政，汉家毁约，乃失义之举。
赵佗亦毫不畏惧，挟兵威，贿财物，联络今福建省的闽越王和东海王，联兵抗汉，与中国平起平坐。
赵佗称帝发生在“高后五年春”，即公元前182年，此时距刘邦去世12年。
赵佗与刘邦、项羽等许多人物一样，是一位敢于蔑视强权的英雄，他的称帝无疑是对皇权的挑战。
刘恒（谥为汉孝文帝）继位时，赵佗称“南武帝”己经四年。“天无二日，民无二主。”这天下不能有两“帝”啊！如何解决南武帝？刘恒决计不用兵而和谈。他先整治好赵佗父母的坟墓，并派人守护，每年奉祀。然后召来赵佗的昆弟，尊之以官并厚赐，再问丞相陈平谁可使南越。陈平当然举陆贾，于是从好畤召来陆贾，拜为太中大夫，谒者一人为副史。
这是公元前178年的事，汉文帝即位年许，而陆贾己62岁了。
据《史记》和《汉书》载：“陆贾至，南粤王恐，乃顿首谢（罪）。”此话可能不实。
赵佗称帝，吕后征讨。刘恒继位，态度如何？这是赵佗最想知道的。因为汉皇帝的国力、军力毕竟要比“南武帝”强得多！
陆贾来，赵佗应大喜，他不会“恐”。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而信得过的老朋友，17年没见了，有很多话要讲，可以推心置腹地讲。陆贾是带了一封刘恒的信去的。这封信是了解刘恒的文彩、人品、性格和为人行政的重要资料，有必要解读。
赵佗受的委屈，一腔的衷肠，自对陆贾倾述一番，难免有喜笑怒骂。他们的谈话内容，虽然史无记载，但从赵佗给刘恒的回信可以了解到。
这两封信不仅有趣，更透露了许多史所未见的信息，以裨补不足。
刘恒写给赵佗的信，《史记》上没有，《汉书》全载。
这封信很长，娓娓道来，言辞委婉，和风细雨，与刘邦的霸气和甚强的语势相比，迥然不同。笔者将在第二卷的汉文帝一篇中解析，在此不赘。
赵佗的信向我们透露了那时湖南—福建—浙江一带的人文状况，这是其它资料上没有的。这封信《史记》上只有一小段，欲窥全貌得看《汉书》。
这封信寓情于叙事中，叙事清晰，事理透彻，以致两千多年后我们不仅喜欢赵佗，更为赵佗抱不平！
赵佗的回信非常有趣，亦庄亦谐，以致怀疑是陆贾这个大手笔代为捉刀！陆贾或许斧正润色过，至少替他看过、通过才带回去的。
赵佗的信是这样写的：（译文）
“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
老夫乃秦时粤吏，高皇帝有幸赐臣国玺，以我为南粤王，让我当外臣，按时尽职纳贡。
孝惠皇帝即位后，秉承高帝之大义不忍与我交绝，所以赐老夫仍然丰厚。
高后自临朝用事以来，近小人，信谗臣，对我与其他蛮夷不一样，甚至下令：‘不要给南粤的蛮夷铜铁田器；马牛羊即使给，只给公的，不给母的。’
老夫地处偏僻，马牛羊都老了。我自以为是祭祀不敬，有死罪，故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进京上书谢过。不料三人皆不返。又风闻老夫父母的坟墓也被铲了，兄弟宗族皆论诛。
我的官员们说：‘在汉家内抬不起头，不如标高立异！’所以我就更号为帝。我只在我国内称帝，不敢有害于天下也！”
笔者对这段作如下剖析：
1、“蛮夷”是中国之人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刘邦对赵佗是敬重的，刘恒给赵佗的信亦一口一个“王”。殊不知赵佗既不自称“帝”，也不称“王”，反自眨为“蛮夷大长”。“蛮夷大长”是“大君长”，不可读作“大长老”；“老夫”乃年老男子的自称，不高贵。赵佗之说，有意自嘲，这是有趣者之一。
2、赵佗对高帝和惠帝是感激的，但不卑不亢，措辞得体。
3、对吕后，他尽量避免不敬之辞，只讲事实。显而易见，他寓愤懑于叙事之中。
4、刘恒轻描淡写地暗示了“帝号”一事，赵佗亦轻飘飘地称是“吏相与议曰”，是官员们叫我“标高立异”的。
“天无二日”是要害，两人都谈得很轻松，究竟如何解决呢？
赵佗也明白，汉家最关心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不能就这样轻飘飘地过关，于是讲了称帝的过程，他说：
“高皇后闻之大怒，削去我南粤国的国籍，不与我通使臣。老夫认为是长沙王进了我的谗言，故发兵伐其边县。南方卑湿，蛮夷中有东瓯，一半是老弱，他南面称王；东有闽粤，不过数千人，也称王；西北有长沙，一半是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自称帝，聊以自娱。
老夫身定百越之地，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之士，百万有余。但我仍愿北面臣事汉家，为什么？因为不敢背弃先人之故。”
这一段有三点值得解读：
1、汉初时有“两越”，“南越”和“东越”。南越是赵佗自己立国的，东越有两国，“东瓯” 和“闽越”。 闽越国是刘邦封的。东瓯又称东海国，是惠帝三年封的，这两国的由来前面己有叙述。一直不得其解的是这两国的规模有多大？
赵佗讲，东瓯一半是老弱，在今之浙江。闽越不过数千人，在今之福建。两千一百九十年后，这里是中国的发达地区。
2、赵佗与吕后对抗，才气势汹汹地称帝。刘恒的信客气，加上陆贾的说合，他也表明无意与汉家对抗，是“聊以自娱”，用当今的话讲，是“闹着玩的”。赵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十分有趣。
3、陆贾对赵佗说“中国之人以亿计”，赵佗说他“带甲百万有余”，只能姑妄听之，不可当真。
紧接上文，赵佗说：
“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焉。然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视靡曼之色，耳不听钟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汉也。今陛下幸哀怜，复故号，通使汉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号不敢为帝矣！
谨北面因使者献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赵佗恢复故号，不再称帝了。陆贾还报，文帝大悦。
赵佗给刘恒的信中说：“蛮夷中有东瓯，一半是老弱，他南面称王；东有闽粤，不过数千人，也称王；西北有长沙，一半是蛮夷，亦称王。老夫故敢妄自称帝，聊以自娱。”他谈到的闽越国、东海国、长沙国的情况，可能距事实不远。但谈到自己时，就极尽夸张之能事。他说南越国“东西南北数千万里，带甲百万有余。”
《汉书》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的《地理志》详细统计了当时各郡的人口。陆贾第二次去南越国是在公元前178年，从公元前178年至公元23年，其间201年。因此下列人口数是经201年繁衍后的数字。
南海郡：19613户，口94253人。
桂林郡：12415户，口71162人。（武帝时改名为郁林郡）
象 郡：15460户，口69485人。（武帝时改名为日南郡）
合 计：47488户，口23.49万人。
经201年的生息繁衍，南越国三个郡总共才二十多万人，赵佗哪来“带甲百万有余”？
陆贾曾实地考察过南越国，对赵佗的国情当然了解。回头再看刘恒信中所称大臣们说的：“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这话有可能是陆贾讲的。
刘邦和刘恒对南越国不用兵，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经济上一言以蔽之：穷乡僻壤不足取！
史书上说秦始皇曾派50万大军南下平定百越，50万！根据《汉书》统计的人口数字，这50万军队是令人怀疑的。任嚣当郡尉时，曾向秦始皇要求派3万无夫家女来南海郡为将士补衣服，秦始皇只批准了一万五千人。任嚣要三万女子无疑是为未婚士卒成家，秦始皇认为没那么多，只给一万五千。这说明秦始皇当时没派50万，仅数万人而己。否则201年后南越国不会只有23.5万人。
在前面分析“汉王究竟是多大的王”时，有一个参考系数10.3，倒退二百零一年，因此南越王这时至多只有2.3万人，闽越王和东海王只有几千人。
陆贾第一次见赵佗时，曾吹嘘“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但讲的“今王众不过数万”，才是实情。
太史公的时代，由于没有搞人口普查，也没有丈量地域，故太史公如上不实的记载是情有可原的。
赵佗给刘恒的信中说了，他恢复“南越王”的故号，“改号不敢为帝矣！”事实上，他也每年遣使入朝，称臣如诸候，直到景帝年间不变。但在骨子里，他在国内“窃如故号”，仍然称帝。汉家也只好视若无睹，装作不知，因为他每年毕竟堂堂正正地来朝贡了。
但由此我们也看到了赵佗外柔内刚、绵里藏针的个性。妥协是政治的艺术，必要的妥协是生存的需要。赵佗是个角色。
汉家的江山是靠刘邦从公元前209年9月—前195年11月凡14年的征战而奠定并巩固之，直到前195年10月他己61岁了，他还上阵作战，他的天下确系“马上得之”。唯有南越三郡是靠陆贾以诗书化之。赵佗所说“不敢背先人之故”，是对祖宗之国的忠贞。
《汉书.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在评价这事时说：“追观太宗（刘恒）镇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怀远以德”是王道，从此成了中国的邦交传统，至今若是。
赵佗是两广和越南的“拓荒者”，他"和集百越"，治国有方，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包括越南在内的"南越国"。他打开了民族融合的大门，对中国文化在越南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古代的越南，皆用汉字。
越南史学家黎嵩赞对赵佗的历史功绩有一段评价，他说："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与西汉发生战争，公元前111年，终于被汉武帝所灭。这个横亘南疆的政权维系了90多年，历经五代而亡。
这三个王的来历在第二十三章《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子孙们》中己有交待。恕不赘述。
《史记》没有为吴芮立传，《汉书》将韩信、彭越、英布、卢绾、吴芮五人并列为一传，称为《韩彭英卢吴传》。
吴芮及其后代的事迹很简略，但刘邦对吴芮的评价很高。《汉书》说：“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长沙王忠，把他写在档案中保存着吧。
长沙王传了五世，在汉文后七年，即公元前157年，由于无子继承王位而国除。从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57年，长沙国存在了45年，他不是被汉廷杀灭的。
《汉书》在比较他与刘邦另立的七个王时说：“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刘邦识人，吴芮及其五世皆忠于汉廷。
闽越王驺无诸是刘邦立的，东海王驺摇是惠帝三年立的，他们都是越王勾践的后代。
这两个王是因为有仇怨，互相攻打，在汉武帝时代被灭国的。其事简述如下：
汉景帝时吴王刘濞联七国兵反，兵败后刘濞逃到东海国，被东海杀。
刘濞的儿子刘子驹怨东海杀其父，常劝闽越国击东海。汉武帝时闽越发兵围东海，东海向汉廷告急，汉廷最终出兵。东海国又闹内讧，打得一塌糊涂，两国终灭。不过汉武帝还是封其后人为候。
事在《史记-东越列传》中，在此不叙。
刘邦当皇帝时，联名上书劝进的有七个异姓王。当年2月立驺无诸为越王，9月立卢绾为燕王，共九个。因此我们的印象就是九个，这九个王以上都作了介绍。
实际上，迄惠帝三年止，共有十二个。另外三个是驺摇、赵佗和“南海王织”。
而据《汉书-异姓诸侯王表第一》载，汉初有十八个异姓王。但他又说，“讫于孝文，异姓尽矣。”这话就有些不实了，因为有的异姓王在文帝的孙子汉武帝时都存在。
《史记》和《汉书》的作者都是西汉时期的当代人，他们都说不清楚，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不可能说清楚，也无必要去弄个一清二楚。
在这个问题上，明白个大概也就可以了。
本篇小结
之所以连篇累牍地谈这些王的兴亡始末，旨在说明本篇标题所言《刘邦从来没有杀功臣》。他的功臣143个，一个没杀，“杀功臣”的这顶“帽子”应该替刘邦摘掉了，“剪除异姓王”也是不实之辞。
两千多年了才替刘邦平反，这个真相来得太迟了。
拿破仑（1769-1821）是比刘邦晚2000多年的西方英雄。他有很多名言，耳熟能详的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是一头睡狮，一旦醒来将震憾世界”。似曾相识的如“历史描绘出人心”、“统治世界的是想象力！”但他有一句话却鲜为人知，这句话是“领袖就是拿希望做买卖的人”。
但看刘邦，他一生不事产业，也不嗜财色，历史己描绘出了他的心。他不以身家为家，而以天下为家。他怀着希望孤注一掷地将全身投入了滚滚洪流。
他的“希望”是什么？是建功立业！时代所决定的和他憧憬的是“帝王将相”。他以他唯一的本钱—性命—“买”下了这个希望，同时又将这个希望“卖”给了他身边的人，从而组成了一支横扫天下的大军。
刘邦就是拿破仑讲的“拿希望做买卖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的任何领袖无一例外，都是“拿希望做买卖的人”！
但刘邦还不是个生意人，他是怀着“兼善天下”的理想和崇高使命感的思想家。因为他做完买卖后，并不象黄巢、李自成、洪秀全等耽于享乐而成为昙花一现的农民领袖，他以高度的想象力和对士民高度的责任心继续开创他的千秋之业。
拿破仑说：“.我性嗜奠基，不嗜产业。我的产业就是荣耀和盛名。”刘邦不嗜产业，也好奠基，他己做了很多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第一了。在这一点上，拿破仑是比不上刘邦的
拿破仑还说：“工作是我的一切，我生来就是为了工作。”刘邦当皇帝后孜孜不倦地维护统一，他不仅勇往直前地连年征战不息，而且在政权的建设和制度的建立上，他也绞尽脑汁，因时制宜地不断进取。他给我们留下的就是绵延两千多年、我们不得不谈探讨的“汉政”。
拿破仑说：“业绩造就伟人”。但刘邦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荣誉和盛名。
汉皇朝建立了，我们应到汉廷朝野去遛一遛，看看有些什么景象。
如前所述，夏、商、周、秦近三千载皆“耕战型”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下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尚“力”—崇尚“武力”和“劳力”。在以往的漫长岁月中，除了孔子一人在民间倡学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帝王将相提倡学习，更没有谁在宫殿内大设讲坛，正襟危坐地听课。
汉初的四代皇帝做到了，第一带头人是刘邦。
陆生奉刘邦之命，著述国家存亡之道。他先后写了十二篇，每写一篇，就在殿上宣读一篇。宣读时，难免有问有答有讲述。这无疑是陆贾对刘邦及满朝文武讲大课。刘邦篇篇称善，群臣皆呼万岁。陆贾的文章，没有套话，没有老话，都是与时俱进的新话，故刘邦将这十二篇命之为《新语》。《新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帝王命名的书。宋神宗命名的《资治通鉴》是1300年后的事了。
刘邦和大臣们听了陆生多少次大课？应该至少12次。刘邦还经常与大臣们讨论先贤们的“古语”，由此辑成了十三篇文章，故《汉书-艺文志》将他归类为儒家。
刘邦崇尚学问，他是以行政方式开中国教习之风的第一人。他曾给太子手敇“勤学习”，故他的子孙们乃至全民族至今奉行不悖。
汉文帝时代请儒生说士讲课时，讲课的先生们作为“主人”坐在东边的主席，大臣们作为“宾客”位于西座。周勃文化低，听课时他不时要召唤先生道：“过来，给我讲一讲！”对此太史公还评论说：“他质朴得如此不礼貌。”
（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而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汉景帝时如何？
窦太后是历经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朝的老太太，“文景之治”她与力甚焉。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窦太后不仅责成皇亲国戚都得读黄老之书，而且召集大臣们共同学习。
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王生经常被召到宫中授课。他讲黄老之学时，先坐于廷中，三公九卿们都站着。王生的袜带松了，他招呼张廷尉为他结袜，张释之跪而结之。据王生讲，这是有意抬举他。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袜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袜！”释之跪而结之……王生曰：“……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袜，欲以重之。”）
将大臣能为先生跪而结袜视作殊遇，可见当时学者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也是空前的。
至汉武帝时，更是大张旗鼓，“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汉书-董仲舒传）读书人也就能“以学至大官”了。（《史记- 儒林列传》）
汉廷讲学之风延续了多久呢？为班固续撰《汉书》班昭，（约49—120年）在东汉第四位皇帝的和帝时代，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嫔妃的教师。因其夫姓曹，故被称为“曹大家”（gu）。她去世时，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行国葬之礼。从刘邦时的公元前202年—公元120年，汉廷讲学之风至少延续了320年，姑不论其后还有八位皇帝是否继续。
通过以上点滴事，我们可看到汉皇朝一扫近三千年的风气，不再尚“力”而尚“文”—崇尚文章学问。这是五千年华夏民族史上的大转折！与秦始皇焚书坑儒相比，刘邦真是“拨乱反正”了。
朝廷上下讲学蔚然成风，构成了古代的一道文化景观，至今仍值得观瞻。
可别小看朝廷讲学这件事，上行而下效，于是举国开始学习。
故太史公在《儒林列传》中说：“故汉兴，然后诸儒始得脩其经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於是喟然叹兴於学。”故曰，秦皇朝亡于文化，汉皇朝兴于文化，汉皇朝是以文化立国的。
汉皇朝“兴于学”，还有一个学什么的问题。在民间不是扫盲读书识字，而是学“礼”。故刘邦有教诸子以礼见大臣的手敕：“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於汝者，皆拜。并语於汝诸弟。”
汉时的“礼”不仅是形式，而是有丰富的文化内函。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妻之道、兄弟和睦之道、邻里友朋的诚信之道……都是学习的内容。
那时没有百科知识，孔子也只开了六科，“礼、乐、射、御、书、数”，包括射箭和驭车。
汉代是“以礼治国”的。夏、商、周、秦凡2600年以远，以礼治国，未之闻也！故《礼记》一书只能出现于汉代而不是先秦时期。
汉时的“礼”不仅是“礼仪”和“礼节”，而是包括“做人”之道。在这个星球上，尤其在中国，“做人”历来是人间最大的学问，是比百科知识更重要的人文知识。“做事”从来是从“做人”做起的，一个人连人都做不好，连入人群的“准入证”都拿不到，遑论事业和功德？
刘邦之所以能成就“规模弘远”的大事业，其要在于做人做事皆合乎“仁义”。他兴的“礼”就不局限于礼节和礼仪，而是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是一种立身之道的大文化。
汉时“礼”的本质是什么？《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石破天惊的骇俗之语！只有汉代才能提出这种具有震撼性的理念。天下人都以天下为公，这个社会也就没有纷争了，故“以礼治国”立意的格调很高。台湾吴伯雄的“人民最大”乃同工异曲之调。
孔子将“克己复礼”作为毕生奋斗的目标，他没做到，而刘邦成功了。刘邦开创了礼治时代，华夏民族的“礼仪之邦”实在始于汉代！
现在，教育部颁发了《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指导纲要》。当代对“礼”的认识是错位了的，儒学之所以兴不起来，是因为有演变成徒有其表、贻笑大方“叩拜学”的趋向，这是创建新时期新文化者应该看到的。文化者，以文化民、彻里彻外之谓也！汉文化的核心是“和”。
我前面曾经讲过：“汉文帝时的贾谊以为：秦庭废除礼和义，不讲廉洁和羞耻，是败俗，后果甚于杀父兄。而汉家区别上下，定了君臣父子夫妇之纲，“使纲纪有序，六亲和睦，”“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此非天所为，人之所设也。”上行而下效，然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诉讼减少了。
大兴以礼教化之风后，汉文帝时代时己达到“化行天下，告讦（打官司）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的境地。（《汉书-刑法志》）
“断狱四百”是什么意思？汉文帝时犯罪的人相当少，少到全国只有四百件案子。这是历朝前所未有的大治，更为后世望尘所不及。
太史公在评价汉文帝时说：“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必世而后治，（一世为30年）我们己做到了。废除死刑，孔子说还得等一百年。
倘说刘邦开“礼治”之先河，汉文帝刘恒则是“德治”第一人，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罕见之人。他们父子克己复礼，潜心治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透过这些文化景观，我们可以探讨刘邦的思想境界了。
人间之事，“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所以往往强调“晚节”。
刘邦怎样看待他建立的功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他思想境的写照。具体地说，他死后希望什么？他的思路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至死不渝的。他在死前一个月发了最后一道诏书，表达了他的遗愿。据《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载：
译文：三月，诏曰：我立为天子，帝有天下，于今十二年矣。我与天下的豪杰贤士共定天下，共同治理。对有功之人，上者为王，次者为侯，下者都有食邑。重臣的亲人，有的为侯，我让他们都自设官吏去收赋税。女子公主，凡为列侯有食邑者，都发了印，并赐给了大宅第。二千石的官吏，其家属都迁到了长安，也都发了小第室。凡随我入蜀郡和汉中郡而定三秦者，世世代代都免除了徭役赋税。我对天下的贤士功臣，可以说没有对不起之处！今后有不义之徒擅自起兵，背叛天子，你们与天下人共同讨伐而诛之！布告天下，使天下人皆明知朕意。
（原文：三月，诏曰：“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赐大第室。吏二千石，徙之长安，受小第室。入蜀、汉定三秦者，皆世世复。（世世免除徭役赋税）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无）负矣。（可谓没有对不起之处）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刘邦的这道诏书，似乎只讲了一个意思：我对得起天下，你们也要对得起天下人！谁要不义擅自起兵，再动干戈，你们和天下人一起把他灭了！
其实，刘邦的遗诏是他思想的最后的一道闪电，在这道瞬间即逝的闪光中我们看见了他的“共治”、“共享”、“共有”的民主思想的火花。刘邦有类似近代的民主思想吗？有！且看他讲了些什么。
刘邦说：“我与天下的豪杰贤士共定天下，共同治理。”这就是“共治”。
刘邦不仅让功臣们享有应得的食邑，而且让士卒享有田宅并世世代代都免除了徭役赋税，并下令全国不得多收民众的钱—只收63钱。这就是“共享”。尤其他在“求贤诏”中说：“ 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而不与我一起共享其利）可乎？”更是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共享”之意。
《吕氏春秋-贵公》篇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刘邦确实是与臣民“共治”、“共享”。
他还说：“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与天下共伐诛之”，就是让天下人也参与天下事，这无疑是“共有”思想的释放，因为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也”。
诚然，我们不宜过度拔高刘邦的思想境界，不宜用现代的民主理念去发挥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皇帝，但他拥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尤其从不盘剝人民，以民为贵，这些观念是确凿无疑的。
中国有494位皇帝，遗诏中能以天下事为重，并将天下事托付给天下人，刘邦既是第一人，恐怕亦是唯一之人。刘邦是有责任心的，他不仅对生前说的话做的事负责，而且对身后之事也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象秦始皇，把天下弄烂后不管。
刘邦豪迈地讲他自己无负于天下，他“公言之”并“布告天下”，他的豪情由此可见，他的公心亦由此可知。刘邦从不自大，更未贪天功为己有，这里他称“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政治品质。
刘邦戎马十五载，身经百战，亲历战乱之苦，他没作“万世”之想！他当皇帝后，从没安享过，为了维护统一，他仍连年亲征平叛。他临终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平，就是统一！
刘邦保持了“晚节”，其“末节”更为可贵。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句歌词，唱出了刘邦的忧国之心。他忧国忧民，至死不渝，他遗诏的核心最终是一个“和”字。“和”是汉文化的核心，是汉民族的重要特征。“和”字影响深远，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的“和”字舞，宣示了中华民族的眼光—世界最终要“和”！
历史是向前的，它可能有类似的重演，但绝不可能重复，否则就是倒退。例如秦始皇奉行商鞅之策就是历史的倒退。
同理，刘邦所建立的新国家，他绝不可能仍沿袭秦制。新的社会形态需要新的上层建筑与之匹配，新的社会关系需要重新厘顺，因此刘邦在政权建设、文化政策、政治制度、军队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作了全新的创造，我们简称为“汉政”。刘邦建立的的“汉政”对历史究竟有多深远影响？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两千多年来，我们对这方面的认识相当不足。
研究秦汉史的学者，或出于对“无赖”两字的误解，或认为刘邦是个文化浅薄而粗鄙的草莽英雄，尤其受“汉承秦制”四字的影响，认为刘邦并无多大作为，仅承袭秦始皇的制度而己，故皆呼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而缺乏对汉高祖的正确评价。这实在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大误会。
姑不言刘邦废苛法、兴儒学、建礼治、“拨之乱，反之正”等意识形态的方面的革命，在政权建设方面，说他“奠定了两千多年的军政制度”，实在不诬。
太史公在《史记》中绝无“汉承秦制”之说，那末“汉承秦制”之说出自何处？
《汉书》开辟了一个《史记》没有的历史窗口，这就是《百官公卿表》。这个窗口让我们得以远眺夏、商、周、秦、汉历代的官制、职责和演变过程。它是相当重要而绝无仅有的历史资料，因为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古代的权位观和经邦治国的理念。
我们说汉皇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转折点，就必须将它的政权结构和行政机构与前代作比较才能作结论。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论述夏、商、周三代的官制时，以“坐而议政，无不总统”这八个字一言以蔽之。“坐而议政，无不总统”是说远古的圣贤们治国时，坐着议一议，什么事都要管，大事小事，总而统之。那时的权位观是薄弱的，绝无以权谋私的现象。
舜帝在尧帝下是什么官？伊尹在成汤时任何职？周代的周公、召公皆“不以一职为官名”！这是说，夏、商、周三代的著名良臣，他们都是没有官名的，连周公都没有“职称”。
《汉书》还谈到：自周天子衰微后，官失其名而职责混乱。战国相争，官名各自不同。（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汉书-百官公卿表》）例如秦相称“相邦”，楚相称“令尹”，韩相称“司徒”。
秦、汉时如何？《百官公卿表》说：“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这是说，直到秦始皇兼并天下后，才确立了百官的名称和职责。
秦始皇是个发明家，官制、官名的确是他在己有的基础上制定的。但汉时是作了一些改动的，故曰“其后颇有所改”。改动的原则是“明白简易”和“随时而宜”。
“汉因循而不革”确有“汉承秦制”的意思，但这仅仅限于“官制”，仅仅限于官名和职责的划分！凡是汉时没改动的，《百官公卿表》都以“秦官”两字作了说明。例如，“将军”这个职务，晚周就有了，因此注明“前后左右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又例如新中国的成立，尽管国号仍有“中华”两字，尽管官职的名称和有些制度仍袭前朝，但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形态和理念却是脱胎换骨了的。
《百官公卿表》还列出了汉时各个职务的俸禄，这使我们对那时官吏的生活水平有一定的了解。
需要强调的是，“汉承秦制”仅仅限于官名和职责，并不是说汉政与秦政一样，并不是说刘邦一切按照秦制而没有改革。秦朝收赋税，汉朝亦收赋税，量变引起了质变，不能说汉承秦制。这正如秦、汉时就有了将军和校、尉，我们现在也有将军和校、尉，但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承秦制”一样。
一个完成了社会转型的新皇朝不仅在上层建筑的领域有巨变，在政权建设方面如果仍袭前朝而无所作为是不可思议的。但“汉承秦制”这四个字，妨碍并阻挠了后人对汉政的研究。现在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汉初政权建设方面的创新，考察主要制度的改革。
什么是“联邦”？
“联邦”是指：“由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有国、邦、州等不同名称）联合而成的统一国家，各行政区域有自己的宪法、立法机关和政府。联邦也有统一的宪法、立法机关和政府。国际交往以联邦政府为主体。”《现代汉语词典p784》简而言之，国中有国就叫联邦。
当今世界上有形形色色的“联邦”，如英联邦、美联邦、俄罗斯联邦、德意志联邦等。中国与香港、奥门的关系，实质上也是“联邦”关系，只不过我们称之为“特区”。
在这个定义下，中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周代就是“联邦制”的政府了，我们姑简称为“周联邦”。
周天子的政府就是“联邦政府”。他的八百诸候都是“具有国家性质的行政区域”，他们都各自有税收，都有自己的法律和政府，他们都是“联邦成员”。
世界上最早的“共和制”就出现在周代。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公元前841年就是“共和元年”，因为“王少，大臣共和行政。”
这不是矫造，是两千多年前的太史公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缺乏认识。
诚然，周代的联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美联邦”，它们有质的不同。我们将在后面解析。
与周代大致同时期的西方联邦有古希腊的“城邦制”。古希腊的城邦制是什么模样？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连带周边乡村地区而形成的独立国家，其基本特征就是小国寡民。它们互相联合，共御强敌，但并不是一个国家，还称不上我们定义的联邦制。
周代时也是一城一县一国，加上县城外的郊野。在第一篇中我们将这种一县一国的人文地理称为“城堡式的公国”。中国古代一县就是一国，“县”甚至是“国”的代名词。例如刘邦立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书中，就两次提到“中县”，这里的“中县”就是“中国”。
周代的八百座县城就是八百个国家，他们共尊周天子为共主，他们都听命于周天子，这不是“联邦”是什么？这个“周联邦”是全世界最早最大的“联邦”！
当代有个最大的“英联邦”。什么是“英联邦”？
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没落后，于1931年组成了“英联邦”。英联邦由前英属殖地或保护国共53个国家组成，人口约18亿，占全球面积约四分之一。这是个跨洲越洋、有史以来最大的联邦。
尽管历史上有的国家尊英女王为国家元首，并宣誓对女王效忠，受英国军队保护，女王亦曾向有的附属国或殖民地派出过总督作为当地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如印度、香港。）但随着英国国际地位的衰落和民主人权运动的发展 ，加之政治经济上的松散结构，许多国家纷纷独立，英女王在“英联邦”中现在只是一个名存实亡的权力的象征。照此看来，“英联邦”有如“周联邦”之末期，江河日下，难挽颓势。香港于1999年7月1日就脱离英联邦而回归中国。
或可纵向对比的是，“周联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英联邦”至今不足百年。“周联邦”的成员国有一些与王室同姓，存在血缘关系。因此在较长历史时期中，他的结构比英联邦要牢固且稳定。
古今中外的“联邦”有如上述。当代“联邦制”成功的典范是“美联邦”。他是以“州”作为成员单位的。州有州政府，有税收，有州法，有立法机构，还有军警，相对独立而有一定的自主权，只不过国际交往以联邦政府为主体。
其实，刘邦的汉皇朝继承了“周联邦”的一些合理因素，刘邦本人也有一定的民主和民为贵的思想，汉初的联邦在周代的基础上也有所发育，但他怎么竟发育成了一个超稳定、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的帝国呢？这个问题正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
周武王灭商纣王后，封了八百“诸侯”，秦始皇一个也不封。他开了皇权专制主义的先例。从“周联邦”到秦专制，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一个新社会总要有一个政府，怎样建立？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历史存在决定的。
刘邦二千二百年前与天下贤士豪杰一起推翻了秦的暴政。他之后将近两千年后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在推翻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后，也遇到了如何建国的问题。在如何建设政府、政权这个问题上，华盛顿与刘邦面临的是同一个问题，奇怪的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联邦制”。
个人品质和智慧这时要起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彼时彼地的历史存在，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尽管刘邦与华盛顿都都采用了联邦制，但不同的历史存在决定了“汉联邦”与“美联邦”有质的不同。
中、美两国走上了迥然不同的政体，分野并不系于刘邦与华盛顿两人，而是由当时的历史存在决定的。
刘邦的历史存在是什么？
推翻秦廷后，在刘邦面前有两个选择：
一、学秦始皇，至高无上，王侯一个也不封，只给郡、县委派官吏。事无巨细一把抓，个人独裁。
二、由于刘邦并不贪天功为己有，更沒作万世之想，根据他的“共治、共享、共有”的思想，他也可以学周天子，分封诸候，各自为政，分治天下。
刘邦选择了后者—分权，分治，分享。
华盛顿们和刘邦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联邦制”，是基于有共同的理念：
美国有两条格言，表达了美国人的理念：
1、从1956年至今，美国官方有一条格言，也是美国人的信念：“In God We Trust—我们信仰上帝。”我们可理解为这是美国人的价值观，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是“忠孝”。
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大家居于同一起跑线，都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竞选总统。
公元前206年11月刘邦抚慰陕县父老回来后曾下了一道诏书，诏曰：“我很看重祭祠上天，故敬而祭之。从今以后，上帝之祭和山川诸神该祭祠的，都要按时按礼祭之如故。”
（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书-郊祀志第五上》）
刘邦不信鬼神，但有敬畏之心。他认为“上帝”在注视着他的所作所为，故敬而告之。
在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度，能祷告上天之帝，这既是信仰，更是一种自律。
2、美国从1776年至今，有一条传统的格言，用拉丁语讲是：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
公元前195年2月，刘邦下了一道求贤诏，书中有语云：“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汉书-高帝纪下）
“以为一家”也就是“合众为一”。
时隔两千年，地隔千万里，美国人的信念竟与汉高祖刘邦一致，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
这是一个中国史学界从未涉及的议题。这得从汉初的王侯说起。
周天子分治天下时封了八百个诸侯，分为“公候伯子男”五个等级。
刘邦做事明快，不繁琐，好“简易”，他取消了周天子的“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只分“王”与“侯”两等。以“郡”为国者称为“王”，以“县”为国者称为“侯”。这些“王侯”史称“封君”。刘邦在诏书中称他们为“人君”。 其下的“乡侯”、“亭侯”暂不计。
“王”与“侯”都有自己的纪元，可以自设官吏，有税收，有当地之法，但总的大法得遵守“汉律”。“王”有少量拱卫王宫和治安的军队，“侯”没有。与“外国”打交道，如打匈奴，招抚南越王赵佗，都是汉中央经手。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封了八个异姓王—包括闽越王驺无诸，其中没有一个姓刘。这些王都很大，每个王皆有数个郡，比周武王封的侯大多了。其后陆续封了一百四十三个“侯”。这些“侯”以一县为国。《汉书-百官公卿表》有明载：“列侯所食县曰国。”到西汉末期时，“凡郡国一百三……侯国二百四十一。”（《汉书-地理志》）王与侯共达344个，这是一个“大联邦”。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谈这些王们时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盩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在“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民主理念指导下，导致了周代和汉代分封而建国的政权结构，我们现在称之为“封建”。秦皇朝是专制而绝不是封建，因为他不封不建，一个人也未封。
刘邦搞封建，王侯们各有其国，各理其政，但各国要遵守“汉律”，“以为一家”，这不是“联邦”是什么？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的确有过“周联邦”和“汉联邦”！
“汉联邦”继承了周代的分封制与秦代的郡县制，他将两者结合起来了。
郡、县的军政长官是由中央派的，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军政制度。
刘邦封王、侯时，参照了周、秦的教训。“周联邦”太多太散，秦始皇太专。不能不封，也不可滥封，因此只封有“功”有“劳”者。“以言曰劳，用力曰功。”《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汉联邦属下的“王”与“侯”都是世代传承的。刘邦曾与他们剖符为誓。
刘邦对他的新政是满意的，他认为这是最好的制度，故对天地立誓，传至子孙不绝。
“联邦制” 中国两三千年前早己有之。从“周联邦”到“汉联邦”，我们的祖先己试验了一千二百多年，都失败了。现在有人想学美国的联邦制，这有违国情，碍难实施。
北美洲的英殖民地从1775年4月19日在列克星敦打响第一枪，到1783年9月3日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止，美国独立战争历时八年又五个月。刘邦从公元前209年9月举事起，到公元前202年2月当皇帝止，历时六年又五个月。华盛顿被选为总统，刘邦被推选为皇帝。
尽管他们和当时的精英们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联邦制”，但由于时代和历史存在的不同，这两个“联邦制”的质地也就不同了。
要将时空相距如此遥远的两个国度的联邦成因作比较，可比较的因素甚多，汪洋自肆亦难尽其详，仅撮其要，略为阐述。
所谓的“历史存在”是指什么？
一、传统的观念的不同：工业革命始于1750年左右。华盛顿时代是工业革命正崛起的时代。新兴阶级的政治要求很简单，就是平等、开放和自由发展，这时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全新的。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这广袤的大地上，从来没有帝王将相的影子，谁也没有称孤道寡的概念。他们只要求能合理竞争。而在东方这块大地上，是有夏、商、周、秦近三千年帝王将相传统的国度。
秦末大乱后，陈胜不到一个月就可以称王，推翻秦皇朝后竟有十九个王，西汉末年王侯遍天下，竟达344个！拥有5000英亩土地的种植园主华盛顿绝没称王称帝的念头，也没有称王称帝的环境。
二、国家的形成不同：华夏民族是由情而家、由家而族、由族而国逐渐汇聚的，有着栽培家长、族长、王候的肥沃土壤。
独立战争前的美国，13个州的人口约为300万。他们绝大部份是移民。这些来自欧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后裔们，没有共同的祖先，也没有盘根错节尊卑关系。他们只好自认都是上帝之子，在这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上必导致民主选举制。
基于“传统观念”和“国家的形成”这两大不同，注定了“汉联邦”是传统的世袭制，“美联邦”是选举制。这是他们本质的区别。
刘邦这个皇帝实质上是由诸候王和大臣们选举出来的，汉文帝刘恒也是由宗室和大臣们选举出来的。刘恒当皇帝三个月后，有司进言早建太子，刘恒就不主张立太子而主张“选举”。他说：“今不选举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为忘贤有德者而专於子，非所以忧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记-孝文本纪》）在历史的巨大惯性下，刘恒的选举制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大臣们亦是抬出商、周千余年的祖制来驳斥他。
现在回头来看刘邦和华盛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联邦制，并不完全是他们聪明、境界相通而暗合，而是情势使然。
刘邦当皇帝之前，早己有七个王了，这是既成事实，他不可能学秦始皇再把他们灭了。刘邦封王候，诚与他的“共治共享共有”的理念有关，但这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分封”作为一种思潮，他是抗拒不了的，于是形成了“汉联邦”。
同理，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十三个州早有上下议院，议员是通过民主选举的，总督只起督察作用。因此独立建国后，采用选举制是轻车熟路、顺理成章的事。
华盛顿的庄园可以由他的儿子继承，但总统这个职务不能由儿子继承，这就决定了总统只能选举。
所以我认为：个人品质和智慧这时要起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是彼时彼地的历史存在，存在决定了他们的意识。
再罗嗦一句：汉联邦和美联邦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世袭”和“民选”。但在“分权、分治、分享”这三个内容上，汉联邦和美联邦是极相似的。
鉴于刘邦搞的联邦制，汉初的政治并不专制，与秦皇朝迥然不同，这体现在“两院制”上。
这里说的“两院制”是指中国两千多年来所特有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这有别于西方至今普遍采用的“议会制”。
这种中国特色的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古时称为“宫中”和“府中”；台湾称为“府”和“院”；大陆称为“中央”和“国务院”。不管叫什么名称，反正是两个“院子”在主持国家大事，姑名之为“两院制”。
前面谈到夏、商、周三代时，有“坐而议政，无不总统”八个字，这八个字概括了远古的权力结构和行政方式。夏、商时代的“坐而议政”还有点民主的气息，秦时就不同了。
秦始皇大事小事都要抓，从不放权，不管对不对，一个人说了算。
权力的绝对集中有两个后果：有条件办大好事；也有可能干大坏事。因为决策的正确性就没了保证。
当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兴亡系于一人之手时，这个民族是要倒霉的。我们这个民族一度有所不幸，殆与专制制度的亡魂不死有关。
秦始皇的百官都是“杂役型”的办事机构。秦始皇是古代专制制度的最典型代表，他活得相当累，他处理国事的方式是“独裁”，他自然也就成了“独夫”。故他是一个勤政而又失政的皇帝。
汉时开创了“两院制”。中国人大多读过《出师表》。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
诸葛亮是东汉末年、距刘邦四百年以远的人，这里说的“宫中”是指“皇宫”，这是权力机构；“府中”指的是“相府”，这是行政机构。东、西两汉，四百多年，一直执行“两院制”。
前所未有的“两院制”肇创于刘邦与萧何。但这不是他俩刻意的“发明”，而是客观情势使然而自然形成的。客观情势是，刘邦是汉王，是汉皇，更是全军的统帅！ 15年间，他身经110战，平均每年七、八战。军事重于政事，军事急于政事，军事也险于政事。
汉高祖这个皇帝，远比秦始皇还劳苦。他当皇帝八年，就有九次亲征。可以想见，他冬天一身虱子，夏天光着膀子，还没过上几天安乐日子。
无论他是汉王或汉皇，都从未呆在宫中指手划脚治天下，他的“宫中”在前线。野外的军帐是他的“行营”，借几间民房就是他的“行宫”。军政必然要分家。“宫中府中”的两院制，势所必然。
萧何在栎阳守国五年，是实际上的无冕之“汉王”。迁都长安后，亦是三年秉国政的“汉皇”。故刘邦称萧何之功为第一，他对萧何的评价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这说明了治国行政的重要性。
刘邦将汉国之事全权放给萧何，我们不能说他不管政事或不善于管政事，更不能说他疏于国事。
据《史记》载，刘邦率军在前线打仗，萧何遇有立宗庙、定社稷、修宫室或筑城邑等大事时，要派人去前线请奏。刘邦同意了，才可以从事。有的来不及奏请，也可以先斩后奏，方便施行，刘邦来了再报告。
（汉二年，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与萧何，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君臣分治”，故史称刘邦为“大圣”，萧何为“贤相”。千古君臣，合作无间，肝胆相照，此对最佳。
中国的诸子百家从来不谈鬼神，中国人也不信“上帝”或“救世主”，他们崇拜的权威是人而不是神，故他们从来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和“贤相”。两千年来，它以巨大的历史惯性支配着这个民族，并形成了民族化的思维定式。所以至今谈历史，也往往是谈帝王将相的是非功过，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是一部“帝王将相史”。由于“暴君”不多，故“明君”、“昏君”、“忠臣”、“奸臣”是评价的常用语。
这种文化现象始于刘邦与萧何。这种文化现象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的百姓并不在乎谁来当皇帝，只盼望有好皇帝和清官，故人民景仰为民司命“包青天”和为民请命的“海青天”。
这种寄天下于明君贤臣的文化现象，是东方文化特有而固化了的。从而极易使天下人、甚至学者不自觉地陷入唯心史观。
然而，当“皇帝”一旦自认为无所不能而干予行政并揽走行政权时，灾难必然降临于这个民族，因为“绝对的权力必导致绝对的腐败。”
不料刘邦与萧何不经意间而创造的“宫中府中”的两院制的模式，竟长寿达2200多年。两千两百多年后，大陆称为“中央”和“国务院”，台湾称为“总统府”和“行政院”，他们都在为人民做事。
故曰：“两院制”肇始于汉初，焉有汉承秦制之说？
汉初刘邦对皇帝的权力自觉地作了限制，对宫中的权力机构作了本质性的调整，这体现在御史大夫的职能上。秦始皇设了个专为他办事的班子，由“御史大夫”统领，其属员估计在八十人上下。御史大夫与丞相、太尉同称为“三公”，是丞相的接班人，史称“掌副丞相”之职。
秦时御史大夫的属员有一种叫“监御史”，这监御史是由皇帝派到各郡监察官员的，每郡一个，简称“郡监”。秦皇朝设有36郡，至少有36位郡监。
郡守、郡尉、县令、县尉是郡、县的最高行政长官和军事长官，都在他的监督之下。“郡监”不管军，不管政，也不管民，只监督官吏，负责提拔和弹劾。“郡监”由于直通皇上，权力很大。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汉书.百官公卿表》”刘邦当皇帝后，革去了“监御史”，朝廷不再派监御史去各郡监视各级官员了。
“监御史”是皇帝的“私器”，是不通过司法系统惩治臣子的工具。赵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专案组”组长，他就是通过假扮御史来收拾李沟模盐拮锏睦钏埂⑶鼗食拇蠊Τ记虺烧校队谙萄簟Ａ醢羁吹搅苏飧霰锥说奈：π裕峋龇铣恕凹嘤贰保磺型ü坝兴尽币婪ò炖怼?/span>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进谏刘禅时就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秦、汉时的“有司”就是司法部门，“廷尉”，相当于今日的司法部长，属九卿之一。
刘邦自忖他能做到公平和英明，即诸葛亮讲的“平明之治”，但后世的皇帝能否做到是个问题，因此他从制度上作了规范，使司法相对地独立。当然，在专制制度下这种独立是有限的，而有这种恣态却是难能可贵的。
明朝设了“东厂”和“锦衣卫”，这是皇帝的特务机关，到清朝时又恢复了“监御史”一职。
与前朝和后朝相比，刘邦此举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体现了君王与臣们的互信关系。
前面提到刘邦自觉地限制了皇帝的权力，可能有人不相信，但事实确实如此。
如何限制？一靠制度二靠人。
所谓靠制度就是改变御史大夫的职能。丞相是百官之首，中央和地方的官员由相府去管，御史大夫别插手，也就是皇帝别插手。刘邦真的放权！萧何当然尽心尽力。
所谓靠人，是指组成御史班子的人员和人数。
御史大夫是比丞相还接近皇帝的人，是负责上传下达、直接为皇帝办公的人，这个人必须绝对正直。刘邦选了敢管他的周昌。
周昌是汉廷的名臣，将另辟章节详细讲解。简略地说，“昌为人强力（强悍），敢直言，自萧、曹等皆卑下之。”连萧何、曹参等都怕他。周昌是一个敢与刘邦当面庭争，甚至敢骂刘邦的人。“于是上笑之，然尤惮昌。”周昌骂了皇帝没事，刘邦反而更怕他，吕后和太子也都敬畏他。
所谓“上有明君，下有直臣”，这是高祖时代的风气。刘邦特意找了个不怕他、他反而怕的人在身边，无疑有监督他的意思。刘邦的雅量和用人的英明，由此可见。
这御史大夫的办公室设在未央宫的“兰台”，大概有几间房子，只有15人。这个班子直到汉武帝时都在“兰台”办公，规模仍是15人。
御史大夫这个班子的职责是什么呢？这15人由于直接听命于皇上而办事，故称为“侍御史”。他们有分工，如有“拟诏御史”、“掌玺御史”、“符节御史”等。纪信的侄子纪通就是“符节御史”。
室内工作是掌管图籍秘书，接受公卿奏章，按章提拔或弹劾官吏。
对外的工作呢？负责下发中央文件—诏书，要督察各郡的官员，要“治大狱”，即参与办理重大的案子。
显然，这个班子的职能相当于蒋介石的“侍从室”，大陆今日的“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
这个班子由于在皇帝身边，办公室又在“宫中”。有的奏章留而不发、不回应，就称为“留中”。
汉廷还有另一个办事班子，就在丞相“府”。丞相后来改名为“相国”。秦有左右丞相，刘邦只设一个，孝惠帝和吕后时又设左右两丞相。
丞相率百官，百官的事情多而具体。朝中的“九卿”相当于今日的“部”、“委”。有些不大的事就在相府内决定，然后由相国口头或奏章报宫中。
百官众多，出入相府的人马亦多，绝非15个人能应酬。故相府的办公人员远远多于“宫中”的人员。至今“国务院”的人员也远多于“中南海”。
刘邦当皇帝仅三月，就连发两道诏书，解甲归农，对复员军人作了妥善的安排，这叫做“精兵”。
若大一个皇朝的中枢权力机构，只有15人，这叫做“简政”。需要说明的是，由郎中令掌管的禁卫班子不计在内。
刘邦的“精兵简政”究竟做得如何？
西汉以后2000多年中有若干皇朝，汉皇朝的官民比是最小的，官吏也可能是最少的。
官吏有多少个，是绝对数字。吏治是否有效率，是由“官民比”来体现的。所谓“官民比”是指官员与百姓之比。汉初的官、民之比是多少？无记载。但西汉末年的《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八。汉极盛矣。”
《汉书.百官公卿表》又同时记载：“吏员自佐史至丞相，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这是说，从最小的佐史到丞相，总共为十三万二百八十五人。这佐史是比亭长还小的“斗食小吏”，相当于今日的“科员”。
这样我们就可算出，西汉末年的官、民之比为1：457，即457个百姓供养一个官员，包括科员。西汉初年的官民比可参考这个比例。官民比越大，说明行政的效率越差。
汉文帝时代，讨论淮南王刘长该不该治罪时，在京的列侯及二千石的官员加上夏候婴，才43人。这43人相当于今日的“部长级”。但这43人当中有的是不吃“皇粮”的列侯，真正吃皇粮的“部长级”也只有12人，称为“三公九卿”。中国现有97个“部级”单位，正部级、副部级可能有数百人。
东汉初光武帝刘秀时，全国有1314个县，为了减少政府开支，他裁并掉400多个，只剩900多个县。经数十年经营，重现经济繁荣的景象，史称“光武中兴”。
“裁汰冗员”、“减少机构”是人类社会吏治清明的重要标志，古今中外，一律如此！
精兵简政是汉家治国的又一特色，焉有“汉承秦制”之说？
汉皇朝是由人民供养的。它承袭周、秦以来的“赋税”制。
“税”是指田租。不管租公田或种私田，共同估产，编册报县，届时按册缴纳。
古时税率为10%，秦时为30%，刘邦时代为6.6%，文帝时代为3.3%。汉代比秦时轻松多了。
汉初的“赋”是指人头税，按人头摊派。人头税由每人120钱降至90钱、63线，又降至40钱，7—14岁的小孩20钱。
工商业者和富人从汉武帝时征收“财产税”，这是高税，容后再述。
刘邦立国后，“赋政”很有意思，采取 “量吏禄，度官用，以赋於民。”的政策。（《汉书-食货志》）
这十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量吏禄”是说计算一下官吏的俸禄，总共是多少。
“度官用”是说估计一下官家的费用总共要花多少。
“以赋于民”是说通过计算和估计，才向人民按人头摊派费用。这无疑是一项实事求是、量出而入的好政策，是中国最早的“计划经济”。花得少，收得少，故赋款一降再降。
刘邦甚至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出在汉11年二月，即他死前14个月，载于《汉书.高帝纪》，全文今译如下：
“我很想减少赋收。现在献上来的赋款没有章程，有的官吏多收了来献，诸侯王尤其收得多，人民痛恨（民疾之）。现在我下令，诸侯王及通侯，每年十月向朝庭献费，各郡以其人口数计算，每人每年六十三钱，作为献费。”（原文：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即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
一个皇帝专门下诏书，叫“联邦成员国”和各级官吏少收人民的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汉文帝时，“赋”降到了每人每年40钱。这些钱是作为“天下之经费”，皇帝一个钱也不能动用，由相府支配国用。
这道政策之所以好，不仅好在减少了人民的负担，更好在杜绝了横征暴敛、乱收乱摊派之风，63个钱，皇帝有明诏，不得多收！公款吃喝，断然没有。
故刘邦治下没听过有贪官污吏，给刘邦当官“没搞头”！连萧何强买民田民宅都要下狱！
秦始皇征伐天下，军费在在所需，故横征暴敛，赋税太半，民不聊生。
既然赋税低，有发家致富的路可走，当官又“没搞头”，故汉初没人争着去当“公仆”。就在发布这道诏书的同时，刘邦还发布了《求贤诏》，命各地派车将“贤能”之士送来当官。皇帝下诏，请人当官，这是罕见的。
那时的工商业者，和今天的一样，最富。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说：他们“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他们的生活相当于王侯。
司马迁还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 ”所谓“素封”就是无封君之名，却有封君之实。
汉初大减赋税，让庶民得以休养生息，不仅是经济改革，更是一个政治标杆，焉有汉承秦制之说？
周武王灭商纣王后，封了八百“诸侯”，秦始皇以政治家的眼光，看清了数百年战乱不休的原因，就在于分封而建国，所以他不搞“封建”。周天子封了55个同姓，秦始皇的29个儿子一个也不封。
汉初总结亡秦的教训，教训诸多，其中有一条就是秦始皇没封王侯，天下大乱时，没有蕃篱之国来相救。刘邦也是个政治家，他心中何尝不明白，秦之所以亡，亡在失政，并不在于有无蕃国。周天子封了八百诸侯“以辅王室”，有谁辅佐过他？但他的功臣们的求封作为一种思潮，刘邦是不能抗拒的。加之刘邦“好施”，也没有据天下为己有的私念，他也舍得封。
因此，刘邦封王、封侯时，参照了周、秦的教训。不能不封，也不可滥封。
刘邦好“简易”， 他取消了周天子的“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只分“王”与“侯”两等。
以“郡”为国者称为“王”，以“县”为国者称为“侯”。这些“王侯”加上一些有食邑的老卒，史称“封君”。刘邦在诏书中称为“人君”。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称帝时封了八个异姓王（包括闽越王驺无诸），其中没有一个姓刘。这些王都很大，每个皆有数个郡，比周武王封的侯大多了。
秦时有36个郡，以其郡太大，又立诸侯王国，于是刘邦增设26个郡，汉初共有62个郡。八个王分下来，汉天子只有15郡，只占天下的四分之一。其地多在西部的巴、蜀、汉中、三秦一带，中国之土除沛郡作他的汤沐邑外，他另无地盘。
其后陆续封了一百四十三个“侯”。这些“侯”以一县为国。“王”与“侯”都有自己的纪元，可以自设官吏，也是世代传承的。
刘邦曾与他们剖符为誓：“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这十六个字誓词的意思是：“即使大河细得象衣带，泰山小得象磨刀石，你们的封国也永远安宁，传至子孙不绝。”这是对山河立誓。
唐时的李白自荐书曰：“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洲。”可见这“万户侯”是令人向往的。
前面提到汉家只有两个万户侯，曹参和张良。萧何8000户，夏侯婴6900户。
食邑6900户，有多大实惠呢？这里以夏侯婴为例，粗略地算一算。
当时的侯国按200钱/户上“户赋”，200钱/户*6900户=138万钱。（户赋是封君食邑内实行的赋政，相当于地方税。）
汉时每一万钱=1斤黄金，故有138斤黄金。
但汉时一斤为222.73克，有138斤*222.73克/斤=30736克。按今日黄金253元/克计价，30736克*253元/克= 777万元人民币，月薪64万元人民币。（2011年的金价己涨至300元/克了。）
另外他还有2000石/年俸，折合今市为8916斤/月。按今日米价2.2元/斤计，又有19，600元/月。
汉初的官俸并不高，萧相国2000石，也才1.96万元/月，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侯”国的“赋”。所以汉初没多少人想当官，有了富民政策，商人亦可“富埒（lie 同等）王侯，田园射猎，拟于人君。”
按刘邦当皇帝时头一两年的物价，一石米要万钱。一万钱即一斤黄金，222.73克/斤*253元/克=5.635万元/斤黄金，再以5.635万元/53.5市斤，即每斤米要1053元人民币。64万只能买607斤米，按今日米价2.2元/斤计算，实际只有1337元/月人民帀。
以上只是汉初时的待遇。到吕后、文帝时代，流失的人口回归，陈平的5000户都增至3万户以上，夏侯婴当在4万户以上。赋款增收6倍，月薪当在人民帀400万元以上了。
但仅有二十年功夫，到文帝时代时，物价大降。当时的米价是“石三十”，这是说三十个铜钱就可买一石米，这时折合人民币就只有3.16元/斤。（那时一个铜钱约等于5.36元人民币。）
400万元每月可买126万斤米，每斤米2.2元，实值278万元/月。
这是说，按黄金计算，文帝时代夏侯婴每月有400万以上人民币，但按物价计算，每月只有278万元人民帀。
不过月薪278万是按人口回归、经济复苏后算的。汉初头几年，尽管按黄金换算月收入64万人民帀，但按米价1053元/斤计算，月薪只有1337元，故汉初的“将相或乘牛车”，刘邦时代的帝王将相们的生活是很清苦的。
通过解剖滕公的收入，我们知道了王侯们的收入。“封君”们后来的待遇实在不低，但这样的“侯爷”全国只有143个。夏侯婴是第四大侯，太史公说小候们只有500—900户。这些小侯就是前面提到的“乡侯”和“亭侯”，多为有军功的士卒，不在功臣表内。
刘邦这个皇帝是与“封君”共享不得独享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据《史记：平准书》载：天下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等等收入，皆收入国库，由丞相府作国用而开支。这些收入称为“天下之经费”。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国库里的钱，天子也不能动用，“自天子以至于封君”都在各自的食邑里开支。
鉴于皇帝与封君们都“不领于天下之经费”，各自“分享”其所得。所以刘邦死前一个月那道诏书中能自豪地说：“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
王侯们的物质生活与皇帝差不了多少，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盩绶（zhou shou），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尽管他们是王朝，但政治上的待遇都与汉皇朝一样。
一旦管教不严，这些王侯们的子孙们是要出事的。果然，到汉武帝时不足一百年间，143个侯就只剩5个了。并不是汉帝铲除异姓侯，而是他们的子孙不争气。
例如周勃的长子叫周胜，是汉文帝的女婿，周勃死后他继位为“绛候”。但他杀了人，按汉律，杀人抵命，高祖定的，他不仅要伏法，而且要“国除”—侯国废除。周勃的次子周亚夫，顿时无业赖以为生。汉文帝仁慈，认为周勃的后代应该受到礼遇，于是封周亚夫为“条侯”。周亚夫后来在景帝时位至太尉，相国。
所以古谚说的“富不过三代”，就是指这个时代。“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这个时代多的是。
西汉初、中期，王侯们虽然有废有兴，但总趋势是兴多于废，最终滥封。到西汉末年孝平帝时，郡国王由刘邦时代的8个增加到103个，县国侯由143个增至241个。真是侯王遍天下，比战国时代多得多！只不过这些王侯都很小了。
司马迁曾说：当初封这些王侯时，何尝不想巩固汉天子的根本。但到平帝时累积封了344个王侯，汉廷也就衰败了。孝平帝是西汉最后一个皇帝，他九岁即位，在位五年，14岁去世，外戚王莽也就篡位了。
汉初的帝王将相们很穷，正如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一样，皆囊中羞涩是不争的事实。
汉高祖穷，由于天下山川园池市井租税等等收入，皆收入国库，由丞相府作国用—主要是军费而开支。这些收入称为“天下之经费”。
“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於天下之经费。”（《汉书-食货志》）
刘邦的汤沐邑有多大，史无详载。只知他将沛、丰的赋税全免了，他说这是他的“汤沐邑”。
百官有俸禄，皇帝没薪水，他只有在汤沐邑中取食。
陕西咸阳市三道塬上的“长陵”。汉时周围有大量住户守陵，十分繁华。萧何、曹参皆陪葬于长陵。
咸阳塬上有五百多座陵、冢，故有“东方金字塔”之称。
刘邦的钱只够三大开支：
1、三分之一接待宾客，“国宴”是由他掏腰包。
2、三分之一祭祠祖宗。由于他的远祖在秦、晋、魏、楚都当过官，他得设庙祭祀。为太上皇修新丰，按理得他自己出钱。刘邦曾说：““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汉书-郊祀志第五上》）”
3、三分之一修皇陵。周、秦以来的老规矩是，帝王即位后第二年开始修陵园。秦始皇修了36年的陵，他只修了7年。秦始皇动用天下70万民工修皇陵，故十分阔气。汉高祖肯定比不上他。
他的陵叫“长陵”，我去看过，在咸阳的三道塬上，一个覆斗状的大土堆，远比秦始皇陵小。墓中有些什么，没有任何记载。
他的儿子汉文帝有记载：“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为了节约民力，不垒土为坟。墓中之物“皆瓦器”，即陶器，连锡片都没有。大致在山中开一石室，将棺槨放进去，摆上些瓦器而己。所以汉文帝的墓没人去盗。他的陵治了22年，也不过如此。
刘邦是很节俭的，汉九年，萧何将宫殿修得壮丽了点，他大发脾气，“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史记-高祖本纪》）至死他连长安城墙都没修，因为要摊派劳役和费用，他尽量不劳民不烦民。
刘恒生活节俭，衣着扑素，一辈子没穿过丝绸，这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高祖墓中的器物，我们只能作猜想。“暴君”的墓和“明君”的墓差别很大。
不过，汉家子孙应为“太祖”和“太宗”的“贫”而自豪，正如中国人以周恩来没一分存款而自豪一样，联合国为之降半旗。
秦始皇陵绝不应成为中国人的骄傲，那是鱼肉天下百姓的罪证！
由于汉初的赋税政策和财经制度处处为庶民考虑，帝王将相们除了有丰厚的食邑作保障外，没有机会捞钱。当时的社会状态大致是：百姓小康；工商大富，只是少数；官员差钱；皇帝也差钱。姑举一例。
刘邦的孙子汉景帝因为削藩，导致了七国连兵反汉中央。这里有个史实是我们忽略了的，削藩不仅是削减土地，还包括削减官员。
当时汉廷缺军费，很差钱，于是向富商大贾们借“子钱”。什么是“子钱”？
向你借10万，那10万是“本钱”。还你时要加利息，这“利息”是本钱下的“子”，所以连本带息的钱叫“子钱”。我们今天叫“息钱”。看来，汉景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发行“国债”的皇帝。
利息是多少呢？10倍！这可能又是世界第一，也说明时局危急。
当时，由于胜负难分，成败未决，有钱人“不佐国家之急”，竟然不借！
唯长安有个无盐氏，借出千斤，相当于5630万人民币。三个月后，叛乱平息，朝庭当然要讲信用，照付。“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史记.货殖列传》：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ji）贷子钱（借带息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其后我们将谈到，汉初的三个皇帝是很节俭的，“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这就是汉家皇宫的宫廷配置。
至于后来由“不差钱”达到“京师之钱累巨万”，（巨万=亿）串钱的绳子都朽了而提不起，“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这番富足的景象是刘邦的曾孙汉武帝时才出现的。
刘邦回送南越王赵佗的礼品只有四匹葡桃锦。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汉初的三个皇帝—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都差钱！
秦始皇采取不分封建国并销毁兵器这两项措施，并没解决战乱的问题。
汉皇朝的诸侯王是有土地、有人口、有财政的，如再拥有军队，岂不同战国时的诸侯一样了吗？他们有能力也随时都可以发动战争。如何做到长治久安，让天下不再擅动兵戈，这得从制度上来解决。
汉皇朝采取了军政分家的办法，这个办法是：
1、各诸侯王不得有兵权，由汉中央派相国去掌兵。各诸侯王的郡尉、县尉的兵由相国统一指挥。相国听命于太尉和皇帝，见兵符才能发兵。这样，全国的兵权就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了。这个制度应确立于汉景帝时期。刘邦时代的诸候王是有兵权的，故能拥兵造反。
诸侯王要造反，必须通过相国拿兵权。相国不参与，就只有被杀了。所以七国连兵反汉中央时，相国大多被杀。吴王刘濞的相国是袁盎，好不容易逃了出来。
英布造反时，他的相国是朱建，这朱建就是10位刺客之一。朱建不反，被囚禁。刘邦去后才放出。
2、诸侯王有兵，但有限，只有王室的卫队，兼管治安，相当于警察。诸侯王不得任命将军，最高军阶为“中尉”。这“中尉”掌管宫中的卫队。韩信去当楚王时，就封那个叫他钻胯的少年为“中尉”，这是诸侯王的最高军官了。
3、诸侯王不能越过相国擅自调动军队。韩信当楚王后，为了风光风光，调集部队，巡行县邑，陈兵出入，故他的罪名是三个字，“擅发兵”！由王贬为侯，这其中的原因，前面己有讲解。
4、汉景帝3年，即公元前154年，七国连兵反汉中央。经过七国之乱后，景帝五年，汉景帝对权力结构作了调整—削弱王室。
具体做法是：
1、诸侯王不得过问国事。
2、诸侯王的官吏由汉庭委派。
3、诸侯王的“丞相”改名为“相”，由汉中央指派。
4、省去诸候王的御史大夫（诸侯王称为内史，如赵午。）、廷尉、少府、宗正、博士等官职。
5、裁减官员，大夫、谒者（官中传令者）、郎（宫中警卫）都要减少名额。
这是说，诸侯王不能治国，即不能掌政权和军权。诸候国的权力集中于相国和郡县级官吏之手，而这些人又是由中央委任的。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皇朝的权力结构皆大致如此。
以上之事记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内。因此，中央集权制是从七国之乱后，汉景帝吸取教训开始搞的。刘邦雍容大度，并不专制。
这里，我们看到了汉初的军政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时宜也，其后颇有所改。”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史记-平准书》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经济史专著，它论述了刘邦到汉武帝时期一百多年间财政经济发展变化过程，阐述了财政经济政策的变动和得失。
中国的工商政策与西方迥然不同，大陆的工商政策至今有大量汉初的遗迹，今人不可不察。笔者仅撮其要，理出个大致的脉络。
夏、商、周、秦以往，君王们向人民征的税主要是田租，即农业税。古时10%，秦时30%，刘邦6.6%，汉文帝3.3%。当代己无农业税了，主要取自工商业。
汉武帝时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工商税”，这是针对富有的工商业者开征的税，具有强烈的政策性。为什么会开发这个新税种呢？这是由于汉皇朝的建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庶民可以自由经商的好环境。
春秋-战国时，各国有“关梁”之禁，货不能畅其流。货不畅其流，商业就不发达；商业不发达，从而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
秦时将商业视为末业，重农而抑商。商人被视为不良之民，连居住的地方都规定在“闾左”。什么叫“闾左”？按《现代汉语词典》注释，“闾左：贫苦人民居住的地区。”即我们现在讲的“贫民区”。秦时充军戍边都是先发“闾左之民”。
汉初如何呢？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搞“开放”的人！
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开关梁，弛山泽之禁。”这是说，过去设关设卡强行“收税”收“过路费”，现在全免了。这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但海内大开放，其效果与当今无异。
由于刘邦的抱负是“为天下兴利”，是“令民自富”，要让人民富起来，国家就不能去横征暴敛。这样，经商的社会环境空前的良好，是夏、商、周、秦以来前所未有的好天时，故商业这个流通环节，得以无拘朿地自由发育，从而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
刘邦虽然一生未从事家人生产作业，但他深知生产作业的重要性—不耕无食，不织无衣，故他积极营造发展生产的环境。他执政后第三个月就大裁军，让士卒们归乡里从事家人生产作业。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国策，“无为而治”的本质就是政府不干预，令民自富。在刘邦的富民政策下，全民都乐陶陶地去发财了。
世有百业，农工商贾哪门最赚钱？汉时就前所未有地总结了：“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史记-货殖列传）
这里的“工”是指较大规模的作坊式生产，例如盐、铁、冶铜业等。“刺绣文”是指从事手工生产。“倚市门”是指当街做买卖。古人将长途贩运称为“商”，开店坐门市称为“贾”
最嫌钱的是“贾”，汉长安城内设有东市和西市，专供做买卖，连占卜算命都有摊位。
由于各行各业都能赚钱，故太史公在《货殖列传》列举了各行各业的巨仔后说：“由是观之，富无经业，（致富没有常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素封”，虽无封君之名，却有封君之实。
太史公说：“节俭勤劳，是谋生的正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
致富分三等：“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
节俭勤劳致富是“本富”，执商贾之业为“末富”，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之类称为“奸富”。
《史记-平准书》一开始就指出了：“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馀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
刘邦看到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是“奸商”们在操纵市场，他虽然对“奸富”之人深恶痛绝，但“一管就死”，因此并未干预禁止，因为他革命的初衷就是“为天下兴利”。他的政策大抵是允许“富”，但要限制一下。怎么限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
这条禁令实际上是给奸商们打个招呼，叫他们不要衣彩灿然、车骑招摇过市地“炫富”。刘邦深谙世事，相当通情达理。故他并未抑制商业活动。鉴于他们太富了，于是“重租税以困辱之”，这有类于征收“奢侈税”，旨在搞心理平衡。
怎么加重租税？刘邦初期的人头税是120钱，刘邦在世时特下一道诏书，降至63钱。商贾之人每人每年240钱，仅此而己，尚未向富裕阶层征收“工商税”。刘邦没患“红眼病”。这无疑会使少数人先富起来。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复弛商贾之律”是指解除了对商贾的禁令，如穿绸缎、骑马乘车之类。从汉武帝时期的奏折看，240钱的“重税”可能都免了，这就更开放了。但吕后新增了一条，商贾之人的子孙不得当官。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把刘邦时代刚发起来的人称作“万元户”，那末三十年后到汉文帝时，贫富悬殊就相当大了。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以致于“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富人们“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30年，这和我们当代形成贫富悬殊的周期一样，亿万之富，比比皆是。《史记-货殖列传》就详细介绍了各行各业的巨富之人。连盗墓、开馆子致富的人都介绍了，但就是没有房屋开发商。因为那时允许庶民自己盖房，没有钦定的、垄断性的“房屋开发”这个行业。当今农村为什么没有高价房？因为农民可以自己盖。
鉴于经商最容易致富，于是人们都弃农而经商，纷纷“下海”，这和我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盛况也一样。
卓具慧眼的贾谊给汉文帝上书，首先指出了弃农经商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这对天下是最大的危害）”《汉书-食货志》
汉文帝认为贾谊讲得对，于是开了一块地亲自耕种，身体力行以教化百姓。（于是上感谊言，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汉书-食货志》）这是没用的，必须作政策性的调整。
怎么调整？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指出：“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当时己出现了富者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现象。
怎么解决？晁错的办法是提高米价。刘邦时代米价一斤上千元，文帝时米价仅30钱/石，仅及汉初的333分之一。提高米价这是空话！因为粮食并未由政府垄断。
于是爱民的汉文帝听了晁错“勿收农民租”的话，又减人头税又减农业税。人头税降至40钱，田租税从6.6%降至3.3%，甚至一度免除了田租税。（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汉书-食货志》）
两千多年后我们细察“文景之治”，是“治道”清明宽松，而不是“文景之富”。当时的状况是：皇上差钱，诸侯叛乱时政府得向商贾们借十倍之息的子钱；农民一旦遭水旱之灾，得向商人举倍息之债，“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汉书-食货志》）
由此我们看到，孝惠、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奉行的仍是刘邦的富民政策而并不嫉富，并未向富人开刀。这七十年间没有“工商税”，还没有任何抑商之举。
经四十年的“文景之治”终于出现了“汉武之富”。
汉武帝时有多富？据《史记-平准书》说：“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馀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
“网疏而民富”是说当时“约法省禁”，法网宽疏，谋生致富之路广，百姓殷富。
“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是说小官小吏没人当，只有父传子、子传孙，以致出现了“西门”、“东郭”之类的姓号。
汉廷富足了，汉武帝向匈奴开战了。再富有的国家也经不起战争的消耗，于是缺钱了。
由于兵事连年，入不敷出，于是他重用了三个商人出身的人来为他筹集军费，用商人治商人，汉武帝会用人。
这三个人是：
1、东郭咸阳，齐地的“大煮盐”—大盐商，典型的民营企业家。汉武帝任为“大农丞”，相当于经济部副部长，主管盐事。
2、孔仅，原大梁人，秦灭魏后迁至南阳，史称“南阳大治”—大铁商，也是民营企业家。与他同期的有蜀郡的卓氏。汉武帝初任孔仅为“大农丞”，主管铁事。三年中至大司农，九卿之一。
大司农是个什么官？秦时和刘邦时代称为“治粟内史”，景帝时称为“大农令”，武帝时改为“大司农”，主管天下的“谷货”，相当于经济部长。
这两人“皆至产累千金”，属于“能者辐凑”、善于理财的大富之人，史称“盐铁丞”。
3、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13岁就入宫侍中，工于“会计”。古人一月一算为“计”，年终结算为“会”。现代的财务人员称为“会计”，词源在此。桑弘羊深得武帝赏识，他后来居上也当了大司农—经济部长。
“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这三人谈挣钱，精打细算，明辨秋豪。
这三人出了些什么主意来为汉武帝筹军费呢？
1、每人每年40钱的人头税恢复到120钱。
2、设置“赏官”，名曰“武功爵”。这爵位可以买，每级17万钱，汉廷共卖得30亿。由于“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败坏）……兴利之臣自此始也。”选贤与能的用人制度败坏了，有钱人也可以做官甚至当部长了，出钱可以免罪，这是前几朝没有的事。
3、向商人征税。凡是经商的，不管有无“市籍”—即商贾的户籍，相当于今日的营业执照，一律自报财产，每二千钱交一算，一算为120钱，相当于6%的税率。你若有百万钱，每年得缴6万的算钱。
4、手工业及铸造业者每四千钱一算，相当于3%的税率。
第3、4项是向工商业者收税，但不是现代的“工商税”。现代的工商税是按营业额计算的，税率也大致在3-6%之间。但看汉武帝时的“工商税”，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政策性，它实质上是“财产税”，相当于我们今日的新税种“房产税”和“个税”，无房产的和收入底的细民是不用担心的。台湾在收“奢侈税”，汉时早就有了。
5、自报财产不实，戍边一年，没收其隐匿不报的财产。奖励举报，举报者得其一半。于是举报之风盛行。太史公对这“告奸”之风是有微词的，因为这是对民风的塑造，文帝时是不兴这套的。
6、凡是有市籍的贾人及家属，都不能以个人名义上占有田地，这是为了利农民。犯令者没收田产和僮仆。（贾人有市籍，及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史记-平准书》）这一条就颇似我们今天的“限购房”规定。
7、车船税，一辆车二算，240钱；五丈长以上的船一算，120钱。大概是一年一缴。我们今天向车船征收的各种税，实起自汉代。
至此我们看到，汉武帝时期出于军事需要，前所未有地开辟了许多新税种。我们不宜论其功过是非，只能以“因时制宜”的态度来了解这种文化现象。
太史公对汉武帝的观感，要到《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中去寻找蛛丝马迹。
经济是国家的命脉，财政收入是国家的血液，这三位当时的经济学家还为汉武帝设计了“平准制”。华夏大地上破天荒地出现了国营企业，官商从此诞生了。这一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了“平准令”。“平准”两字是“抑平核准”天下物价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相当于“物价局”，平准令就是物价局局长，他隶属于大司农—经济部。
但从“大农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这个职能来看，他又相当于“物资局”。
尤其从各县都设了盐、铁官，统购统销盐、铁来看，它又是“专卖局”—初时酒也专卖。
这下可好了，平准吏们“尽笼天下之货物”，统购统销。虽然“万物不得腾跃”，但富商大贾们插不进手，赚不了钱，于是只好返本归农去种田了。（如此，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则反本。《史记-平准书》）
“平准吏”就是官商，“平准局”就是官办的国营企业。此举才真正抑制了民间的商业活动。这是全世界最早的计划经济，它沉重地打击了市场经济。
平准制打乱了高祖的富民政策，当然天下汹汹。“贤良文学”们代表民意与时任大司农的桑弘羊展开了一场“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这场辨论记录在册，史称《盐铁论》。
“贤良文学”们认为这是朝廷“与民争利”。
桑弘羊则振振有词地力战群儒，“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直到武帝的儿子汉昭帝时，桑弘羊才作了一小点让步，取消了酒的专卖权。
辨论那年，天有小旱，汉武帝使百官求雨。畜牧主出身、时任御史大夫的卜式讲了一句很绝的话：“国家的官吏吃穿租税就行了，现在弘羊让官员坐在市场开商店，贩卖货物以求利。烹了桑弘羊，天就会下雨。”
（是岁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史记-平准书》）
后来汉武帝病了，任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太史公对这类“兴利之臣”颇有微辞。
桑弘羊这个人的结局并不好。“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反，诛灭。”（《史记-平准书》）
对汉武帝竭尽民力打匈奴，古今评价不一。据《汉书-食货志》载：“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
他将丞相封为“富民候”，其意昭昭然。他最终才认识到“民富国强”的道理。
这些都是前所未有并遗留至今的汉政，安有“汉承秦制”之说？
笔者在第二篇“汉刘革命及汉刘文化”中曾说：“为区别其它历史时期的“汉文化”，我们将刘邦—汉武帝这百年上下界定为“汉刘文化”的形成期。其后两千多年各个朝代的文化内函，都只是“汉刘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为什么将“汉刘文化”的形成期迄止于汉武帝？先看看下表：
名 称 执政时间
高祖刘邦 12年（当皇帝仅8年又2个月）
惠帝刘盈 7年
太后吕雉 8年
文帝刘恒 23年
景帝刘启 16年
武帝刘彻 52年
汉初六代执政者凡118年，仅武帝就占了52年。
秦昭王在位56年，做了很多事，为秦帝国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与之相似的是，在位52年的汉武帝也为汉文化的巩固和发展做了不少事。兹列主要如下：
一、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定两千年儒家文化于一尊，文化专制。
二、经济上，在全世界范围内率先搞官商，抑制了商业和制造业的自由发展。
三、军事上，对匈奴大用兵，拓展了疆土。
四、巩固完善了大一统的皇权专制制度。
关于这些举措的功过得失，在此就不议了。
需要指出的是，汉初的六世帝王，由于历史存在的不同，他们的历史使命和作用是不同的，大致是：
1、刘邦是奠基人，他奠定了一个新国家，奠定了一个民族，奠定了“汉联帮”的军政制度，奠定了儒学，奠定了小农经济社会的价值观……总之，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形态，都是在他执政的8年间奠定的。放眼环球，在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奠定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和社会规范至今不泯。仅从奠基之功这一点看，刘邦是世界文明史上的第一人，至今还无人与他相比。故汤恩比说：“一定要实现统一的未来政治家的原始楷模就是汉朝的刘邦。”刘邦功在国家，著在千秋。“彪炳千秋”唯他与孔子两人而己。
2、惠帝和吕后垂拱而治，守成而己。
3、文帝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德治”时代，尽管昙花一现仅23年，但影响深远，至今效法斑斑所在。这是可与乃翁媲美的灿烂篇章。笔者将在第二卷中与君相析。
4、景帝平息七国之乱后，完善加固了皇权专制制度。
5、经“文景之治”，经济搞上去了，文化建设需要上升到新的高度，于是汉武帝完善加固了文化专制制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随着物质文明的发达，精神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提到议事日程，这不啻是“汉刘文化”的启示，更是人类发展史的昭示。“必世而后治”，历史太相似。
有一点必需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大治的国家最终都要搞文化建设，因为文化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课题。
刘邦和文帝时代不专制也不专权，处处替庶民着想。故太史公在论汉文帝时说：“当国家和庶民的利益有冲突时，辄放宽规定以利民。”（《孝文本纪》：“有不便，辄弛以利民。”）
刘邦则更主动，忧于天下人之先，急天下人之所急，没有他绝无“文景之治”。
刘邦治国，兴学并尊重有知识的人，前有略述，但他重视“教化”却鲜为今人提及。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亭”和“里”是市民的编制单位，亭有亭长，里有里长。
乡民呢？《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这是说，乡官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
据《汉书-高帝本纪》载：“二月癸未……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以十月赐酒肉。”
这是古籍中关于“三老”前所未有而最完整的记载。
这事发生在汉二年2月，即公元前205年2月。这时刘邦以汉王的身份，刚抚慰关外陕县的父老回来。当年4月份刘邦才率军进入彭城，正式揭开楚汉战幕。
综合以上两条记载，我们得知：“三老”是汉时的乡官，一乡一人，有俸禄。这人年纪在50岁以上，是一个“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的人，亦即德高望重的人，他主管乡民的教化工作。
汉二年二月，刘邦设置了“县三老”。“县三老”是从众多“乡三老”中推举出来的一人。“县三老”辅佐县令、副县令、县尉，掌管全县的教化。他终身不事徭役，每年十月县令们还得送酒肉慰问。
古时的“三老”究竟是哪三样物事的“老”？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
窃以为应当指：辈份老，年纪老，乡龄老。
具有这三个条件，才阅历深厚，谙熟人情，才能服众，也才能以长辈的身份训示后生。
照此看来，“三老”是乡间的一个身份，这个身份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有那么几个的，德高望重者要从中去“择”，择出来的一个叫“三老”。
西门豹治邺时，曾将三老和女巫投入河中，叫他们去问河伯对送来的媳妇满不满意。
陈胜举义后，“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史记-陈涉世家》）
根据太史公的这两条记载，“三老”应当古己有之，还不是刘邦的发明。究竟发明于何时，说不清楚。疑是由远古的部族“长老”发展而来。
《贤文增广》中有句古谚：“凡事要好，须问三老。”这说明“三老”在民间是有地位的。刘邦的发明是：将“乡三老”设为乡官，享有俸禄；前所未有地设置了“县三老”，能与县级官员平起平坐。其后汉代有“郡三老”、“国三老”，恕不赘述。
这事说明，刘邦敬重长者，注重基层的政权建设，重视教化的作用，移风易俗从乡民抓起。项羽及所立的另外十八个王，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风化天下！
夏、商、周、秦几近三千载，从乡到县设官教化民众，风化天下，刘邦是第一人。
所以，刘邦不是一个“王”的见识，更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人，而是有长远谋虑、志在天下的思想家、政治家。至今中国北方有的城镇，仍遗留有“三老制”，。 大抵是老党员、老干部、老居民之类，城乡不一，各地不一。秦始皇14年把天下弄垮，刘邦14年奠定了汉基，故《汉书》说他“规摹弘远矣”。
第十三篇 刘邦和他的女人们
现在得谈谈刘邦身边的女人，因为女人是检测男人的一项重要指标。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他没立皇后。他母亲赵姬死于公元前228年，他公元前221年称帝后，也没追尊其母为皇太后，故他尊其父为“太上皇”很可疑。死者尊为“先帝”，活者才称“太上皇”。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后、第一位皇太后是吕雉。吕雉实际执政十五年，“天下事皆决于高后”。她虽无女皇之名，却有女皇之实。故太史公将之视为帝王，为她立了“本纪”。只有“帝”才能立本纪
从《五帝本纪》起到《孝武本纪》止约2600年间，太史公立《本纪》共12篇。她能与黄帝、尧帝等五帝、秦始皇、项羽、刘邦等旋转乾坤的人物并列，己非易事，况为女性，更属难得。
在夏、商、周、秦、汉有文字可考的史籍中，吕雉实为第一女人，因之成为史学家及好事者的聚焦点。
要谈人物，要尽量了解其经历，对任何人都是如此。存在决定意识。吕雉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吕雉的社会意识。吕雉为刘邦纵囚牢坐过半年牢，又当了两年另四个月的楚囚，是经历了生死磨炼的，故史称“吕后为人刚毅。”
由于吕后不仅是个女人，更是一位列入“本纪”的女政治家。因此我们的眼光应注目于她的政治生活，她执政的得失才是她的主题，即以“功德”论人。她引后人最大的非议是虐杀戚夫人。
政治家是以政绩作为考核标准的， 她的政绩如何？
《吕太后本纪》之末，太史公对她的政绩作了总评：“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孝惠垂拱，高后女主称制，（书为“诏”，言为“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稀。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由于刘邦、萧何、陆贾、张苍将治国的思想、法典、规章制度等都制定好了，惠帝和她只要照章办事就行了。安闲无事是正事，切切不可多事。故太史公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而且是相当高的。
作为一位政治家，不扰民，不劳民，十五年间，只修了长安城墙，徭役很轻，人民安居乐业，治国若此，如只讲政绩，论于世之功，尚无大过，吕后应当及格。
男人以世界为家，女人以家为世界。
男人和女人，尤其是女人，最珍惜的情感是初恋。故谚曰：“男儿爱后女，女子思前夫。”吕雉的初恋不是刘邦。所以中国至今还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吕太后咬牙—恨刘邦不死。”
她从公元前211年嫁给刘邦到公元前202年为皇后，九年间，她的遭遇是很不幸的。
刘邦纵囚上了芒砀山，她抵罪坐牢将近半年。刘邦当汉王，她却陪太公在楚营当了两年又五个月的囚徒。那是对儿女牵肠挂肚、朝不保夕、生死未卜、度日如年的两年又五个月。
刘邦无家庭却有“家”，军营就是他的“家”，他有事业作寄托。
吕雉无家就失去了世界。她的凄楚和悲凉是可以想见的。在那最艰难的岁月，她对刘邦不是怨而是恨。
幸好刘邦是个仁义之人，他怕吕雉绝望，吕后被抓去后一个月，6月份马上立刘盈为王太子，立吕雉为王后，并派使者通知了她，让吕雉在希望中活下去。是王陵之母自刎提醒了刘邦。
无情的世界将吕雉从家中拽了出来，她在那个动荡不安的社会最底层遛了一大圈。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她己见惯不惊。她受过生死的磨炼，故太史公说：“吕后为人刚毅。”
当她再度回到这个“家”时，身份己有沧桑之变。昔日的人妻、人母、孝顺媳妇、女性天生的善良与温柔体贴，女人应具备的很多美德，恐己荡然无存，她己具“铁石心肠”。
生杀予夺的巨大权力滋生了她强烈的支配欲，使她面目全非！她的世界己不是“家”，而是天下！她要帮着刘邦牢控天下！
但她毕竟是女人，难免有“女人气”。当她带着“女人气”来治事时，情感屏蔽了理智，以致家事与国事有时都分不清，处理时难免变态，出现畸型。事例很多，仅举刘邦刚去世时发生的几件事。
一、 刘邦于公元前194年夏历4月25日去世，“国丧”乃国事，开办吧！嗨，她不办，她四日秘不发丧。她想做甚？她以女人特有的“心计”在算计天下！她与审食基密谋道：“诸将与高帝早年同为编入户籍的平民，现在让他们来事少主，北面称臣，心必怏怏。不把这些人灭族，天下不安。”
（“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民，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 《史记.高祖本纪》）
她想把满朝的文臣武将杀绝！
吕雉的侄儿吕禄，--当时为为赵王—与郦寄私交很好，吕禄悄悄告诉了郦寄。郦寄把这事告诉了他父亲郦商将军。郦将军忙入宫去见审食其，说：“我听说高帝己崩，四日不发丧，还想杀诸将。如果真是这样，天下必危。现在陈平、灌婴率十万军守荥阳，樊哙、周勃率二十万大军在平定燕、代。一旦他们闻知高帝己崩，诸将皆被诛，必连兵还乡攻关中。那时大臣叛于内，诸侯反于外，灭亡之时，翘足可待也！”
审食其忙入宫向吕后报告，于是4月28日才发丧，大赦天下。
幸好郦商进宫化解了这步险棋，否则，历史真得改写。
她初理国事，还只有这个水平。作为政治家，这事应该得负分。
二、家事她更处理得一塌糊涂。她毒杀如意，尤其虐杀戚夫人，连她儿子都认为“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从此称病不朝，以致母子绝情，惠帝23岁抑郁而终。
三、吕后这个人做的事，有时是没有文化的。他的亲生女是鲁元公主，鲁元公主嫁赵王张敖，因贯高谋弑高帝，被贬为宣平侯。宣平候和鲁元公主有一女，这就是吕后的外孙女了。吕后将外孙女嫁给自己的儿子惠帝，立为皇后。这皇后年纪很小，恐怕只有几岁。因为惠帝死时才23岁，他妹妹的女儿有多大？
幸好这位小皇后无子，如真有子，不知该叫惠帝为父亲还是舅舅？这是乱伦，没文化。
“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时，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太子。孝惠崩，太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太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之永巷中，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见……帝废位，太后幽杀之。”（《史记-吕太后本纪》）
为了权力，吕后将自己的孙皇帝也杀了。
四、在对待南越王赵佗一事上，更看不到刘邦的那种王者之气。
五、吕后的气量相当狭小，小到什么程度，得举一例。
惠帝刘盈当皇帝后一年，他大哥齐王刘肥按规定十月份定期来朝拜天子。刘肥是老大，刘盈是老二，刘肥比刘盈大23岁。刘盈设家宴款待大哥，行家人之礼，将大哥隆之居上座。
在一旁的吕后大生闷气，于是命人斟了两杯毒酒，叫齐王为太后祝寿。齐王起，奉酒上前时，孝惠亦起，想同大哥一起为母亲祝寿。吕后大恐，立即起身将孝惠的那杯酒掀翻。
齐王感到奇怪，也就不敢饮那杯饮酒了，于是装醉而去。
事后一打听，方知果真是一杯毒酒。齐王恐惧，自以为不得脱长安。他的内史，相当于汉廷的御史大夫，给他出主意：“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馀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
于是齐王乃献上城阳郡给鲁元公主。这城阳就是今日的莒县。
齐王献上一个郡给鲁元公主作汤沐邑，又尊鲁元公主为王太后。鲁元公主是刘肥的三妹，尊为王太后，又乱了辈份。不料吕后大喜，还亲自到“齐邸”赴宴。这“齐邸”就是齐王的驻京办事处。
吕后一怒要杀齐王，一喜又俯身谢齐王，这是做人无准则，喜怒无常。
中国有30多万条歇后语，其中有一条是“吕太后的筵席—好吃难消化”，盖与此事有关。
六、吕雉与辟阳侯审食其有染，当时朝中大臣颇不以为然。惠帝将审食其下狱后，朝中竟无一人说话，全赖朱建设计救他一命。审食其死得很惨，在汉文帝时代是被刘邦的第七子淮南王刘长一铁锤打死的。她不能母仪天下，当时声名狼藉。
两千多年来，她一直是“残忍”、“狠毒”两词的形象代表人！
对吕后的评价之所以不好评，是因为我们心中装有两套标准。一是“功”，二是“德”。
当我们把她作为历史人物来看待时，应看她对社会的“功”。她保持了社会的稳定，没有劳命伤财，荼毒生灵，鱼肉百姓，作为一位政治家，无大过，她至少可以及格。
吕后虐杀戚夫人，是“家事”，于“国事”无大碍。但当我们从道德、尤其是人性这个角度来看，她是不及格的。两条标准有交叉，言此又必然触及彼，好发议论的中国人，至今还没几个人涉及这个话题。我对他的评价是“无大过而丧德”。
惠帝死后，吕后大封吕氏为王，尽揽朝中大权。朝野怀念高祖的功德，是在看高祖的面子而俯顺她。尽管对她及吕氏诸王十分不满，还只是腹非而没有动作。但她刚死月余，功臣们立即发动政变，九月份尽诛吕氏，史称“蹀血京师”—蹀血者，举足则踏血也。
樊哙的妻子、吕后的妹妹吕媭，被拖至街上，鞭笞至死。樊哙的儿子由于沾吕氏之戚，也被杀死。尤其她虐杀戚夫人，毒杀年仅十岁的赵王如意，其后又饿死刘邦的第六子赵王刘友，又逼死刘邦的五子刘恢。吕后实际上害死了刘邦的三个儿子，人们的不满己转化为仇恨，吕后的女人气使她丧尽人心，故时人以满门抄斩的方式报之于吕氏。
汉初有三太后：吕太后、薄太后、窦太后。讲人品，论才德，对社会的贡献，吕后是最差的。
有教授却称赞她虐杀戚夫人是“应对得力”，也“做得很好”，实在令人费解。
当刘邦与戚夫人弦歌之际，一旁的吕雉无疑被冷落。嫉妒与羡慕是一种心态，它们只有一纸之隔。当嫉妒再前进一小步变成嫉恨时，她也就起了杀心，只等刘邦去世了。
戚夫人和商鞅一样，唯一的靠山一旦山崩，她的命运就注定了。
怎么杀？杀法很多，有刀杀，毒杀，勒杀。而吕雉命人斩断戚夫人手足，挖掉眼，熏聋耳，灌哑药，把戚夫人弄得面目全非后，还叫惠帝去看“人彘”。惠帝问明是戚夫人后，乃大哭。从此称病，再不听政。
长期的含恨使吕雉严重变态，也丧失了人性。固然，这样的“虐杀”能解她的恨，但她还不仅仅是为了解恨。吕雉相信人死后会变为“鬼”，“鬼”在地下会见面，鬼还会作祟而复仇。
为了让戚夫人不能与高帝见面，即使见面也认不出来，必须把戚夫人弄得面目全非。
为防备她当鬼后来复仇，必须砍掉手足，让她目不能视，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此说有证乎？有！
吕后死于七月份，三月份时，她举行了消灾求福的祭礼，回来的路上，一个如黑狗一样的怪物，钻入她的腋下，忽然又不见了。命人占卜，说是赵王如意的鬼魂在作怪。从此吕后就患下了腋下伤痛的病。
（三月中，吕后祓（fu），还过轵道，见物如苍犬，据高后掖，忽弗复见。卜之，云赵王如意为祟。高后遂病掖伤。《史记-吕太后本纪》）
吕后相信卜者之言，也庆幸“虐杀”了戚夫人，不然戚夫人有腿有胳膊地也来作祟，她更受不了。所以她“虐杀”戚夫人还有“迷信”的成份。
有人考证，吕后腋下伤痛，可能是乳腺癌。
吕后于刘邦15年后死，与刘邦合葬于长陵。两者的坟相距约250米。
刘邦当皇帝后没有广纳嫔妃，更没选美，史载的夫人仅三个，那就是吕雉、戚夫人和薄夫人。加上长子刘肥的母亲曹氏，七子刘长的母亲赵美人，明载的女人有五个。
中国古代是一个夫权社会，一夫多妻制盛行数千年，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彻底废除。古代平民稍有财产，三妻四妾是常事。刘邦不象其他帝王，在中国494个皇帝中，他是最节制的了。
他的四子孝文帝，传承乃父的美德最多，也只有三位夫人。皇后窦猗房、慎夫人和尹夫人，只有窦皇后生有两子一女。
刘邦当皇帝后，皇宫里的女人究竟有多少？我们不可打妄语，这得用文献来说话。
汉孝元帝叫刘奭（shi），他是刘邦的七世孙。他有个谏议大夫叫禹贡，后来当上了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汉元帝贪色，后宫多得应付不了，于是叫画工画出来，按图召幸。“昭君出塞”的王昭君，实名王嫱，就出在元帝时代。
针对这个情况，禹贡上了一份奏章，劝元帝仿效古人节俭。这份奏章一开始就说：“古者宫室有制，宫女不过九人，秣马不过八匹。”
论述一番后他说：“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接着他也批评了元帝的曾祖父，“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
这篇奏章的全文载于《汉书. 卷七十二王贡两龚鲍传第四十二》，史称这篇奏章为《奏宜仿古自节》。
通过禹贡的这篇奏章，我们了解到汉初的三个皇帝在女人方面是很节俭的。“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这就是汉家皇宫的宫廷配置。
汉武帝贪色，“多取好女至数千人”，而汉初的三个皇帝不贪色。
其实这是一个很无聊的话题，因为好酒好色从来就不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子，它也不是量人的道德标准或思想标准，尤其事隔两千二百多年，道德和思想标准有变迁。
史家们一般不谈，故司马迁在《外戚世家》谈后宫之事时，第一句就说：“秦以前的事太久远，就省略不谈了，不得其详而无法记。”（“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详靡得而记焉。”）
本朝的皇帝们呢？据传说刘邦腿上有72颗痣，他记下了。这72颗痣得脱光了还得请人来数呀，刘邦不可能看到股上的痣，显然司马迁是听来的。刘邦“好酒及色”，他也是听来的，因此记下了。
既然小说家和学者们都在刘邦“好酒及色”这四个字上大做文章，谈得乌七八糟，十分低俗，笔者就不得不表了。“好酒”不为过，因此今人给刘邦塑象，就让他举着一个酒斗。
“好色”不好表现，只好诉诸文字。小说家们的那些文字粗鄙不堪，说刘邦当亭长前见了女人就要到胸部去摸一把。其实这是作者出卖自己的意淫，作者原来是这么“好色”的！有教授甚至说刘邦“成天只知道找女人”。
姑不言刘邦好不好色，先澄清“好色”两字的概念。
孔子曰：“食、色，性也。”—这是说，吃饭和对异性的追求，乃人之本性。
如果把对异性的追求称之为“好色”，那末天下的男人乃至为求偶而撕打的动物，甚至连虫虫，一个也跑不掉，都是好色之徒！台湾的施明德讲了一句直白而有趣的话，“男人不好色不是男人。”
在这个定义下，我们和刘邦一样，都好色！古今中外的男男女女都好色，天下的动物都好色，而且永远如此，因为这是大自然赋于生物绵延物种的本能和天性！
既然你我皆好色，何罪之有？又有何是非可论？
刘邦入咸阳后，当时范增就说，沛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史记-项羽本纪）连刘邦的政敌范增都说刘邦不贪财，不好色，“其志不在小”而胸有大志。今人实在爱“乱说”。
秦始皇49岁去世时，有皇子29人，公主姑算作十余人，那么秦始皇有子女40余个。
刘邦62岁去世，有皇子8人，公主1人，共有9个子女。刘邦即使好色，也远不如秦始皇。从来没人说秦始皇好色。
从刘邦于公元前208年5月率沛县子弟投项梁，到公元前203年9月订立鸿沟之盟、项羽放回太公、吕雉止，他与吕雉分手5年又4个月。
在这5年又4个月中，身为汉王的刘邦没去“泡巴”，只娶了戚夫人和薄夫人。因此刘邦“好色”有限，并没有给吕雉带“一班”儿女回來。
他当了8年皇帝，54—62岁间，又得四子。这时他才忙中偷闲接近女人。因此，刘邦年青时无心于女人，当亭长前后无财力找女人，当沛公、汉王后无精力去找女人，当皇帝后也没有全国海选而用心于女人。
过份地追求异性，沉缅于异性叫“贪色”。
在那个一夫多妻制的时代，娶几个夫人很正常。尤其大乱之后，女多男少，刘邦的老卒们回乡后，发有房产地产，不仅有世世免赋税的爵位，还有一定的食邑，不干活都世世代代有饭吃。这些“员外”娶的女人，可能比刘邦还多！因此，我们不能以才实行六十多年的一夫一妻制的观念来指指点点、甚至指责刘邦“好色”。
刘邦知道“贪色”误国误民的道理，史书上也没有他“贪色贪杯”的记载。他有节制，好而不淫。“淫”者，乱也！
因此，刘邦好色而不贪色，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吕雉有“女人气”，戚夫人生性活泼，多才多艺，有“女人味”。
中国人大多知道戚夫人，因为她被吕后虐杀，实在太惨，令人过耳不忘。
戚夫人的来历史书上无详细记载。据《史记.吕太后本纪》载：“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这两句话给我们留下两条信息：戚夫人是定陶人，刘邦当汉王后才娶的戚夫人。时间应在公元前206年4月以后，因为这时刘邦才当汉王。
据《西京杂记》载，戚夫人名蓉，今山东定陶人。前些年定陶保留有“戚姑祠”，现在不知拆了没有。
定陶在春秋时就有名，越国的范蠡携西施泛舟江湖，最终定居于定陶，史称范蠡为“陶朱公”。
定陶居天下之中，是富商大贾汇集之地。由于非近亲之交，故应是一个出美女的地方。根据戚蓉后来所展现的高超的文艺素质，戚家还不是穷家小户，应有一定的宅院，戚父当属“戚员外”。
戚蓉无兄弟姊妹，戚员外视“蓉儿”为掌上明珠，娇生惯养，故养成了她峨眉不让人的性格，而这性格也就决定了她的命运。
据《汉书》载，公元前208年7—9月，刘邦与项羽至少两次去过定陶。项梁亦死于定陶。沛公在定陶借民宅居住，有可能落脚于戚家，故与戚氏父女认识。只不过那时戚蓉还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
刘邦与戚蓉是何时结合的呢？这从他们儿子的生年可知。
据考证，如意生于公元前204年，加上怀胎十月，刘邦与戚蓉应是在公元前205年结合的。
刘邦这一年到过定陶一带吗？
公元前205年4月，刘邦率56万大军进入彭城，不料项羽一个突击，刘邦大败。刘邦奔沛县接乃父，追兵又至，刘邦只身落荒而逃。他向西北方向逃到100余里的下邑（今砀山），吕雉的大哥吕泽屯兵于此，这是他的第三个根据地。
定陶在彭城西北方向280里以远，刘邦不可能到定陶去，因为当时定陶还在项羽封的三个齐王的辖区内，刘邦不会自投虎口。
刘邦与戚蓉的结合，民间有很多传说，都指在这个时侯戚氏父女救了刘邦的命。甚至写出了戚蓉牵着枣红马、刘邦牵着白龙马而十八相送的场景。
这个地方应在哪？应在今丰县—砀山80里区间。戚氏父女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定陶是个大都会，乃兵家必争之地，战争频仍，戚氏父女可能避兵祸，于是来到这一带。估计那时刘邦披头散发，伤痕累累，血迹斑斑，饥渴难耐，狼狈不堪。遇上戚氏父女和侍儿等，于是在戚家疗伤。
刘邦三年前寄住在定陶的戚家时是沛公，这时虽然落魄却是汉王。
刘邦这年51岁，戚蓉约十六、七岁，情窦己开，却仍待字闺中。戚父了解刘邦的为人，有乱世托女于汉王之意。而十六、七岁的少女，正是憧憬未来的年龄。
尤其戚蓉看到了大败之余的刘邦，毫无气馁之心，反而雄气万丈，不断嚷着要聚兵复战，顿有爱怜之心。这就叫“美女爱英雄”！在父亲的赞同下，戚蓉许身于汉王了。
刘邦是个非常讲义气的人，“蓉儿”的救命之恩岂敢忘？他不敢忘！
故此后刘邦矢志不渝地专情于“蓉儿”。这是原因之一。
其后我们会看到，这对能歌能舞的老夫少妻十分恩爱，是他俩在宫中肇创了 “七七节”、“九九重阳节”和“元宵节”，传至宫外，风行天下，从此成为汉民族的民俗节。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是太史公和班固没说而笔者综合多方资料而作的臆说。这个臆说应有一定的道理。它合了“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之说，否则其后的事件无法解释。
刘邦公元前205年4月败于彭城，从当年5月份刘邦出现在500里外荥阳来看，刘邦在戚家养伤也没呆多久就急于去重整旗鼓了。刘邦只能只身去召集旧部，他不可能带着戚蓉去找部队。估计他作了承诺，一旦战事好转，就来接戚氏父女。
从《汉书》的逐月记载来看，刘邦两年又八个月内没再到过这一带。根据刘邦的德性，他可能派人去找过戚氏父女，但没找着。
刘邦播了种，种子发了芽，怀胎十月后，刘邦的这个儿子应是在公元前204年2月左右出生的，而忙于战事的刘邦全然不知。
兵荒马乱的岁月，戚蓉带着一个婴儿，其状可以想象。这时吕雉己被项羽掳去，生死未卜。对未来有深远向往的戚蓉，这时前景也不明。汉王会不会忘了她？她的心境相当苦。
刘邦再次到这一带，是两年又八个月后的公元前203年12月至次年1月，他北上亲葬项羽。
项羽曾是鲁公，刘邦将之葬于他的封地曲阜是合情合理的，但刘邦偏偏从南到北穿过一大片地区，要到黄河边上的东阿县去葬项羽，为什么？
前面我们分析过，东阿之战中，项羽可能救过刘邦一命，这是一说。
刘邦要兑现他的承诺，道德和良心驱使他要亲自去找戚蓉，这也是一说。
葬项羽是公事，找戚蓉是私事，是公私兼顾促成了此行。两说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近乎真相的臆说。
按理说，刘邦目标大，戚蓉自己找上门不就行了吗？这时年仅十八、九岁的戚蓉未经世事，心气高着哩！她负气，她偏要等刘邦来找她！她要看看刘邦是不是一诺千金的君子，是不是她憧憬的英雄！她是不是白等了三年！无论从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来看，戚蓉此举都是女人特有的撒娇行为。
当时刘邦的路线是彭城—北上鲁邑劝降鲁民—再西北向至东阿葬项羽—再西南向至定陶—再东至临时国都雒阳。刘邦是怎么找到戚蓉的，只能揣测。公元前202年1月葬项羽后，据《汉书》载：这年1月“汉王还至定陶”。
天下大安后，估计戚氏父女又回到定陶，刘邦应该是公元前202年1月份在定陶找到她们的，然后西去洛阳。刘邦兜这么大一圈子，终于找到了戚蓉而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自得、自负，当然高兴。
尤其，他并不认为戚蓉是娇气，而是有志气，是个奇女子！他刮目相看，由此深深敬重。这是这对老夫少妻恩爱的第二个原因。
更令刘邦喜出望外的是，他突然得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仿佛从天而降！刘邦常叹自己昆弟少，刘氏人丁不旺。孔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家门不兴旺，也近乎不孝。
这小子将近两岁，正是可爱之际。七年的军旅生涯，刘邦与将士同甘共苦，夏天光着膀子，冬天一身虱子，形同老卒。他没有家，也顾不了家。刘邦这年54岁，晚年募得一子，怀抱奶娃，天性萌发，有如含饴弄孙，当然爱不释手。爱屋及乌，戚蓉自然受宠，这是老夫少妻恩爱的第三个原因。
取个什么名呢？天下大安，再无战乱，如了他的意；事业有成，即将称帝，如意；找到了患难之交，也如意；晚年得子，更是得意。于国于家，事事如意，于是他给这个儿子取名“如意”。
据刘氏族谱，在刘邦之前的若干代都是单名。汉家24个皇帝，除刘如意和汉武帝的儿子刘弗陵外，全是单名。刘氏的王侯都是单名，连四百多年后三国时的蜀帝刘备，也是单名。
刘邦破格给这个儿子取了个复名，是他心境的写照。
刘如意是刘邦的第三个儿子。他的长子是刘肥，出自曹氏，这年32岁。次子刘盈，出自吕雉，这年9岁。刘如意这时应当2岁。刘邦在女人上是没用心思的。
一个月后，由7位诸侯王联名上书，54岁的刘邦被拥立为皇帝。39岁的吕雉立为皇后。刘盈由汉太子晋为皇太子。
汉家规定，凡为皇帝生儿育女者，概为夫人。戚蓉从此称为“戚夫人”，这年她约19—20岁，是刘邦的第二位夫人。刘邦如果真的好色，“成天只知道找女人”，戚夫人就不是第二了。
2010年7月18日左右，中央某台播了一集专题片，讲了朱元璋的一个故事。
朱元璋被陈友谅大败后，一身是伤，只身逃到某地，当地有个严小姐救治了他。朱元璋感激万分并承诺，一旦事业有成就来迎娶严小姐。严小姐苦苦等了十七、八年，抑郁而死。
当地的旅游局长指着身后的石牌坊和坟墓对电视观众说，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得知此事后，重新厚葬了严小姐并作了册封，算是承认了严小姐的皇妃地位。
由于这集专题片我是偶然用遥控器点到，前半部份没看到，故不知该地地名。
朱元璋和刘邦这两个开国皇帝，竟有类似的艳遇，也是一件奇事。相比之下，刘邦能将戚容接到宫中，戚夫人就比严小姐幸运了。
我们之所以长篇累牍地探讨戚夫人，是因为有可能是她和刘邦肇创了三个民俗节。
“史记事，经载道。”《史记》和《汉书》记史事时，要记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等重大祭典，汉文帝扶着犁头，带头春耕，这类事情要记，但没有任何民俗活动的记载。
被顾颉刚称为“学术界的大伟人”的西汉末年的大学者刘歆（xin），著作颇丰，其中有一部叫《西京杂记》。
由于刘邦所建立的汉皇朝定都长安，刘秀所建立的汉皇朝定都在洛阳，两都的地理位置一西一东，故后世称刘邦所建汉朝为西汉，刘秀所建汉朝为东汉，故“西京”是指长安。
刘歆是楚元王刘交的五世孙，（约公元前53－前23），刘向之子，是刘邦去世141年后出生的。《西京杂记》所记之事，是他听来的遗闻轶事。既不是史，也不是小说，杂七杂八，故称为“杂记”。
例如刘邦入咸阳宫后，所见珍宝无数。究竟有些什么？《史记》和《汉书》都没有记载，而《西京杂记》就根据传闻罗列了一大批。又例如，刘邦与南越王赵佗互赠了些什么礼物？只有《西京杂记》记了“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他们的礼品都是土特产。
这些资料弥补了《史记》和《汉书》的不足，不可不读。
尤其可贵的是，《西京杂记》记载了刘邦和戚蓉的宫廷活动。这些活动有月份有日子，有内容。这些日子当时称为“良时”，这些“良时”恰好是今天的“元宵节”、“七七节”和“九九重阳节”。这些记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汉族的这些民俗节就可能是戚蓉发明的，刘邦当主演。
刘歆在《西京杂记》里说，戚夫人有两个侍儿，一位叫贾佩兰，一位叫呜玉。刘歆说：“戚夫人死，侍儿皆复为民妻也。”戚夫人被虐杀后，贾佩兰出宫嫁给了扶风人段儒为妻。贾佩兰讲了许多刘邦和戚夫人的故事，从而给一些传统的节日讲明了出处。
一年当中的第一个“良时”是十月十五日。
秦汉时每年以十月为岁首，十月是每年的第一个月。刘邦去世90年后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历法，以正月为岁首。（“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因此，这十月十五日相当于其后2000多年的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就是今天的“元宵节”。
贾佩兰说：十月十五日，刘邦与戚夫人共入灵女庙，给社神献上猪肉和粮食。然后吹着笛子，击筑而唱“上灵”之曲。接着刘邦与戚蓉唱着“赤凤凰来”的歌，肩搭着肩，踏着节拍而舞，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男女“双人舞”了！象这样且歌且舞，刘邦前所未有，倍觉新鲜，当然快乐。
（十月十五日共入灵女庙，以豕黍乐神。吹笛击筑，歌“上灵”之曲。既而相与连臂，踏地为节，歌“赤凤凰来”。）
七月七日是一年当中的第二个“良时”。
贾佩兰说：七月七日是到“百子池”去，先奏“于阗”的音乐，奏毕，刘邦与戚夫人用五色丝带相缠系，互相连着，这叫做“相连爱”。
（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
古代称新疆为“于阗”。“于阗”即今之“和田”，以丝绸之路和产玉石闻名。
如果《西京杂记》所记是实的话，于阗与中国的交往应该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在刘邦时代就有了。
新疆的音乐以欢快而流畅著称，在音乐的感染下，刘邦与戚夫人缠系着五色丝带会翩翩起舞，这是最早的“情人节”仪式！
另外，贾佩兰还讲了刘邦与戚夫人如何下围棋。每年的八月四日，刘邦与戚夫人在雕房北窗的竹林下下围棋。他们要“赌”，赌什么？“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输了怎么办？输了就解下头上的丝带，向北辰星下跪以求长命，这样就可免去疾病。
（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户竹下围棋。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乃免。）
这是平等的游戏，估计围观者不少。皇帝输了，照样下跪求免。一个征战天下、出生入死的统帅，竟在一个小女子和十来宫女前下跪，刘邦必乐得哈哈大笑，围观者亦笑语掀天，最后笑闹而终。
这个嬉戏型的点子，估计也是戚夫人出的。中国人应该以八月四日为“围棋节”，因为这毕竟是中国帝王下围棋的最早、最准确的记载。围棋是刘邦的76世祖尧帝发明的。
九月九日做什么？
贾佩兰说：九月九日要佩上茱萸枝（zhu yu），这是一种有香味的药材。边吃莲蓬子边饮菊花酒，这样可使人长寿。头一年菊华盛开时，就采集菊花的茎、叶，与高粱、小米等混在一起酿酒，来年九月九日酒熟了才饮，所以叫作“菊花酒”。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幷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
这是“九九重阳节”或“老人节”的雏形。中国民俗学会解释重阳节的来历时，亦是以《西京杂记》的这段描述为准。
综上所述，汉家皇宫里择定良时搞的这些活动，当初并没有“节日”一说。既然皇帝和皇妃定时喜庆，上行下效，传至民间，也就约定俗成了“节日”，于是也就编出了牛郎织女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讲，戚夫人和刘邦就是这些节日的发明者。
《汉书.艺文志》有“小说家”十五家，共有1380篇小说，其中没有牛郎织女的故事。因此，牛郎织女的故事应是东汉或东汉以后才出现的。
象刘邦这样的大丈夫，不会以色相取人，他选择生活的伴侣时绝不会以年轻漂亮为标准。年轻漂亮的女人多的是，皇帝一旦全国“海选”，一个赛一个，但刘邦一个没选，独钟情于戚夫人。
除了上面讲的三个原因—救命，有志气，生子外，刘邦究竟喜欢戚夫人什么？
按年龄他们应是两代人，应有“代沟”。但共同的文艺素质，好歌好舞，共同的爽朗的性格，互相尊重的心理，尤其两人都聪明。这些公约数填平了“代沟”。
徐州汉墓中发掘的“绕襟衣陶舞俑”，或许这就是“翘袖折腰舞”。
《史记》和《汉书》从无描述戚夫人相貌的字句，估计戚夫人还不是天姿国色。她的“美”是内在的，而不在外表。她的美，美在纯洁。为什么？
戚夫人到洛阳南宫时约十八、九岁，这是一个不谙世事、缺少心计、天真烂漫而尽情尽性的年龄，与精于世故、性格刚毅、具有强烈支配欲、又年长20岁而老辣的吕后相比，她显得很单纯。刘邦对戚夫人的爱，还有一种对“蓉儿”的怜爱，这是一种长者特有的迁就性的喜爱。
真正的男子汉喜欢聪明的女人，刘邦喜欢戚夫人的聪明和性格的开朗。
贾佩兰“又说在宫内时，尝以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庆良时。”什么是“妖服”？“妖服”就是奇装异服，戚夫人还是服装设计师！《西京杂记》说：“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由于其它史籍没有任何记载，因此，这舞可能是是戚夫人发明的。
从徐州汉墓中发掘出的陶俑中，有一婀娜女子，细腰微扭，广袖长展，或许这就是“跷袖折腰舞俑”。
戚夫人年轻，聪明伶俐，创新力强，花样百出，她还选了正月、三月两个良时，带着刘邦玩。
戚夫人性格活泼，好玩，才艺出众。她还好斗好胜，连下几局围棋都要让皇帝趴在地上，她极富挑战性而不唯唯诺诺。这是一种男子气慨。这对雄视天下无敌手的刘邦来说，尤如大酒大肉之余，来一小碟泡菜，甚合刘邦的脾胃。
刘邦爱音乐，能唱能弹，这有点女性化。戚夫人也“善鼓瑟击筑”。他与戚夫人在一起，意气相投，得到了戎马生涯中前所未有的快乐。所以刘邦真正喜欢戚夫人的聪明，估计他最后带病出征、平息英布的叛乱时，是将戚夫人带去了的。
戚夫人得到欣赏，当然也快乐。但她在快乐的歌舞声中，不知不觉成了吕后的情敌和政敌，她的命运也就很惨了。
周幽王为博褒姒（si）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褒姒笑都不笑，看来这一对不快乐。
62岁的唐玄宗从儿子手中夺来27岁的杨贵妃，倒是老夫少妻一对，但来得不正道。唐玄宗先下诏书令杨玉环“出口”进道观当“道士”，然后又下诏令杨玉环“进口”入皇宫当“贵妃”，用尽了心机。父夺儿媳，总令人心中犯怵。
今人爱写爱情小说，不但将杨贵妃封为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还将杨贵妃说成是音乐家、歌舞家。于是关于杨贵妃的小说和影视剧，铺天盖地而来，令人目不暇接。
古代帝王中老夫少妻不少，其实，真正恩恩爱爱的是刘邦和戚夫人这一对。
他俩连臂踏歌而舞，缠五彩丝相连爱，“弦管歌舞相欢娱，竞为妖服以庆良时”，尤其刘邦输了棋还要跪告求免，这是平等互动的一对。
苏珊.桑塔格说：“阳刚男子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他有点女性化的东西；而娇柔女子最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她有一点男子气慨的东西。”作为男子和女子，他们都有一定的魅力吸引对方，故他们互相欣赏，是真正的相爱。
杨玉环唱歌跳舞，唐玄宗只能听和看。而刘邦说：“你来为我跳楚舞，我来为你唱楚歌。”（上曰：“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史记-留侯世家》）
戚夫人的初恋是刘邦，是“美女爱英雄”，这是一种纯情而赞赏敬慕的爱。
刘邦是“英雄爱才女”，这种爱更多的是欣赏性的“疼爱”。
古今中外的夫妻之间，男人最需要的是女人的赞赏，女人最需要的也是男人的欣赏。男女之间只有恰如其份地互相赞赏和欣赏，“相敬如宾”才会有爱情。经常指责或抱怨对方是“嫌弃”，必生隔阂。所谓“七年之痒”，盖由此生。
刘邦“欣赏”戚夫人是出自肺腑，戚夫人爱刘邦亦是出于真心，并非慕于权势。所以古代帝王中，老夫少妻最恩爱的一对是刘邦和戚夫人。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对老夫少妻是“侠义”相结。夫妻以“义”相结，爱情最牢固。
其实，戚夫人在情感上是个最富有的人。谚曰：“十有九输天下事，百无一可意中人。”她有刘邦这么一位知己，真心疼她、爱她、欣赏她，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刘邦生前曾手敕太子有一则，文曰：“我得病受困，与担心如意母子有关。其余诸儿都能自立了，独哀此儿还小啊。”（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馀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
此文出自《文苑》，我认为可信。这是嘱托太子要照顾好如意母子。
如意被吕后骗来长安时，刘盈亲自迎于灞上，然后接进宫中同起居饮食，他尽力保护他的三弟刘如意，但如意最终被吕后毒死了，年仅10岁。
鉴于吕后的忌妒，刘邦知道他必须保护这个纯真、不谙世故、亳无权势的小女子，故生前作了系列部署，故他特意跪请他最信任的周昌为如意的相国，但他最终没有护住。
有道是：“鸟之将亡，其鸣亦哀。人之将逝，其言亦善。”刘邦死前还挂念着戚夫人母子，这篇手敕是至哀至善的哀鸣。这番深情厚意，实在难能可贵。“十有九输天下事”，刘邦父子该做到的都做到了，戚夫人应当死而无憾。
戚夫人死时应只有二十八、九岁。
刘邦生前封六子刘友为淮阳王，吕后毒杀赵王如意后，徙刘友继任为赵王。刘友也死得很惨，是被吕后活活饿死的。
《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了这件事：“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於太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太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赵王饿，乃歌曰：“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彊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寤。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自决中野兮苍天举直！于嗟不可悔兮宁蚤自财。为王而饿死兮谁者怜之！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
皇子、王者以民礼葬之，由此可见吕后对刘邦毫无感情。
刘邦的三子谥为“赵隐王”，六子谥为“赵幽王”，五子刘恢只当了四个月的赵王，被压迫得自杀，也死在赵王的位置上，三王都死得很惨。她还想将刘恒迁为赵王，刘恒婉拒了。
刘友的“饿歌”疑为时人伪托之作，尤其“吕氏绝理兮讬天报仇”之句，有如呼天抢地之惨叫，与“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一样，是应运而生的舆论。
吕后杀了三个皇子，尤其虐杀戚来人，故时人对吕后是深恶痛绝的，故吕氏有灭门之祸。
汉文帝刘恒继位后，将戚夫人归葬于刘邦的长陵旁，将如意归葬于惠帝的安陵前，可谓死得其所。
其实，仅就戚夫人传奇的经历，大荣大辱跌宕的命运，就可拍一部电影了。
刘邦的第三位夫人是薄夫人，奴隶出身，极富传奇，它是汉文帝的母亲。
由于汉文帝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太平盛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并不亚于刘邦开创汉皇朝的大事，值得详细分析。为保证故事的完整性，薄夫人在此不叙，留待下卷解读。
刘邦近祖何时从魏国大梁徙迁丰邑
刘晓辉
刘邦近祖何时从大梁迁于丰邑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这牵涉到刘邦的身世，实有考证的必要。
一、丰邑属魏还是属楚？公元前286年齐、魏、楚三国连兵灭宋，瓜分宋地，史有明载，恕不赘述。
这时的丰邑究竟属楚还是属魏，并无记载。根据《汉书-地理志》，沛县归楚。丰邑当时是沛县下的一个小镇，自然归楚。但后来秦助魏对楚开战，帮助魏国夺得了丰邑，丰归魏。
二、丰邑是何时归魏的？这得考察秦、魏、楚三国的关系。
秦国从公元前280年起，共6次对楚国大用其兵。
1、公元前280年就派白起攻楚，楚军大败。公元前279年继续拔取楚国的鄢城和西陵，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楚国的国都郢，烧毁楚国先王的坟墓夷陵，楚襄王败走迁都陈。
2、公元前277年秦军又拔取了楚国的巫、黔中二郡。
3、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纳州于秦以求和，这时楚国的国势更加微弱。
4、公元前253年，楚考烈王从陈向南迁都钜阳（今安徽省太和县）。
5、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再次从钜阳向东迁都于寿春（今安徽省寿县）命曰郢。
6、公元前235年秦助魏击楚。（以上取自《史记·六国年表》、《史记·楚世家》）
秦国6次伐楚，曾逼楚国3次迁都。最值得嘱目的是第六次。
据《史记-六国年表》载，秦王赢政12年，即公元前235年，秦“发四郡之兵助魏击楚。吕不韦卒。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秦“助魏击楚”的结果是什么？
据中国历史学家、先秦史专家杨宽教授在《战国史·秦兼并六国和完成统一》中考证：“公元前235年，秦发四郡之兵帮助魏国伐楚。魏攻楚的目的在于夺取楚所占有的宋国旧地。秦助魏攻楚，目的在于削弱楚的力量，迫使楚服从。”
既然“魏攻楚的目的在于夺取楚所占有的宋国旧地。”按逻辑推理，丰邑属宋国旧地，应在这时归魏了，时在公元前235年。
三、刘氏是何时迁丰的？鉴于楚国尝三次迁都的教训，魏安釐王认为有建陪都之必要，因此遣刘邦的祖父去丰邑建都。
既然公元前235年丰邑才归魏，刘氏迁丰或在当年或其后。
其后不便妄测是哪一年，因此权且定为公元前235年。
是年刘邦21岁，刚结婚，因刘肥生于公元前234年。
以上假说是否成立，有赖大家指正。
编后记
此书尽管笔耕一年半，（2009、11-2011、5）实际上从2005年1月起就在搜集资料，四处考察采访，历时六年有余。在此期间，得到不少新朋旧友的帮助、鼓励和指导，感激之情，铭之肺腑，永不敢忘。
在此，谨向下列人士呜谢：刘恒心（江苏丰县）、陈泽孝（陕西汉中）、褚金凤（女）、边军届（陕西咸阳）、孟广之、郜成安（山东东阿镇）、刘增智（河南郑州）、刘道林、朱继彪、刘超英（河南永城）、刘思龙（山东青岛）、刘忠新、刘绍儒（江苏沛县）、刘茂才、刘忠彬、刘锡江、刘艺、刘志道、刘晓辉、黄伯安、蒋承玖、汪国华、王保柱、向克舟、向克玉（女）、刘敬（女）、刘婕（女），（四川成都）。
降渝在此向你们长揖了！
“历史”和“未来”是永远无正解的两道题。本书解析秦皇、汉高的兴亡更迭之途，旨在探讨古代经邦治国之道。故此书不仅是一本拨乱反正的历史书，更是一本古代的政治读物。笔者侈谈古代如何从“霸道”进入“王道”的过程，实着眼于“未来”。
前人大致说过：
先秦汉初的诸子百家，从不谈鬼神，其志皆在“宇宙天下”，故其文磅礴浩荡。
唐时的文字犹志在“国家”。
宋代的文字，多记一寺一院，大不过一山一水。
明清的文字，目光就不出一斋一室了。
所以去古愈远，文章也就愈不足观！
其实，要了解刘邦这个历史人物和汉刘文化，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刘邦周边的人士和他对待这些人士的方法和态度来了解，这样更能接近他的心灵。多谈谈那些人士，有助于对那个大时代的了解，只谈刘、项，是一种狭隘和短视，极易使自己成为井底之蛙。
笔者此书，原近90万字，就谈了那些贤士豪杰，囿于篇幅，只好割爱。因此，拟另出第二卷《秦末汉初的贤士豪杰和文景之治》，作为本书的补充。
六年多来，笔者另写了剧本1300多页，由于自觉对那个时代的研究尚不够深刻，还拿不出手。加上收集的资料，六年多来实有2200多页，笔者自认还是勤奋的。
我放弃文学而写此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义愤。
抚着1959年出版、己变黄变脆的《史记》，读史四十余年，我由盲从而步入自觉自悟，感触良多。我向两千多年的传统偏见和陋识开战，又得罪了那么多人，自会引来狂轰滥炸。但我有准备，绝不会左躲右闪。达尔文不是曾向上帝开过战吗？他受过围剿。
谈历史和文化，不象科学的发明具有现实的价值。我写这书，相信将来有一天总会有用的，我有这个信念。
真相面前，没有权威！我只求能拂去尘埃，露出一些真相。
殷殷此心，尚祈读者鉴识。